由于“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建立在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基础上，这种图像下所形成的知识被理解为绝对的、不变的、确定性的知识，整个认知过程发生在一种抽象的、思辨的领域内，远离了现实社会生活，杜威否定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图像，并改造了它。
杜威从生存论视角研究知识论，主张知识来源于生活实践，生活先于认识，实践合理性成为杜威知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使得知识的确证标准具有了“实用、效用”之手段/目的的意义构架，知识成了发挥工具性功能的实用性知识，体现了知识与实用、效用等工具性价值的通约。杜威继承了詹姆士心理学方法，强调了心理学中的客观状况，使得心理学成为建构其知识论的一出发点。不仅如此，杜威还以艺术的眼光来审视知识，把非理性的维度引入到了知识论的研究中；最后，他从达尔文进化论那里找到了其知识论确立的科学依据，将达尔文进化论视为卓越的科学典范，通过科学视域的人文移植，借助于达尔文进化论所引发的观念变革，杜威实现了其知识论之构建方法的根本转换，由此出发，生命体的概念成为杜威改造传统知识论的根本之处。如此一来，传统知识论所描述的旁观者在生物学的发展面前成为一种虚构。杜威重建后的知识论是这样一个图像：认知者和被认知的对象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世界，认知者不是局外人，而是生活在环境中的一个有机体。如果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我们就要放弃传统知识论，取而代之的是根据生命体与动态环境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知识，知识不再是某种孤立自足的东西，而是在生命的维持和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
重构后的知识论被称为“实用社会知识论”，它贯彻着经验主义的原则，在情境主义中消融了二元对立的局面，以实践为基础的生存论思维视域这个立足点的确立，使得其关注社会境遇中的知识性质，其功能是评价性和工具性的，强调从尚未发生的、预期性的实践来对知识进行评价与确证，工具主义乃是该理论的一大基石。
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基本精神深深影响了新实用主义主要代表罗蒂与奎因。罗蒂继承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实用主义与行为主义特征，尤其是重视实践与社会的向度，形成了其认识论行为主义，发展出了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后哲学文化观。奎因受到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所包含的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倾向的影响，将杜威知识论中的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社会实践性、不确定性等观点运用到其认识论的众多方面，形成了自然化认识论，其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语言学习理论、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等等都体现了杜威知识观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深化和发展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
2.1 驱逐旁观者理论的视角
2.1.1 驱逐旁观者理论的生存论视角
杜威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知识的旁观者理论”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把知识的旁观者理论的根本特点主要归于二元论，即本体论上的二元论是导致知识论领域中主客分离二元论的主要原因。既然主客体之间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关系，那么客观知识是如何成立的呢？主客体的关系何以统一呢？知识论上的怀疑主义由此而生，哲学家们为了反驳怀疑论，对主客体的关系作了不同的回答。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无论是18世纪法国哲学还是德国古典哲学，都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然而，一旦设定了主客体的分离，并把解决方式诉诸于纯理论的抽象领域，那么主客二分便无法实现统一，于是近代哲学要么求助于上帝或某种绝对抽象物（如绝对理念），要么消解认识的客观性，把认识归于精神领域，或者归于主观习惯性的联想，当然，主客体之间从未真正地实现过统一。
在杜威看来，近代知识论哲学之所以产生各种困境和冲突的原因乃是由于把认识活动置于实践之外而导致，“有关认识的理论派别纷繁复杂，相互区别。随处都可见它们之间的争执。由此所产生的喧嚷让我们看不到他们所说的东西其实是一件事情，这些争论之点是大家所熟悉的。有些理论认为：我们被动接受的、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印象乃是检验知识的最后标准。另一些理论则认为理智的综合活动是知识的保证。唯心论者的理论主张心灵与被知的对象最后是同一件事情；唯物论者的理论则把知识归结为对独立存在物的意识，等等。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它们都主张：探究的操作并没有排斥进入到被知对象结构之中的任何实践活动因素。”[85]、“实践活动已被贬到了一个低级实在的世界……在人们为了推崇知识而贬低实践之后，知识的首要任务一变而去证明绝对可靠和持续永恒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却又是实践活动所关注的事务。”[86]一旦认识活动远离了生活实践，那么它只能驻足于抽象的纯理论领域，当然也只能在精神的领域内实现主客体的统一。由于传统知识论建立在不能成立的预设基础上，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对确定性知识的追逐。“把理智和行为分开，会给知识论带来什么影响呢？特别是会给哲学概念和哲学发展方向产生什么影响呢？有什么力量正在发挥作用来消除这种划分呢？如果这种区分被取消，而把认知和行动彼此内在地联系起来，这将产生怎样的结果呢？……人们把纯理智和理智活动置于实际事务之上，这是跟他们寻求绝对不变的确定性根本相联系的。”[87]杜威的话表明，一旦远离实践，那么传统形而上学知识论会将知识的确证标准置于知识自身，或者说，信念及其结果的标准主要在于形成表象的心灵过程，当然其结果是基础主义、表象主义、本质主义滥觞，知识和生活实践脱节，知行走向断裂了。
杜威强烈反对这一思路，与之相反，他相当重视行动，重视从实践的维度来研究知识论，在他看来，实践在知识论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作用体现在知识论上，那就是：知识源自于生活实践，生活实践先于认识，知识作为工具为生活实践服务。显然，杜威的主张是从生存论的视角来驱逐“知识的旁观者理论”的。一旦从生存论视角来研究知识论，其结果必然是走向知行合一。在此，杜威同海德格尔等许多现代哲学家相一致的是，他从being（存在）转向了existence（生存），在他眼里，如果传统知识论哲学家们对being进行某种追问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获得种种确定不变的知识或本体化的知识，当然这一切是杜威所竭力排斥的。“传统观念认为行动天生就低下于知识，并偏爱固定的东西而反对变化的东西，上述论点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的。他深信：通过实际控制所获得的安全远较理论上的确定性更为珍贵。但这并不意味着，动作优越于知识和高于知识，也不是说，实践天生就优越于思维。知识与实践之间经常地和有效地相互作用，跟推崇活动本身是完全不同的。当行动受着知识的指导时，它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88]既然立足于生活实践，从生存论的意义构架来研究人的认识活动，那么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生活实践。进一步说，知识的目的不在于彼岸世界中，而在于我们经验的世界中，在于改造现实的世界，实现人生的幸福。换言之，生活实践才是知识的舞台，它不仅是知识的起源，同时还是知识的归宿，知识因为生活实践而具有了意义和价值。
在此，杜威立足于生活实践，引入生存论的思维范式作为知识的确证标准，来建构其具有“实用、效用”之意义构架的知识论，体现了知识与实用、效用等工具性价值的通约，因而使得其知识论呈现出了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这一思路意味着杜威重构传统知识论之思维理念的革新和转换。一旦将生存论的思维范式引入到知识论的研究中，那么生活实践范畴必然成为知识确证的重要标准。相应地，实践合理性问题也成为知识性质及其内容的主要构架要素之一。此时，知识源于并回归于生活实践，它内涵着知行合一，走向了能够发挥工具性功能与价值的实用性知识，真理也不再是永恒的，而只是一种工具了。由此出发，传统知识论内部的很多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转换。
首先，凭借人的生存境遇这个层面，消解了传统知识论追求确定性知识的倾向，知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了时空的性质和内涵，具有了实用主义的意蕴，这样就使得传统知识论领域中的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等思想难以容身。既然认识来源于生活实践，那么所有的认识形式都是社会生活的不同样式，生活实践丰富多样，万般精彩，它表现着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偶然的状态，与之相应的，就不存在那种固定的、静止的、确定不变的知识，当然，也就没有任何一种知识可以独霸于天下，凌驾于其它知识之上而对其它知识发号施令。“知识所关涉的既是当前的事变而不是最后的事因，知识所要探索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而不是企图通过理智逃避到一个高级的领域中。实验知识是一种行动的方式，而且像一切行动一样，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和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与一定的问题联系着的。”[89]
其次，既然杜威的知识论是与实践紧密相连的，那么实践合理性成为杜威知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其知识论由此凸显出了强烈的社会性倾向，知识的性质及其内容由此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旦知识来源于生活实践，那么知识就有理由关心实践，关心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从而作为一种工具性价值为它们服务，这样，知识就和社会有了密切的关联，知识论的视域里有了社会性以及现实性的视野，知识自然受到了社会的影响和制约。由此出发，社会中存在的宗教、文化、历史、艺术、教育等等都可纳入到知识论的视野中，“这种影响是如此的巨大，如此的普遍，如果对它们作一番适当的研究，就要涉及到道德、经济和政治的全部领域。”[90]由于知识可作为一种工具应用到社会里众多的领域，那么，知识论也可以成为一种“文化学”、“社会学”等等。当然，这种知识论所寻求的就不再是一种确定性，而是社会里行动、过程、意义等的统一性。杜威的这一思想不仅扩大了知识论的研究范围，而且从性质上扭转了传统知识论抽象性、静观性、非现实性等特点，使得传统知识论主客体之间分离状况在一种“前认识”或者“前反思”的现实社会生存领域内实现了重建的可能性。杜威重建知识论的这一路径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义。知识并非远离生活，超然于生活之外的，知识就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所面对的现实生存世界之中，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境遇中生成，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胡塞尔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等等，也都是在这个视角下讨论的，杜威的这一转向契合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最后，杜威立足于实践的维度，从生存论视角来研究知识论，还使得社会历史观与知识论互为方法和前提，二者走向了统一。在传统知识论那里，社会历史观和知识论是相互脱节和分离的，不仅二者所研究的领域不一样，而且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如果把人的生活实践看作是认识的来源，生活实践先于认识，那么社会历史观与知识论就有可能走向统一，因为认识源于社会生活，并在生活实践中发生，而历史无非是人的生活实践过程的画面，人的生存活动难免会遭遇到不同的问题情境，处理这些疑难问题所需要的知识与社会历史背景是不可分离的。人的生存活动就是一部历史，生命是一个创造进化的历史过程，生存智慧与知识在历史中展现。基于此，杜威实现了社会历史观与知识论的相互统一，其知识论引入了社会历史观的维度，在社会历史观上又关联着知识论及其方法，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再分离。我们可以在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著作中，看到他考察传统知识论的思路体现着一种历史的方法，即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研究知识论，例如他经常用社会、历史的字眼去表述其知识论的思想，例如，“如果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民族和文化现象来追溯关于劳动和艺术的概念的自然历史，这会是有益的。”[91]因此，杜威立足于实践，从生存论视角来研究知识论，有利于实现社会历史观与知识论的统一，他的这一思路无论对我们理解社会历史还是理解知识论，都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2.1.2 驱逐旁观者理论的心理学视角
