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园家游戏室
结缘 Fellowship
Interlude 幕间
播种的季节到了。
深褐色的田野里，新翻过的泥土松软而又肥沃。
蛰伏的生命之根在泥土下萌动。
树液像每一轮苏醒时候那样，载着新的生命从根须向茎干涌动。
田野里冒出似有若无的绿色。树林间挂着星星点点的绿意，夹杂着娇纤的粉色花蕾。两个星期前，野鹌鹑就开始呼唤春天了。房前刚显出嫩绿的草地上，少年在用耙子把枯枝败叶和垃圾扫拢成一堆。他注意到李子树、苹果树、野莓子丛和花丛里，还没有一丝春天的气息。他正准备把盖住果树树盘的枯叶扫走，这时候，他听见——
“弗兰克，别动它们！还没到叫醒它们的时候呢。”
分明是一个春意盎然的艳阳天呀。
夜晚，繁星点点。少年睡前望见窗外挂着一钩弯月。
第二天清晨当他还在睡梦之中，冬天又突如其来地回来了。树枝上结满了晶莹的雾凇，田野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
暖阳唤醒了寂静的早晨，昨天还挂在树梢的嫩绿和粉红都变成了黑色。
新芽被扼杀了！
“果然让我猜着了，”詹姆斯舅舅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就让野鹌鹑再叫上一个星期吧。让果树和野花的根，再多保存一些春墒。
少年第一次知道了，为什么要在霜冻之后把庄稼和果树的根部都细心地“遮盖”起来。
为了让树根留住更多的春墒，耐心等待它们应该苏醒的时候！
多愁善感的年轻人需要未卜先知者解开他的疑惑：“詹姆斯舅舅！为什么树木和花儿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发芽？”
“啊哈，这个我可说不大明白。”舅舅回答道。
隐约的惶恐盘旋在这个向往真理的头脑里。难道花草树木只会天真地歌唱春天，却浑然不知会有这样意外的打击吗？
难道詹姆斯舅舅会比大自然更懂得“春天”吗？当然不会。
他只是懂得在土地上施加一些诀窍，让树木和庄稼等待更久一些，让它们以为冬天还没有过去，这样他就能稳稳地收获更多的果实。让母牛产下小牛，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牛奶，母猪生下小猪好让我们餐桌上有更多美味，这些不都是异曲同工吗？
但是这些并不能解释任何东西。
这决不是大自然的语言。
它不真实，它只是人在自然界中挣扎生存的技巧，或许也称得上艺术吧。少年想探究其中更深的道理。
从那一刻起，这个多愁善感的年轻人已经爱上了真理。
古往今来的大地上，可曾有过比这更悲怆的一幕？
The Apprentice 学徒
芝加哥，威尔斯大街车站。一八八七年的暮春，傍晚六点钟。
蒙蒙细雨中，车站和街道上刺眼的电弧灯发出丑陋的白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电灯。
人流如织，却一个个都面无表情，仿佛他们眼前是空旷的荒漠。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找人问路，只顾跟着人流，顺着威尔斯大街向南去。前方是跨在芝加哥河上的大桥。我在桥头站住，抵着铁栏杆避开急匆匆涌过的人流，向四处张望。幽暗神秘的河面上，黑漆漆的倒影之间闪烁着船只桅杆和烟囱上半明半暗的灯光。
哪里是芝加哥？——快到了吗？突然间，响起一阵铛铛的铃声。人群开始乱跑，我正疑惑间，发现四下只剩自己一人。大桥吊起，一条拖船牵引着一艘运粮的大铁船从下面缓缓驶过。我凝神望着细雨在河面上拨打着灯光，直到两侧的铁桥慢慢落下，街道重新放行。日后，每一次跨过这座桥，我仍然免不了被这种阴郁的美所吸引。
去哪里过夜呢？行人们脚步匆匆，仿佛都竭力不去看身边的别人。我只得打消了找人问一下的念头。
继续向南。这里一定就是芝加哥了。湿漉漉的街道上又冷又黑。可恶的电弧灯惨白中泛着幽蓝，让周围的一切都闪着光斑。我打了个寒颤，饥肠辘辘地走进兰道夫街的一家小饭馆。这顿晚饭花掉了七角钱——我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我一边吃着，一边打定主意，决不在詹金舅舅的住处附近落脚或者去找他，也决不借助他的名字来找工作。
走出小饭馆，寒意更紧，雨也更急了。我继续朝南，在一个街角左转之后，面前是华盛顿大街上的芝加哥歌剧院。炫目的灯光下雨雾飘摇，更加衬出目光空洞的人群好似鬼魅一般。我瑟缩着在巨大的雨篷下面避雨，看见巨幅的海报上写着：“大卫·亨德森的狂想曲，大芭蕾舞团演出”。人行道上刺眼的灯光下，海报上面接近真人尺寸的演员炫耀着他们艳丽的装扮。
歌剧院刚刚开门营业，离开演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我花了一块钱买票进去。坐在舒适温暖的观众厅里，我仿佛回到了湖畔的家里，看见母亲、简和麦琪奈尔。发现我出走了，她们会怎么想呢？以为我不再回来了吗？我会把她们都接到芝加哥来，安置一个整洁宁静的“家”，没准儿也离湖边[73]不远。我揣测她们是否在为我担心。我没有意识到，她们要到明天晚上才会发现我不见了。我仿佛看见，面色苍白、目光忧郁的母亲安详地坐着，正在等我回家。我已经有些想家了。这时候，音乐声从乐池里响起。
乐队开始兴奋地调音，接下来是华丽嘈杂的序曲。我很清楚这算不上什么好的音乐。好的音乐绝不会如此“肆意滥情”（我父亲用于贬低的说法），但是此刻我仍然乐意享受一番。在那个狂躁的年代里，亨德森的狂想曲并不显得过分夸张，它足以让一个外行的听众为之神魂颠倒。
演出结束，我被人流拥着来到瓦巴什大街。考提芝大街上开行的有轨电车从这里经过。
第一次看到有轨电车，我好奇地跳上车厢，站在操作员旁边想看个究竟。电车一路往南，到达终点之后停了下来。“全都下车！”然后电车返回了车库。
又跳上了一辆原路折返向北的电车。我既不困也不累，只是被迫读着沿路闪过的店铺招牌感觉很不舒服。它们排挤掉周围的一切，占据了你的眼睛。连电车的车身两侧也贴满了广告。它们蜂拥着排开阵势，极尽各种花样戏弄着受害者的双眼。我努力不去看，但是那些招牌依然强行跳进我的眼睛。我只得出于自卫从中挑选一些，直到读这些招牌完全变成一种折磨。
店铺内的灯光映衬着玻璃门上闪亮的招牌。街边电弧灯的眩光，让这些醒目的招牌显得更加刺眼。人行道边的橱窗外面挂着各式招牌：“止步”、“欢迎光临”、“你好”。一人高的广告牌两面都写着字，挑在人行道上空，被电灯照亮。狂想曲之后，开始欣赏幻影的表演。
异常敏感的双眼被粗陋和杂乱压制着，努力要恢复清醒，夺回自由，却被强迫着观看招牌组成的游行队伍：酒馆、食品店、理发店、餐馆、酒馆、餐馆、杂货铺、洗衣店——还是酒馆、酒馆、裁缝店、干货店、糖果店、面包房和更多的酒馆。五花八门的店铺名字混作一团：意大利的、德国的、爱尔兰的、波兰的、希腊的、英国的、瑞典的、法国的、中国的和西班牙的。名字里的字母开始漂移错位，交织缠绕在一起。
你的双眼开始堕落。名字抹去了一切事物的本质。一个个名字，盯着你的钱袋，恭候你、服侍你、摆弄你。闭上眼睛也无法逃避，你会听见比看招牌更令人生厌的高声叫卖。这些名字用荒诞的效果演奏着另一支狂想曲，为一场由字母担当主角的芭蕾舞伴奏，A，B，C，D……L，M，N……X，Y，Z。
目不识丁是多么大的福分啊。双眼和两耳感官得到的愉悦，需要你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
我投宿在兰道夫街北端的布瑞格客栈，睡前用一条薄薄的毯子裹紧全身。从房间的镜子里，我看见那条毯子活像一块阴惨惨的裹尸布。一个渺小的躯体，内心怀着伟大的憧憬。憧憬着什么？我自己也茫然不知。在活生生而又冷冰冰的芝加哥，我睡着了。
Chicago 芝加哥
第二天，开始了我的芝加哥征程。
吃完早饭，我摸了摸口袋里，确信还剩下三美元和一角硬币。我找来一份城市地址名录，自己列出一份建筑师事务所的名单。我从名录里挑选我在考诺沃教授那里听说过的、或者干脆就是听着有趣的名字，总之只是一些名字而已。事实证明，我漏掉了对我而言真正重要的那些名字。我记得为詹金舅舅设计教堂的建筑师叫“斯尔思比”[74]，他的事务所地址是克拉克街湖滨大厦。但是我不会去那里找工作。我在街上游荡着，看见了街道两侧广告招牌以上的那个芝加哥。
“永恒的西部之城”，你那些伟大的建筑在哪里呢？全都躲在厚颜无耻的广告牌背后吗？路过一片空置的地块，四周硕大的告示牌气宇轩昂地组成一堵围墙。虽然它们专横跋扈地抹杀了一切，毕竟胜过纷乱的广告长龙。
芝加哥！喧闹肮脏的街道织成巨大的方格子。十字路口的车水马龙毫无次序地争相通行，居然在噪声的湍流中相安无事。
看这些愚蠢的方格子啊：马车、卡车、有轨电车与人流，交织在混沌和喧嚣之中。生活方式的惯性让人们以这样的城市格局为荣，享受着一时的安全。一切都在喷吐着黑烟的同时也被浓烟熏黑。伊利诺依中央火车站永无休止地发出震颤大地的啸叫，用岸边一大片长条状的空旷把城市与大湖割裂开来。
太可怕了，一切都被盲目的力量碾压为齑粉，再被同样盲目的力量重新堆积。有谁能够从中发现一丝秩序和逻辑？
在这样的混沌中驻足思索，只会让人感到更加恐惧。从灰黑色的芝加哥河面腾起的水汽和烟雾，是周遭惟一称得上美的东西，只可惜臭味熏天。
找工作的年轻工程师？“山姆·崔特”事务所的主管上下打量着我。
“大学生吗？”一蓬花白头发下露出和蔼的笑容，“很抱歉。”
走出来的时候，我瞥见紧张忙碌的绘图室里人头晃动。
穿过街道上目光空洞的人流，来到“比尔斯、克雷与达顿”事务所。接待我的是合伙人克雷先生。他的黑眼珠闪着幽默的光芒。今天，我仍然记得他盯着我，脸上一副我很好笑的表情。是我的长头发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大概是出于怜悯，他告诉我过几个星期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可以再给他打电话。几个星期！我只剩下三美元外加一角钱。
下一个目标，“比曼”事务所坐落在密歇根大道南端的普曼大厦里。
大学二年级时候买的“尖头鞋”，此刻走起路来不堪重任。这双虚荣的纪念品让我的小脚趾吃尽了苦头。终于气喘吁吁地推开事务所的门，却发现比曼先生不在。
绘图室的领班上下打量着我，“大学生？哪个大学？安娜堡[75]吗？”
“不，威斯康星大学。”
“目前不需要人手。没准儿过一段，等几个月吧。”几个月！我口袋里那可怜的几块零钱啊。
我重又汇入街道上的人流。著名的普曼大厦从远处看上去非常滑稽，它的存在似乎是专为刺激路人的好奇心。路过帕尔默[76]大酒店，这座久负盛名的“意大利宫殿”，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虚度的一生只留下满脸奇形怪状的皱纹。去“鲍英顿”事务所的路上，会经过拉赛尔大街上的芝加哥商会大厦。这件鲍英顿事务所的杰作竟然是一个面孔阴沉、身材畸形的怪物。我转过身去，从我心中的名单里划掉了这家事务所。
伟大的芝加哥建筑！你们在哪里？密歇根湖畔的老博览会大厦吗？那只是沉重的穹顶下面一个劣质的黄色大棚子而已。街道两旁的乌合之众？全都不是。它们兢兢业业地想要与众不同，其结果却只是面目雷同。它们的思路全都如出一辙，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思路。难道所有美国城市都要像我面前这座城市一样地彷徨，一样野蛮地试图与众不同，却又一样地乏味单调？每一座城市都在为实现引人注目这一共同目标而攀比。这场荒唐的竞赛像大学教育一样，注定无人胜出。
我一边想着，一边朝威廉·詹尼[77]的事务所走去。蒙蒂接待了我。我知道他是芝加哥建筑俱乐部的主席。
“哦，大学生，工程系吗？”
“是的。”
带着画过的图纸吗？没有？
这是第一次有人要看看我画过的图。
“你可以星期六晚上到俱乐部来找我，在那里你也能长些见识。记着带上一些你画的图。”他叮嘱我。
奇怪！我居然没有想到面试需要带着图纸。它们还锁在我寄存在火车站的箱子里。蒙蒂深邃的双眼，为芝加哥的建筑事务所里那种典型的“办公”氛围增添了一丝暖意。
