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检结果得出的结论，虽然准确描述了犯罪的经过，但给柳青的心情投上了一层阴影。她意识到了同事之间也出现了那种微妙的变化。这个案子的尸检是由她协助法医做的，那几天加班，与他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就少了很多。他们有一种无形中被孤立的感觉。有一天柳青问汪工，是否也有这样的感受？汪工说，那是自然的。如果我们不提出活埋，那么上级也不会这么挤压我们了，社会上也没有这么多的指责。弄不好，整个刑警支队这个月的奖金会一笔勾销，要跟着背黑锅的啊！法医这样一说，柳青内心就更加不安了。她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严肃，这样的严密。她是在尽责，但却要为此付出代价。
也就在这天的下午，陈晖来电话了，电话还打进了柳青的办公室。这回是柳青自己接的，一听是陈晖的声音，她就好高兴。她把办公室的门插上，想和陈晖好好聊聊。这个电话很及时。
电话里陈晖说自己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没想到能听见柳青的留言。柳青的心不由得往下沉了一下，就说：怎么会没想到呢？
陈晖说：你这个人很矜持啊！
柳青就笑了，说：我最近确实忙得昏天黑地的，案子上压力很大。
陈晖说：这你可得悠着点，侦破总是滞后的，你无法预设犯罪，更不能超前制止犯罪。不过你们的乐趣也正在这里……
柳青觉得男人说得真好，让她好舒心，她说：这个案子真的让我很苦。
陈晖说：苦中作乐吧。凡是可以称作是事业的，都是苦中作乐。现在可以对我说说案情吗？
柳青说：案情已经不是秘密了，是一起轮奸杀人案，我们找到了被害人的尸体，发现是被活埋的，但是却很难找到有效的线索……
正说到这里，外面有人敲门。
柳青匆忙把陈晖的电话挂断，然后把门打开。
门外站着的是举报中心的小王，一个看上去很稚气的小伙子，神色似乎有点异样。柳青就问：小王，有事吗？
小王说：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
柳青问：说什么？
小王说：好像是一个男人……他什么也没说，但是呼吸很重，李队估计这个电话还会打进来，就让我来叫你……
柳青和小王一起去了举报中心的办公室。那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在了，副支队长李林皱着眉头说：柳工，你来看这部电话。
柳青说：为什么？
李林说：你的声音好听……能给人好感。
柳青笑着说：报案还分声音吗？
李林说：异性相吸嘛。我上学的时候，从来就不旷女老师的课。
大家哈哈大笑。李林又正色道：刚才的电话什么也没说，就挂断了。这说明对方在犹豫……如果这确实是个报案的人，那就对我们太有利了……
忽然，电话铃骤然响起，所有的人都把笑吞进了肚子，屏住了呼吸，感觉像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似的。李林向柳青使了个眼色，柳青便果断地拿起了话筒，说：这里是落城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案情举报中心，请说话。
柳青首先听到的还是一声沉重的喘息。
于是柳青立即重复了一遍。
这时对方才说：我想知道，炼油厂的那两个姑娘被埋的时候确实还活着吗？
这样的语气，使柳青很自然地想到，电话的那端很有可能就是作案人。她内心一阵激动，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以正常的语调说：你关心这个？
对方说：是的……
柳青说：能问一句为什么吗？我想你不是出于好奇吧？
对方抬高了声音说：我必须知道！
柳青想了想，说：我可以告诉你，她们是被活埋的。
对方没有说话了。接着又是一声喘息。
柳青还是平静地发问：你是谁？请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那人没有回答，但也没有把电话挂上。
柳青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这时，她听见了电话里有火车站广播的背景声，正在提示一趟开往西安的列车的检票，便一边缓和地说话一边拿笔在纸上写下了“8.24——火车站”，推到了李林的面前。
柳青再次问道：你是谁？能告诉我吗？
这时，对方才说：我是谁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电话就此挂断了。
显然，这个电话极有可能是其中一名作案人打来的。李林立即做出决定：所有外勤全部出动，封锁火车站所有路口。李林担心这种临时性的布控人手不够，便把其他技术大队的人员也编入其中。
