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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聚会后的第三天，我睡了个懒觉，直到上午十点才起床。对我这样的工作而言，虽然每个月有着严格的业绩指标，但好在时间还能由自己控制和分配。简而言之，只要业绩达标，去不去公司，是否让老板见到你，都无所谓。何况我所在的是一家业内不知名的小公司，听同事们说，老板甚至有转行的打算，因此，在公司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员工，不在少数。
我起床后，简单洗漱。今天上午就这样混过去了，下午要和一位客户见面。他的公司离我家不远。我将下午要用的材料进行简单整理，放在公文包里。又把桌上分散着的信件一封一封剪开看，这是前天晚上从信箱里取上来的，多半都是银行的贷款缴费通知和信用卡的还款通知。说起钱，我想起昨晚饭后，大冢要求每个人拿出5000元。由于事先就在电话里说好是AA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随后，二十个人分别回家，大部分人坐电梯到地下停车场取车，我、虫男和其他几个人搭地铁。虫男和我是相反的方向，我们在地铁站道别。除了席间互留了手机号码，我和他又留下了各自家里的座机号码，方便联系。我对他说了些气色不好，希望他注意休息之类的话，随后登上地铁。在地铁上，我把他的号码编入通讯录，写上了“虫男家电”四个字。
我烧上一壶热水，泡了一杯咖啡。沸水冲散咖啡颗粒的瞬间，我又想起了昨晚最后的那道菜，脑中满是昆虫的画面。仔细想来，这也许是那家饭店取名“虫宠”的缘故，但这样的感官刺激，似乎又和“宠”字沾不上边。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回想着昨天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冢是领袖，其他人似乎也事业有成，从下楼取车这点就能看出些端倪。这些人当中，也许虫男和我的境遇最为相似。在读高中那会儿，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那是二十年前，我由于搬家的缘故，来到吉安高中念书。这所学校在当地来说，是一所位于中游的高中。它成立的时间很早，原本和一些教会人士有关联，几十年发展下来，周围的地块建起了成片的商业区，吉安高中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所地处闹市区的公立高中。它招收的学生多以本地的生源为主，由于历史悠久，可以说颇受家长的欢迎，加上毕业生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也不差，因此成为了附近最热门的高中之一。后来父亲告诉我，当时转入这所学校，也找了不少人帮忙。
我来到学校的第一天，校长向我介绍高二（3）班的班主任永泽老师。他是一个谢顶的中年男人，戴着无框的近视眼镜，鬓角有些发白。永泽老师将我领入班级，对同学们进行介绍。我背着书包站在讲台旁，紧张地注视着台下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对即将展开的这段未知的旅程更是惶惶不知。永泽老师说完介绍的话语后，让同学们鼓掌欢迎。我有些不知所措地鞠躬示意，并请大家多多关照。鞠躬的时候，我觉得书包里的书本和铅笔盒上上下下地跳动着，发出咚咚的闷响声。
教室里只有一个座位空着，永泽老师便把我安排在那里。那是最后一排的一个座位，旁边坐着个微胖的男孩，我走向座位时，他也注视着我发愣。从第一排经过时，我就听见有同学窸窸窣窣地说着什么，有几句听清楚的，大致在说“新来的要坐在那个怪人旁边了”之类的话。我走到男孩身边，放下书包，从里面拿出书本和铅笔盒，再把空书包塞入抽屉里。我转向他，和他打招呼。
“你好，我叫秀男前代。以后请多关照。”
他并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的脸。
这时，前排的永庆回过头来悄悄地对我说：“新来的，他是个怪人，别和他说话。”说完，他转回头去。一会儿，他又转过头来补充：“这里也没有人和他说话。”永泽老师在讲台上回过头来，斥责说话的永庆，他便向我吐了吐舌头，回过头去听课。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课间，几个同学来到我身边和我攀谈，男孩坐在我身边听着，没说过一句话。
这就是我和虫男的第一次见面。曾经一度我也很好奇，他为什么不说话，是否在说话上有障碍？或者是根本就不会说话？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多余的。上课时，老师也会叫起虫男回答问题，他的回答流利干脆，尤其是生物课和数学课，他往往能答出其他同学回答不出的问题。这一点让我佩服。作为一名转校生，要我跟上学习的进度着实不易，至于他是否善于沟通或者是否和同桌交流的问题，一段时间之后就被我抛于脑后了。