在驱逐“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建构其知识论的时候，杜威应用了大量的心理学方法。心理学是杜威一生里都很感兴趣的领域，他常常将心理学作为研究其它问题的基础，当然，在知识论上也是如此。杜威对心理学问题感兴趣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得缘于阅读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著作——《心理学原理》，为此，他自己说道：“就我现在所能发现的来说，一个能具体指明的，步入我思想而赋予其新的方向与性质的因素可算是詹姆士的影响。”[92]正是因为阅读了威廉·詹姆士的这本书之后，杜威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1890年，杜威读完《心理学原理》这本书，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看来，詹姆士心理学存在着两个倾向：第一、主观主义倾向。尽管詹姆士试图用“意识流”替换“感觉原子”，但他还是保留了传统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即把意识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对于这点，杜威深深感到了惋惜；第二、客观主义倾向，即在心理学研究中引入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詹姆士把“有机组织”视为一个在自然环境中存在的生命单位，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机械系统。对于有机体来说，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是必然的。而对人而言，社会的影响是决定人心的一个主要因素。杜威继承和发展了詹姆士心理学的这一思路，一方面，“心灵”与自然密切相关，人的精神活动乃是对环境刺激进行适应性反应的工具；另—方面，他又很看重社会性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影响，特别是交往和参与的因素。
杜威指出，在现实中不能把环境和有机体分离开来，所谓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是不可分的，即使分开也是出于某种技术性的需要。因此，心理学是一种“行为的”（behavioral）心理学，它与人的生存环境不可分离。对于这一点，贺麟这样评价道：“杜威心理学是研究使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行为。其心理学的任务就是研究有意识的主体如何适应变动不居的环境，研究‘在使用中的心理有机性’（Psychological organism in use）。”[93]基于心理学与人的环境不可分开，所以对人心的研究，必须注意社会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杜威对“习惯”这个概念的理解来看杜威心理学的基本思路。过去的心理学认为，人的本能冲动是人的行为的主要原因，因而更为注意研究人的本性、本能、普遍的驱动力等等这些问题。而杜威正好相反，在他看来，从个人生命的来说，当然是本能在先，行为在后。但是从真正的意义上说，学习的行为是在先的，因为人刚生下来，他/她一无所知，只是个婴儿，必须依赖已经形成习惯的父母，并从他们那里学习有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自己的活动和行为，进而形成自己的习惯。习惯就是通过学习而养成的固定行为倾向，习惯不是本能性的，它具有“可塑性”（plasticity），习惯是“获得性的”（acquired），它是一种社会性意义的体现。在此，杜威宣称，固有的（本来的）是获得的。
杜威进一步指出，心灵、自我等是在环境的作用下，通过理智的力量，对习惯和冲动进行重建的地方。杜威对心灵的理解有别于旧形而上学心理学，在旧形而上学心理学（如笛卡儿、斯宾诺萨等）那里，“心灵”的“我”是一客观化的实体，在黑格尔那里则表现为绝对精神。与此相反，现代科学心理学则走向另一极端，将它完全主观化，把个人的意识看作是心灵的本质。杜威对心灵持一种中立的观点，心灵既不是形而上学的实体，也不是纯粹意识的流动，而是一个动词，它是人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交汇点。
杜威心理学是一种行为主义心理学，它尤为强调行为的协合适应性，即行为的动态性，其心理学的这一倾向成为他知识论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心理学在杜威那里表现为一种哲学研究的途径，这种心理学途径引导着其知识论的开展方式。通过这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获得一种富有成效的思维概念和活动，从而得到更好的逻辑理论。在杜威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下，知识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绝对的终极真理，思想的真正含义是缩短探究的历程，它应遵循实践、经济、效率的原则，它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活动，而不是抽象的、纯思辨的，它应回归到人的现实行动世界中来。这样，在杜威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下，知识成了一种工具，它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基于此，杜威强调，单单接受已知道的东西，或者指出已知道的东西不能算是知识，这就好比从工具箱里取出锯子来一样，不能算制造工具，从这不难发现，杜威更为重视知识的获得这个环节，即认知的环节。他主张，知识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会体会到它的价值。当人在特定环境中经验到冲突的时候，思想和认知的作用就产生了，思想和认知的目的在于重新协调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化解冲突以重新建立起人和环境之间的和谐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观念、思想等知识是一种工具，“思想，我们的概念和观念，都是我们将要去进行的或已完成的操作的标志。当然，它们的价值由这些操作的结果所决定。如果在这些概念和观念指导之下的操作能够实现我们所要求的结果，它们便是正确的。思想的权威依赖于操作过程中引导我们达到的后果。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94]杜威从心理学视角来研究知识论，推崇；理学中的行为性、流变性等特点，注重心理学解释中的社会涵义和文化涵义。他的这一思路，使得社会学、宗教学、艺术等都可进入到了知识论的研究范围中，从而为知识论的研究开拓出了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等综合研究的新维度，杜威的这一特点在新实用主义哲学家那里得到了响应。罗蒂指出，实用主义贯彻着“反表象论”的思路，它放弃了从一个纯粹的“观察者”的角度来解释知识，同时也放弃了思想与实在的划分。罗蒂描述道：“为奎因和杜威共有的对认识的整体主义观点和一种为戴维森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共有的对语言的反表象主义观点相互非常适合。它们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达尔文主义的而不是笛卡儿主义的关于人类认识和论说的看法，这种看法把研究和语言看作是实现某种有机体需要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强加于一个动物身上的非物质器官的产物。杜威、戴维森和维特根斯坦都是自然主义者，却没有因此而成为还原主义者。”[95]罗蒂与戴维森都认为，认识不是一项独立的、纯粹的事业，它会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制约，例如受到历史、政治、民族等等因素的影响，从罗蒂等人对杜威的推崇此现象，可以看出，杜威的这一思想有着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2.1.3 驱逐旁观者理论的艺术视角
杜威驱逐“知识的旁观者理论”的视角，除了上述我们所提到的生存论视角和心理学视角以外，杜威还大胆地应用了艺术的视角来研究知识论，他的这一思路意味着把非理性的思路引入到了知识论的研究中！
在传统知识论那里，由于主客二分的预先设定，所以无法实现主客体的统一，带来了知识论问题上的种种困境。针对这一问题，杜威另辟溪径，尝试从艺术的高度来实现主客体统一的可能性。换言之，“知识的旁观者理论”中的二元论有可能在艺术中实现统一，“当我们对艺术形式中的经验进行反省思考时，我们宣称，它可以解决那些让哲学家们困惑的问题，并消除了较之其他思想主题更为烦恼的二元论。”[96]杜威主张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研究艺术，正是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知识的旁观者理论”中的主客分离局面实现了走向统一的可能性。那么，实用主义是怎么实现主客体的统一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杜威的描述：“不言而喻，哲学传统曾在发挥工具作用的事物与最后的事物之间作了区分，并把这种区分视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结论，但这种区分却引起了一个根深蒂固而牵涉得很广泛的问题，我们把该问题称为关于经验的最基本问题。因为人们的一切理智活动，无论是表现在科学中或者是精美的艺术中，还是社会关系中，都是将因果结合、连续关系转变成为一种手段一后果的联系，转变成为意义，作为它们的工作任务的。当这个任务完成的时候，结果就是艺术，而在艺术中手段和目的的状况都是一致的。”[97]杜威的话表明，认知过程中体现出了实用主义之“手段/后果”相连的关系，借助于意义机制，认知活动进入到了最高的境界一艺术，在艺术中，一切趋向于融合和完善，此时再也没有了主客分离的状况。
认知的结果不仅体现着实用主义的意义结构，而且认知的每一个过程和阶段也展现着艺术的样式，“艺术的感知就是把未来的趋势视为一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比起那种已完成的结果来说，更为迫切，更为强迫地刺激我们的知觉。……因此，存在中的艺术，是个积极的创作过程，它可以视为是一种美感的知觉与操作的知觉相加的过程，而这种操作的知觉乃是我们对美感对象富有成效的活动。”[98]、“任何具有特别浪漫主义的东西能够激起一种感觉，它不仅能使可能性超越活动着的实际现实，而且还超越任何经验中有效存在的结果。……令人兴奋和激动的知觉享受成了最后的东西，艺术作品能够产生这些感觉的。”[99]认知中的每一个环节例如感觉、知觉等等，都渗透着艺术的方式，艺术可以成为引发认知产生的源泉，认知和艺术是不可分离的。
由此，杜威总结说，知识和命题乃是一种艺术，“思维尤其是一种艺术，知识和命题是思维的产物，也跟雕像和交响乐一样，乃是艺术作品。”[100]知识的意义内涵着手段/目的之性质，它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体现出来。“意识到意义或者具有一个观念意味着一个结果，那就是对于事情之变化所带来的喜悦或者痛苦的那一瞬间。但是感知意义及多种多样观念的方法是无数的。意义由后果所决定，这些后果可以迅速组织和分割事物的联系；于是便阻碍了一些比较广泛而持久的观念的形成。另外，我们也会意识到一些意义，获得一些观念，这些意义和观念能够把那些丰富多样的特征组合成广泛而持久的整体。后一类的意识不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和表面的结果或目的；它吸收了许多的意义在内，而这些意义包含着各方面的存在物，是融会贯通的。它标志着长期继续努力的结果，标志着持续地调查和检验的结果。简言之，观念就是艺术和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品，它直接解放了未来的行动，而使它在更多意义的创造中和更多的知觉中获得更多的结果。”[101]艺术是一种经验，艺术的价值产生于后果，后果体现了艺术的意义，知识亦如此，知识在经验中产生，知识的价值也是以后果来衡量的，由此，艺术和知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具有了统一的可能性。
杜威从艺术的视角来研究知识论，具有独特的意义。他从艺术的视角驱逐了“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将艺术视为实现主客体统一的真正理想，并从实用主义的立场上统一了艺术和知识。由于将艺术与知识相提并论，使得艺术参与到了知识论的研究视野中，实现了以审美的眼光来审视知识的目的。不仅如此，杜威所作的这项工作还意味着非理性因素能够参与到知识论的研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这一视角具有黑格尔以后，西方哲学反形而上学潮流的一大基本特征，这一思想同叔本华、尼采强调意志相对于知识而言的优先性是相一致的，他的这一思路颇有新意，开拓了研究知识论的新思路。
2.2 达尔文进化论——改造传统知识论的科学方法
杜威在自然科学那里，找至U了其知识论重建的基础和科学依据，与皮尔士一样，杜威立足于科学的方式，将达尔文进化论视为卓越的科学典范，即运用达尔文进化论所带来的观念革命来重建其知识论，通过科学视域的人文移植，借助于达尔文进化论这个动力源，杜威实现了其实用社会知识论之构建方法的根本转换，从而改造了传统知识论。在他那里，基于经验科学的成就，知识已成为一种能用语言表达和控制自然之变化进程的实践性事件，借助于科学中的实践方法，知识的概念得以规范，因而情境主义、实验主义和功能主义都涵盖于实用社会知识论之内。这其中，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在经验中考察思想和观念的方法。
2.2.1 达尔文进化论实现了知识论思维框架的转换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了“知识的旁观者理论”的基本特征，依据这种旁观者理论，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完全被动和沉默，它是在“非参与者”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而认知的客体与认知主体相互分离，认知的客体（被认知者）是一种“以帝王般的孤独”存在的固定而静止的实在。在这样的一种认知模式下，知识被表述为旁观者对外部固定实在所进行的孤立的关注，这种知识是某种确定不变的、孤立的、自足的东西。杜威拒斥了这种认知模式，其原因主要在于这样一种认知图像在现代科学面前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改造。这时，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启迪了杜威改造和超越传统知识论的可能性，换言之，杜威将引入自然主义的方式来改造传统形而上学知识论了。对杜威来说，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并非生物学知识在量上的增加和减少，而是在于进化论在人文领域中所带来的一场新的观念革命，这点正如杜威在《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一文中开篇处所说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的发表，标志着自然科学进程中的一个新纪元。对此，外行也知道得很清楚。‘起源’和‘物种’这两个词的结合表明了一种思想反叛并引入了一种思想的新气质，这一点却被专家轻易地忽视了。那些在自然哲学和知识中占统治地位达两千年之久的看法，那些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看法，是建立在这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即固定的东西和最终的东西具有优越性。他们建立在将变化和起源当作缺陷和非实在的标记的基础上。通过摧毁绝对永恒的神圣避难所，通过将形式一它一直被当作固定和完美的类型一看作是有起源的并会消失的，《物种起源》引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最终必定是会改变知识的逻辑，并因此改变人们对待道德、政治以及宗教的方式。”[102]应该说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是推动着杜威改造传统知识论，建构新的实验性认知理论的关键因素。
