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主哈伊利先生坐着昨天的小货车赶来时，我正用小煤气灶煮茶。后车厢里下来一个比我稍大的小伙子。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这个名叫阿里的年轻人是土地主身边的伙计，他将替代最后时刻放弃来这里的格布泽徒弟下井。
马哈茂德师傅和老板哈伊利先生来来回回走了很久。时而光秃、时而被石子和草丛覆盖的这块地皮有一公顷。风从他们的方向轻轻吹来，即使两人走到最远的角落，我们依然听得到老板和挖井人之间的商酌，知道他们还未拿定主意。过了一会儿，我也凑上去。纺织商哈伊利先生想在这块荒地上建漂染工厂。成品出口商们需求庞大的这门生意需要充足的水源。
哈伊利先生以非常低的价格买下了这块不通电也没有水的地皮。如果找到水，他会给我们很多钱。一旦找到水，他认识的那些政客就会把电线架到这里。随后，还会兴建起带有布料染坊、漂洗房、仓库、漂亮办公楼和食堂的现代化工厂，正如哈伊利先生某一次在带来的图纸上指给我们看的那样。从马哈茂德师傅的眼神里，我看到的是对哈伊利先生的理解和关切，不过事实上我们俩真正关心的却是土地主承诺找到水后给我们的礼品和奖赏。
“真主保佑你们马到功成，赐你们的手腕以力量，给你们的眼睛以专注。”哈伊利先生说，仿佛为出征的奥斯曼军队送行。小货车消失在视野的瞬间，他探出窗户向我们挥了挥手。
夜里，师傅的呼噜声让我无法入睡，我把头伸出帐篷。看不到小镇的灯光，天空是深蓝的，但星光仿佛把宇宙染成了橘色。我们就像是住在宇宙中一个巨大的橙子上，在黑暗里试图入眠。此时此刻，我们幻想的不是上天触碰星星的闪耀，却是进入躺在身下的大地。这种想法究竟是对是错？
4
那时，尚未使用钻探机。千百年来，老练的挖井人都是凭直觉判断一块地的水从哪里出，井从何处挖。马哈茂德师傅当然懂得喋喋不休的老师傅们那套花言巧语。不过，他对于一些老师傅手拿叉子来回走动、念念有词的卖弄做法不屑一顾。他感觉到自己是这门有几千年历史的职业的最后一代从业者。因此，在职业问题上，他是谦虚的，而非卖弄。“你要看土壤颜色的深浅，湿润程度和黑度，”他对我说，“你会看到地皮上低浅的部分，有石头、岩块、高低不平和阴影的地方，你会感觉到下面的水。”一次，他用有意栽培我的口吻说：“有树和绿植的地方土壤颜色深并且湿润，明白吗？你要留意，但不要轻信任何事情。”
因为土壤也像七重天一样是一层一层的。（一些夜晚我会看着天上的星星感受下面黑暗的世界。）比如，在黝黑的深色土壤下两米，可能会出现含有黏土、不吸水、十分干燥的糟糕土壤，抑或沙子。以前的挖井师傅想要确定出水的地点，不得不学会土、草和昆虫，甚至是鸟的语言，在上面走动时能察觉到下面的岩石或黏土层。
因为拥有这项技能，过去某些挖井人便宣称自己身上有着中亚萨满般的超自然力和洞察力，能够与地下的神灵交谈。在我儿时，想廉价找到水的人们宁愿相信这些我父亲曾付之一笑的无稽之谈。我记得，在白西克塔什一夜屋的院子里，人们依旧靠着这个信念找寻挖井的地点。我就见到过在散养着母鸡、种着常春藤的一处后院，挖井师傅为了确认挖井地点聆听土地，家里的叔叔婶婶尊敬他就像尊敬一个在生病的孩子胸口听诊的大夫。
“真主保佑，最多两个礼拜就能完工。我会在十到十二米的地方找到水。”马哈茂德师傅第一天说。
他跟我说话更加坦诚，因为阿里是土地主的人。我喜欢这样，感觉自己和师傅就像是这里的负责人。
第二天早上，马哈茂德师傅确定了挖井地点。然而这并不是土地主认为根据工厂设计应该选择的地方，正相反，它在地皮的另一角。
出于保守政治秘密的习惯，但凡重要事情，父亲都不会让我参与，也不会问我的意见。而马哈茂德师傅决定在哪里挖井时，首先跟我分享了他的想法。他说，这是块棘手的地。这让我非常高兴，我喜欢他。但随后他独自思索了一番，既没问我也没解释便做了决定。就这样，我第一次感觉到他在我身上表现的权威。我既欣喜于这种从未在父亲身上见到过的慈爱和亲近，又一时对他感到生气。
马哈茂德师傅在地上钉了一个木桩。在这块地上走了这么久、思忖了这么久之后他为什么选择这里？此地和别处有何不同？如果我们不停地敲打这根木桩，是否某个地方就一定会出水？我想问马哈茂德师傅所有这些问题，可是我知道不能问。我还是个孩子。他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父亲，只是我的师傅。在他身上找到父亲感觉的人是我。