今天再去别的事务所已经太晚了。我从火车站取了箱子，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只能腹内空空地回到布瑞格客栈，换了一间更便宜的房间。店员很同情我，只收我七十五美分，但是和昨晚的那间基本一样。晚饭？两角钱能在面包店买到的所有东西。面包店里码放着香气诱人的糕点，有我垂涎已久却一直很少有机会吃到的，还有我根本没有听说过的美味。想象一下饥饿的孤儿在面包房里乱跑的情形吧，幸亏我的钱已经所剩无几。
爬上床去，筋疲力尽却并不气馁。总的说来，我遇到的人都很和气。一定能找到需要我出力的人。也许就在明天！
离家已经两天，母亲肯定发现我出走了。我竭力不去想她，带着自己画过的图，在几家事务所重复着前一天的经历。蒙蒂外出不在。我试了另外五家事务所，一无所获。
午饭？晚饭？都没有吃。一整天只有花一角钱买的几个香蕉。
夜里，我做了一个怪异的梦。我在一个飘在半空的气球吊笼里，母亲在地上一面拼命地拽一根连着气球的绳索，一面喊简和麦琪奈尔来帮忙。然后她们三人一起用力拽绳索。我朝下面叫喊着，让她们在地上找一个东西把绳索系紧。但是，她们柔弱的双手渐渐无力牵住绳索，任由气球载着我越升越高——我从梦中惊醒，恍惚间仿佛自己身在半空中另一个陌生的世界里。
第四天早晨，我从梦中惊醒。无精打采地走在街上，心中暗想，今天一定要成功。又试了三家事务所，都是同样的结果。我感到有些疲惫。
还剩下斯尔思比的事务所。他在为我舅舅设计“万灵教堂”，但是我不会让他知道我的身份。
下午，我找到了斯尔思比事务所。我很喜欢这里与别家事务所不同的氛围，喜欢墙上挂着的斯尔思比的草图，也一下子喜欢上了出来接待我的人。他相貌英俊斯文，梳着蓬帕杜尔[78]式的发型，留着胡子，面带亲切平和的微笑。他叫塞西尔·考文。
“你好啊。”他推开外间办公室的栏杆，哼着《弥赛亚》[79]的调子走过来，好像认识我一样打着招呼。他看上去像一个音乐家。我冲他微笑着问：“你喜欢唱歌吗？”
他笑了，瞅着我滑稽的发型，或者说需要有个发型的脑袋：“是啊，学着唱吧，你会什么乐器吗？”
“是的，学过一点点……”我遇到了一个知音。
我们两人在外间办公室的桌前坐下。他的袖子挽到了肘部，露出汗毛浓密的小臂。我注意到他握铅笔的手，小拇指很秀气地弯起。他身上有一种优雅温和的气质。我给他讲了这几天碰壁的过程。
“你父亲是牧师。”
“是的，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是从你身上看出来的。我父亲也是牧师，‘老先生’也一样（他把头朝斯尔思比的单间办公室偏了偏），还有这里的威尔考克斯和肯纳德。要是你来了，咱们就一共有五个了。”
我们相视而笑。
“嗯……你看我行吗？”我急切地问。他端详了我一会儿，“我觉得咱们能合得来。给我看看你画的图。”
他很仔细地看着我的草图：“你画这些只是为了自己好玩吗？”
“是的。”
“你的感觉很不错。稍等一下。”他拿着我的草图，走进里屋单间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一位面色黝黑的高个子出现在办公室门口，鼻子上架着的金丝边眼镜垂下长长的链子，一副贵族气质。他就是斯尔思比。他站在门口，皱着眉瞟了我一眼：“好吧，让他来当描图员，每星期八块钱。”然后转身关上了门。
塞西尔承认：“的确有点儿少，不过总比没有强啊。”我点点头。
八块钱！这与我的期望相差太大了。凭我的“经验”，足可以挣三倍于此的薪水。可惜没有人看重我的经验。看着我兴奋过后的一脸失望，塞西尔问道：“吃午饭了吗？那就跟我来吧。”
我们下楼穿过一个街区，进了一家金斯利餐厅。塞西尔坚持给我点了一大份烤腌牛肉配土豆泥，还点了咖啡。
“谢谢，我不喝咖啡。”
“是吗？”他略感诧异地一笑，“那要牛奶吧。”自那以后，每当我饥肠辘辘，什么都比不上烤腌牛肉配土豆泥美味可口。
“你还剩下点儿钱吗？”他突然问我。
“哦，是的！”
“有多少？”
“两角钱。”
“昨天吃东西了吗？”这个问题触及隐私，我没做声。
“今天晚上到我家去吧，我新买了三角钢琴，咱们可以开个音乐会。”今天是星期六，下星期一早上我才开始工作。
我去客栈取了行李，跟着塞西尔回家。一个温馨的家，慈祥的老父亲是公理会派的牧师，母亲几年前去世了，姐姐马奎塔在家里照看父亲和单身的弟弟。她也颇具“音乐”气质。
度过了一个“音乐”的傍晚之后，塞西尔领我到卧房里。他看出来我很担心家里，递给我纸笔和墨水。我写完信，问他：“你能借给我十块钱吗？我工作之后每星期还你两块。”从那一刻起，这种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就没有离开过我。
他什么也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放在桌上。我把钱和信装进信封，和他一起出门找到最近的邮筒。我心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我有了一份工作，更妙的是还有了一个朋友。如你所见，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很友善。现在，我可以去看舅舅新盖的教堂了，它有个名字叫“万灵教堂”。塞西尔正好负责监管它的施工，我向他问起这座教堂。
“你是想去看那座‘教堂’吗？”不知为何，他有意强调了“教堂”这个词，“吃过晚饭咱们一起去。它就在橡木大街和朗利大街的路口。”
等到看见它，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塞西尔的语气里强调“教堂”：它丝毫不像一座教堂，更像是一幢“安妮女王”[80]风格的大宅子。恰如俗话讲的“安妮女王的前脸，玛丽·安的后背”。虽说谈不上优美，但是它看上去倒也不乏趣味，让人感觉很好奇。
施工将近收尾。塞西尔借这个机会绕着建筑四周，查看一些需要完善的细节。我正站在街对面端详这座建筑，一只大手从背后牢牢抓住了我的衣领。
“嘿，小伙子！你终于来了。”舅舅！这是詹金·劳埃德–琼斯的声音。
“我在等你呢。你母亲写信告诉我了。她很担心你。我会发电报告诉她找到你了。”
“舅舅，不要！我已经写信告诉她我找到工作了，还给她寄了点儿钱。”
“工作？你在哪儿找到的？”
“斯尔思比的事务所。”
“斯尔思比？那可真得谢谢他。他知道你是谁了吧。”
“他不知道，我没说。”
詹金舅舅一脸狐疑，但是他马上明白了，说道：“好吧。”
这时候，塞西尔走过来和他打招呼。
“嗨，你是在哪儿找到了我的外甥？”
“他是你外甥？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塞西尔惊讶的表情为我作了证明。
“那么你打算住在哪儿呢？”舅舅问。
“我不知道。”
“你在我这里附近找个地方住，我好看着你。今天晚上你先搬过来住在家里。”
“不，他今晚上要住我那里。”塞西尔说。
“好吧，你下星期一晚上搬过来。”
是否踏上“道路”总是如此简单？像一团乱麻的线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机来临就会被豁然解开。结果和我预想的完全不同！现实往往不会和我们的预想契合，或者从来都是在意料之外。塞西尔具有我难以想象的内省和自制。我们有很多相同的观念，但是他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并且比我成熟许多。于是，我把塞西尔当成一座学校。很快我们两人就形影不离了。
Silsbee 斯尔思比
当时，斯尔思比正在为约翰·考奇兰[81]设计他兴建的一大片豪华住宅。这个地产商是一个地道的生意天才，他能够轻轻松松地赚到腰缠万贯。
斯尔思比画起图来总是那么轻松自如。他用很软很深的铅笔，为他设计的风格独特的住宅画出潇洒的徒手草图。他在芝加哥的声望源自他非凡的设计天分。斯尔思比的建筑语言是把三角山墙、角部的高塔、起伏的屋脊和宽大的门廊组合起来，营造出温馨恬静、如诗如画的氛围。他的风格与那个时期充斥的笨拙粗野形成鲜明的对比。有时候，他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到绘图室来，但是只和塞西尔站着讲上几句话，仿佛其他的雇员全都不存在。他说话的神情透着冷淡和轻蔑，一条长腿斜靠着另一条腿，惜字如金，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大家都很敬畏他，只有塞西尔例外。
事务所的设计模式着实令人不敢恭维。通常是斯尔思比先设计好建筑的总体布局和轮廓，再把他头脑中的诗情画意付诸精美的草图，然后由绘图室里的家伙们负责把草图转化成一座建筑，并且保证建筑平面尽可能地忠实于草图的效果。但是他的那些草图让我们都叹服不已。
“天哪，塞西尔，他怎么能画得这么好！”
“是呀，他算是某种天才吧。可是他身上有一些蹊跷的地方。他似乎根本不看重自己的天赋，也没有严肃地对待自己。你能感觉到他只对图画感兴趣，对别的一切都毫无兴致。他是一个被贵族气质毁了的建筑天才。他在锡拉丘兹[82]显贵的家世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也让他目空一切。”
我感觉到了，斯尔思比仅仅是在描绘图画。他笔下的东西，离我心目中建筑的实质相去甚远。然而，我仍然很崇拜他。他有自己为人的风格，尽管对待建筑敷衍了事，他的作品仍独具风格。他冷峻的神情里蕴含着某种悲凉的美；从他硕大的喉结里发出浑厚的低音，让你感受到威严。通过塞西尔，我从斯尔思比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住宅的知识。
星期一，也就是工作第一天的晚上，我搬到了詹金舅舅家里。在我暂住的那几天里，许多有趣的人物来家里共进晚餐。托马斯博士、赫什长老、简·亚当斯[83]、曼加萨里安[84]和其他一些客人。我喜欢在一旁听他们谈话。
母亲回信了。此后她每星期都固定地来信。她很高兴，不管怎么讲我有了一份工作。她叮嘱我要和詹金舅舅多多联系。虽然詹金舅舅百事缠身，但他还是会尽量帮助我。再有就是让我不要担心她。
她把父亲的书都卖了。另外，老家的舅舅们分给她几百美元，作为外祖父留下的农场归她的那一份。等我在这边安顿下来之后，如果需要她的话，她想卖掉麦迪逊的房子搬来芝加哥安家。和往常一样，她忧心我的饮食如何、穿的暖和么、身边有些什么样的人。
她在信里写道：“我希望你成长为一个理性与敏感兼备的人。在前路的每一处，你都会发现善与真。假如不得不在这二者之间选择，你要选择真。真理是最贴近大地的东西。我的孩子，你要贴近大地，那里是你力量的源泉。像农夫或者牧师一样，志在伟大作品的建筑师也必须有一颗质朴的心。”她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主题，把她的信仰灌输给我，到后来我已经能够猜出她的下一封信会写些什么。
母亲一贯很坚强，但是我明白她的心愿是什么。她想来芝加哥和我生活在一起。一旦我挣到每周十八或者二十美元，就可以接她过来。妹妹麦琪奈尔身体还虚弱，简已经开始在乡下的学校教书了。
我和詹金舅舅的儿子理查德意气相投。这个表弟相貌英俊，头发浓密。他是个聪明快活的“城市仔”，既大胆又直率，对身边的人和事总是有敏锐诙谐的评价。理查德志向高远，待人热情，但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他也是牧师儿子的标本。我的苏珊舅妈比詹金舅舅略长几岁，在我看来，思维也比詹金舅舅更加缜密。她珍爱自己的儿子，每次谈起“我儿子说……”都不知疲倦。虽然这个舅妈对她的理查德大有过度崇拜之嫌，但是我必须承认，理查德的确妙语连珠，值得引用。况且母亲们总免不了习惯性地对儿子过度崇拜。
在文森斯大街上的沃特曼大楼里，舅舅帮我找到了一个住处。有一天晚上，迪克[85]帮我把衣物装上一辆独轮小推车，陪着我搬到新居去。走在夜深人静、宽敞平坦的大街上，我提议来一场比赛。我赌自己推着小车也能比他先跑过两个街区。