长期以来，杜威对生物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佛蒙特大学读书的时候，杜威就把注意力放到了新奇的生物科学课上，当时，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宗教界，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争论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当然，这也吸引了杜威的注意力，杜威学习了有关赫婿黎生理学的课程，对“有机体”概念产生了较大的兴趣，他认为，世界上的很多事物就像自然界的“有机体”一样，内部各个系统和环节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达尔文进化论吸引杜威的并不仅仅是理论的细节是否成立，而是这一理论所产生的深远的哲学意义。
1910年，杜威在《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一文中说道，自然主义的新逻辑来源于达尔文进化论，它具有三个典型的特征：其一、探究研究特殊的变化，它I艮务于我们的目的和需要，而不是去发现或者陈述所谓的某种终极意义和永恒的本质；其二、探究就是要考察经验及其性质与价值，研究它们的用处和意义；其三、探究的观念肩负起研究生活的重任。杜威之所以关注达尔文进化论，乃是因为达尔文进化论能够引发我们对知识论中很多观念的重新理解和认识。达尔文把“变化”、“连续”、“偶然”等观念作为原则引入生物学，物种的生成是自然界长期选择的结果，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生物变异体是由于偶然性而成为大自然选择的对象，那些影响自然选择结果发生的环境变化，例如，陨石撞地、冰期的来临等等现象，并不意味着只是必然的事件，它们也许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具有“随机性”的特征，以上这些生物演化史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所有的事物都是变化的、发展的、生成的、连续的，甚至是偶然的，我们不应该预设一个凌驾于经验和时空之外的所谓的先验知识、先验计划。换言之，达尔文进化论证实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长期进化过程，物种、种群、社会等等都是进化发展演变而成的，没有一层不变的、永恒的、必然的事物，将这种规律应用到知识论上，意味着那种确定的、固定的、静观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所谓的那种终极绝对的知识乃是人为预设的，它不能成立，它应该被抛弃，被改造。
依据达尔文进化论，改造后的知识已经不是某种孤立的、自足的东西，而是在生命的维持与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东西，“历史的理智主义（知识的旁观者论点）纯粹是一种补充性的学说，这种学说是那些偏爱知识的人们为着自己所致力的思想职责，而对在现实和社会又无济于事从而聊以自慰的一种学说。他们被条件所限制，被怯弱所阻遏，不能运用自身知识去改变事变的进程，他们就寻找到了自足的退身所，把知识奉为至高无上，而不允许变化的和实用的事物与它接近而玷污它，它们将认知变作在道德上不负责任的唯美主义。”[103]
依据达尔文进化论，生物有机体对于外界事物的反应乃是受到外部束U激所导致，那么，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是否也是接受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刺激后，而产生的种种反应方式呢？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推论出以下这个道理：人类构建知识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认识环境，而是去为了回应环境所作的挑战。知识是解决有问题的情境的工具，认知是一种目的性的实践探究活动，探究乃是对有问题的情境做出回应。知识是有机体与环境交互作用下的产物，知识的对象是改变了的情境，它是偶然的、易变的、不确定性的，此日寸知识已成为被证实了的假设、“被确保的论断”，以及能持续地成功探究未来的增长能力。知识的价值在于它的效用，真理也不再是具有永恒的特征，真理只是一种工具了。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人们没有理由相信所谓固定不变的、最终的知识，一切都意味着变化和不确定性，这样，杜威就将变化性、多样性、异质性、偶然性引入到了知识论的研究中，借助于达尔文进化论，杜威实现了知识论思维框架的根本转换。
2.2.2 达尔文进化论实现了对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重新理解
达尔文进化论对杜威改造传统知识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杜威改造了认知者的性质，在他那里，认知者与认知对象构成了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方式，其中，认知者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创造性的主体，它在认知图示中不是所谓的“局外人”、“旁观者”，而是发挥积极参与性之主体功能的认知者。依据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杜威在知识论思维框架的转换中，生命体的概念成为杜威改造工作的关键所在，“生物学发展的结果已经改变了这个局面。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行动和活动。为了使生命得以延续，这些活动既要是连续的，又必须与环境相适应。而且这种适应性的调整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并不表现为环境对有机体的塑造……不存在一种单纯适应环境的生物……，生命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改造周围媒介中的一些要素。”[104]杜威的这段话说明，人和环境是交互作用（transaction）、不可分离的，既然达尔文进化论已经证实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都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长期进化的产物，那么，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不能例外，人也是由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进化演变而来的，人是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进化的。当然，作为认知者，人必须积极参与到环境中才能去认识环境，改造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局外人，相反，人是一个具有主体性、创造性的认知者，“从经验方面来说，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东西之间最明显的差别是：前者的活动以需要、满足需要的实际要求的努力以及需要的满足为特征。在讲这句话时，需要、努力和满足基本上是按照生物学上的意义来运用的。但是，需要是指精力的紧张的分配状态，因而有机体处于一种不安或不稳定的均衡状态之中。要求或努力是指这个事实而言，即这种状态在行动中体现，这些行动反作用于有机体，借助于这种方式，行动改变着周围的物体，因而才能恢复自身主动的均衡状态的显著特征，而这又是环境和机体的主动要求相互作用时所发生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105]人并非置身自然之外，人就在自然之中，人和自然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因而人能对所处环境有所适应，也能使环境对自己有所适应。这也就是说，基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中的“有机体适应论”，即有机体的存在依赖于与环境保持一种平衡，环境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有机体也能不断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达到新的平衡，这样有机体才得以生存。
借助于达尔文进化论，杜威将传统认知者的性质彻底改变了，知识的性质由此也获得了新的意义。我们知道，在传统知识论那里，由于认知者（孤立的局外人和旁观者）与被认知者（固定的、静止的实在）之间确立了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所以才引发了知识论上种种问题及其困境，而达尔文进化论却证实这种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必须抛弃它。相反，在新的知识论里，认知者与被认知者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换言之，杜威所构建的新知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前提，试图在一种“前认识”或者“前反思”的领域内来研究知识论了。如此一来，基于这种认知者性质的转换，知识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知识是在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中产生的，而不是在主客二分的状态下产生的。依据皮尔士和詹姆士的“意义”和“真理”理论，知识不是产生于那种现成的主客二分的状态中，而是产生于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之中，这种关系体现了具有某些特殊目的的行动者与其环境的交融。在此，杜威继续推进皮尔士和詹姆士的这种思路，但是由于他接受生物学的影响，于是把这种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为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知识就产生于这种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中，通过这种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即生物学的图式，杜威消解了传统知识论模式中的主客二元对立状态和知识模式。
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知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趋势，它体现为一种连续性的关系。在认知过程中，任何感觉都已经处在一个相互作用的充满“问答”或“刺激/反激”的意义发生机制中，而不只是接受被动的、孤立的信息，它与那带有总体含义和超出本身内容的后果相关联。认知者是生活在环境中的一种生物，它不是被动的感觉接受者，而是一个与环境相互作用而生存的积极主动的有机体。
杜威从生物学中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立场来重建知识论，通过这种交互作用的关系，人和环境同时因为对方而获得了新的意义，进一步说，离开人的目的性活动，环境是不可理解的。反之，倘若没有人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那么人的目的性活动也不可能产生。环境之为环境，乃是因为它与人的关系，如果没有人的存在，环境也是没有意义的。人之为人，乃是因为受制于环境，脱离这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双方将不复存在。从知识论意义的角度而言，基于这种关系，人的创造性与主体性意味着在认知活动中，引入了一个积极的、富有活力的创造性的主体，它借助于意义机制的帮助而创造出认识对象。人和环境乃是通过意义结构而发生交互作用的，人凭借意义结构把握自然界，正是意义结构使得人类有机体与环境意向性的相连。依据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意义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功能，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那么人类的认识活动就不能脱离以下这个事实：人是自然有机体，人须依存于自然环境，人的活动和环境之I司不是简单的刺激一反应的关系，也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某种意义的关系，知识实际上就产生于这种意向性的关系之中。
基于人和环境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作为认知者的人产生了双重意义，人不仅是与环境密切相连的有机体，同时又是借助于意义结构来构建有意义世界的认知者。人与环境的这种交互作用实际上是一种现象学式的、意向性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就使得经验结构已经具有了一种不可归约的意义。人的认识就是由不可归约的意义结构所构成，换言之，意义结构组成了被认识世界的内容。正是由于人之目的性的实践探究活动和这些活动赖以存在的环境之间发生了交互作用，才导致了不可归约的意义结构，认识对象也正是凭借这样的结构呈现于我们的意识之中。总之，因为生物学图式的影响，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导致人的行为具有不可归约的意义，而这种不可归约的意义又构成了人的意识，所以意义性行为构成了认知者与被认知对象之间这种意向性统一的根本基础。
其次，通过达尔文进化论，杜威不仅重新阐释了认知者概念，同时还改造了传统知识论中的认知对象概念。“知识的旁观者理论”认为，被认知者（即认知对象）是一种“以帝王般的孤独”存在的固定而静止的实在。杜威这样描述被认知者的：“因此完全而真正的实在必是不变的、不可移易的，如此t充满着‘实有’，因而它总是永远让它自己处于一个固定和静止的状态。现代最巧妙的辩证的绝对论者布拉德列（Bradley），明确地说出‘没有完全真实的东西是动的’。相对而言，柏拉图认为变化为堕落，抱着悲观的见解，而亚里斯多德仍与柏拉图同样，以为完全实现了的实在，神圣的和究竟的实在，是不变的。”[106]如果我们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就可以看到“知识的旁观者理论”中所讲的静观的、固定的实在根本不存在，就算它存在，也只能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设而已。我们应承认，没有脱离环境（情境）的“实在”，因为达尔文进化论已经证实环境是易变的，是动态的，它表现为种种过程，这样，我们就必须抛弃将那种不变的、固定的实在视为认知对象的知识论，与之相反，应根据生命体与动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理解认知对象问题。
由上分析可知，借助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杜威通过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驱逐了“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杜威的思路不是从一个存在于客体之外的主体立场出发，而是从一个活的有机体与它周围环境（物理的、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的交互作用出发，实现了传统知识论向现代知识论思维框架的转换，“这种转换已经非常类似于后来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了。”[107]由此，杜威知识论具有了浓郁的自然主义倾向，自然主义的方法成为杜威知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这种自然主义方法的引入，才使得知识和与情境相连的实在紧密相连。此时，认知才体现为一种通向实在之主体目的性的活动，认知过程凸显出了人之主体性意义。