虫男第一次和我说话，是我转校的一个星期之后。那天，天气炎热，气温预报说突破了38摄氏度。爱写板书的麻里子太太一边在黑板前忙碌着，一边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她教我们语文课，除了一些优秀的学生外，大多数同学都趴在桌上，无精打采地听着课。头顶上，八台电扇在飞速地旋转着。虫男对语文课丝毫不感兴趣，他把手伸进书包，摸着什么。书包里发出玻璃瓶碰撞的声音，被麻里子太太听到了。她转过身，愤怒地朝着虫男的方向走过来，喝令他站起来，并把书包里的东西交给她。虫男咬着牙纹丝不动。麻里子太太怒火中烧，从书桌里嗖地拉出他的书包，在里面摸索着。里面再一次发出了玻璃碰撞的声音，这次的声音更响。她在书包里找到了三个小玻璃瓶，大小与女生用的指甲油的小瓶相当。里面似乎装着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虫男正要张嘴说话，麻里子太太转身回到讲台边，对着全班的同学说：“谁要是再把这些不相干的东西带来学校，我就像这样处理！”说罢，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三个玻璃瓶扔出了窗外。
虫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前排的几个女生回过头悄悄地盯着他看，在麻里子太太又一次的喝令下，才回过头去。我听见隔壁走廊的女生偷偷地和同桌耳语：他好像哭了。
当天中午，太阳直射在头顶，学校楼下的操场如同火炉一样，只有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发出叫声。我从远处走近正在草丛里翻找着什么的虫男，叫了他的名字，递给他一个玻璃瓶。他回过头，惊讶地看着我手中的物品，然后愣住了。
我说，我只找到了这一个。
他伸出手，另两只瓶子已经攥在了他的手里。
他问我：“你在哪里找到的？”
“和你一样，在那里的草丛里。”我指着不远处的一蓬乱草说。
“……谢谢。”虫男低下头向我道谢。
“要感谢教室窗下的草丛才是。”我笑着说。
“那么……你的午饭……”虫男看着我问。
“算了，晚上多吃点就是了。你也没吃吧？”我说。
他点点头。
我指着他手里的瓶子问他：“这里面装的是蚂蚁？”
“严格来说，是树蚁，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它们的个头比较大，也更凶猛一些。”虫男说。
“那么厉害。”我说。
“另两只都属于树蚁的品种，但是仔细看，三只都有区别。”虫男说。
“那你把它们带在身边干什么？”我问虫男。
“它们，是我的伙伴呀。”虫男说。他嘴角露出了笑容，这些伙伴的失而复得，让他的心情好了起来。
虫男和我一起上楼，我们开始聊起昆虫的事。那天让我记忆深刻，不仅是和虫男成为朋友，还有饿着肚子上完了一下午的课。
我把杯子里剩余的咖啡喝完，起身，站到窗边。时间已是中午时分，大街上车水马龙。二十年前的一个夏天的中午，两个男孩在草丛里寻找装有树蚁的玻璃瓶，他们在草丛里握手，成为朋友。毕业后，我和虫男就没有再联系。同学会上的相遇，触发了我脑海中的记忆。而我相信，虫男也一定记得当年在草丛里找玻璃瓶的事。想到这里，我看了看时间，拉上窗帘，准备扒上两口饭就出门应付下午的工作。
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我接起电话放在耳旁，和对方打招呼。
电话里传出男人的声音，他缓缓地说：“您好，是秀男前代先生吗？您的朋友大冢三郎失踪了。”
3
打来电话的是江户区警署的刑警。他在电话里说，他们正奉命调查大冢三郎失踪一事，希望能向我了解情况。
“为什么是向我了解情况？”我在电话里问。
“我们了解到，大冢三郎三天前曾组织过一场聚会，范围是他的高中同学。因此，除了您之外，其他参加同学会的人，我们也正在一一地向他们了解情况。”刑警在电话那头解释说。
之后，他向我询问是否能上门拜访。我想了一下，和他约在晚上六点，在离家两条街外的咖啡店里碰头。他确认时间后，挂断了电话。
我把电话听筒放回原位，从餐桌旁拉出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大冢失踪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遇到意外了，还是生意上的事？无论如何，一定是家里人无法联系上他才报的警。思前想后，我也没有对大冢的失踪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这时，手机收到短信，是下午约见的客户发来的。我诶呀一声，连忙拿起公文包，打开门小跑出去。
晚上六点，我准时来到“科斯特”咖啡。由于我经常一个人光顾，这里的老板和我还算熟悉。一进门，我径直走到一个靠里面，挨着厨房的位置坐下，这是我的老位子。伙计过来和我打招呼，并送来一杯冰咖啡。我喝着咖啡，注视着店门口的动静，虽说工作就是和人打交道，但和刑警面对面接触，倒还是第一次。我又把伙计叫来，和他交代如果有人找我，把他领进来。