我们一路飞奔。我果然比他先跑到。可是在拐向文森斯大街的时候，小推车翻倒了。手忙脚乱间衣物撒落了一地，我自己好像被枪打中一样滑到了，头先着地。迪克踉跄了几下，打了一个滚，摔在满地狼藉的衣物堆里。幸好两个人都只是蹭破了一点儿皮，没有受伤。我们像平常那样哈哈大笑着，把散落一地、沾满灰土的内衣、衬衫、领结还有星期天去教堂的正装捡起来，扶起小推车继续走。那一晚大街上的尘土，像染料一般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衣服上。
在沃特曼大楼安静整洁的公寓里，有时候我会和哈里待在一起。他和我年龄相仿，却和这里其他邻居们一样，有一种仿佛是家传的消沉悲观。究竟是我身边总能遇到悲观的人，还是自己的经历让我总能注意到悲观的眼神？
迪克和我经常厮混在一起。他对各种玩耍的窍门了如指掌，就像他知道如何发出最爽朗的笑声那样。我们互相讥笑打趣，乐此不疲。
万灵教堂有丰富的社区活动，时常举办晚会、演讲和各种集会、还有讲授布朗宁的课程和其他门类多样的课程。我在这里读到了《本·埃兹拉比》[86]和《环与书》[87]。万灵教堂有一个图书馆，吸引了居住在周边的市民，在那里举行社会和文学讨论。它还有一间幼儿园。万灵教堂的大门永远敞开着。
詹金舅舅总是活力四射，不知疲倦。他布道的风格和外祖父一样，充满了力量与激情，闪烁着真知灼见。他俨然是芝加哥一个活跃的精神火花，在城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我开始怀疑他饱满的情绪是否有多愁善感的嫌疑。
塞西尔时常带我回家。有时候我们一起去阿波罗俱乐部听音乐会，或者欣赏其他精彩的音乐会或者戏剧。从那时起，我就对戏剧抱有和音乐同样的热情。
我能够很轻松地胜任事务所里的工作，并且担当一定的责任。我工作了三个月后，事务所新雇了一个名叫乔治·马赫的绘图员。他貌似颇有经验和资历，提出每星期十八块的薪水要求。斯尔思比同意了。
而此时我的周薪只涨到了十二块。我很快发现，乔治的绘图能力并不在我以上，至多和我平手。于是，我决定试着要求再一次加薪。如果斯尔思比愿意付给乔治十八块，他应当能付给我二十。
“老先生这会儿在里面，你去跟他谈谈吧。”塞西尔告诉我。
我走进斯尔思比的办公室。斯尔思比看着我，皱了皱眉。他显然猜出了我的来意。
“好吧，说说看。”
“斯尔思比先生，我不能接受每星期十二块的薪水。我现在不配每星期挣十五块甚至更多吗？”
“赖特，你刚刚才加过一次薪水。你大概是今年事务所里第一个加薪的人。”
我认定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辞职”了。
当初找工作的时候，“比尔斯、克雷与达顿”事务所的克雷先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又去找他。
“斯尔思比的人吗？”他问道。斯尔思比事务所的人一般都能模仿他的绘图和设计风格，对于那些设计能力更低一些的事务所而言颇受欢迎。
“是的，先生。”
“你打算要多少薪水？”
“每星期十八块。”
他站起身，领着我找到绘图室里的领班。
“劳克伍德，带上这个年轻人，给他每星期十八块。他叫赖特。”
每天中午和晚上的时间，我仍然和塞西尔在一起。克雷先生待人非常和善，他似乎有意要培养我。但是不久，交给我的工作就超出了我的能力。设计？这恰恰是我需要学习的。
我意识到，长远看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干了几个星期之后，我向克雷先生坦白了我的想法。他倍感吃惊。
“在这里大家都待你不错吧，赖特。交给你的工作也都很有趣，对吗？”
“是的。”我真心地承认。
“你不喜欢我吗？”
“不，不是这样。”我很喜欢克雷先生。
“那么，既然如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告诉他，我还没有准备好作设计。我想要学习怎么设计，而这里没有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我什么也学不到。
“我明白了。”他面无表情，失望地自言自语道，他一定认为我是个纨绔子弟。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呢？”
“我准备回斯尔思比那里去。”
“他会接受你吗？”
“我不知道。”
“你辞掉这里之前，没有探明他的态度吗？”
“没有。”
“为什么呢？”
我无法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
“好吧。让劳克伍德给你结清薪水。”说完，他觉得可能会费些周折，就陪我一起去找领班。“劳克伍德，”他轻声地说，“把薪水付给赖特，让他走吧。要么是他头脑发昏，要么是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我搞不懂。”
然后，他和我握了握手，眼光中重又闪现出他特有的诙谐。
就像果断地离开斯尔思比一样，我径直回去找他，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一言不发地吸着烟。
“你已经把那边辞掉了，是吗？”
“是的，先生。”
“为什么？”
“我不愿意让人感觉，是你把我从克雷先生那里拉过来的。”
他露出一丝他特有的苦笑，走过去拉开门喊道：“考文！”塞西尔走过来。
“赖特回来了。他现在每星期十八块。”我走出他的办公室，门关上了。
塞西尔和我绕着屋子中间的大桌子，高兴地跳起舞来。
往后的几个月里，我们两人形影不离，高谈阔论天空与大地之间的一切话题。我们会一道去盖拉夫人的意大利餐厅和其他舒适可人的餐馆。假如口袋里宽裕，就去普曼大厦著名的楼顶餐厅。
我们在老的博览会大厦里，听大名鼎鼎的西奥多·托马斯[88]指挥的音乐会。在观众席后面的桌子上，摆着德国风味的各式点心。
时至今日，在我听过的无数次音乐会中，那些依然是最为动人的。
那一段日子，芝加哥大会堂即将动工。报纸上满篇都是关于这座建筑如何意义非凡的报道，自然频频提到它的设计者埃德勒[89]与沙利文[90]。我很不解，自己找工作时竟然漏掉了这家事务所。
星期天的上午，我通常会去万灵教堂。有时候也在教堂楼上的舅舅家里吃晚餐。我注意到教堂的信众里一些有趣的人物，但是并没有从中结识新的朋友。有不少人知道我是牧师的外甥，请我到他们家里随便坐坐，我都一一谢绝了。我更喜欢和塞西尔待在一起。他忙的时候，我就自己找点儿别的事来做。
在万灵教堂的图书馆里，我万分意外地发现了这样两本书：欧文·琼斯[91]的《装饰的语法》和维莱特·勒–杜克的《人类栖居的历史》。我曾经读过维莱特写的《中世纪建筑图典》，那还是从麦迪逊市立图书馆借来的。
我相信，《中世纪建筑图典》是世界上有关建筑的惟一一本真正理性的著作。日后，我给我的儿子们人手一本。这本书能够驱散建筑师们的庸碌浮躁，让你对建筑怀有的信念不致熄灭。
欧文·琼斯那本书是翻印的，但是印刷得足够清晰。我读了“比例”那一章，觉得它所讲的前五条简直是至理名言。这五条原则似乎也同样适用于衡量人的行为。我搞来一包柔韧光滑又厚实的透明描图纸，利用每天晚上和星期天早晨，描下书里的图案设计。直到一百张描图纸全都用光，而我的胳膊也酸痛得快要抬不起来了。
在大学里，我就很想学习拳击，有时候会和同样热衷此道的吉米·凯尔对练一番。那天晚上小推车翻倒后，随同我和迪克散落满地的衣物当中就有一副拳击手套。搬到沃特曼大厦以后，我经常戴上它和哈里练上一阵子。
搬到沃特曼大厦之后，有很多次车费不够了，我就从住处步行去大约四十个街区以外市中心的事务所。
A Pretty Girl in Pink 穿粉色的漂亮姑娘
万灵教堂自办的课程之一，是在詹金舅舅的带领下排演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其成果是一次化妆舞会，依照雨果的描述表现书中的人物形象。为了这次音乐、跳舞和聚餐组成的盛会，特意在教堂附近租下了一间大厅。我没有定时参加课程，因此被分到了“安灼拉[92]”这个配角。据他们讲，我的角色很简单。我需要的只是一双擦得铮亮、靴根带马刺的高腰军靴，当然还少不了雪白的紧身裤、镶金色排扣的深红色硬领军装，头上再来一顶小红帽。最后，用皮带在我腿边吊着——一把剑！我记不清从哪里搞来这套行头，或许是从道具商店吧。总之，如果雨果本人看到的话，估计会认不出来这是谁。塞西尔帮我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他看着我装扮停当，说道，“弗兰克，或许不怎么像安灼拉，不过还是很值得一看。”
我拔剑出鞘，用剑尖抵住地板，当成第三条腿。
“大家会喜欢你这一身儿打扮的，”塞西尔说，“我简直有点后悔没有接受你舅舅的邀请。”
“那就只管来吧！”我恳求他，但是他不肯来。我披上外衣，系好扣子，让两个袖子空荡荡地垂着以便彰显风度，一只手扶住剑柄，朝举办舞会的大厅走去。我有意要迟到一会儿，好趁无人注意之际溜进去。
我寄存好外套，推开门。只见明亮的大厅里，一派欢声笑语的“悲惨世界”。
我的计划落空了，迟到反而让我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第一支舞刚刚跳完，大家都站在大厅边上，留出中间空旷的一片供我登场。在一群漂亮的法国村姑和年轻的农夫当中，我看见装扮古怪的马拉，所幸没有人见过真正的马拉。化妆最传神的是苏珊舅妈扮演的神父。突然，几个穿短裙、戴软帽的姑娘跑了过来。领头的爱默莉小姐看见我，叫道：“你终于来了。”
然后，她转身把我介绍给大家。
她比我年长几岁，在东部时尚的学校接受过“完备”的教育，讲话带着动听的口音，“a”的发音总是很夸张。她非常漂亮，以至于显得有些不自然。但或许这种雕琢正是她特有的美。
虽然几乎不认识这些姑娘，我还是兴致勃勃地挽着她们的手翩翩起舞。不料，那柄剑成了我的噩梦。它吊得太低了。假如我不用手把它扶住，它就会支棱在我的两腿之间；我稍一走神，它就会绊住我舞伴的腿，引来一阵哄笑。
我克服了羞怯，在舞池里越来越挥洒自如。但是那把剑……我尝试了各种方案想驯服它，但是都不奏效。解下来倒是干脆，可是我不忍心破坏了精心打扮起的造型。我宁愿挂着这个叮当作响、摇来晃去的物件，即便是斩断“悲惨世界”里众生的双腿也在所不惜。有几位姑娘摸透了这把剑的脾气，在跳舞的时候或者其他紧要关头帮我提着它。
爱默莉小姐空出几支舞不跳来陪我，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在大厅旁边光线稍暗一些的椅子上坐下来歇息。和她在一起，我感觉很自在。她很高兴我能来，可惜我稍稍疏于监管，那把剑就让她吃尽苦头。
我终于解下这件多余的武器。爱默莉小姐似乎很乐意替我提着它。看起来我让她觉得胆战心惊，或许她觉得比起挂在我身上，这把剑由她看管更安全一些。
晚上十点钟是茶点时间。大家都忙着回到各自的分组。一个金色鬈发的高个子村姑，穿着粉色的裙子，跑过大厅的中央，想加入对面爱默莉小姐的小组。她朝我这边跑过来，却回头看着别人。我躲闪不及，我们的前额正正地撞在了一起。我眼冒金星地把倒在地板上的她搀起来，她一边有些晕眩地眨巴着眼睛，一边坚强地笑着说“没事儿”。等我扶着她来向她父母道歉，她的额头已经肿起一个包。她坚持说：“都怪我自己。”她们是托宾一家，她是他们十六岁的女儿凯瑟琳，父亲叫她“凯蒂”。我在教堂里注意过这个开朗俊俏的姑娘。她父母曾经邀请我去家里吃饭。这一次他们又请我星期天——也就是明天，来家里吃晚饭。我答应了，心中默默祈祷她肿起来的前额不会太疼。
过了一会儿，他们一家人离开了。到十一点晚会结束前，我一直心不在焉。目送爱默莉小姐上了她的马车，我独自沿着大街走回住处。
第二天，我的额头也肿起一个包。
那一撞，想必是某位神明用无形的大手一推。
早上醒来，循着昨夜舞会的思路，我记起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写道：“书籍将扼杀建筑。”[93]这位天才的法国人一语道破，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不过是“被整个欧洲错看成了朝阳的落日。”
