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1935年前后搬到大门陈家屯的。我们的远祖原居山东省登州府荣城县，大概在清朝嘉庆年间，远祖只身逃荒到东北，落户在绥化县东北地屯。从那时起，到我父亲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大约百年有余，可谓农耕世家。但自己没有一寸土地，都是在人家的土地上流血流汗。我爷爷那辈共有哥七个在一起生活，后来遇上荒年，实在无法维持，就分了家。分家时爷爷已经去世，奶奶李氏带着我父亲哥仨，听说讷河这个地方地广人稀，日子好过，就决定到讷河寻找生路。全家人携儿带女，一台马车拉着仅有的一点家当，从绥化东北地屯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走，才到了讷河。先在祝家粉坊屯落脚，住了三年。听说大门陈家对耪青户比较宽容，遂有意挪动挪动。所谓耪青，就是从陈家租地，自己独立耕种，到秋向陈家交粮。一般情况都是四六分成，但陈家是倒四六，即四成交给东家，六成留给自己，而且还不计较场院底子剩粮多少，所以一些流离失所，没有地种的农户，都愿意到大门陈家来耪青。而且陈家势力大，盗匪不敢轻易光顾，相对比较安全；屯里还有学校，只要年交粮一斗，小孩子就可以上学念书。所以又托熟人崔国良引线，把家搬到了大门陈家屯。开始没有住的地方，暂住在陈家看场院的窝棚里，后来搬到后街的一个土屋里，再后来又搬到陈家大院西侧的一所三间草房里，一直住到解放。这些房子都是陈家盖的，入屯之户，只要租他家的地种，房子白住，不收房租。这也是许多耪青户愿意到大门陈家屯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土改”以后，家家分得了土地。我家也拿到了政府发给的地照，有了自己的土地，种地劲头更足了，父亲老哥仨个，一刻都没有歇着的时候，起早贪黑，从春到秋，忙完地里，忙场里，一天总有活干。粮食多了，日子越来越好。
我出生后就没有见到过爷爷。听父亲说，爷爷张有钧特别勤劳，年轻时给人家扛活，干活不惜力气，不顾性命，四十多岁，因伤力过度咯血，故去了。在我记事的时候，家里只有奶奶，大爷（伯父）大娘和三个女儿，父亲母亲和我们大哥仨，老叔和老姑还没有结婚。全家13口人，在一起生活。
我还依稀记得奶奶的模样，慈祥可亲，脚很小，走路有些不稳。她在世的时候，我一被父母责打，奶奶就护着我。家里大小事情多由奶奶拿主意，决策干练，办事果决，深受晚辈尊重。可是没过多久，奶奶就去世了。记得时间是农历五月的一个热天把奶奶送走的，葬在屯后南北垄地的北头，现在推算当在1943年左右。奶奶去世后，家里家外的事情就由父亲张罗，先是打发老姑出嫁。我本来有三个姑姑，大姑夫家姓李，丈夫叫李海，腿脚有残疾，外号“李瘸子”，在本屯居住，生一子名李占元。二姑夫家姓王，丈夫叫王凤洲，因读过私塾，人称“王三先生”，一辈子务农，在祝家粉坊屯住，生一子三女，子叫王福年。老姑此时还没有结婚，照那时的标准，年龄已经很大，经媒人牵线，嫁给大门郑家屯的尹大贵，做了填房。出嫁的衣物，箱柜和当用品，都由家里操办，一应俱全后，完成天作之合。婚后生一子一女，子叫尹相春。接下来是叔叔的婚事。叔叔张振清1923年生，到1945年已经23岁。这在那时的农村来说，已经是很晚了。家里人着急，父亲四处托人，找媒人，看了许多人家女子，最后选中了友谊屯张绵海的妹妹张景春，在经过一番争争讲讲的口舌后，财礼总算定下来，于当年顺顺当当把婶子娶到家。第三年，婶子就生下了四妹张淑琴。
这时我的堂姐也都大了，二姐张淑芳1930年生，17岁就出嫁了。丈夫是在学田乡和庆村老安家屯住的马汉波，因系父母包办，婚后感情一直不和，1950年“新婚姻法”公布后离婚。回家后，精神郁闷，于1952年患肺结核去世，仅活了23岁。生一女，被马家人送给讷河北门外一户纪姓人家。大姐张淑清，1927年生，比二姐出阁晚，嫁讷河东孔国乡双发屯李希增，也是填房。李家是地主成分，大姐因病于1962年去世，所生一女一子，都长得非常标致。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不了红卫兵的歧视，女投井，子上吊自杀，两人都二十多岁离开了人世。