十分钟后，咖啡店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伴随着伙计口中的“欢迎光临”的声音，出现了两个穿着白色衬衫的男人。他们扫视着店里的顾客，像是在找什么人。伙计机灵地走到他们身边，耳语了几句，他们点了点头。伙计便领着他们向我的方向走来。
我站起身迎接，与其说迎接，倒不如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力量把我推离了座位。他们走到我面前坐下，分别从口袋里取出刑警证向我示意。一位年长的先开口说：“秀男前代先生，你好。感谢你百忙中抽空配合我们的调查。据我所知，你是搞保险的，经常在外面跑，可没有太多休息的时间呢。”
“这年头，工作就是如此啊。你们不也是一样。”我说。
中年男人笑着，继续说：“还没跟你介绍。我是江户区警署的警长石村弘。这位是我的部下，金水贺年。也就是之前给你打电话的那位。”
我转头看了看他身边的那位年轻人，他向我点头示意。
伙计拿着菜单走过来，站在一旁等待。我问石村要喝些什么，他看了看我面前的咖啡，转头和伙计说和我的一样。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包七星香烟，点燃一支抽了起来。
“那么，”我隔着袅袅升起的烟雾问石村，“调查进行得如何？”
“正在分头调查。大冢三郎的家里人昨天报了案，说他已经有两天没有回家，手机没有人接，公司里的职员也说没看到过他。不过，类似这样的失踪案件，可能性有很多，”石村抽了口烟说，“他这样的生意人，有时候说不定还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行踪呢。他的太太对我们说，他们夫妻的感情很好，如果不回家，他至少会打一通电话回去。结婚五年来，从无例外。”
听着石村的话，我心里暗想，还真没发现大冢是这样的人。在我的印象里，商人常会自然而然地把工作上油嘴滑舌的习性带回到生活中。
“而且，他的太太是个厉害的角色，绝不是普通的家庭主妇……”石村补充说。
我点点头。“那么，你们找我是想了解什么情况呢。”我问。
“你别着急。具体的情况，金水你来介绍一下吧。”石村转头对身旁的同事说。
“我们到大冢三郎先生的公司里去了解了一下情况，他的秘书告诉了我们他本周的安排。”金水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记事本，“他本周的安排相对空闲，白天在公司参加几个会议，晚上的安排，只有周一在新秀购物中心的‘虫宠’饭店参加聚会。秘书说，这家店是大冢先生定的，她负责做了预约。而周二，他就没有再来上班。这和大冢先生太太的说法也一致，周二早上出门上班后，晚上就没有回来。”
“因此，我们想看看他的失踪，和这场同学会，是否有什么联系。”石村说着，把身子向前凑了凑。
伙计把两杯冰咖啡端来，分别放在了两位刑警的面前。
“我明白了，”我说，“那么我来说说我这里的情况。”
“嗯，到底是和人打交道的。我们已经了解的，你就不必说了。我来问，你来回答吧，可好？”石村说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嗯了一声，等待他的提问。
“那么，秀男先生，听说那天你迟到了是吗？”石村问。
“是的，我工作的地方离市中心很远。”我说。
“上班不是应该很自由嘛。”石村说。
“每周一下午，会安排专门的业务每周总结，每个人都要发言，所以常常拖到很晚。”我说。
“是这样啊。”石村说，“听说，他们还拿你开玩笑来着？大冢的主意？”
被石村这样盘问，我心里有些不悦。“石村先生，您这样问是什么意思？大冢的失踪和我有关？还是说我是嫌疑犯？”我皱着眉头，用手指的关节敲着桌面说。
“石村先生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着急，”一旁的金水说，“像石村先生之前说的，大冢先生在同学聚会后的第二天就失踪了，这难免不让人对这场聚会产生一些怀疑。”
石村伸手打断了金水，对我说：“秀男先生，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想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天的情况，如果言语上冒犯了你，请你原谅。这可能是刑警的习惯吧。”
我身体向后，靠在沙发座椅上。对石村说：“我能理解，我当天迟到，而且被当众取笑了一番。这可能就是你们所谓的，有别于他人的地方。不过，我和这件事可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会因为被他取笑，就要让他消失？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对你们而言，这样的推断似乎了小儿科了一点。”
石村大笑了起来，他喝了一口咖啡，对我说：“的确如此。我们也只是就事论事。同学会那天的突发情况、同学之间是否有过恩怨、彼此之间又是否有利害关系等等，我们都必须调查……”金水在一旁轻轻咳嗽了一声，石村顿了顿，接着说：“所以，秀男先生，麻烦你提供这几天的工作安排给我们好吗？当然，对每个人我们都是这样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