起床后，我去教堂的图书馆，找到一种新的译本。这一章的标题被译作“书籍将扼杀建筑”，而不像某些版本保留法语原文：“Ceci Tuera Cela（这个杀掉那个）”。我没有参加教堂的活动，而是把书拿回家重读了一遍。
雨果热衷于洋洋洒洒的抽象议论，而这一段无疑是有关建筑的所有论述当中最伟大的篇章之一。重读这段辉煌的文字，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它的力量，让我先前的怀疑更加坚定。在他所处的年代，这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是多么的“现代”啊！奇怪的是，某些版本居然会把这一章省略掉。
我被伟大的诗人鼓舞着，沉浸于对浪漫与滥情之间区别的思考，出门有些晚了。赶到德莱克赛尔大街上的托宾家，比约好的晚餐时间迟到了一些。开门的是凯蒂，“悲惨世界”里的肿包基本上消了。她父亲性格开朗直率，凡事都不放在心上，很容易相处。她母亲有一头红发，容貌端庄，是另一种性格。孩子们都爱他们，但是不难看出母亲是这座新房子的一家之主。
凯瑟琳是长女，十六岁。查理和罗伯特是双胞胎兄弟，十二岁。最小的阿瑟是个漂亮的男孩，七岁。他跑过来坐在我的腿上。他们全家都很敬重詹金牧师，因而也另眼看待他的外甥。
我很快就融入这个家里，找到了自来到芝加哥就不曾尝到的温暖。活泼可爱的凯蒂立刻就接纳了我。她在海德公园高中读书，还跟随汤姆林教授学音乐。很显然，凯瑟琳在家里非常自我，但有时候也算通情达理。家里的一切都绕着她转。她不仅习惯凡事自有一套做法，而且从来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吃饭时，我注意到她自己有一套别致的刀叉、勺子和盘子。想必是从她儿时自然而然留下的习惯。充满欢乐的晚餐之后，凯蒂换上外出的衣服，高帮的靴子、手套和短外衣，还有一顶盖住她亮丽鬈发的苏格兰软帽。
她很自然地拉起我的手，带我去肯伍德看那一带新盖好的房子。肯伍德即将成为芝加哥最时尚的住宅区。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拉着手走下门前的台阶。虽然个头很高，看上去也很懂事，但她其实仍是个孩子。至于我自己，虽然建筑方面的知识日渐长进，但是就待人接物而言，我基本上还是一无所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斯尔思比事务所工作满一年了。快要二十岁的我，挣到了每星期十八美元的薪水。按照我的打算，母亲卖掉了麦迪逊湖边的房子，来到芝加哥。
我曾经考虑在密歇根湖北岸找一个住处，但是母亲担心湖上的大风对我和麦琪奈尔的身体不利。不知怎么，她不愿意住得离万灵教堂太近。于是，我们找到母亲的一个朋友，住在橡树园[94]的奥古斯塔·查宾小姐[95]。她约莫五十岁开外，也是一位牧师。查宾小姐体态丰满，浑身洋溢着女性的风韵。她经常穿一身丝质的黑衣，脖颈上一条金链子挂着一个金十字架垂在胸前。她的表情时而非常和善，时而又相当严厉。
查宾小姐和母亲商议，我们先在森林街她那座红砖房子里暂住一段，再决定是否应当在橡树园长久安家。
Oak Park 橡树园
橡树园的另一个名字是“圣徒的安息地”。我猜是因为这里数量众多的教堂和虔诚的信众。这是一座漂亮、庄重的小镇，街道两侧绿荫成行。绝大多数的居民是被这里与芝加哥相比而言的宁静氛围所吸引，希望在此避开大城市的毒害，安心地培育下一代。橡树园有一个自己的镇公所，负责它长久的规划发展。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在镇上开办学校的海奇先生。一个脸膛黝黑、待人和气的老头儿，开着一辆没有顶盖的小汽车，在几个学校之间穿梭着接送孩子们。经查宾小姐推荐，我妹妹简在他的学校里教书。
我还记得斯考维尔家的木房子，又高又蠢地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为那个时代里暮气沉沉的住宅建筑风格充当最后的代言人。
母亲觉得这个安静的镇子很像麦迪逊。这一点足够让我们下了决心。
森林街上查宾小姐家对面，是奥斯汀家的地块。那里恰好是全镇的中心位置，和斯考维尔家一样占了两条街之间的整个地块，但是却杂树丛生地荒废着。只在临大湖街一侧的空地正中，有一栋新盖的住宅。木瓦包裹的屋顶和墙面，是正合当下时尚的安妮女王式风格。
这栋房子背后临森林街的一侧，有一座比例典雅的老式谷仓。颜色质朴的墙面是用竖向木条板钉成的，上面爬满了藤蔓。这么一座饱经风霜的谷仓，居然没有被拆掉。与奥斯汀的新家相比，我更喜欢他的谷仓。后者坦诚地流露出一种足以入画的气质，这正是前者苦心营造妄图达到的境界。然而森林街上的邻居们认为，橡树园的模范公民奥斯汀先生把这座谷仓摆在全镇最体面的街道上，无异于触犯众怒。
奥斯汀先生是一个矮个子的苏格兰老头儿。他步履迟缓，脑袋缩在肩膀里，留着络腮胡子的圆脸上常常露出古怪的表情。
包围着奥斯汀家这片鹤立鸡群的空地，是一大堆陈腐的木匠手艺：一行行干瘪的白油漆木板房子，均匀地排列在各家一小块硬纸板似的草地上。走上门前陡峭的台阶，你看到宝瓶柱和雕饰繁琐的栏杆围成的门廊。这种时髦的门廊完全是一种奢侈的摆设，除了遮住客厅里的阳光，派不上其他任何用场。奥斯汀家谷仓的敌人们，一律在醒目的屋角处有一个凸窗拼凑起的高塔。这种凶狠狰狞的母题究竟是来自何方？绝不是来自大地。无论是方形的、圆形的还是八角形的，它们的高潮无外乎灭烛器形状的屋顶、萝卜头一样的圆顶或者是丝锥一样的尖顶。
走过一条条街道，比比皆是这出滑稽戏成本不菲的布景。我试着揣摩这些设计师的心思，却一无所获。虽然它们也是设计师们冥思苦想或者照搬的成果，然而这些形式毫无意义。
一望而知，这些住宅既没有生命的气息，更无丝毫舒适可言。比起橡树园，其他城镇的情形甚至更加黯淡。橡树园尚且有茂密的植被和树木，略微遮挡丑陋的建筑。住在这些趾高气扬的安妮女王式大宅子里的人们，浑然不觉他们强加给自己的羞辱。单调乏味的郊外住宅组成的队伍，像芝加哥街道上店铺招牌的队伍一样，强行向你涌来。
成群结队的招牌形成的幻影，至少有它的含义；而这里的队伍，却是彻底单调的一团空虚。我想起父亲是如何评价拙劣的音乐。沾染了“肆意滥情”的作曲或者演奏，毁掉了他心目中的音乐。这些住宅算是类似的牺牲品吗？
一次次从它们旁边走过，我就像一个无助的观众，又一次成为绝望的局外人。我心中发出这样的独白：
没有人在家！没有人在家！“他们”待在家里，却并不住在这里。我们从未品尝过生活，但是我们不次于任何人的房子，不次于“他们”——或许比他们更好一些。
被愚弄了吗？也许他们是被愚弄了。我们又何必在意？所有人都被愚弄了，每一个人！“他们”、我们，所有人都被愚弄了。我们正适合住这种房子，它正适合于我们。假如这些房子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又何必去寻找含义？
我们和“他们”一样吗？我们想要思考，却无能为力；他们有思考的能力，却不愿思考。他们只购买我们和他们自己脑子里现成的东西，这样更容易一些——或许是因为更廉价一些吧。没有人知道原因何在！
住宅如同衣服一样，难道不是吗？我们自己也只是衣服而已，不得不混迹在时尚之中，不是吗？否则，我们就会沦为笑料！难道你还看不出吗？可是，他们跟紧了时尚依然会沦为笑料——然后怎样？
我们是傻子吗？或许吧，但是我们将作为傻子嘲笑他们。
Culture 文化
这个世界怎么了？这样的建筑比店铺招牌更让人痛苦，因为这些被贩卖的建筑被称作“文化”。
这里只有一团混乱。难道这些怪物和买下它们、住进去的先生和女士有相似之处吗？难道他们只配得到这样的废物吗？或者是教育愚弄了他们？如果“他们”只能用如此荒唐的方式来表达自我，如此缺乏自然的感受，那么当你直面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其他方面的品质又会是什么样呢？除了咀嚼消化和繁衍后代，“他们”身上还剩下什么可靠的功能吗？就连这些基本的器官，也被忽视真实欲求的虚假理想败坏了。为什么他们全都满足于狂妄自大和忸怩作态？他们都只有虚假而丰富的情感，却感受不到真正的理性吗？
我常常向塞西尔谈起我的困惑。难道斯尔思比不是凭借他手中优美的图画，以艺术家的身份做着同样的事情吗？他设计的房子徒有“艺术”之名，内涵和那些拙劣的住宅如出一辙。
我越来越不满足于跟随在斯尔思比身边。在我看来，他似乎让事情变得更糟。他利用娴熟的技艺打造了一个谎言，或者让一个空洞的吹嘘显得更加华丽，从而使可耻的欺骗变得更容易奏效。
每天我都会经过奥斯汀家的那片空地，有时候我会倚在空地边“质朴”的木栅栏上（其实只是一排没剥树皮的橡木板）。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正靠着木栅栏，朝那片树林张望。奥斯汀先生走过来，问我道：“不想进来看看吗？年轻的建筑师，你就住在街对面吧？查宾小姐说起过你。”
“我早想进这片乐园里看看。”我指了指他的树林。我问他，怎么会在一大片丑陋的房子中间让这块地空着。他从浓密的眉毛下面盯着我：“你不喜欢他们的房子，是吗？
“他们想让我把老谷仓拆掉，可是——”他望着谷仓，眼睛闪着光，“我喜欢这座谷仓的模样，瞧不上他们那些房子。”他冲我眨了眨眼。
“我也是，宁可住在这座谷仓里，也不愿住在那种房子里面。”我说道。
“来吧，进去瞧瞧。”他领着我走进谷仓。
谷仓室内被改造成了一间游乐室，或者说像一个舞厅。他女儿索菲即将从学校毕业回家来，眼下屋里的布置是为她在这里开一次聚会。奥斯汀夫妇还有一个儿子哈里，正在外地读大学。
奥斯汀先生引我看了他的谷仓，却只字未提他的新房子。紧接着的再一个星期天，他请我来家里见见奥斯汀夫人。我很喜欢他家里富有生活气息的陈设和氛围。我们两人都闭口不谈他房子的外观模样。它看上去像一座老房子套了一层新的外表。奥斯汀夫人行动不便，整日安详地坐在窗前的轮椅上。
奥斯汀先生和我又回到他的谷仓。
“假如有个机会，你会怎么改造这谷仓？”他问我。
我讲了几点脑子里即兴闪出的想法——某种装饰性的改造方案。具体内容我早已忘记了。
“你愿意来帮我实现它吗？”他问我。
然后，他领我走过几个街区，来到森林街和芝加哥街交汇的路口。他指着街角一块长满灌木和野藤的荒地，告诉我这块地属于一个苏格兰园艺师，布莱尔先生。芝加哥洪堡公园的园林就是他的设计。奥斯汀先生对这个老园丁敬佩有加，谈起他来滔滔不绝。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布莱尔先生，但是把这块地暗暗记在心里。
奥斯汀先生时常在星期天上午叫我出来一起散步。从此，我在橡树园找到了一位安详而又忠实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为止。
Cecil 塞西尔
数月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塞西尔和我坐在查宾小姐家里闲聊。和往常一样，我们开始探讨那些积蓄在我胸中的困惑。它们让我在事务所里提不起精神。
“你得小心，弗兰克，”塞西尔说，“宗教里的异端思想已经足够可怕了，可是比起潮流和文化中的异端却是小巫见大巫。读读《圣经》吧，你还记得耶稣对他门徒的教诲吗？”
我找来查宾小姐的《圣经》，塞西尔翻到《马太福音》，念道：“（耶稣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96]
他放下书，“如今的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还有法利赛人，就是那些对他们的住宅感到自豪并且心满意足的人们。为他们工作的建筑师们，其实不过是‘抄经人’而已。如今，‘手艺人’的地位，正如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眼中的抄经人一般。”