他在木桩上拴了一根绳，绳子的另一头绑了颗尖钉。他说，绳子的长度是一米。石头墙在这里立不住，他要用混凝土做井壁。混凝土墙的厚度应在二十到二十五厘米之间。他拉紧绳子，开始用钉子在两米直径范围画圈。事实上他没有画圈，只是用钉子在地上做标记。然后阿里和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连接成一个圆。
“井圈必须非常规整，”马哈茂德师傅说，“但凡圈上有漏洞，井圈有棱角、不圆滑，整个井壁就会塌。”
就这样，我头一次听到他对于塌方的恐惧。紧接着我们开始用镐和铁锹在圈里挖掘。师傅挖，我有时挥挥镐，有时把挖出来的土用铁锹装到阿里的手推车上，我们俩刚刚追上师傅的速度。“别把车装得太满，我快倒快回，这样更好。”有时，阿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很快我们两个徒弟就因疲累放慢了速度，而马哈茂德师傅不停上下翻飞的铁锹铲出来的土开始在一旁堆积。土堆越来越高，师傅索性扔下铁锹，躺倒在远处的一棵橄榄树下，边抽烟边等我们。仅仅在第一天的头几个小时里，我们两个学徒就明白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追赶师傅的速度，认真观察他做的每一件事，见机行动，并迅速执行他的号令。
整日在太阳下挥镐弄锹把我累成了傻小子。日落西山后，我连一碗小扁豆汤都没喝完就栽倒在床铺上。
握铁锹的手起了水泡，脖颈子也被太阳灼伤。
“你会习惯的，小少爷，你会习惯的。”马哈茂德师傅说着，眼睛却没有离开那台他鼓捣了半天的小电视机。
他挖苦我是个连体力活也干不了的娇气鬼，不过“小少爷”的称呼却让我很受用。因为，这个称呼表明师傅把我看作城里读书人家的孩子——也就意味着不会给我更多的重活，会像父亲般呵护我——还因为，我感觉到师傅对我的慈爱和关注。
5
距离我们挖井的地方步行十五分钟有一个聚居地，正如入口处蓝色牌子上白色大字所写，这里是拥有6200人口的恩格然小镇。头两天我们马不停蹄地干活，挖到两米深，因为需要一些材料，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恩格然。
阿里先把我们带到了小镇的木匠铺。两米之后，已无法靠铁锹把土从井里弄出去，我们需要搭一个所有井上都会用到的辘轳。马哈茂德师傅靠土地主的小货车带来的木料却不充裕。木匠问我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马哈茂德师傅答说我们是挖井的。木匠听说我们挖井的地点说道：“哈，是上面那块平地。”
接下来的几天，在我们从“上面的平地”下到小镇时，马哈茂德师傅养成了经常光顾木匠铺的习惯，正如光顾他买烟的杂货店，戴眼镜的烟草商的店铺和开到很晚的五金店。挖井的日子里，我喜欢跟师傅一起走下恩格然，和他在大街上溜达，或者在有松柏的小公园的长椅上、在咖啡馆临街摆放的桌子旁、在一家店铺门口或是火车站的一处阴凉的角落坐坐。
恩格然的不幸源自士兵人口的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保卫伊斯坦布尔，抵抗德国人从巴尔干地区、俄罗斯人从保加利亚发动的进攻，一个大型步兵旅被部署在这里，然后似乎就被遗忘了。四十年后，大规模的士兵人口成为小镇最大的经济和麻烦来源。
镇中心大多数店铺在周末向得到“逛街许可”的士兵售卖明信片、袜子、电话专用币、啤酒之类的东西。应运而生的烤肉店和饭馆鳞次栉比。常有宪兵在这条被俗称为“饭馆街”的地方巡逻。白天，尤其是周末白天兵满为患的小蛋糕店和咖啡馆，晚上却空空如也，让我们在夜晚看到了不一样的恩格然。夜里，宪兵们会让那些不守纪律的驻地军人、任何一个制造巨大噪音的人以及娱乐场所保持安静，士兵之间倘若发生冲突立即予以镇压。
三十年前驻地人口颇为繁盛时，为军人家属和来访者开了一两家酒店，随着往来伊斯坦布尔交通的便利，它们也就无人光顾了。听第一天向我们介绍镇子情况的阿里说，其中一些变成了半隐蔽的妓院。这些酒店坐落在车站广场。橘色灯光闪烁的广场上有座小型阿塔图尔克[3]雕像，有冰激凌生意不错的星星蛋糕房、邮局和鲁米利亚[4]咖啡馆。第一天我们就喜欢上了这里。
哈伊利先生的一个亲戚存放建筑车辆的仓库就在广场对面的一条街上。阿里的父亲夜晚在仓库当看门人。下午晚些时候，阿里又带我们找到一个铁匠师傅。
