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亦称清言、雅谈。据鲁迅先生考证，它的历史比较悠久，祖师爷是生于魏晋时期的何晏。与何晏同时代的还有一大批人，为了明哲保身，脱离政治现实，规避政治干扰，便饮酒、集会，日以清谈为事，其中最著名的有七个人，即所谓“竹林七贤”。
唐代诗人周昙在一首咏史诗中写道：
六合谁为辅弼臣？八风昏处尽胡尘。是知济弱扶倾处，不属高谈虚论人。
诗中所写的是王衍。他出生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从兄王戎为“竹林七贤”之一，以清谈名世，素有善于鉴赏人物的高名。晋武帝司马炎听到王衍的名声，就问王戎当世哪个人可以跟王衍相比。王戎说：“没有见到当世谁能跟夷甫（王衍的字）相比的，只能从古人中去寻求。”王衍外表清秀，风姿文雅，还在少年时，就见重于竹林名士山涛，说：“不知道是哪位老妇人，竟然生出了这样俊美的儿子！（‘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啊！”王衍在西晋王朝，曾历任中书令、司徒、司空、太尉等要职。
史称：王衍位居宰辅，却不以经邦济国为计，专门师法何宴、王弼，崇尚玄学，整天高谈虚论。在朝廷中，一时蔚为风气。为人又十分贪婪腐败，却伪饰清高，绝口不谈“钱”字。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司马氏皇族中一些人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互相冲突，连年混战、仇杀，烽火遍地，白骨盈野，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晋永嘉五年，羯族首领石勒寇犯京师，消灭了太尉王衍所部十余万晋军。不久，攻下洛阳，俘获了晋怀帝，屠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王衍本人也被活埋了。“八风昏处尽胡尘”，讲的就是上述情况。王衍临死时有所省悟，曾叹息说：“呜呼！我辈即使比不上古人，如果从前不效法提倡浮华虚无，合力来匡救天下，还可不至于弄到今天这步田地。”
诗的后两句是全诗的主旨，说明王衍之流尽日“高谈虚论”，名为辅弼重臣，却不掌握“济弱扶倾”之术。对此，早一些的葛洪、干宝、范宁，后来的顾炎武等，都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甚至说，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夏商两代的昏君）”。东晋时期，桓温北伐中原，登上城楼眺望，慨然兴叹曰：“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这种“清谈误国”说，主要是从当时产生的后果来立论的。
但事物总是非常复杂的，未可一概而论。对于清谈一事究竟应该如何评判，向来存在着明显的歧异。据《世说新语·言语》记载，早在东晋之初，书法家王羲之和政治家谢安就曾辩论过这个问题：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王羲之引古鉴今，说明在四方多难之时，凡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力戒虚谈、浮文，以大禹王、周文王为榜样，身体力行，多干实事。这一看法原本是不错的，谢安也未必持有异议，而他的驳诘，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针对性。因为当时确有一干人把东晋政治的糜烂、民生的凋敝、战祸的蔓延，统统归罪于清谈者。对于这种说法，他是不认同的。“国”确是误了，但“任其责”者主要的应该是哪些人呢？是一群说理谈玄的哲学家，还是那些执掌铨衡的帝王将相呢？“秦任商鞅，二世而亡”，不能说是“清言致患”，因为那时还没有所谓“清谈”这码事。
作为一种学风，魏晋时期的名士清谈，乃是对于汉代经学的一种反拨与逆挽。汉代经学家为官方学术，属于对儒家经典、圣经贤传的注解、诠释之学。国家遴选经师为博士，负责解经、注经，其章句动辄数十万言，旁征博引，烦琐不堪。经师之间又各立门户，壁垒森严，学生只能固守师规，不许有任何发挥、独创。而魏晋时期的名士清谈，是由汉末的清议转化过来的，它提倡平等地进行论辩，既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也无门户之见、师生之别，都是以《周易》、《老子》、《庄子》等所谓“三玄”为基础材料，从中提炼出一些重大的论题，如“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养生之辩”、“才性之辩”、“声有无哀乐之辩”、“圣人是否有情之辩”等。他们并不拘守固有的经典，而是直接面向社会、人生，直至宇宙本体，往往涉及到一些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命题。
他们以汉代经学的烦琐主义为戒，主张言简意赅，辞约旨远。研究方式也颇具特色，自由辩论，对抗性强，能够启迪智慧，富有思想魅力。清谈分为主客两方，或者“自为客主”，一方诘难，一方答辩。明其论旨，称为“通”，其他人质疑、问难，称为“难”。一来一往，称为“一番”，几个回合，称为“几番”。有时设“判”，作为辩论双方的评判人或调解人。最后，以义理精深、表述机智、辞喻警拔者为胜。从学术角度来探究，清谈确有其鲜明的特点，是不应一概加以否定的。
台湾学者周绍贤著文指出：
“清谈之实际，除作理论之解辩而外，犹如吟诗结社，有以文会友之乐，无妨于所任之本职。而世之论者，谓名士放废世事，甚至谓清谈误国，可谓‘羌无故实’之论。当时功业昭著之大臣多善清谈，例如何晏办理正始内外众职，颇得人才，一时称盛。晋初元勋王祥、羊祜等皆善谈理。东晋支撑危局之名臣庾亮、谢安为清谈名流，军功政绩，震耀当时。魏晋之亡，不责庸君叛臣，而曰清谈误国，讵不谬哉？”（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当然，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一千六七百年，今天重新来观照历史上的事物，不能不带上时代的印痕。过去几十年，之所以重提“清谈误国”的历史教训，是有其实际意义的。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之初，俄国就曾出现过所谓“革命空谈”或“政治空谈”。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后来，中国的王明也曾以“左倾机会主义”的空谈来糟蹋中国革命。其流弊影响深远，一些人醉心于被列宁斥之为“令人厌恶的折磨人的疥疮”的空谈：或抓工作，则泡在会议之中，清茶浓烟，坐而论道，只满足于海阔天空地空泛议论，而不接触各种实际矛盾；或做报告，则一、二、三、四地一大篇，满是“为了”、“必须”，用不切实际的空谈来代替具体分析和实际举措；或学经验，则只夸“好箭”不“张弓”，材料塞满提兜，却不应用于思想、工作实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所以如此，出发点自然与何晏、王衍不同，他们并非崇尚玄学，“矜高源诞”，也不是对于哲学思辨有特殊的兴趣，而是由于清谈是一件省心快意、不费气力、又很时髦、很吃香的事，此其一；有的不精通业务，不熟悉下情，只好乞灵于套话和空谈，实施所谓“原则领导”，此其二；有些人老于世故，明哲保身，专用空话来搪托塞责，说对了有功，讲错了因过于空泛也无从追究责任，此其三；另外，在问题成堆、矛盾交错的情况下，一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用空谈来敷衍一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话又说回来，清谈，如果只是一些哲人雅士在一起评古判今，高谈阔论，倒也无可厚非。但若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特别是一些掌权者，若是徒逞空谈，不干实事，那就要蠧民害政了。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从这种情况看，我们提出务求实际，不尚空谈，还是颇有实际意义的。
（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