他又捧起书，“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跟前（猪就是那些判断力被名誉和享乐所控制的人们），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和希律的酵。”[97]
他合上书，沉默了一会儿，轻声地说：“斯尔思比是对的。他从不触及那些主顾们信奉的东西，也从不违背他们自己的想法和主意。他只是依照那些人已经接受的理念，把工作做得比其他同行更精彩一些，这就足够了。结果怎样？斯尔思比仍然被那些人视为激进者，和他在信念上纠缠不清。天知道他们究竟要些什么。”
我没有答话，斟酌着自己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斯尔思比竭尽全力了吗？我的意思是，假如他愿意的话，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
“即便他做得更好、更正确，又有什么区别呢？”塞西尔说。
“假如他内心明白自己应当做些什么，也知道如何能够做到，却没有竭尽全力，那么他就没有做出‘正确的事’。”
“何以见得？”
“因为，如果真的有上帝存在，我们应当坚信‘他’必定会让自己创造的世界尽量地完美。否则，这位主宰者根本就不屑于创造。我们应当坚信，能够修改这一原则的人惟有‘他’，而不是斯尔思比。我外祖父心中的上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由‘他’创造出的芸芸众生——无论头脑清醒还是浑浑噩噩，实践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不是听从别人告诉他们要做些什么，而是坚持他们自己感知到的信念。否则，上帝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塞西尔笑了：“弗兰克，你亲爱的母亲恐怕要为你伤心落泪了。”
“或许吧，但是假如她真的是我外祖父的女儿，她就不会为我伤心。”
“你和她谈过这些话题吗？”
“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是最近才渐渐琢磨清楚的，但是我不害怕她对此的态度。”
“问题在于你要为谁盖房子呢？如果你违背他们的意愿，让他们放弃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接受你认为正确的，后果将会怎样？”
“这正是需要睿智的造物主给予帮助的时刻。塞西尔，只需要找到千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的这一个人，就足够我充实地忙碌一生。就像我依赖他一样，他也依赖我。他也在寻找我，比如奥斯汀先生。”
“是吗，瞧瞧他现在住的房子吧！”
“没错，我看过了。当初他选了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建筑师，弗赖德·沙克。奥斯汀先生尽其所能，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他很清楚那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家。在整个橡树园，他就是值得我竭尽全力的人。在他理应听到原真的福音的时刻，他却只能得到被篡改过的福音。假如上帝恪尽职守而不是在天堂里无所事事的话，奥斯汀先生就是我理想的业主。”
“哈哈，你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也让他找到你，”塞西尔略带嘲笑地说，“就这么简单吗？”
“这一次是我找到了他，今后我可以靠作品让更多他这样的人找到我。我知道奥斯汀先生想要的和他错过了的是什么。而且我相信，他得不到的原因正是你所暗示的，‘福音被篡改了’，可是你仍然为此辩护。人活着难道是为了要作这些篡改，抛开上帝而惟我独尊吗？
“我们有机会自由地选择。惟有当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不被某些人掌控我们想要些什么，不被他们的手段蒙骗而失去我们本应拥有的东西，我们才能依照自己的天性生存或者死去，才能让自己适应崇高的法则。”
“什么法则？那个亵渎神明、冷酷无情的‘适者生存’吗？”
“不，”我思索着如何回答，“是自然的选择。”话一出口，我知道这是自相矛盾。我再一次尝试：“不是的，是要坚持人有能力触及到的最真的原则。”
“假如人们找到这样的原则，你如何能把它展现给世人呢？”塞西尔说。
“我吗？那可不是我能够承担的责任。”
“那么干脆寄希望于上帝吗？”
“为什么不呢？”我说，“你看，塞西尔，这就是症结所在。如今，连教堂里宣讲的福音书也出了问题。耶稣的言行，是在实践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他传播真理，真理与这个拿撒勒的木匠[98]同在。我甚至猜测在耶稣的时代，或许木匠其实就是建筑师，但是他的言行被他的门徒篡改了。
“那些门徒尽心尽力地表达他们的虔诚，然而他们所做的却是‘修改’耶稣的思想。后世的一辈辈门徒同样以顺应‘人类的需求’的名义，继续不断地‘修改’。那样的需求并非耶稣和上帝的‘需求’，而只是你我父辈的‘需求’。耶稣的敏感丰富的情怀正是经他的门徒之口被篡改成了多愁善感。既然如此，哪里能喝到甘醇的美酒呢？”
“但是有谁想要甘醇的美酒呢？”塞西尔说，“盛着水的瓶子就摆在勤地酒[99]旁边。如果不想让你的肠胃被灼伤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最好别去碰那瓶酒。”
“我指的不是什么勤地酒，那只是葡萄皮酿制的俗物。我指的美酒是香槟、摩塞尔酒[100]、波尔图酒[101]或者勃艮第酒[102]。有谁会喜欢掺了水的醇酒？”
“一切美酒都会被掺水，只不过是早晚和多少的问题。”塞西尔说。我们的辩论就此不了了之。
我不禁想到，如果没有成为多愁善感的牺牲品，父亲的生活会是怎样呢？劳埃德–琼斯家的多愁善感究竟在他身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我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对母亲、对整个家族的人呢？汹涌的多愁善感究竟怎样影响着世间的众生？
接下来的星期天，我一大早就去找凯瑟琳。
平日里，有时候我会送她从教堂回家。有一天晚上，我想把自己的外套给她披上，她却坚持不要。妥协的结果是我们挽着手臂相互取暖。有时候，她母亲同意我们两人去芝加哥城里听西奥多·托马斯的音乐会。在教堂里我们总是并肩坐在一起。如果我迟到了，她就在自己的座位旁边为我留一个空座位。星期天教堂的活动结束后，我送她回家并且留下来吃晚餐。
我把凯瑟琳的事告诉了母亲。她已经知道了，也许是从詹金舅舅那里听来的。凯蒂在学校里的课业开始退步。她的同学们放肆地拿我们的事和她开玩笑。教堂里的年轻人早已把我们当成了一对儿。
凯瑟琳来事务所找我的时候，塞西尔见过她几次。他觉得凯瑟琳是个活泼可爱的姑娘。我告诉他，凯瑟琳非常喜欢我。
“是啊，我也很喜欢你，你母亲和你两个妹妹也一样。如果你给别的姑娘机会的话，她们或许也会喜欢上你。我看不出在这一点上她有什么独特之处。弗兰克，你还根本不认识其他女孩子，你只认识凯蒂，怎么能说了解女人呢？”
我心里暗想，他自己认识的女孩子才真正是少得可怜，而且一个个年纪比我还大许多，既木讷又乏味。他其实是个很有魅力的家伙，我常常纳闷他为什么不去结识更多可爱的姑娘。
“有必要吗？如果你和她在一起时有了家的感觉，难道非要再去认识一大群吗？”
“你吻过女孩子吗？——除了凯蒂。”
“你怎么知道我吻过她了？”
“你不知道我有千里眼吗？呵呵。”
“没有吻过别人，但是……”
“问题就在这个‘但是’，你太迫不及待了。”他打断我，“‘家的感觉’？我担心的正是这个，难道你不清楚她还是个孩子吗？你自己也一样。在你有能力建立一个安稳的家庭之前，你需要先了解女人。”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吻过并且‘拥有’许多女子，研究她们，然后才能知道我想要什么。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我觉得，把感情当作游戏的男人吻女孩子倒也无可厚非，但是，他怎么能亲近一个自己并不爱、也不想一起生活的女孩子呢？”
塞西尔沉默地望着事务所的窗外，神情有些沮丧。
“怎么了？塞西尔。嘿，你说话呀，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说出来有什么用吗？在这件事情上，从来就没有人听取过忠告。”他不无感伤地说，“从时间开始的那一刻起，就不曾有过。我能预见到你前方的路，连最好的朋友也无法阻止你，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他的担心是那样的真诚，我不禁想知道前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危险”。我坐在那里施展自己的想象力，却一无所获。远离所有那些自作聪明的猜度揣摩，不必经过所谓的“试验”，就幸运地遇到了我心目中完美的她，而她也同样地渴望我，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替塞西尔感到遗憾，他无法理解我的心境。是啊，这个可怜的好伙计，他只能拿那样一些姑娘和光彩照人的凯瑟琳作比。她比塞西尔想象的要成熟，根本不是小孩子了，已经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大姑娘。她提醒我要攒些钱，还在帮着我这么做。她既通情达理又很细心，而我正好相反，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对了，你和我母亲说起过这件事儿吗？”
“她来找我谈过。”
“她怎么讲？”
“你还是自己问她吧。”
我觉得受到了伤害。自己的母亲和我最好的朋友谈论我的个人感情，却对我只字不提。我很气愤，转而感到大家都在欺骗凯瑟琳和我。如今她需要我的呵护，从前那种单纯的爱意加深成为一种责任。
“好啦，咱们别吵了。反正你没法儿同时和两个女孩子来往，你天生是个‘独奏家’，我了解你。你今后一生都会这样独奏下去。只不过，为什么这样仓促呢？早晚你都会很快地步入这个阶段，何必把平常人至少花掉一年的历程压缩在一个月里呢？弗兰克，我真希望能多一点儿你的感性和激情，而你能多一点儿我的理性和慵懒。
“别觉得我麻木不仁，或者是在说凯瑟琳的坏话。大家都知道，没准儿她就是你生命中的那个女孩子。”
傍晚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预想着将和母亲交锋的场景。
到家后，我和母亲、两个妹妹还有查宾小姐一起吃晚饭。母亲用探寻的眼光看着我一言不发地吃完饭，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母亲也跟上楼来，问我白天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了？孩子。”
“母亲！你为什么要找塞西尔打听我和凯蒂的事？”
她竟然一点儿也不吃惊，反倒露出微笑：“为什么？是啊，为什么呢。”
我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我爆发了：“为什么要为这件再自然不过的事焦虑、奔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在你眼中，人的天性是洪水猛兽吗？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弗兰克，你想过和这个姑娘单独约会，可能对她产生怎样的后果吗？”