早在“土改”之后，因原来的住房已经破旧，父亲决定另盖新房。房址选在后街离井沿最近的地方，我听父亲不止一次说过，是为了挑水方便。那时农村家家都吃井水，白天在地里劳动一天，晚上回来不论怎样累，再不愿动弹，也得挑满一缸水，以备第二天使用。不然第二天做饭就成了问题。这个房址，离井大约有四五十步。打好地基后，没用两天大框就起来了，因为有屯邻帮忙，人多千活快。可是剩下的零活就相当费工夫了，足足用了很长时间，才有了眉目。为了省钱全买的是杨木柁檩，土垡子墙，砌完后还得用泥抹上。我虽然很小，一天到晚也在现场忙活。天快要凉了，才搬进去住，冬天冷得不行，后墙挂上厚厚一层霜，屋里像冰窖一样。第二年，因墙干透了，就好了许多，不那样冷了。房子是三间，中间是堂屋，两头住人。东屋南炕是大爷大娘，西屋南炕是我爹我妈，北炕是老叔老婶。南北炕中间靠山墙有一万字炕相连，北炕烧火时，烟从万字炕里头流入屋外的烟囱。这烟囱坐在地上，很像一个以前烫酒的硕大酒壶。早晨一起来家家炊烟缭绕，特别是冬天，满屯雾气腾腾。这时的龙泉屯，已由一趟街变成了两条街，看上去很像一个“二”字。
在两个姐姐出嫁以后，我记得还有一次分家。伯父感到分开过好，就提出分家。记得当时我家请了许多人：有崔国良、李大脚、关校长、李凤山等屯邻。在家里炕上喝着开水，抽着旱烟，往一起说和，持续了五六天，没达到目的。最后由关校长写了一份分家单，当时我小，不懂得是怎么回事。后来看到这个分家单，上面写得很细，从院里的车马农具，到屋里的缸瓮，以及各种小东西和房子都做了分割。事后只有大爷和大娘，搬到后街东头的一个小马架里住了。就在这一年（1948年）冬天，大娘因受惊吓，得了大出血，没治好，去世了。大娘娘家姓傅，是富裕人家女儿，1906年生，享年43岁。大娘继奶奶作古之后，我们小孩又少了一个护着的人。大爷和大娘对我们都非常疼爱，有好吃的给我们留着，有好玩的给我们买来。他们也生了三个男孩，但都在很小的时候夭折，一个没有站下，所以拿我们特别为重。在大娘去世的时候，为打幡之事，大爷曾提出把我二弟凤祥过继给他为子。父亲二话没说，当即同意。我清楚记得八岁的二弟，由父亲帮着，打着灵幡走在送葬队列前面的情形。可是后来，也没有明确的过继仪式，也没改口，但在思想上，全家人都是承认这个事实的。因大娘去世，大爷和他的小女儿——我的三姐，刚刚十多岁，两个人无法再顶房住了。没到半年，大爷又搬了回来，归到一起，仍住东屋南炕。可是，疼爱侄儿的大娘，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至于我叔叔，虽然有了分家单，但压根就没有另立门户，一直和父亲在一起过。分家重合之后，因为有了土地，老哥仨干得更起劲了。连年粮食丰收，有了余钱，又在井沿附近盖了一个粉坊，每年秋天土豆一下来，就开始拉磨漏粉。这时家里养了两头大犍牛，四五匹马，一台钢轴车。牛拉磨用，马拉车、种地用。所产的粉条，都送到讷河城卖掉，家里不愁吃不愁用，并略有结余。生活宽裕了，干点什么，老哥仨合计来合计去，买地吧，地多了将来会不会像陈家一样被分掉，那样就白忙了，这条路不能走。想来想去，何不给孩子说媳妇，一旦娶到家，谁也抢不走。那时我虚8岁，订的是日本屯（后来改叫和盛屯）陈洪生的二女儿，小名叫二丫；二弟凤祥订的是本屯崔国良的孙女、崔永江之女，乳名二孩子；三弟凤家订的是永发沟子北老桑家姑娘，眼睛有点毛病。我们仨，相差都是两岁，女方又比我们各大两岁。当时的观念是说大媳妇，可以早点娶到家里干活。就这样我们仨的终身大事，在父辈的“扔把笤帚占一个碾子”的思想指导下，精心而又草草地定了。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公布以后，屯里凡是这么小订婚的，都纷纷解除了婚约。我家父辈规定：女方不提，决不许我们先提。结果只有桑家提出解除婚约，三弟被解放了。但父亲相当不高兴，曾和我商议，要去桑家理论。我劝父亲不要去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父亲还是去了，把桑家人说了一顿，才算完事。我和二弟长大后，按父辈要求，如期结了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