不到半个小时，各路赶来的刑警就到达了指定的位置。为了不惊动犯罪嫌疑人，李林吩咐各辆警车都不许鸣警笛。柳青把勘察箱放在车上，把六四式手枪推上膛，随着高逸明的小组开始在车站的南门外进行搜索。他们分散着向几个公共电话亭奔去。在靠近入口处的那个电话亭边上，柳青很快注意到一个戴着军用迷彩帽和宽边墨镜的男人在蹲着抽烟。凭直觉，柳青就感到这个人可能就是刚才打电话的家伙。柳青对高逸明使了个眼色，后者便直接向那人奔了过去。蹲着抽烟的青年男子把半截香烟在鞋底上按灭，然后站起身，他的身材不算高大，但很魁梧。他正准备把烟头扔到不远处的一个垃圾桶里。也就在这当儿，高逸明出手了，他的手迅速向那人的领口伸去，但是却被那人同样迅速地拦截住了。
高逸明拿枪指着那人的脑袋，大喊一声：别动！动就打死你！
那人说：等我把烟头扔了行吗？
说着，那人就把烟头像投飞镖似的准确地扔进了垃圾桶。
几个刑警一拥而上，把那人给铐住了。那人没有再做任何的挣扎与抵抗。他的墨镜已经被打落在地上，露出了极其疲惫的目光，那目光很快落在了柳青身上，女警官也用镇静而严肃的眼神直视着他，没有一点回避。那人被押着从柳青身边经过时，突然停住脚，对柳青说：刚才是你接的电话吗？
柳青的镇静被这突如其来的发问瓦解了一半，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甚至感到有点紧张了。
高逸明上来抽了那人一耳光：是又怎么样？你这混蛋！
那人把嘴里的血吐掉，说：别这么横，我要是跑，就不会这么便宜地落在你们手上了。然后就自己跳上了警车。
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很快就查清了。此人叫张华涛，二十六岁，曾经在部队里服役，还是特种兵。三年前，这个张华涛由于在部队里偷看女兵洗澡被遣送回了落城，自然也没有得到地方上的安排，属于那种社会闲散人员。局里得知这个报告后非常高兴，要求连夜对张华涛进行突审。
负责突审的是高逸明。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突破，与柳青有着直接关系，副队长李林也安排她参加了这项工作。对张华涛的审讯开始很顺利，他招供自己是“8·24”大案的作案人，但没有说出他的同伙。审讯一直进行到午夜，张华涛还是那句话：我只说自己的事情。
高逸明说：张华涛，我们这是在给你机会，懂吗？
张华涛说：我不需要警察给我机会。
高逸明拍案而起：你不说，我们照样能把你的同伙逮到！
张华涛冷笑道：那是另外一码事了。
尽管张华涛拒不交代自己的作案同伙，但他的捕获归案，毕竟还是为破案提供了有力支持。警方经过周密的侦查，很快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线索。其他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一周内相继落网。其中一人是张华涛的弟弟张华山，是炼油厂内部的一个驾驶员。至此，一度陷入僵局的“8·24”轮奸杀人案宣布告破。四名案犯在侦查完毕后准备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是，在这之前，围绕张华涛那个电话是否带有自首性质的问题，刑警支队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按照《刑法》规定，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如实交代罪行的属于自首，但同时也认定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罪行的，也以自首论。那么，张华涛的这个电话是否属于自首就显得有点模棱两可了。
柳青在日记里有过这样的描述——
对张华涛那个电话引起的争论还在继续。主要焦点是，张华涛此举算不算是自首？如果算，那么他日后的量刑就会减轻；如果不算，那么他必死无疑。分歧就是这个。一种意见认为，张华涛还是应该属于自首的性质，否则他就不会主动给举报中心打那个使自己暴露的电话了。他是当过特种兵的，他怎么会选择火车站这样极其容易识别的场所来给举报中心打电话呢？反对的意见是，张华涛根本就不是想自首，他已经买好了去西安的车票，他不过是想上车之前证实一下，那两名女工是否真的像社会上传闻的那样，以缓解内心的压力。
我是第一种意见的支持者。我认为，张华涛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是罪责引起了他内心的严重不安。我能体会他当时的心情，他绝不是侥幸，而是罪责难负，所以他需要寻求解脱。
高逸明立刻就站起来反驳：我不同意。如果当时我们不是按照李队的部署及时行动，你能保证他不上车吗？
我说：不能保证。但是也不能认为他就一定会上车逃跑。