她的第一个问题就击中了我的薄弱之处。“没有，我当然没想过。她自己才最有资格判断这件事对她意味着什么。我没法儿替她作这个判断。即使她不能，还有她父母呀。”
“她母亲已经因为这件事和她争吵过，看来已经管教不住她了。”
“你还去找了她母亲？”
“是的。凯瑟琳一向都很任性，经常和她母亲闹得很僵。她不通情理，和你一样。”
“这不恰好证明我们的交往并没有对她造成什么影响吗？所有这些忧心、焦虑、煎熬、好奇、窥探、祈祷还有流言，把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变成了丑闻。我真是一点儿也不明白，母亲，你从来都不是这样的。这不像是你。你总说，‘假如必须在善与真之间选择，那么要选择真。’上帝啊，在这件事上真理是什么？”
“孩子，我不许你讲诅咒的话。”
我忍无可忍了：“诅咒？如果一个极端痛苦的人都不能呼唤全能的上帝，那么他的名字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凯瑟琳和我在一起很快乐，我们还有结婚的打算。可是我看得出来，你们盘算着要拆散我们。你们怎么能这样？难道这个世界为相爱的男女只留下一条道路吗？一条所有人都认同的、相信的、监视着的路吗？究竟是该死的谁把这一切变得可怕和虚伪？”
“弗兰克，在你母亲面前，你又一次讲诅咒的话。”
“‘该死’也是诅咒的话！那么农场上的人该怎么活啊？‘该死’！这是个痛快的好词儿！离开它，谁也没法儿发泄自己的不满。我们的英语能找到替代它的词吗？是不是一切极端的情感都意味着亵渎神灵，所以连‘该死’也成了诅咒？”
“孩子，以你现在的情绪，和你谈什么都没有用。”
“这和塞西尔的话一模一样。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紧扣双手，准备好为我们哭泣！”
母亲平静地站起身，出去了。
一如既往，母亲的想法终究会产生效力。“你想过和这个姑娘单独约会，可能对她产生的后果吗？”社会交往所需的本能，正是我的教育中的缺环。
这次冲突之后，我认清了所有这些争吵的目的。某种原本纯洁美好的东西被破坏了。我为凯瑟琳感到难过，也替自己觉得丢脸。
“凯瑟琳，大家都在为我们两人烦心忧虑，也许咱们待在一起太多了，的确会对你有伤害——反正他们都这样讲。”
“这真是太可笑了。除了没有挨板子，我在家里同样受尽了他们的责难。如果我能承受得住，难道你不行吗？”
“我当然能。但是你还没有理解，有一点他们说的不假。除了我，你还不认识其他男孩子，并且……”
“我认识好多男孩子呀！”她开始数着名字。
“不是那种认识，你明白我的意思。总之，我不能这么频繁地来找你了，我们在教堂里也得保持一些距离。”
“好吧，让他们暂且有一时的胜利。我会给你写信的。”这是她的主意。
“没错儿，写信总不会有什么伤害。”
一个星期之后，她写来一张纸条：她要被送到北部麦金奈克县的亲戚家，去整整三个星期！
我渐渐地看清，虽然人们大谈而特谈“自然”，可是“自然而然”却是这个世界上你最难以得到的东西。即使只有一线希望，他们都要竭尽全力来阻止你。他们口口声声的“自然”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对动物、花草、树木和山川风光的抒情和感怀吗？那些木材、玻璃和钢铁内在的天性呢？少男和少女的天性呢？还有那些自然的法则，这些不都是“自然”吗？从这种角度理解的“自然”不正是上帝最根本的意义吗？
我始终认为，当我在书本上看到、或者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自然”这个词，它拥有内在的含义，而不是肤浅的字面解释。
愚人们不懂得自然的情感。他们对“自然”这个词的理解，不过是人对小动物的多愁善感而已。正因如此，他们总是在面对理想的时候不知所措，并且制定下诸多愚蠢的戒律、无理的规则和草率的法律。
“‘他们’依靠什么指引自己的生活？这世间可有他们能够真正理解的东西吗？”
见不到凯瑟琳，我把精力更多地投入事务所的工作。其结果只是愈发深切地感受到，这样的建筑不能赋予居住者的生活任何真正的意义。这样的建筑完全是扭捏作态。目的只有一个——显得与众不同、貌似诗情画意，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多愁善感。
Adler and Sullivan 埃德勒和沙利文
有一天，威尔考克斯——那个牧师的儿子“四号”，兴奋地走过来，倚在我的绘图桌前。“嗨，赖特，”他向周围扫了一眼，确认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知道哪里能找到你想要的好工作。”
“哪里？”
“埃德勒和沙利文。”
我的心怦然一动。我对这家事务所仰慕已久，它的两位合伙人是芝加哥最知名的建筑师。他们激进的风格独树一帜，当今的建筑界只有伯纳姆[103]和鲁特[104]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
“你怎么知道的？”
“我自己刚从那里回来。沙利文没有录用我。他在找一个能为芝加哥大会堂的室内设计画施工图的人。我干不了，但是我看你行。我把你介绍给他了，他让你去找他。”
“真的吗？我……”我马上想到了塞西尔。斯尔思比恰好不在，我和塞西尔坐在斯尔思比的办公室里谈这件事。
“去吧，弗兰克。你在这里能学到的已经差不多了。沙利文是西部未来的大师，或许他正是你应当追随的人。不管怎么说，试一下无妨。”
我赶忙收拾了几张图纸，来到伯顿大厦的顶楼。
“埃德勒先生见你可以吗？”秘书告诉我，沙利文先生马上要去圣路易斯[105]参加一个建筑师大会。
“是沙利文先生让我来找他。我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你叫什么？”
“赖特。”
和蔼的秘书从沙利文的办公室出来，替我把门开着。我走了进去。
沙利文先生个子不高，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褐色衣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栗色的大眼睛。只一瞥就洞悉了我的所有想法，甚至最隐秘的内心。
“啊，对了！你就是威尔考克斯说的那个年轻人。你带了什么给我看？”
我把图纸在桌上摊开，他凝神看了片刻。
“你晓得我需要你来做什么，对吗？”
“是的。”我答道。
“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图，但是……这次没时间了。我星期五早上回来。你画些装饰细部的详图，再拿来给我看。”他和蔼地注视着我。那一刻，他的眼光让我感觉胸有成竹。
“我一定准时拿来。”我热切地答应道。
离开时，我看到大绘图室的门敞开着。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看到里面大约有二十多人，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我将成为其中新的一员。我在门前站了片刻，屋里一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看了我一眼。他黑色的头发梳成蓬帕杜尔式的发型，长条脸上蓄着稀疏的黑胡须，眼神与沙利文先生颇有几分相似。他的胡子在脸上显得很别扭。很显然，他是绘图员的领班。
“你找埃德勒先生吗？”他问道。
“不，就是看看你。”不等他露出一脸诧异，我就走开了。他叫保罗·穆勒，蓄起胡子以便让自己看着更像一个领班。
我兴高采烈地找到塞西尔。“那份工作是我的了。”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会连这个都看不出来。他的眼力真准，马上就知道我能完成他想要的东西。准备一些图再去面试，只是走个过场。”
“不管怎样，我都会尽力准备好面试用的图。”塞西尔说。
“我会的。不过，现在画这些图会更轻松，因为我知道已经得着这份工作了。”
塞西尔放弃了努力，他清楚我已经被冲昏了头脑。
“沙利文给你多少薪水？”
“忘记问了。我会要每星期二十五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晚上回到橡树园，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然后就扑在绘图板上。这次我只用丁字尺和三角板作辅助定位，我想给路易·沙利文展示我徒手绘图的能力。
先是临摹几张斯尔思比画的装饰细部。我在画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笔法，比起原作来更加简洁和肯定，更少一些张扬的情绪和刻意追求“草图”的感觉。斯尔思比的风格潇洒华丽，他的笔触就像田野里随着微风摇摆的青纱帐。我模仿他的风格画了两三张，仅仅为了表明我可以驾驭这样的技巧。然后，我根据自己印象中埃德勒和沙利文事务所的作品，即兴画出一些装饰细部。自从听说了他们的建筑，我就一直潜心观察。凌晨三点钟，上床休息。
第二天晚上，继续同样的工作。
第三天晚上，我找出之前用透明纸描的欧文·琼斯的哥特风格细部。一边重描，一边把它们改编成了我心目中的“沙利文风格”。
星期五上午，我带着一大卷图纸回到沙利文的办公室。
我按着顺序展示自己的成果，“第一部分，模仿斯尔思比。”
“我看出来了，你描了一些斯尔思比的图拿给我，是吗？”
“不是描的，是我临摹的。你看，这些不是透明纸。”
“但是你可以想法儿把图转拓到这些纸上。”
我笑了：“那也太费周折了。
“第二部分，模仿沙利文。”
“嗯，这个你的确没法去描。很不错。”他一面自言自语，一面用铅笔尖搔着头皮，吹掉几点落在图纸上的头屑。
“第三部分，对欧文·琼斯的哥特风格自由发挥。”
“谁？欧文·琼斯是谁？”
我觉得他在开玩笑：“《装饰的语法》。”
他面露困惑：“是拉古奈特[106]之类的东西吗？”
“我没听说过拉古奈特。”
“啊——我想起你说的那本书了。这么说，你试图把哥特风格的装饰转化成我的风格，以此来取悦我吗？”
“你看，这不是挺简单的吗。”我发现自己实际上令他不悦。不经意间，我把他的装饰语言简化成了纯粹的“多愁善感”。
“第四部分，一些原创的东西——或许算得上吧。”
他立刻被这些图吸引了。他坐在绘图桌旁的高凳子上，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的图纸。尔后，仍然不说话，在他自己绘图板铺的纸上画着什么。我的呼吸有些急促，心中窃喜，说道：“噢，是你让我画些自己的东西拿来的。”
他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只顾自己画着。我站在那里思忖着，如果说斯尔思比的笔触像田野里的麦浪，那么沙利文的风格就如同盛开的莲花。如果有一天我拥有自己的风格，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胜任这里的工作。”他突然说道，“你现在的薪水是多少？”
“不太够。”我回答道。
“那么多少算够呢？”
“二十五块。”
他微微一笑。我心里明白，即使每星期四十块他也会接受的。
“好吧。不过你要记住，你得在这里工作到大会堂的施工图纸全部完成。当然，这期间你的薪水不会固定在那么多。等你慢慢施展开了，我们可以再商量。你能星期一早上就开始吗？”
“可以。斯尔思比那边已经没有太多工作了。他会很高兴让我离开。”
我就是这样进入了埃德勒和沙利文事务所，这样走近大师身旁。自那一刻起，对他给予我的影响、关爱和帮助的感激之情，就从未在我心中消退。
我乐颠颠地回到斯尔思比的事务所。我看得出来，塞西尔既为我高兴，也有点伤心。
“去告诉老先生吧。”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斯尔思比先生。”
“什么事？”他在桌子后面转过身来。