在这种“范式转换”中，达尔文进化论所起的作用是一种功能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来研究知识论问题表明，他很重视科学，但他对科学的理解方式是实用主义的，即只是借助于达尔文进化论所发生的深远地哲学意义来改造和建构知识论，以加强其知识论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并非完全依附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现在已经很清楚，在看待技术和科学的关系上，亚里斯多德和杜威的出发点是相左的。亚里斯多德自上往下看待人类的生产活动，从对神圣的和不变的东西的静观出发，看待工匠所从事的对材料的不确定的和危险的操纵。对亚里斯多德来说，工匠是自然这位伟大工匠的模仿者，工匠活动之上的东西是神圣的。然而，杜威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从日常的制造出发，建立了意义这种理想的实体。意义并不是单独由探究赋予的，而是随着探究的扩展而开发出来的工具。科学不是对意义的静观，而是意义的主动产生和操纵。亚里斯多德的出发点往往被解释成本体论的，也就是把各种存在的事物进行分类，他的目标就是把事物归入恰当的范畴中。然而，杜威的出发点是实用主义的。他以探究为起点，认为要做的分级和分类只有在探究的情境中才是需要的，也就是说才是有意义的。”[108]在这个问题上，引发了很多学者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研究视角的争论。有些学者认为杜威重视达尔文进化论的倾向具有还原论的特点，把杜威的这一理论视为某种隐晦的还原论。杜威依靠达尔文进化论来研究知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自然主义的因果分析理论的特点，就这点来说，杜威也并未彻底摆脱近代哲学世界观的影子，也正是基于这点，很多学者曲解了杜威的科学方法视角，以至于把他的理论视为还原论。但是，在杜威那里，人虽然来源于自然界，但是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使得知识已经不可能还原为自然界了，因为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发生于某种意义结构中，这种以行为为基础的意义机制的参与，使得人和环境因为对方而彼此获得了新的含义，双方从而具有了不可归约的意义。在这个图式中，人与环境的关系乃是人赋予环境意义的关系，它是一种意向性的关系，而非因果性的关系。以此为基础，知识就产生于这种意义结构中。当然，人的意识也就具有了这种不可归约的意义，并且环境也不纯粹是自然的环境，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等，由于这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状况的参与，人永远不可能还原到自然界了，知识也不能还原为客观知识了。所以，杜威重视达尔文进化论的思路并不是还原论的思路，而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新思路。
2.3 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建立及其基本特征
通过对传统知识论进行尖锐地批判与解构，杜威立足于实践的维度，引入了生存论的思维视域，借助于达尔文进化论移植到人文之路，从人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个观点入手，对传统知识论进行了重构。重构后的知识论被称为“实用社会知识论”，它贯彻着经验主义的原则，在情境主义中消融了二元对立的局面，以实践为基础的生存论思维视域这个立足点的确立，使得其关注实践境遇中的知识，其功能是评价性的，强调从尚未发生的、预期性的实践来对知识进行评价与确证，实用主义或者工具主义乃是该理论的一大基石。由此，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范式已发生了根本的转换。这一理论包含以下主要观点：
首先，在杜威的实用社会知识论那里，认识是人适应环境的一种实践行为，它是一种探究的活动，探究乃是对有问题的情境做出回应，认知在本质上是实验性的，它发挥引导和控制情境的功能，由此路径而获得的知识依赖于操作而形成。知识的对象与认识活动不可分离，它是改变了的情境，是偶然的、易变的、不确定性的，此时知识已成为被证实了的假设、“被确保的论断”，以及能持续地成功探究未来的增长能力。进一步说，人类构建知识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认识环境，而是去为了回应环境所作的挑战，以解决疑难的问题情境，让这种疑难动荡的情境回归相对的平衡状态。在此，认识的过程是一种与环境相关的行为的过程。换言之，认知是一种动态的、连续的实践过程，对此，杜威这么说道：“就笔者的判断而言，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具有某种实践生活特征的东西，诸如缺乏和需要、冲突和抵触、渴望和努力、失去和满足，都已经明确地指称了实在；同时还归因于这个更进一步的事实：认知的作用和结构与这些实践特性是系统地关联着的。”[109]环境（情境）是认知发生的背景性要素，离开（情境）这个要素，认识不可能产生。基于此，杜威所理解的认识和传统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所理解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差距。我们知道，在传统经验主义那里，知识主要来自经验，认识的起点是感觉，杜威反对传统经验主义这种强调感觉重要性的观点。在他看来，认识的起点不应是感觉，而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一种适应环境以达到改造环境之目的的实践行为，感觉只是引发实践行为的一种刺激。在以康德为主的理性主义那里，理性的综合能力是形成认识的基础，即一切知识主要都来源于思维的理性能力，作为认识出发点的基本命题在逻辑上是自明的、先天的或者是天赋的，普遍必然的知识源自于人心中所固有的或与生倶来的天赋观念，对此，杜威也不赞同，因为这种思路下形成的知识是确定性的、静观的、抽象的知识。既然认识是在人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产生，那么所得到的知识也是不确定性的、变化的、动态的，因此，理性主义知识论有其内在缺陷，它也应被抛弃。至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争执了数百年理性还是经验在认识中谁是第一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与此相反，我们应该超越这一思路，即超越二元分离的虚假思路来重新理解知识论问题。在此，杜威所建立的实用社会知识论主张，认识既不只是来源于感觉，也不只是来源于理性综合能力，而是内涵了两者，知识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实践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而言，知识离不开实践，知识从操作中（即实践中）产生，“根据我们的阐释，握住和欣赏玫瑰是呈现出来的，但它们不是以气味呈现的方式来呈现。通过气体所激起的操作，它们以将要呈现的那种方式来呈现。情境内在的是一个不稳定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任何事物都依赖于操作的进程，依赖于作为连接环节的运作之恰当性，依赖于意味着的事物和被意味着的事物的真实调整。把这个事例进行普遍化，我们得到了以下定义：如果在经验的可感性质中有被经验到的以下两种要素之间的区分和联系，那么这个经验就是知识：其中一个以它自身已经呈现的方式表示或者意谓其他事物的呈现，而另一个则尽管不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呈现，但是如果它的同伴或者同类物的意义或意图将要通过它设定的操作来实现，那么它也必定变为如此t的呈现。”[110]由此出发，实用主义或者工具主义成为杜威知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基点。
其次，杜威的实用社会知识论引入了社会情境的要素，即重视认知境况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等，这个方面表现出杜威倾向于从社群主义的维度来研究知识论，杜威的这一倾向还使得社会学、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参与到知识论的研究中来，使得其知识观具有了社会、历史、文化等向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知识论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情境指的是认知发生的背景性事件，即境况问题，它内涵着社会、历史、文化等向度，由此出发，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内容以及认识方法等都与社会、历史、文化等等要素不可分离，这些社会要素作为认识的境况进入到了杜威知识论之中，“他思想上的主要特点，是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引起理智改造的一种新精神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暗示，这个新精神由以产生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力量。培根最著名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按照这个实用的标准来判断，他谴责了当时的学问主要是非知识（not-knowledge）、自命不凡的虚假的知识（pseudo-and pretentious-knowledge）。因为它们并不提供力量，它们是无用的、无效验的。”[111]杜威很重视知识论研究中的社会向度，因为认知依赖于其所处的境况，这种境况的性质属于社会性的，这点正如美国学者希尔所说的：“社会性概念在杜威、穆尔和其他工具主义者的思想中已经存在而且相当重要。”[112]既然强调认识是一种实践的活动，而实践发生在具体的时空限度内，它就不是超验的、静观的、确定的，而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等视域中的活动。基于此，人的认知活动与实践保持了一致，因而就具有了时空的向度。换言之，如果认知与社会生活实践不可分离，它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环境不仅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等人文社会情境，那么人类的语言、概念、理论等基本范畴都要在社会情境中加以考察，它们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生成发展，这样知识就有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向度，它是在具体的时空内发生，以解决具体的问题情境为目的，对此，胡克这么说道：“诚如本卷所表明的，杜威持久的哲学兴趣之一：是历史的本质、历史判断的特征和逻辑，以及认识过去对于理解现在的关系。”[113]因此，这样的知识论就有理由关心人的生活世界，并作为一种工具性价值为它们服务。
循着这条思路，在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那里，知识的来源、形成、内容、结果等都和社会情境有了密切的关联，社会关系、利益、价值以及制度等各种要素对知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知识论的视域里有了社会情境的烙印，知识受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等相关要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社会性是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进一步而言，与重视个人境况这类知识论哲学家相比较而言，杜威更为重视知识论的社会性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杜威知识观与很多知识论学者的重要区别，应该说，这是杜威在知识论哲学发展中的一个富有成效的新探索，对此，美国学者希尔高度评价了杜威的这一特点他这么说道：“自亚里斯多德以来，哲学家们就认识到，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但令人奇怪的是，当哲学家们论述认识时，却仿佛人类生活的这一方面完全孤立地发生，与其社会背景无关，仿佛每个人所面临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境况。的确，某些社会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曾以另一种风格论述过这一问题，但哲学家认识到这一点却非常缓慢。杜威和采纳了杜威解决认识问题的方法的那些哲学家，第一次在西方哲学的主流中，不仅恰如其分地坚持人们的认识目的是致力于把一些社会存在物适应于另一些社会存在物，而且还坚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语言、概念和基本范畴要在社会情境中加以阐述，所以，即使一个人独自存在时，他的周围也与社会环境。这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使认识论与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最佳见解一致起来，并给予认识论以新的深刻性。”[114]
最后，杜威的实用社会知识论是一种工具主义，它贯彻着实用主义的精神，知识的产生、确证标准与实用、效用价值紧密相连，它是评价性的，以实践合理性为基础，主要由实践的结果，即目的这一体现后果的概念来给出，即强调效用和实用的知识之工具性价值，这点正如拉尔夫·罗斯所言的：“思想产生于问题情境之中，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应对生活的重要工具。”[115]在这个图示中，工具性价值上升为知识的产生与确证标准，如此一来，认知在本质上是实用性的、工具性的，它发挥引导和控制情境的功能，此时知识已成为被证实了的假设、“被确保的论断”，以及能持续地成功探究未来的增长能力，知识产生出“如果一那么”的命题，这是一个已提示的或已指明的内涵着假设性质的解答方案，它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被阐述的和应用的，以此为基础，杜威将哲学讨论与现实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结合起来。循此思路，哲学的关注点就从知识论的纷争和迷雾走向了“人的问题”。此时，知识诉求于人类的生存福祉，知行合一，价值与实践沟通，它能发挥一种方法论的目的性意义去改造社会、道德、民主以及教育等问题了，这样哲学就不仅仅局限在哲学专业内，它扩大了其研究视野获得了自身的价值。例如，杜威除了研究哲学之外，还重视政治学和教育学等的研究，在这两个领域内颇有建树。这点正如理查德·舒斯特曼说的：“杜威曾严厉地斥责其专业上的同事逃避责任，没有将哲学运用于‘其自身时代的生活斗争与问题’，而把哲学实践局限于陈旧的学院问题，以便‘保持一种不受影响的修士般的无暇，与当代的现实……毫无关联’。杜威谴责哲学退却到自鸣得意的、经院式的专业主义，他坚持认为，只有当‘哲学不再是一种解决哲学家的问题的手段，而成为由哲学家培养出来的、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时’，哲学才可以恢复它的真正价值（作为一种以生活为中心的事业）。”[116]
2.4 新实用主义主要代表对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认识与理解