高逸明说：难道我们还要听信他自己的辩解？
这时，副队长李林插话说：张华涛自始至终没有说自己这个行为意味着什么。他只说，我愿意偿命，你们早点送我上路。
刑警支队的意见反映到了局里，最后的结论是排除了张华涛自首的可能。这个结论虽然不是柳青的意料之外，但她还是觉得有失公平。今天下班回来，她对父亲说了自己对张华涛定性的看法，她说：其实像张华涛这样的罪行，即使是自首，也难免一死。但是我们得对他负责，让他死得清楚，死得服气。
父亲柳立中想了很久才说：这不能认为是自首。张华涛给举报中心打了电话，只是了解两名死者是否是被活埋的。他心里有压力，所以想问个明白。但他没有说其他的，就把电话挂了，不是吗？
柳青说：这至少说明他是有自首倾向吧？
父亲说：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
柳青说：那他为什么不逃呢？
父亲说：法网恢恢，他能逃几天？
柳青说：他根本就没有想跑的意思。去抓他的时候，我看见他就坐在电话亭外面抽烟，好像是等着我们去抓似的。
父亲说：办案子主要是依照证据和事实，不能光靠推理。
柳青说：你是担心这样的解释，会让社会舆论对我们公安的形象不利吧？这么大的案子，久攻不下，结果还是靠罪犯自己提供线索才破获的。
父亲气得把手里的杯子一摔：混账话！
柳青也毫不示弱：本来就是这样！
这时，电话响了。单调的铃声使父女间的争执暂时停歇下来。柳青去接电话，听见一个陌生的男声：请问，柳青在吗？
柳青犹豫了一下，说：我就是。
对方说：我是李志扬……
柳青感到很意外：哦……
李志扬在电话里说：你现在有空吗？
柳青说：有事吗？
李志扬说：我想和你谈谈“8·24”案件，我是受我的当事人张华涛委托，想了解一点情况。
柳青立刻说：行。
李志扬说：那我在办公室等你吧。
蓝天律师事务所设在落城唯一的老街上，租用着一家小旅馆的一个套间。办公条件也很简陋，除了一辆桑塔纳和两台电脑，就看不出有什么值钱的家当了。见到李志扬，女警官觉得，面前这个男人和那次在商场门口见到的那个书生，不像是同一个人。那个人显得文弱，面前这个男人今天给她的感觉却很坚实，给人一种信赖和安全感。
李志扬没有过多的寒暄，在给柳青倒上一杯水之后，他就切入了正题。他说：我初步了解到，张华涛给刑警队打的那个电话，是你接的。
柳青说：是的。我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对你介绍一下。
李志扬打开笔记本：好，你说。
柳青说：你最好不要记录。今天我来，也不能理解为一次公务——如果是公务，你应该去队里办手续申请调卷。我们是私人会见，既然话题谈到了“8·24”，那就不妨说上几句好了。我们今天的谈话只能是一种观点上的交流，不能拿它当作呈堂证据。
李志扬笑着把眼镜摘下，擦了擦说：那好，你随便说好了。
于是柳青把接电话的经过说了一遍，又说了队里关于这个电话引起的争论，同时也没有掩饰自己的看法，她说：我是主张“自首”的一派，是少数派，保留意见派。
李志扬说：看来我们很默契，因为我们这个行当历来就是当少数派和保留意见派的。
柳青说：关于张华涛，有一点我脑子里始终有个结。作为男人，他身上有那种豪爽的江湖气，也有一种男人气。我实在不懂的是，他怎么可能去犯那样的罪呢？而且作案手段竟是那样的残忍……
李志扬说：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你那种感觉我也有。其实，为张华涛当辩护律师，不是我的选择，也不是他的要求。
柳青说：是法院指派的？
李志扬说：也不是。我是受一个老干部的委托——我暂时不想告诉你那个人是谁。但我可以告诉你，张华涛有恩于这一家，他曾经在蓝渡江里救起过老人的孙女。
柳青一愣：还有这样的事情？
李志扬说：是的，千真万确。所以那老人就找到我，希望我能出面为张华涛辩护。
柳青说：这个案子你接吗？
李志扬有点疑惑，说：为什么不接？
柳青说：你觉得还有胜诉的可能？
李志扬明白了，说：当律师并不只为胜诉，为的是一个公正。
柳青一下子觉得自己刚才说得太随便了。这个道理她懂，在中国，面对一起如此重大的将要提起公诉的恶性案件，律师几乎是不可能胜诉的。但他们的存在有利于司法程序的建立，有利于案件审理的公正。于是她喝了一口水，想借此掩饰自己轻微的不安，然后她叹道：一个人真是太复杂了，谁能想到这个曾经见义勇为的张华涛会堕落成一个强奸杀人的罪犯呢？按照他的罪行，想免除一死恐怕不现实。
李志扬沉默了片刻，说：他也未必想活啊。我去看守所接触过他一次，他丝毫没有表现出求生的愿望，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也是以前没有遇见过的。这个案子上面追得很紧，很快就要开庭了，我预感到，可能不会让张华涛活到春节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