“这几个星期以来，我的工作让你和我自己都不太满意。”
“我注意到了。”
“我已经去找过沙利文先生面试了。”
“他录用你了吗？”
“是的，他给了我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下个星期一——如果你这里不再需要我的话。”
他沉思了片刻，“这似乎不大符合你处事的原则吧，赖特。”
“这个机会来得很突然，而你恰好不在。我想过应当先和你谈这件事，但是我怕错失良机。如果你需要，我会留下来。”
“不！我不需要你。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丧失了自己的原则，就这些。”
“斯尔思比先生，当时我确信在你这里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而且我离开会为你减轻负担。”
“这是问题的关键吗？”
“不……不是的！全都是我的错。我不应当未和你商议就去找沙利文先生。事情就是这样。”
“不必挂在心上，赖特。你或许会喜欢跟着沙利文。他的风格和我不同，但没准儿他是个天才，谁知道呢。”
我痛恨以这种方式离开。即便斯尔思比有很多弱点，我仍然很崇拜他。我很清楚自己离开的方式和那种漂泊不定的无赖绘图员们一样，而他着实待我不薄。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能无助地呆坐着，沉默无语。如果他像我猜测的那样看到了我的表情，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如果他能够看到我此刻的内心，他会发现那里有和我的脸上同样的愧疚。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
我再也没有见过斯尔思比。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107]
我问自己，在人的生命里要完成每一步前进，是否都伴随着相应的阵痛。
这次“阵痛”的起因，无疑要归咎于我。我原本可以等一个适当的时机告诉斯尔思比，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
一如平日，我把事情看得太过理所当然。
当高处枝头的叶子在微风中颤动，下面被遮住了阳光的枝叶将要枯萎死去，树是否感到痛楚？
当春天里的果树从去年的休眠中苏醒复生，它是否要忍受煎熬才能收获一个更加光彩的丰年？
当蛇蜕皮的时候，它是否也满怀遗憾？
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是否都要以耗费可观的生命活力为代价，因此就可以对人生的历程加以丈量？可以用我们所能承受的、一次次向前或向上产生的痛楚的数量来划定人生寿命的配额？
人最终一定要因为无法承受成长中的阵痛而死去吗？
当我们看到一株翠雀花比别的花更高大更绚烂，一棵树比别的树更粗壮，一个人在同辈当中脱颖而出——我们会不会想到：它们以怎样的坚韧顶住了巨大的痛苦啊！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是人类当中最具温情和智慧，也最令人惧怕的一位先知告诫人们的箴言。
是人类固有的缺陷或者过失，注定了他生长过程中的阵痛吗？抑或是人类为自身殷切打造的所谓“美德”自然产生的恶果？
我离开斯尔思比，正如我离开大学，正如我日后背负着痛苦离开家庭——出于同样的原因，经受着同样的痛苦，抱着同样的希冀，遵从我内心同样的原则。直到我写下这些文字的一刻，我从未停止过为这条原则付出痛苦的代价。
和人类的道德观念同样古老的，是对于成长的渴望。使徒保罗说：“兄弟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108]
无论我希望这样与否，我将和我亲爱的大师沙利文一样，以自己的方式质问我的同辈们：“你们诚然是拒绝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109]”他们应当意识到，正是这种拒绝让传统得以在精神的真谛消散之后，保留于文字言辞之中。
我亲爱的大师[110]路易·沙利文，怀着同样的理解，已经用自己的行动牢牢把握住了这种信念带来的快乐与痛楚。
星期一早晨将近九点钟，我来到埃德勒和沙利文事务所的绘图室。那时候的事务所，几乎占据了兰道夫街和蒂鲍恩街转角处老伯顿大厦的整个顶层。这座大厦如今已经被拆掉了。
空荡荡的绘图室里只有保罗·穆勒一个人。
“我安排你坐哪里呢？”他环顾四周。看好一个位置，又几次改变主意，最后把我安排在南面靠墙的两个大窗子之间。一个不错的位置，美中不足的是和旁边的绘图桌挨得太近，有些拥挤。这里和斯尔思比那种设计工作室的氛围不同，而是和任何一家大公司一样，密密麻麻地坐满了员工。
“我会让安东拽几张图板给你。”穆勒把新来的小学徒安东叫过来。安东问，“拿几张呢？”
“哦，忘了告诉你。去找那些闲着的图板。闲着的、闲着的，明白吗？”他不耐烦地冲安东嚷道。穆勒精力充沛，为人憨厚但容易冲动。是由于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吗？相对于他的胡须承担的责任，他无疑还太过年轻了。
“沙利文先生告诉你要做什么吗？”穆勒问。
“还没有。”
“那就等着吧，等到他来吩咐。不用等他指派，我手头已经堆满了事。反正他让你来是帮着做设计，而我负责管理施工。我过去是在茨（斯）尔思比那里。是啊，茨（斯）尔思比是个出色的设计师。”
我喜欢他的发音“茨尔思比”，想听他再说一次。“三年前，茨尔思比需要一个工程师，他雇了我。后来我到了埃德勒先生这里。”
“你当领班多久了？”
“一年多。”
“喜欢吗？”
“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怎么说呢，埃德勒先生需要我……是啊，我喜欢这份工作。”
我这个问题显然很愚蠢。这时，员工们开始鱼贯而入，穆勒走回靠门边他的桌子前，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站着的位置。他忙得几乎没有机会坐下。
安东找到了好几张“闲着的”图板，铺着马尼拉纸备用。我选了一张平整的图板搁在面前的桌上。一叠光滑簇新的纸，是最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景之一。我背朝着屋内，看不到大家走进来。
他们相互打闹取笑着，直到各归其位。很明显，他们取笑的对象也包括我。仿佛受到某种纪律无形的约束，嘈杂的一群人很快就安静下来开始工作。盯了半天面前的纸，我有些厌烦了，开始观察那些后来我才知道名字的邻居们。挨着我桌子的左边是让·阿格纳斯，一个相貌清秀的挪威人。右边是笨头笨脑的爱森拉斯，犹太人。我身后左边是奥顿海默，一副聪明机警的样子，也是犹太人。伊斯贝尔？犹太人。比利·盖劳德？不是犹太人。威德特？一望便知是犹太人。紧挨我身后坐着的怀瑟威克斯，猜不出是哪里人。墙角坐着的安德森，瑞典人。还有另外几张犹太人的面孔。我想这是自然，想必埃德勒先生就是犹太人。我还没有见过他。我孤独地算计着时间，被这群陌生的家伙包围着，在纸边上乱画着，心里想着这会儿能听到塞西尔的声音该多好。
十点半左右，绘图室的门开了。沙利文先生带着他的高傲，用手帕捂着鼻子，慢慢走了进来。他旁若无人地从一张张绘图桌边走过，一言不发。没有一句“早安”吗？是的。他看见我坐在那里等着，立刻走了过来，“哦，赖特，你来了。”整个事务所就此知道了我的名字。沙利文稀罕的热情问候，显然也让大家就此知道了我的“地位”。
“你看这里，赖特，”他把一张图板摆在我的桌上，“我星期六解雇的一个蠢货把这张图搞砸了。你重画一遍，再描上墨线。”大家都明白了我的角色是什么。
沙利文继续巡视着，他傲慢的眼光扫过每一个人，或许只对穆勒例外。我的目光跟随着他，直到他在我身后坐着的怀瑟威克斯桌旁站住。
“见鬼！你在搞些什么？”他甚至没有俯身看一下，就大声嚷道。我扭过头，看见怀瑟威克斯直挺挺地站着，满脸通红。
“见鬼！你搞的这算什么东西？”沙利文提高了音量。所有人都盯着怀瑟威克斯。
“算什么东西？”怀瑟威克斯仿佛被鞭子抽了一下，他被激怒了，“见鬼！这是一座教堂，你看不出来吗？天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他一边叫着，一边双手颤抖着解下黑色的工作围裙，把铅笔猛摔在图板上，抄起装绘图用具的牛皮袋，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沙利文看了一眼那张命运凄惨的图纸，掏出一块干净手帕擤了擤鼻涕。然后，继续把恐惧散播到其他人身边，直到他像进来时候那样慢慢走出了绘图室，没有再说一个字。整个过程，屋里鸦雀无声。很显然大家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
他离开之后，屋里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交头接耳，直到被穆勒用警告的目光平息下去。
我心里不禁有些打鼓，“恐怕我在这里也待不长久！”，但转念一想，“这不是真正的沙利文，我见过另一个他。”
丹克玛·埃德勒会是什么样子呢？将近中午时分，他推开沙利文先生上午走进来的那扇门，出现在绘图室里。他的身材矮且壮实，像一座古老的拜占庭教堂。他厚实的体态，会让人立刻对他的力量产生信心，也让我感到很踏实。
他迈着从容稳重的步子，走到穆勒的桌前，站着和他谈了一阵。然后，随着他双手插在外衣的下摆里四处走动，他低沉浑厚的嗓音也慢慢滚过每个人的桌前。他皱着眉头翻看着桌上的图纸，间或有一句问候。他在某些人的绘图桌前坐下，以一种慈父般的语调提出修改的意见。最后，他走到我跟前，浓密的眉毛下射出深邃的目光，微笑地看着我。
“你好，”一声和善的问候，“沙利文的新助手吗？”
“是的，先生。”
他在我起身空出的凳子上坐下，翘起二郎腿。我注意到他硕大的脚，平平地摊开就像一座大厦的基础。
“赖特，沙利文需要帮手。很难找到一个人能‘跟上’他的思路，我希望你能成功！”他仿佛突然想起什么事情似的，如同刚才猛地坐下那样，猛地站起身，像一艘大驳船挤开占满河道的小船，脚步很重地穿过一排绘图桌走出去了。他就是丹克玛·埃德勒。
从此，开始了我追随大师将近七年的那段时光。沙利文先生很赏识我，我也喜欢他。深化完善他的草图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他对我的态度明显不同于对其他人。果不其然，这一点让我显得与众不同。我很快就意识到，要巩固自己在事务所里的地位，一场战斗在所难免。
我的工作进展顺利，大师对我的表现颇为满意。征得了他的允许，我介绍斯尔思比那里的乔治·埃姆斯利来做我的帮手，也多多少少消解我在这里的孤独。乔治的父亲不是牧师，但是他的气质很像是个牧师的儿子。再过几天，他就会过来工作。
大师对我明显的青睐，加上我素来不问闲事的天性，以及我对事务所里绝大多数人流露出的反感，使我在短短几个星期里树敌颇多。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受欢迎。他们以各种挑逗的言辞试图激怒我。我的长发和我的衣着都与众不同，背后自然少不了对我的指指点点。他们处心积虑地干扰我的工作。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抱团儿来“整倒”我。计划被掩饰得很好，穆勒并不知情。他是个正派单纯的人，这些龌龊都躲过了他的视线。即便我想透露给他，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而即便有机会，我也不愿意这么做。
绘图室后面有一间晒制蓝图用的屋子。吃过午饭后，伊斯贝尔、盖劳德和其他几个家伙，常在那里玩拳击。伊斯贝尔似乎挺在行，当然这得把他的口头功夫也算上。盖劳德的确身手不凡，他是“芝加哥第一团”的拳击荣誉候选人。