杜威从驱逐“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出发，立足于经验主义，构建起了实用社会知识论大厦，其中，工具主义贯穿于该理论中，成为该理论的一大基本原则。这一个基本原则深深影响了新实用主义主要代表罗蒂与奎因，在他们的知识观里包含着很多杜威知识观的影子。罗蒂继承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特征，尤其是实践与社会向度，形成了其认识论行为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是一脉相承的，藉此，发展出了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后哲学文化观。奎因受到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所包含的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影响，将杜威知识论中的实用主义或者工具主义、社会实践性、不确定性等观点运用到其认识论的众多方面，形成了自然化认识论，例如其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语言学习理论、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等等都体现了杜威知识观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由此深化和发展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
2.4.1 罗蒂认识论行为主义与杜威的关系
在罗蒂哲学之中，他所倡导的后哲学是在对传统知识论问题的批判与解构中完成的，正是从批判和解构传统知识论问题出发，罗蒂一步步地建构起了自己的知识论，可以说知识论问题的探讨是罗蒂提出的后哲学文化的出发点和根本问题。本书在前面已经指明，罗蒂在批判传统知识论问题与构建其知识论理论框架的时候，深深受到杜威批判“知识的旁观者理论”的影响，因而举起了反镜式哲学的大旗，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知识论中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表象主义，通过对传统镜式哲学进行深刻而尖锐地批判，罗蒂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论行为主义理论，该理论倡导“无镜哲学”或“教化哲学”，其目的是取代传统的再现论（表象论）思想。那么，罗蒂提出的认识论行为主义观念与杜威的实用社会知识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基本特征一实践性与社会性向度。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罗蒂提出的认识论行为主义将认识论和行为主义联姻，这种联姻意味着行为主义在其认识论中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罗蒂提倡的这种知识观相当重视实践问题，从这个维度来说，其认识论行为主义之基本精神与杜威知识论的基本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因为在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那里，实践性与社会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重视实践性，杜威将实用主义或者是工具主义理念纳入到了知识论的理论构架中如此一来，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内容、认识的方法、知识的确证标准等等都蕴含了实用主义或者工具主义的立场与精神，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找到了其认识论行为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在《哲学与自然之镜》该书中，罗蒂明确指明了其认识论行为主义与杜威的关系，他主张知识论应参照社会和人的实践行为来评价认识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在这点上，他和杜威保持了一致。罗蒂认为，在杜威那里，社会性与实践性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的社会实践向度是实用社会知识论建构的重要基质之一，“杜威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他最清晰、最明确地再现古希腊哲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所共同具有的目标（精确地再现实在的内在性质），而支持日益增长的自由社会以及在其中日益多样的个体的社会目标，这也是我之所以把他看作是20世纪哲学中最有用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物的原因。”[117]在这里，“日益增长的自由社会以及在其中日益多样的个体的社会目标”体现了杜威思想中重视社会实践的倾向，因而成为罗蒂“最为”看中的地方，藉此，他追随杜威，在其认识论的行为主义思想中，也高扬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更广泛地说，如果论断是由社会来证明而非由人们所表达的内部表象的特性来证明，那么就无必要企图抽离出特殊的表象来。参照社会使我们能说的东西来说明合理性与认识的权威性，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我将称作‘认识论的行为主义’的东西之本质，这也是杜威和维特根斯坦共同具有的态度。我们最好把这种行为主义看做一种整体论，但它不需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基底。”[118]、“指出真实与正确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似乎把我们宣判为一种相对主义者，这种相对主义把一种行为主义方法应用于知识或道德。”[119]
从上述所言的罗蒂两段话里，不难看出，他提出的认识论行为主义理论强调行为的重要性，这意味着行为意义在其知识论中发挥着一种方法论的功能，贯穿于整个知识论的构架中。在此思路下，知识的真理性、正确性等问题就要靠实践来确证了。换言之，知识的形成、价值及其确证标准不仅不能离开实践，相反，它们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即知识的正确性、真理性内涵于实践之中，如果离开实践去找寻一种所谓的与实在符合的观念，即真理符合论，是不成立的。进一步说，知识的正确性、真理性标准应依据具体的实践标准去衡量。基于此，传统形而上学的所谓“内在的”、“基5的”、“抽象的”知识由于缺失这一标准，而成为静观的、确定的、抽象的知识，对现实生活世界没有意义与价值，因而是不成立的，这点正如其所言的：“与道德哲学的这种类比使我们再次集中于认识论行为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与事实说明的正当性有关，而是与一种证明的实践能否实际上被赋予一种‘基础’有关。问题不在于人类知识实际上是否有‘基础’，而在于当提出它有基础时是否有任何意义，以及有关认识的或道德的权威性具有一个‘基础’的观念对否具有一致性。”[120]
将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理论与杜威思想作比较，不难发现，罗蒂提出的知识观在一定意义上说和杜威思想是一脉相传的。在罗蒂眼里，杜威知识观中实践性的倾向是很突出的，或者说，实践高于理论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实践在杜威思想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像詹姆斯一样，杜威是一位功利主义者，他认为，归根到底，我们需要的或者我们具有的唯一的道德标准或认识论标准是：施行某个行动，持有某种信念，从长远来看是否将造就更大的人类幸福。”[121]无论是知识的来源与内容，还是认识的方法，以及知识的确证标准都具有了实践这个时空的向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杜威赢得了罗蒂的认同和高度赞扬，他这么评价：“杜威不如皮尔斯和詹姆斯那样在分析哲学家中间受到欢迎，他出于爱国热情对美国政治和社会问题表现出来的强烈关切也限制了那些哲学家对他的工作的兴趣。不过，正因为他对历史主义具有自我意识，我认为，所以杜威成了这样一位古典实用主义者，从长远来看，他的工作将具有极大的价值。”[122]这段话体现了罗蒂对杜威重视社会实践这一思想的高度认同感。
循着这条思路，他与杜威一致，在其认识论的行为主义理论上也赋予了实践性和社会性的向度，或者说，罗蒂和杜威工作相似的是，他也将社会实践的向度引入到了知识论的探讨中，从而将知识论问题（知识的来源、基础、内容、正当性与重要性的确认标准等等）与社会和人的实践行为结合起来。“认识论的行为主义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思维节约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权威性是否可由于在人与（例如）思想、印象、普遍项和命题之间的‘认识’关系，而附着于论断句之上。在奎因-塞拉斯和齐思霍姆-贝格曼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上的区别，不是在丰富的风景与贫瘠的风景之间的区别，而更加像是在两类道德哲学家之间的区别，一类认为，权利和责任是有关社会所赋予的东西的问题，另一类认为，在人的内部存在着某种东西，当社会在进行赋予时，可将它‘识认’出来。这两个道德哲学学派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人是否有值得渴望的权利，而在于，一当我们理解了这些权利何时和为何被认可或否认，正如社会和思想史家所理解的那样，是否还有更多的有待理解的东西。”[123]罗蒂所言的这段话不仅表明了其知识论与传统知识论的区别，同时还指明了其知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通过对社会实践理念的重视，罗蒂将实用主义或者工具主义精神纳入到了其认识论的行为主义思想中。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具有杜威思想的某种影子，“人们往往指责实用主义者混淆了真理和正当性，真理是绝对的和永恒的，用正当性是过渡性的和暂时的，因为它是相对于旁听者的。实用主义者以两个主要途径来回应这个批评。像皮尔斯、詹姆斯和普特南这样的一些实用主义者回应说，通过把它等同于‘在理想状态下的正当性’——皮尔斯称这个状态为‘探索的目的’，我们能够保留‘真’的绝对意义。像杜威那样的令一些实用主义者（我认为还有戴维森）建议，对真理没有什么可说的，哲学家应该明确地且自觉地使自己局限于正当性，局限于杜威所谓的‘有正当理由的可断言性’。我偏爱后一种策略。”[124]这段话更加清楚地体现了罗蒂对杜威思想的追寻和维护。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正是借助于杜威的路径，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和正当性。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说，罗蒂所提出的认识论行为主义是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另一种深化和发展，其知识观仍然属于实用主义传统。在建构认识论的行为主义时，罗蒂的逻辑思路与杜威批判“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思路基本相同，即他们都是从实践这一现实的经验层面出发，对传统知识论展开了尖锐地批判和拒斥，这种批判意味着知识论的重构，意味着知识论内部某些观念的颠覆与改造。从罗蒂方面来说，他对传统知识论进行尖锐地批判与解构的同时，高度赞扬杜威的工作，把自己称为是杜威思想的继承者，通过这种路径，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具有了实用主义的特征，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我们可以在罗蒂著作中看到，他将其认识论行为主义与实用主义划上了等号，甚至将自己“实用主义者”更加确切地称为“杜威主义者”。罗蒂强调，其认识论行为主义的建立，意味着对知识中所谓的“基础性”、“本质性”、“抽象性”等特征给予否定，其原因在于它们不是整体论的思维图式，而是通过虚假二分法建立起来的理念。换言之，由于实践的介入，它们走向荡然无存的境地。循此思路，由于认识论行为主义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因而成为一种整体论。在此，罗蒂将塞拉斯和奎因视为同盟军，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俩都强调知识论中的行为主义，否认二元划分，从而成为整体论者，“那么，我们将同意塞拉斯的下述看法：‘科学是合理的，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基础，而是因为它是一种自我纠正的活动，这种活动能使任何主张岌岌可危，虽然不是使一切主张遭此厄运。’我们将同意奎因的看法，知识并不像是一种体系结构，而像是在一种立场，并不存在可免于以后被加以修正的论断。我们是整体论者，不是因为我们编好整体，我们是行为主义者，也不是因为厌恶‘灵魂实体’，而只是因为证明永远是行为主义的和整体论的。”[125]塞拉斯对所与神话的批评，奎因对语言和事实间的区分所做的批评，与他对有关“知识本性的论述”这一再现（表象）论的批评都是一致的，当然，这些对传统知识论的批评主要源自于传统知识观中实践的缺位导致。进一步而言，他提出的认识论行为主义乃是一种整体论的知识观，整体论的思维模式意味着对二元化分的否定与拒斥，意味着知识与实践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种强调实践的整体论知识观与杜威知识观的立场是一致的。由此出发，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
正是由于实用主义的介入，罗蒂有时干脆将其认识论的行为主义直接称为“实用主义”，以表明自己知识论的立场和原则，他这么说道：“因此，在我们对知识的态度方面我们能否称为行为主义者的问题，不是一个有关对知识主张或心理状态进行行为主义‘分析’的‘适当性’问题。认识论的行为主义（它可以被简称为‘实用主义’，如何不嫌弃这个词含义过多的话）与华特森或赖尔没有任何关系。”[126]从上述这段话里可发现，罗蒂所提出的认识论行为主义中实用主义色彩是很重的，有时甚至于将实用主义和认识论行为主义相提并论，划上了等号，这些举措意味着罗蒂已将其认识论行为主义上升至实用主义的高度，表明了自己在知识论方面的立场和原则，“我称作‘认识论的行为主义’的立场，想要把奎因关于信念和欲望的网络描绘为无缝隙的，意思是，关于任何事情的信念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使我们有理由去改变其它方面的某个信念或欲望。……我想这就是传统实用主义如下主张的实质，即只有‘哲学问题’与‘实践’发生联系以后，我们才能去思考它们。按此观点，实用主义或认识论的行为主义就成了决定论的对立面。”[127]从罗蒂对其认识论行为主义的称呼中，可见其知识论和杜威关系之间的紧密程度。