马哈茂德师傅把从土地主哈伊利先生那里拿到的钱换了新的木料，选了金属夹钳用来组装辘轳零件，还买了四袋水泥、泥铲、钉子和绳子。不过绳子可不是用来下井的。下井时用的结实绳子此时正缠在我们从格布泽带来的辘轳的绞盘上。
我们把这些材料搬到铁匠铺里的人叫来的一辆马车上。铁车轮在铺石路面上发出可怕的噪音，而我则琢磨着自己在这里的日子不久便要结束，很快我就会回到格布泽、回到母亲的身边，然后返回伊斯坦布尔。我还记得自己边走边想，时而与拉车的马并肩前行，从它疲倦而忧郁的眼睛就知道它有多老。
来到车站广场，一扇门开了，一个穿工装裤的中年妇女走出门。她转身用责备的口吻喊：“人呢？”
我和马此时恰好走到敞开的门前，先是走出一个比我大五六岁的青年，后面跟着一个高个子、红头发的女人，大概是他的姐姐。那女人有种非比寻常的迷人气质。或许穿工装裤的中年妇女是红发女人姐弟俩的母亲。
“我这就去找。”漂亮的红发女人对母亲说，再次进了屋。
但进屋之前，红发女人忽然瞥了一眼我和身后的老马。似乎是她在我身上或者马身上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我看到女人美丽浑圆的嘴唇上有一丝忧郁的微笑。她个头很高，微笑时脸上露出可爱又亲切的表情。
我们四个，也就是马哈茂德师傅、两个徒弟和一匹马刚好经过时，她母亲冲她喊：“哎，快点！”这位母亲的脸上都是对红发女人的埋怨，完全没注意到我们。
拉货的马车刚出恩格然，铺路石就不见了，车轮也停止了躁动。顺着山坡到达我们那片宽阔的平地时，我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云散日出，就连我们这片半贫瘠的土地都变得丰富多彩。聒噪的黑色乌鸦蹦蹦跳跳蹿出玉米地，出现在蜿蜒其间的小道上，一见到我们，立刻展开翅膀飞走了。我发现黑海方向高出海平面的紫色地带笼罩着一种奇怪的蓝色，它身后平坦的地面上是灰白和淡黄色地带之间稀稀落落的树丛的绿。我们挖井的这块平地，整个世界，远处暗淡的房屋，颤杨，弯曲的铁道，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美。我的灵魂隐约感觉到这种美好源于刚刚在门前见到的那个漂亮的红发女人。
事实上，我都没能完全看到她的脸。她为什么和母亲吵架？她的语气感染着我。那头红发在阳光下奇特地闪着光亮。她突然看向我，好像在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仿佛我是她的旧相识，也就在那时我们四目相对。我们俩彼此看着对方，似乎都在寻找，甚至是质询某种记忆。
入睡时，我看着星星，努力在眼前重现红发女人的面庞。
6
翌日清晨，也就是开工的第四天，我们借助新买来的木板和材料把辘轳安装到位。辘轳上有一个缠着绳子的绞盘，两端是一粗一细两个把手，绞盘搭在十字木架上，还有一个底盘可以让我们轻松放置拉上来的桶。为便于我们更容易理解怎样组合零件，马哈茂德师傅用铅笔在纸上以令我叹为观止的本领画了一幅辘轳的细节图。
我和阿里抓住辘轳的两头，把师傅在下面装满土的桶向上拉。这个桶比水桶大，被石土填满后变得沉重无比。两个徒弟吃力地摇着辘轳。当桶到达我们的高度后，抓住一边把它拉向底座，并稍稍松开绳子，把没有从铁环和钩子上摘下的桶放置到木板上，这既需要足够的力气，也需要能耐。当满当当的桶被拉上来并安然无恙地被放置到位后，气喘吁吁的阿里和我立刻看向对方，仿佛在说“可以了”。
然后，我们两个徒弟赶忙用铁锹往手推车上卸土，直到桶轻了些，便抓住它的两边倒扣在车上。我小心翼翼地把桶放下去，快接近师傅时，依照他的叮嘱喊道：“来了！”马哈茂德师傅放下手里的镐，接过桶放在井底，但并不解开绑着它的绳子，而是用铁锹把一铲一铲挖起的土块迅速填满它。开始的几天，还能够从上面听到他挥着铁镐、铁铲满怀激情甚至愤怒地工作时伴随每个动作发出的一声“嘿哟”。师傅以每天一米的速度向地底方向深入，想听到他做动作时发出的“嘿哟”声也愈发困难。
马哈茂德师傅在井下把桶装满土后，大多数时候头也不抬地喊：“拉！”如果我们两个恰好等在上面，我会立刻和阿里一起握住辘轳的两臂，把装满土的沉桶拽向空中。有时，开小差的阿里迟迟不来，靠一个人转动辘轳又实在困难，我只好等着。有时则是师傅放慢了速度，而阿里又早早回到辘轳旁，我们就一起凝神屏气看着马哈茂德师傅在下面向桶里填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