由于实践在罗蒂知识论中的重要性，所以其认识论行为主义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从这个维度上说，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和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在很多问题上是契合的，通过罗蒂对杜威思想中工具主义、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等观念的极力捍卫和辩护上，可看出罗蒂知识论与杜威知识论在本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针对人们对实用主义上体现出来的相对主义这个指责，罗蒂说道：“然而不论是海德格尔还是维特根斯坦都未使我们从社会角度理解镜子形象的历史现象，这就是由视觉隐喻支配西方思想的历史。他们两位都关心极其受偏爱的个人而非关心社会，关心使自己脱离一个没落传统最后时期所特有的拿着平庸无谓的自我欺骗。与此相反，杜威虽然既不具有维特根斯坦那种辩证的敏识，又不具有海德格尔的历史修养，却能根据一种新型的社会观写下自己对传统的镜子形象的反驳。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文化不再由客观认识的理想而是由美学升华的理想所支配。如他所说，在这种文化中艺术和科学将成为‘自由自在的生命花朵’。我希望我们现在已有可能把人们曾经加予杜威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指责，仅只看作他批评过的哲学传统的不自觉的自卫反射。”[128]、“杜威是我最敬仰的哲学家，也是我最愿意成为其弟子的哲学家。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一位花了60年时间试图使我们摆脱柏拉图和康德束缚的哲学家，杜威常常被人称作相对主义者，我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实用主义者不自称是相对主义者。我们通常从否定意义上规定我们自己。我们自称是‘反柏拉图主义者’、‘反形而上学家’或‘反基础主义者’。……所以，当我们的柏拉图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论敌对称我们为‘相对主义者’厌烦了以后，他们便转而称我们为‘主观主义者’或‘社会建构主义者’。在他们的情景图画中，我们正在断言，人们所发现的原以为来自我们之外的某个东西其实是来自我们内部的。”[129]从上述所言的这两段话里，罗蒂明确称呼自己为“我们实用主义者”，他不仅积极赞成杜威对“知识的旁观者理论”的批判和解构，同时还将自己和杜威列为一个阵营，站在一起，来回应别人对所谓“相对主义”等观念的攻击。通过上述罗蒂对相对主义维护与捍卫的语言，不难发现，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是杜威知识观的一种深化和发展，两者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从知识论建构路径以及逻辑起点看，罗蒂建构自己的认识论行为主义和杜威所做的工作是大体相似的，即将实践引入到知识论的探讨中，来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知识论，这样就使得其知识论和传统知识论截然不同，分道扬镳。以实践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思维范式成为罗蒂知识论的一个重要基点，在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知识已经不是那种静观的、抽象的、本质的、基础的、普遍性的知识了。相反，知识在实践的影响下，成了具体的、社会的、历史的、不确定性的知识，这种知识与传统知识论视域中的知识完全不同，因为它具有了时空的向度。此时，知识的来源、内容与发展等都内涵着变化的视野，而知识的确证标准也与实践不可分离，知识的价值就在于实践中的效用和实用原则，功能性的评价模式与知识的真理性问题相连，工具主义在罗蒂知识论中凸显出来。在这种范式下，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这种理念下的知识自然走向了相对主义，走向了多元主义，走向了偶然性。
最后，罗蒂受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包含的反传统知识论立场以及反哲学专业化倾向等思想的影响，发展出了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后哲学文化观，这种后哲学文化建立在其认识论的行为主义理论之上，强调取消知识论问题的探讨，主张哲学的解释学转向，即将哲学转变成“解释学”之类的东西，其思想最终滑向了后现代主义。
在罗蒂著作中，多次论述到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等问题，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罗蒂主要将实用主义、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来探讨，例如其论文直接用“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来命名，在其著作中，也多次以实用主义作为视角来论述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问题，例如：“我们的论敌喜欢建议道，放弃那套语汇等于放弃了理性，也就是说，成为理性的恰恰也就在于尊重绝对之物和相对之物的区分，被发现之物和被制作之物的区分，客观和主观的区分，自然和习惯的区分，实在和表象的区分。我们实用主义者回答说：假如那就是理性，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确是非理性主义者。”[130]、“不妨总结一下我刚才说过的话，我们实用主义者通过做出如下回答来对称我们为‘相对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的种种指责不屑一顾，这些指责恰恰以我们反对的区分为前提，假如我们一定得对自己作些描述，也许我们最好称我们自己为反二元论者。”[131]显然，罗蒂在论述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等问题时，主要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去阐述的，其中，具有维护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等观念的意味，尽管他反对用这一词汇来称呼自己，但仍然反映出了其认识论行为主义知识观具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非理性主义、偶然性等色彩。
以此相关联，罗蒂大力倡导后哲学文化，他主张取消知识论问题的探讨，以希望取代知识，以政治问题替代知识论问题，“我认为，人们能够做到的把实用主义和美国联系起来的最好方法在于提出如下说法：这个国家及其最杰出的哲学家都认为，我们能够从政治上用希望取代哲学家通常试图获得的那类知识。”[132]用希望取代知识，意味着传统知识论哲学中的知识问题被重新理解，即被未来和希望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和传统哲学相比，拥有这种特征的后哲学文化具有“解构主义”的含义，即具有解构传统知识论及其主张的意蕴，罗蒂思想逐渐向后现代主义思想靠拢，与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有了很多相似之处。当然，罗蒂提倡的后哲学文化与福柯、德里达等人也有很多明显的不同，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之上。进一步说，罗蒂从认识论的行为主义出发，走向了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基于实用主义这个背景，罗蒂思想中的后现代主义和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有了许多差距，而与哈贝马斯有了许多共同之处，“从认识论的行为主义角度来看，哈贝马斯有关科学研究是由‘不可避免的主观条件’所形成和限制的主张中唯一真确之处是，这种研究是通过采取了证明的实践才得以成立，而且这种实践具有可能的替代物。但这些‘主观条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可由‘对研究逻辑的反思’发现的‘不可避免的’东西。它们只是有关某一社会、职业或其他集团认为可作为某种陈述良好理由的东西的事实。这类约束性模式为‘文化人类学’的通常的经验的及解释学的方法所研究。”[133]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罗蒂又继续将杜威视为是自己的同盟军，将其思想看作是自己思想的来源或者理论基础，“要是黑格尔做了杜威后来做过的工作就更好了，把思想进步和道德进步简单地描述为自由的增长，描述为导致民主而不是绝对真理。杜威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他最清晰、最明确地再现古希腊哲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所共同具有的目标（精确地再现实在的内在性质），而支持日益增长的自由社会以及在其中日益多样的个体的社会目标，这也是我之所以把他看作是20世纪哲学中最有用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物的原因。”[134]
罗蒂提出的后哲学文化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围绕“对待哲学的态度”而展开，在此，罗蒂主张取消以知识论为基础的哲学，将哲学看作是解释学之类的东西，而他提出解释学之目的主要在于和传统知识论哲学“划清界限”，即“在弃置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之前，先须弃置有关人类的这幅经典图画。作为当代哲学中一个有争议的词的‘解释学’，是达成这一目的之企图的名称。”[135]在这段话里，“有关人类的这幅经典图画”指的是柏拉图主义者、康德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所共同具有的关于本质的知识图景，罗蒂猛烈抨击这样的知识论图景，并主张放弃它，由此走上了后现代主义之路。我们知道，在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那里，哲学与知识论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识论问题被置于哲学的中心，从此意义上说，知识论问题代表着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循此思路，实在、理性或者是经验等被视为知识的基础，由此产生出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知识论哲学派别，追求“客观真理”、“必然性”、“普遍性”等成为哲学所追求的首要任务。罗蒂反对这些观点，他站在反基础论、反本质论、反表象论的立场上，驳斥将知识论视为是哲学中心的观点，否认哲学是知识的基础，或者说是知识的一种形式。从此出发，他试图取消知识论，将以知识论为中心的哲学转变为一种解释学之类的东西，“因此，在本章中我将谈论解释学时，从一开始我就要申明，我并非提出解释学来作为认识论的一个‘继承的主题’，作为一种活动来填充曾由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填充过的那种文化真空。在我将提供的解释中，‘解释学’不是一门学科的名字，也不是达到认识论未能达到的那种结果的方法，更不是一种研究纲领。反之，解释学是这样一种希望的表达，由认识论的憋除所留下的文化空间将不被填充，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应成为这样一种状况，在其中不再感觉到对限制和对照的要求。认为存在有一种哲学能显示其‘结构’的永恒中性构架，就是认为，与心相对照的对象或限制着人类研究的规则，乃是一切话语共同具有的，或者至少是在某一主题上每一种话语都具有的。这样，认识论是根据这一假设来进行的，即对某一话语的一切参与活动都是可共度的。一般来说，解释学就是为反对这一假设而进行的一种斗争。”[136]一旦哲学成为一种解释学之类的事物，那么原有的以知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也就“瓦解了”，正如罗蒂所说的：“哲学学科的、或某个天才哲学家的谈话兴趣在改变着，并将继续以由于偶然事件而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这些偶然事件将涉及从物理学现象到政治学现象等各个方面。……如果不承认康德关于哲学家能够决定与文化中其他部分的主张有关的合法裁决问题这个假设，专业哲学家的这个自我形象也就瓦解了。”[137]经过这一转换，哲学成为治疗性的、多元性的、偶然性的、游戏性的、随机性的。进一步说，经过罗蒂转换后的这种新哲学超越了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它不再具有任何霸权和权威，而只是参与文化对话的一种话语，此时，希望可以代替知识，知识论问题可被政治问题所取代，哲学的功能就在于增进人的幸福了。通过这种理解，哲学就转变为一种类似于文化批判的东西，成了一种“后”哲学的文化。
在罗蒂看来，上述所言的这种哲学转向与受古典实用主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与杜威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那样，当杜威称实用主义是‘民主的哲学’的时候，他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其言下之意是，实用主义和美国都表现了一种充满希望的、蒸蒸日上的和注重实验的精神状态，我认为，人们能够做到的把实用主义和美国联系起来的最好办法在于提出如下说法，这个国家及其最杰出的哲学家都认为，我们能够从政治上用希望取代哲学家通常试图获得的那类知识。”[138]罗蒂认为，早在杜威那里，他已经做了类似的一种示范，“按我的观点，杜威、塞拉斯和费耶阿本德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指出了通向一条非认识论哲学之路，并部分地做出了示范，从而它也是一条放弃了对‘先验性’怀抱任何希望的道路。”[139]
罗蒂认为，这种哲学转向与杜威反哲学专业化倾向以及将哲学视为一种工具的观念也是一致的，“杜威试图把注意力从永恒不变的事物转向未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要使哲学成为变化的工具而非保守的工具，并因此使它成为美国人的哲学，而不是欧洲人的哲学。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希望一像海德格尔后来也否认一样一否认哲学是一个知识形式。”[140]罗蒂所说的哲学成为变化的工具体现了杜威的工具主义思想。我们知道，因拉在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那里，知识的实用性获得了强调，知识由作为工具的概念所构成，其目的是解决问题情境。认知是工具性的这样的知识论可作为一种方法论走向改造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威的实用社会知识论已不具有本体论的意蕴，它只是一种工具，它须立足于现实实践，依附于现实的社会才能获得自身价值。如此一来，以知识论为主的哲学就要重新改写，一旦哲学成为一种方法和工具，它就不再具有任何权威，它是偶然的、无中心的、无基础的。很显然，杜威的这一思路颇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杜威赢得了罗蒂、哈贝马斯等人的认同和拥护，他们试图从杜威思想中吸取养分，将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与实用主义的转向对接起来，进而又将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与杜威思想结合起来研究，“读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批判性的理论是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的，‘实用主义转向’极大地拓展了美国实用主义。在他们这种转向及其意蕴的表达中，吸引读者的不仅有杜威和米德，还有分析性的实用主义者。”[141]、“从根本上说，好的杜威是后现代主义的，他拒绝的不仅仅是传统哲学，同时还是它的整个构架。”[142]
因此，通过罗蒂对杜威思想的解读，不难发现在杜威与后现代性思想相结合的核心问题上有了某种契合点，基于此，美国很多学者认为杜威思想中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把他理解为后现代的先驱，因为其预期了许多后现代主义的题旨，例如John Stur以及Randall E.Auxier等人将杜威与福柯、德里达相提并论，他们比较了杜威、尼采、德里达与福柯等人的异同点，指明了杜威思想中对他们学说的影响与关联。通过这些比较，他们认为，杜威思想加入到了后哲学的历史中，正是在后哲学的意旨中，杜威思想凸现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总体来看，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来源于杜威反传统哲学思想，他继承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最终发展成为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这种后哲学文化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在这里，罗蒂后哲学文化的提出不仅高扬了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精神，甚至比杜威思想更进一层了，那就是滑向了后现代主义。针对罗蒂等人的思想以及对杜威思想的重新解读，一些美国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例如，苏珊·哈克说：“罗蒂对杜威抛弃了认识论传统的做法不胜神往。但他的这种神往是勉强的，因为杜威注意‘知性的自然化’，注意科学的研究方法代替‘知识的旁观者理论’；而罗蒂却声称认识论不需要后继者主体（successor subject）并且也决不欢迎认识论向科学转变，而是期望未来的后哲学成为一种文化流派或文学批评的风格。”[143]关于罗蒂对杜威的理解与解读，在美国哲学界颇有争议，在此本书不做赘述了。
2.4.2 奎因自然化认识论与杜威的关系
奎因自然化认识论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认识论，从其性质来说，该认识论是在经验主义的维度上建构起来的，换言之，奎因的知识论仍然属于经验论的传统；从建构路径来说，奎因是在批判“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知识论主张，对传统经验论的批判是其知识论建构的理论基础和运思前提；从目的来说，自然化的认识论主要针对对象是逻辑经验论，它试图建立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主义知识论，即没有教条的经验主义知识论；从任务来说，自然化认识论的中心任务主要是理论与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进一步说，主要体现为分析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一个语句如何成为另一个语句的证据，这是一种认识论关系，由科学的证据理论加以回答。二、一个语句如何获得它的意义，这是一种语义关系，由语言学习理论加以回答。”[144]奎因自然化知识论的中心议题主要是探讨感觉刺激是如何通过语言产生知识（科学理论）的？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自然主义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然主义并没有抛弃认识论，但把它同化于经验心理学。科学本身告诉我们，我们关于世界所获得的信息仅仅限于我们表面的刺激，于是认识论问题就转变为科学内部的问题，即我们人类如何能够从那样一些有限的信息出发达到科学这样一个问题。”[145]在坚持知识论中的自然主义倾向时，奎因认为很多实用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然主义的特点，尤其是杜威的自然主义，这也就是说，在奎因那里，杜威的自然主义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奎因知识论的核心精神——自然主义与杜威的自然主义有着重要的关联，此问题本书将在下一章里专门阐述。
总体来看，奎因自然化认识论与杜威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奎因自然化认识论中的行为主义思想、语言的社会性与杜威知识观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奎因知识论具有鲜明的行为主义色彩，例如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语言学习理论、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等等思想中，都体现着浓厚的行为主义特征，而奎因的行为主义倾向与受杜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重视社会实践的特征深深影响到了奎因行为主义思想的形成和确立，进而奎因将这种行为主义理念应用到了其知识论的众多方面。本书通过奎因对语言性质的分析以及语言学习理论来阐述杜威对他的影响。
关于语言的性质，奎因和杜威两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将语言视为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这个问题上，奎因受到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重视社会实践向度的影响，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的技艺，“当我们认识到一种正当的意义理论必须是一种关于语言用法的理论，语言是一种由社会培育出来的社会技巧时，这个事例就变得在哲学上有重要意义了，维特根斯坦以及更早一些的杜威已强调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是，任何一个在离开语境的场合下碰到这个问题的人，则不理解这种重要性。”[146]奎因的话说明，语言与社会是密切联系的，社会作为语言形成的背景性事件被称为语境，换言之，语言需要一定的语境才能形成，而这种语境是一种社会性的事物，所以，语言和社会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语言不仅在社会语境中产生，而且也是社会构成的要素，离开社会这个背景性之语境，语言则不能形成和发展。奎因对语言之社会性属性的理解是在其自然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而他的自然主义和杜威的自然主义有着'渊丨源的关系，在和杜威的自然主义保持一致之后，奎因就将语言视为是社会的技艺了，这种作为社会技艺的语言意味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语言，它更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性的、公共性的属性，语言的形成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获得的。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首先将其视为是一种意义的存在，换言之，语言与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是意义传递的一种载体，意义则是语言的意义，它借助于语言而形成，由于意义是一种社会性的事物，正是在这个维度上，语言是一种社会的技艺，它不是私人的，而是公共的，与社会实践情境不可分离，这种技艺的获得靠人们在公共语境下所显示的行为来保证，“当一位自然主义哲学家谈论心灵哲学时，他易于谈到语言。首先并且首要的是，意义是语言的意义。语言是一种社会的技艺，我们都仅仅是根据他人在公共可认识的环境下的外显行为来获得这种技艺的。因此，意义，即那些精神实体的典范，作为行为主义者磨坊里的谷物碾碎完蛋了。”[147]
从上述所言的奎因这段话里，我们不难发现，奎因思想里具有明显的社会实践性，在他那里，语言的获得具有两个基本的要素，其一是社会性。由于语言是意义的表达，意义是语言的意义，而意义具有社会性的特征，它不能离开现实的社会而存在，它只有在现实的社会情境中才能生成，否则就成了传统知识论中那种静观的、抽象的、先验的状态，成为一种精神性的产物。由于意义与社会不可分离，所以语言具有了社会性这个向度。其二是实践性。语言作为一种技艺，是用来表达意义的，而意义不是精神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实践的特征。要想获得这种技艺需要通过一个实践的环节，即通过一个行为的过程，“正是关于意义的事实本身，而不是由意义所意指的实体，才是必须根据行为来解释的。”[148]、“知道一个词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熟悉它的声音并能复制它。这一部分，也即语音部分，是通过观察并模仿他人的行为而完成的，而且，关于这一过程，不存在重大的迷误。”[149]倘若离开社会中的行为，语言则不可能产生，因此，社会和实践这两个要素构成了语言的基础，两者相互联系，成为一种关系性的整体性的存在，正是在二者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语言生成并不断发展，因而不存在那种离开社会实践的语言，即私人的语言，“一旦我们以这些术语来理解语言的机制，我们就会看到，在任何有用的意义上，都不可能有私人语言。”[150]
由上所知，在奎因自然化的认识论中，社会实践倾向是很明显的，即其思想中具有典型的行为主义色彩，通过奎因对语言的理解，可清楚地看到其知识论中的社会性与行为主义特征，这点与他受到杜威的影响是不能分开的，尤其是杜威重视社会实践这一特征对他的影响。我们知道，社会实践在杜威知识论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成为杜威批判“知识的旁观者理论”以及建构自己知识论的一个重要武器，同时也是与传统知识论分道扬镳的关键因素。正是在社会实践这个问题上，杜威获得了奎因的重视，他不仅认同杜威的观点，例如，“杜威的看法是明确的：‘意义……不是精神的存在物，它主要是行为的属性。’……在20年代，杜威就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独白是与别人交谈的产物和反映’（170）。他循此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观点：‘尤其的，语言至少是说者与听者两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它预设了一个有组织的群体。这些人属于这个群体，并从中获得他们的言语习惯。所以，语言是一种关系’（185）。几年之后，维特根斯坦同样拒绝了私人语言。当杜威以这种自然主义风格写作时，维特根斯坦仍然坚持着他的语言拷贝理论（Copy theory of Language）。”[151]与此同时，奎因还将杜威的观点引入到自己的理论中，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例如，“当我们和杜威一道承认‘意义……首要地是行为的性质’时，我们也就承认了，在内含于人们的外部行为倾向中的东西之外，既不存在意义，也不存在意义的相似和差别。”[152]
在语言学习理论这个问题上，奎因再次提到了杜威的观点，“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词指称某个可见的对象，学习者不仅必须通过从别的说话者那里听这个词来从语音上学习它，他也必须看见这个对象；而且，除此以外，为了把握该对象与该语词之间的相关性，他必须发现说话者也看见了这个对象。杜威对这一点作了这样的总结：‘关于B理解A的声音的特有理论是：他从A的立场对该事物做出反应’（178）。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当他学习语言的时候，都是他的邻居的行为的学生；并且，反过来说，就他的尝试受到认可或改正而言，他是他的邻居进行行为研究的对象。”[153]这段话反映了奎因语言学习理论与杜威的渊源关系，在杜威那里，语言建立在一种社会性的关系存在方式中，语言不是一种私人的性质，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正所谓学习语言是以他人为参照物来做出反应，奎因认同杜威的这一观点，强调了语言学习的社会实践性。语言学习理论作为奎因自然化认识论中一个重要内容，它是从行为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语言学习的过程是主体间相互交流的行为过程，学习者与说话者之间的这种行为过程是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上述分析说明，奎因语言学习理论中重视实践行为的特征与杜威重视社会实践的特征是分不开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对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深刻影响。
其次，除了杜威重视社会实践这一特征对奎因影响很大之外，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也对奎因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奎因知识观中的知识确证标准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倾向。本书在前面指出，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一个重要精神是工具主义，认识是人适应环境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社会实践行为，在此背景下，认知成为一种探究的活动，这种探究活动乃是对有问题的情境做出回应，它在本质上是实验性的（实用性的、工具性的），发挥着引导和控制情境的功能。循此思路，人们的观念、思想、理论等等都是为了达到预期目的而设计的工具，其目的是转变不确定的、疑惑的境况。工具主义在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效用价值不仅是知识形成的基础引导着认知的发生与变化，同时还是知识确证的重要标准。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这一特点体现在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很多论述中，透过奎因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奎因思想中的工具主义，例如：“作为一个经验论者，我继续把科学的概念系统看做根本上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154]在奎因的这段话中，工具主义意味是很突出的，知识具有工具性的意蕴，它体现为一种经验流中动态的、联系性的过程，作为一种工具，知识依赖过去的经验，即满足过去经验的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境况中发挥效用的工具，满足于未来经验的需要。进一步说，奎因是从目的性后果的角度来评价和选择确证知识的。他的这一论点与杜威颇有相似性，因为杜威也强调从尚未发生的、预期性的实践来对知识进行评价与确证。显然，在工具主义上，两者具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奎因知识观里，其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特点是很明显的，例如，“物理对象是作为方便的中介物被概念地引入这局面的一不是用根据经验的定义，而只是作为在认识论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约的设定物。就我自己而言，作为非专业的物理学家，我确实相信物理对象而不相信荷马的诸神，而且我认为不那样相信，便是科学上的错误。但就认识论的立足点而言，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的设定物（cultural posits）进入我们的概念的，物理对象的神话所以在认识论上优于大多数其他的神话，原因在于，它作为把一个易处理的结构嵌入经验之流的手段，已证明是比其他神话更有效的。”[155]奎因从认识论的角度，将物理对象和诸神作比喻，指明物理对象与诸神都是人工创造物，与诸神相比，物理对象凸显优势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效用性质，换言之，他是从效用的角度来评价这两个概念的，“早些时候我极力主张，我们是通过考虑整个系统的简单些和可以说是同经验相联系的有效性来决定存在什么，或把什么看作存在的。”[156]如果以效用这个目的性后果来评价和选择概念，那么奎因的思想已经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或者工具主义意蕴了，这和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是不谋而合的。
我们再来看奎因知识观中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更为典型的一段话，“语言有两种基本的功用：一是作为让别人做我们想让他们做的事情的手段，而是作为从别人那里学习我们想知道的事情的手段。在前一种情形里，语言可以间接地向我们提供更多的手，在后一种情形里则提供更多的眼。我们在这里所感兴趣的是预言，即如果我们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产生。观察对所有这样的预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观察越多，预言的机会也越多。所以，语言在通过他人的证言提供间接观察结果这个方面，可以带来重大的利益。”[157]本段话体现了奎因对语言性质的理解，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至U功用、手段、后果、利益等具有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色彩的语词，奎因借助于行为主义这个思维范式，将语言与功用、手段、后果、利益等联姻起来，从而使得语言的评价与选择标准有了实用主义或者是工具主义的意蕴。换言之，通过功用、手段、后果、利益等的介入，语言已经变得不单纯了，它变成了一种具有目的性后果意义的存在物，此时，语言成为实现目的的一种功用和手段，从而使得语言的检验和评价具有了工具主义的成分，因此，奎因思想中的实用主义特色昭然呈现出来。
上述分析说明，奎因关于知识确证标准中的实用主义或者工具主义色彩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工具主义是相呼应的，通过奎因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表述，尽管他在陈述它们时未提及杜威，但仍然能够看到杜威对其思想的影响和渗透。对此，陈波这么评价道除了自然主义之外，杜威哲学中的工具主义因素也对奎因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58]、“杜威实用主义的上述因素在奎因哲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突出表现在他明确地把科学理论系统看做是工具，因而把是否方便、有用等实用主义的考虑作为理论评价与选择的标准。”[159]
最后，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知识性质及其构建思路对奎因知识观中可错论与整体主义产生了深刻地影响。首先我们来看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关于知识性质及其建构思路问题。在知识及其获得的过程（认知）这两个问题上，杜威知识观关心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知识，同时也是认知问题，即如何获得知识的过程。换言之，知识是通过认知的路径建构起来的，在此过程中，认知成为杜威知识论重点关注的问题，那么，认知是什么呢？在杜威那里，认知是一种“探究”的过程，即探究的过程就是认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之间可以划等号。探究体现为一种行动，那么认知也是一种行动，它在本质上是实验性的（实用性的、工具性的），人类构建知识的根本目的带有一种工具主义的性质，它是为了回应环境（疑难的问题情境）所作的挑战，让这种疑难动荡的情境回归相对的平衡确定状态，当然，这种相对确定的平衡状态会再次趋向不确定的疑难情境，如此循环往复，杜威的思维五步说更为细致地描述了这个问题，在此不做具体阐述。这其中，知识的价值主要在于发挥一种工具性的功能去解决疑难的情境。在这个过程里，探究（认知）和不确定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探究的一'端指向着不确定性，另一'端指向着相对的确定性，而相对的确定性也会走向不确定性，在这个永远动态变化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确定的事物。因此，不确定性才是探究中的重要内容。基于探究（认知）在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重要性，那么在探究之下所建构起来知识就已不是确定性的知识了，此日寸知识走向了不确定性，成为被证实了的假设、“被确保的论断”，以及能持续地成功探究未来的增长能力。这也就是说，在不确定性影响下的探究中生成的知识产生出“如果一那么”的命题，这是一个已提示的或已指明的内涵着假设性质的解答方案，它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被阐述的和应用的。循此思路，知识的性质就不是确定性的、固定的、绝对的、静观的，而是一种变化的、不确定的、相对的、多元的、偶然的。进一步而言，内涵着变化与不确定性等性质的知识是一种可以错误的、能够修正和发展的知识。正是在这个不确定性知识的问题上，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和传统的“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划清了界限，也正是由于这个问题，杜威对传统形而上学知识论竖起了批判和拒斥的大旗。
杜威知识观中关于知识的不确定性及其构建思路影响到了奎因，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建构路径和运思前提，即对传统知识论的否定与批判立场，不确定性精神，以及对知识性质的理解，例如整体主义、可错主义倾向等等，都可以看到杜威的影子和烙印。
一方面，和杜威拒斥和批判传统知识论来建构实用社会知识论这个路径相似，奎因从实用主义的维度将其自然化认识论之运思前提建立在对传统基础论与怀疑论的否定与批判上，例如，他站在实用主义的维度上，极力批驳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传统区分和还原论，即对“经验论两个教条”的批判，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此文中，奎因开门见山地说道：“现代经验论大部分是受两个教条制约的。其一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我将要论证：这两个教条都是没有根据的。正像我们将要见到的，抛弃他们的一个后果是模糊了思辨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假定分界线。另一个后果就是转向实用主义。[160]”奎因的这段话表明他是从实用主义角度来批判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这种对传统知识论的否定与批判成为其自然化认识论建构的一个基础和前提，我们在奎因作品中，经常可见到他对传统知识论的批判语言，例如，“非批判的语义学是一种博物馆神话，在其中，展品是意义，语词是标签，转换语言就是改变标签。自然主义者反对这种看法，主要并不是反对那种作为精神实体的意义，虽然这也是完全能够加以反对的。”[161]奎因用博物馆神话去评价非批判的语义学，显然是从批判的意义上体现的。在《经验主义的五个里程碑》这篇文章里，当谈到第五个转折点的时候，奎因更加明确地说道放弃先于自然科学的第一哲学的目标。因此，批判性是奎因自然化认识论建构起来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奎因建构自然化认识论的路径和杜威建构实用社会知识论的路径是一致的，针对这一点，他曾明确地指明自己和杜威的关系，在《本体论的相对性》此文中说道，“因而，当我们和杜威一道转向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及行为主义的意义论时，我们所放弃的并不仅仅是言语的博物馆图像，我们也放弃对于确定性的信念。”[162]这段话说明了奎因是从否定意义上来评价博物馆图像以及确定性知识的观念或者意义，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对传统知识论哲学的否定态度与立场与杜威批判“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思路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奎因以不确定性来反对传统知识论哲学中的确定性，例如笛卡尔追求知识的确定性这种理念，与受杜威的影响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奎因对传统知识论哲学持否定与反对的态度，表现在他旗帜鲜明地倡导放弃语言的博物馆图像，放弃追求知识的确定性等问题上，从此出发，其自然化认识论大力推崇不确定性来反对确定性，“三个不确定性论题在我的著作中显眼地出现：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称的不可测知性和科学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每一个……都预设了一个不同的进一步主题……翻译预设的主题是刺激。指称的不可测知性预设的主题是实体化（reifi-cation）。科学的不充分决定性预设的主题是经验内容。”[163]他的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思想、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指称的不可测定性思想、本体论的相对性思想等等，都贯穿着不确定性精神，“然而，现在我们面对的翻译不确定性，以同样的方式贯穿于外延和内涵。词项‘兔子’、‘兔子的未分离部分’以及‘兔子的时间段’不仅在意义上不同，它们也适用于不同的事物。指称自身证明是行为上不可测知的（inscru-table）。”[164]因此，正是基于这个维度，奎因的很多核心思想和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很多精神是相似的，两者有着渊源的关系，为此，奎因写了《本体论的相对性》等文章来纪念杜威，这点正如其在导言里说的：“就像《本体论的相对性》是为了纪念约翰·杜威而作的一样。”[165]
在杜威的影响和启发之下，奎因将不确定性的精神拓展应用到了对知识性质的理解上，使得其知识观中具有了整体主义、可错主义的色彩。如果接受杜威的不确定性这个理念，那么知识就不再是一种确定不变的、绝对的、静观僵化的，相反，知识具有了不确定性、变化、相对等特征。此时，知识（信念）是一种变化的状态，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识（信念），它能够随着经验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目的性后果意义的变化而变化，“一个人的信念总体在几乎每一个醒着的时刻都在变化。仅仅一只鸟的啁啾声或一辆过往汽车的嘎嚓声，一旦被这样识别到，都会在我们波动着的信念仓库中增加一个信念。这些是微不足道的信念；它们来得快，但它们很容易被挤出，被遗忘，因此去得也快。有些信念是持续的，如汉尼拔翻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信念，海王星是一颗行星的信念。人们的一些信念最终被放弃了；这里的原因并不总是它们被挤出和遗忘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发现它们与可信性似乎更高的其他信念（可能是新的信念）发生了冲突。”[166]既然知识（信念）已不再是确定的状况，那么知识（信念）就有可能是错误的，既然知识（信念）是可错的，那么知识（信念）是能够得到改正的，认知是一种不断自我纠正的模式，这个思路里体现了知识观的整体主义与可错主义倾向，而这种整体主义、可错主义倾向的知识性质则主要源于知识的不确定性与变化性。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奎因认为，在经验面前，信念或者知识不是局部、各自分害j的状态，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面貌出现的，即信念或者是知识（自然理论）是作为一个集合体面对着经验，它们不是单个句子的面对经验，更不是逐个特殊理论的面对经验。当然，这种作为整体性的信念或者知识（自然理论）的确证标准也必须回到经验中去加以检验。针对这点，奎因在其《经验主义的五个里程碑》里明确指明：“如果以为理论中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语句具有它的可分离的经验意义，那也是错误的。理论语句逐步下降为观察语句；可观察性有程度之别，也就是说，从目前的证据去看一个语句可能获得的那种自发的一致同意，有程度之别。即使可以说，从一个人的理论中其他语句的观点来看，甚至可以撤销一个观察语句，但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幸而不是一种典型的情况。无论如何，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将有一些单一的语句，即一些很长的理论语句，肯定具有自己的分可分离的经验意义，因为我们能够构造出一个关于整个理论的合取语句。因此，应当把第三个转折带来的这种整体论仅仅看中一种温和的和相对的整体论。重要的是，我们不再要求或者期望有一种具有他自己的可分离的经验意义的科学语句。”[167]这段话里体现了奎因的整体论观点。
从逻辑上来说，作为整体性的知识（自然理论）由于是被构造出来的，它们是人工的构造物，因而不是确定的、绝对的、静观的，正因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的性质，所以它们是可错的，可在探究中被改正。在此，奎因和杜威一样，反对知识论中的确定性，“笛卡尔梦想科学的确实性有一种比科学方法本身更坚实的基础，我属于那些批评这种笛卡尔梦想的不少的少数人或不多的多数人。但是我们看到，我依然在考虑一直是传统认识论核心的问题，即科学与其感觉数据的关系。我把它看做是一种预先承认的外在世界中血肉之躯内的输入一输出关系，一种作为外在世界中科学的部分而予以探究的关系。为了强调我摆脱了笛卡尔梦想，我用神经感受器及其刺激，而不用感觉或感觉物。”[168]在奎因看来，其自然化认识论和传统知识论的重要区别之一主要在于由确定性问题所导致的差距。或者说，其自然化认识论与传统知识论所不同的是，他建构的知识观在不确定性立场下坚持整体主义的观念，这也就是说，这些整体性出现的知识所包含的各个陈述部分构成了一个关系性的存在方式，即内部要素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知识的集合整体，其中，集合整体内的每个局部陈述就可以被修正，数学与数学的规律也一样。“因为要记住，那种规范和自然化的认识论本身是科学的组成部分，而科学是可错的和可改正的。即使经过这样的巨变，科学依然会是科学，即同样的旧式语言游戏，仍然依赖于感觉预言中的检验点。经验主义的崩溃将会接受心灵感应或启示带来的特别输入，但是对由此产生的科学的检验依然会是预言的感觉。”[169]
综上所述，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中的实用主义或者工具主义、社会实践性、不确定性等观点对奎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观点包含在奎因自然化的认识论中，通过两者的比较，我们能够看到奎因自然化认识论中有很多杜威知识观的影子和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