他们撺掇我也加入一起玩。从我的长发、领带和吹毛求疵的衣着，他们判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我大出洋相。
我盘算着，自己必须主动出击来对付这帮家伙。
凭借以前练过的一点儿拳击，我对自己的呼吸节奏和抗打击能力颇为自信，但是我知道自己还缺乏系统的拳法训练。有一位蒙斯特瑞上校，在毗邻的雅森纳姆大楼里开设击剑和拳击学校。一天中午，我去他那里报名拳击训练班，两个星期里上十二次课。我告诉这位法国上校，我已经会保护自己的头部，我想学一些技巧能够有效打击对手，同时能躲闪对方的重拳，甚至借助于犯规也无妨。
“对于绅士的游戏而言，这太过分了吧。”他说。
“我要对付的可不是什么绅士。我要和一帮混蛋打一场硬仗。我想要严格的训练。”
“好吧，”他递给我一副手套。我戴上手套，拉开架势。
“不对，大学生。是这样。”他把一只手放低些，另一只手像触角般挑逗地晃动着。“现在，小心啦！”他打出几拳试探我的基础如何，但是都没有击中我。
“很不错嘛。现在，我可要动真格的了。”
“来吧。”
他的第一记出拳就让我有些站立不稳。要是这么容易被击中的话，我在那间晒图室里要吃尽苦头了。一个小时的练习结束后，我洗了澡，穿好衣服，浑身舒畅地回到事务所。
两个星期的训练课快要结束了。与此同时，对我的骚扰和挑衅仍然接连不断。我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进入状态。我具备比伊斯贝尔和盖劳德这两位事务所里的能人更好的状态。
Combat 格斗
通过每天和老上校的练习，我基本上学到了他在拳击方面的所有技巧。毕竟，他是一个剑客而不是拳师。这些大概已经够用了。现在，我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我信心十足，兴奋地期待着将要到来的挑战。
有时候，我望着伊斯贝尔肥厚的大鼻子，心中暗想，多么好的一个靶子啊！这个金发的家伙体格很健壮，平日里洋洋自得，说起话来大呼小叫。每逢穆勒不在的时候，他总是不停地嘲弄、取笑同事们。盖劳德略显笨拙迟缓，但是更壮实一些。
我来到事务所差不多两个月了。我一贯独来独往，不惹是非，但是针对我的挑衅却变得愈发嚣张和不加掩饰。这一天中午休息时间，绘图室里的人都出去了。我对伊斯贝尔说：“你们今天中午玩拳击吗？”
他面露疑惑之色：“当然啦。你进来看看吗？”
“好啊，我会来的。”
“别光看看呀，你也来一局！我们不会伤着你的。”
我故作犹豫：“你们几个在那儿练了这么久，快要和专业水平差不离了吧。不过，我想试试看。”
为首的壮汉们得意地相互使着眼色。几个走卒也露出将信将疑的坏笑。
我独自一人走进晒图室，已经有六七个人聚在那里。我脱掉外套和马甲，解下衣领，戴上递过来的一副脏兮兮的手套。伊斯贝尔戴上一副同样脏兮兮的手套，他想要第一个上阵“教训”我。
我不了解他的路数，但是他才刚摆好姿势，我就一拳击中他的鼻子。鲜血滴了下来，他的蓝眼睛变得阴森森的。他笨重地扑了上来，我看出他只知道使蛮力。
于是，我就让他使出他的蛮力。
我忽而跃前，忽而后退，一边尽量躲闪，一边伺机出拳。在我的不断逗引之下，他开始呼吸急促，脸色发白，而我却一路轻松自如。
起初兴致勃勃的看客们，这会儿有些泄气。这情形与他们的期待有所出入。
“时间到！”盖劳德大喊。
“时间到？还没呢！这是一局定胜负。”我的左拳又重重地打在伊斯贝尔的鼻子上。
血又涌了出来，然而无人喝彩。伊斯贝尔已经完全是一头嗜血的野兽。我们两人在屋子里忽左忽右，逼得众人慌忙闪开，把屋里的东西撞得满地狼藉。伊斯贝尔愤怒了！
他又一次被我击中鼻子，满脸都是血污。我的嘴唇也在流血。我吮了一口血咽下去，感觉异常的亢奋，像刚开局时候一样斗志昂然。
伊斯贝尔快要支撑不住，他的伙伴们都看出来了。
“时间到！”盖劳德喊着，“时间到，见鬼！”
“一局定胜负！”我叫道，伊斯贝尔的鼻子又中了一拳。原本就大得出奇的鼻子愈发膨胀。这下子盖劳德忍不住了：“这边儿，伊斯！给我手套。该我上了。”
“是吗？该你了？”这时候，什么也阻挡不住我。盖劳德正在戴那副脏兮兮的手套，我一拳打在他的掌心。“比利”朝后一仰，身子摆回来弓起腰，很在行地前后晃动着双臂。相对而言，他算是这伙人里比较正派的一个，我对他略有好感。这样抢先出拳其实非常猥琐，但此刻我已经血往上撞，顾不得许多，满脑子想的就是痛快地揍他一顿。
我拼尽全力抡起拳，用手套内侧在他头上接连猛击。他朝后退，跳进同伙的人堆里。他火冒三丈地叫道：“这可真是漂亮的拳法啊。两次犯规！”
“犯规？那算得了什么，”我反驳道，“谁说这是一场比赛了？我还没和伊斯贝尔见分晓，这关你们什么事？来呀，见鬼，你也犯规呀。你们想在这儿整倒我看笑话，现在就来试试呀！脱下手套打一场啊，胆小鬼。”我扔掉自己的手套。
局面越来越难以收场，看客们介入了。
“别跟他纠缠，比利。他是个好斗的疯子。今天就这样吧，咱们另找机会解决他。”
“好呀，你们想办法解决吧！好一帮绅士啊。一个人打不赢，就轮番上阵。”
我迈出屋子，亢奋地什么也不想吃。
整个下午非常安静，不详的安静。
我深知自己情绪失控，输掉了局面。我理应冷静地对付盖劳德，而不是像对伊斯贝尔那样龌龊地抢先出拳。假如我能够保持理智，盖劳德或许会倒向我这一边。我怒不可遏地冲进他们的船队，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这个团伙的头目奥顿海默并不在场。第二天，这个机灵的犹太人从同伙那里听取了禀报。我听见他说，“嚯，这个混账杂种！把他留给我。”
奥顿海默自恃和“老先生”——也就是埃德勒先生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对我明目张胆地讥笑和含沙射影地侮辱。幸好我有乔治陪在身边，对抗包围着我的敌意。他既是一个可以说话的伙伴，也作为我的替补，协助我完成工作。乔治是个身材高挑的苏格兰人，他沉默寡言，思路不甚敏锐但举止斯文，生就一副少年老成却又怯生生的模样。我喜欢乔治，况且我不能没有人陪在身旁——永远如此。
发生拳击事件几个星期后的某一天中午，我和乔治在绘图室里准备一些晒蓝图用的图纸。奥顿海默坐在我斜后方隔一个人的座位上，正在为他即将参加的巴黎美术学院[111]录取考试作准备。一如平日那样，他嘴里一会儿吹口哨，一会儿嘟嘟囔囔。就在前一天，这个蛮横惯了的家伙在楼梯间里拦住我，把我的帽子扔在地上：“赖特，尽人皆知你不过是沙利文的一个马屁精罢了。”在这之前，我还忍受过比这更恶毒的侮辱。
现在，“时机”到了。我搁下铅笔，在凳子上扭过身来盯着这个五短身材、面色像火鸡嗉囊一样赤红的壮汉。
“我想我受够你了。”我站起身，慢慢朝他走过去。我没有留意他戴着金丝边眼镜，毫不犹豫地用右拳打在他的脸上。他从凳子上摔倒在地，眼镜碎在一旁。我险些打瞎了他的眼睛。
伴着一声野兽般诡异的嚎叫——日后，我只听到一个灌足了清酒的日本人发出过类似的怪叫——他跳起来，抓起桌上的一把长柄裁纸刀，瞎子一样地扑向我。
我用胳膊夹住他的头，试图把他推开。他手里握着刀在我的背后乱挥，猛刺我的肩膀。乔治吓得手足无措，在一旁呆呆地看着。我能感觉到血顺着我的后背流进鞋里，扑哧作响如同踩在泥水里。
最后，我奋力把他甩开。他踉跄着连连后退，重重地撞到了隔壁的门上，但是没有昏过去。刀子脱手掉在离他不远处。他摸索着捡起刀，爬起来又发出那种诡异的嚎叫，像一只渴血的猛兽再次扑了上来。
我抄起自己桌上的丁字尺，握住长柄，用尽平生气力抡起丁字尺。丁字尺的横档击中了他领口上面露出的脖子。横档飞出去，远远地落在屋子另一端。
他手里的刀子掉在地上，摇晃了几下，像一面船帆落在甲板上那样慢慢瘫软在地板上。
我心中一惊，叫道：“老天啊！乔治！快弄点儿水来。”乔治被这发生在转瞬之间的一切吓呆了。
“醒醒！快点儿，伙计！乔治！别光看着呀？”
乔治慢吞吞地取来一勺水，我泼在奥顿海默脸上，他没有醒过来。“再拿些水，乔治。”又泼了一勺，他吐出一口气，睁开眼。我浑身颤抖着问道：“你伤得重吗，奥顿？”他没有做声，翻着眼珠仿佛又要“过去”。
“水！”
“不要！走开……我没事儿。”奥顿开口了。
他一点点儿强撑着站起来，面色惨白。“我会还你的，赖特。”他哽咽着说道，“你会付出代价的，等着瞧。”我坐着不动，微笑着看他走回桌子旁，哆哆嗦嗦地收拾好自己的器具。我很庆幸他还能动弹，生怕自己那疯狂的一击把他打死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奥顿海默。他原本就打算去巴黎美术学院。他直接去了巴黎，再也没有出现在事务所。
事件发生在中午，除了我们三个，其余人都出去吃午饭了。
我的鞋里全是血。“乔治！快叫塞西尔。我得看看这混蛋把我伤得有多么严重。”
塞西尔恰好在事务所里，他马上奔过五个街区赶来。他脱下我的外套，把衬衣剥到腰间。
“好家伙！”他数着伤口，“你肩上被扎了十一刀，全都快要挨到骨头。你真运气，没伤着脊柱，但是左右两侧都有伤口，还好都不严重。咱们去找亚瑟包扎一下。”他哥哥亚瑟是一位医生。
时至今日，我的肩胛上依然可见奥顿的杰作留下的疤痕。虽然伤在后背，但绝不是因为我要转身逃走才被他刺中。
我的敌对阵营随着奥顿海默的消失而瓦解。伊斯贝尔被解雇了，盖劳德变得相当友好。
总的来讲，盖劳德是个不错的家伙。偶尔，我的目光会在无意中与爱森拉斯和威德特冰冷的眼神相遇。后来，我找机会制服了他们。穆勒和沙利文先生都对这段恩怨一无所知。几年后他们才稍有耳闻，而那已经是我把这一帮人彻底扫清之后的事了。
The Master 大师
那个时期，大师走路的姿态是一派标准的“趾高气扬”。正如日后他多次向我吐露的那样，他对他的绘图员们谈不上丝毫的尊重。在我看来，他对其他所有人都是这样——除了他信任的“大主管”埃德勒，还有穆勒。
至于同辈的建筑师们，他除了蔑视还是蔑视，惟有霍布森·理查森[112]是个例外。此外，他对约翰·鲁特的抨击也不似对其他同行那么尖刻，显然沙利文很喜欢他。
从芝加哥大会堂、沃克大厦等建筑的外立面，你可以异常清晰地感受到，理查森对沙利文那个时期的作品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表面上他并未对理查森流露出格外的敬意。
沙利文喜欢向我畅谈他的感受和思想，时常滔滔不绝，忘记了我的存在，然而我总是可以跟上他的思路。我先前基于本能对许多事物产生的激进想法，得到了他热切的鼓励。事实上，我从他身上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叛逆。
当时，他正痴迷地崇拜瓦格纳[113]。虽然我对此难以产生共鸣，但是却能够理解他。沙利文经常坐在我的绘图桌旁，哼唱瓦格纳的歌剧段落，给我描述这段旋律发生的场景。我们两人都很崇拜惠特曼。他深入地研究赫伯特·斯宾塞[114]的著作，并且给我一本斯宾塞的《合成哲学系统》，让我带回家去读。他把自己刚刚写好的《灵感》一文念给我听，可惜我觉得他这种望月低吟依然跳不出多愁善感的窠臼。
我一直不喜欢他早年写的那些文章。即便沙利文也未能摆脱潜伏至深的多愁善感。我对于多愁善感的态度，已经从怀疑演变成了彻底的厌弃。
不久，芝加哥大会堂竣工了。我勤奋地协助沙利文设计随后而来的其他一些项目，例如火灾后重建的科罗拉多州歌剧院和盐湖城的一座旅馆。这座旅馆在基础施工完成后就被永久地搁置了，是事务所引以为憾的作品之一。
从接触建筑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凭借丁字尺和三角板这两件我可以轻松驾驭的工具，用几何语言来表达我对万物的理解。而那个阶段，沙利文的装饰语言正处于纯净和简洁的全盛期。他时常会提到约翰·埃德尔曼[115]。沙利文在巴黎与他结识，后来又曾在纽约拜访过他。虽说算不上是他的老师，但沙利文视他为自己最尊敬的评价者。今天我仍然保存着一些沙利文在巴黎学习期间绘制的图纸，上面有献给埃德尔曼的题词。
任何时候，当大师倚仗我设计一个细部，我总是在他那种流畅圆润中融入一些几何化的元素，因为几何构成是我最擅长和最自信的语言。在我看来，这种处理手法既保持了饱满的效果，也为设计加入了它所欠缺的对比，似乎更接近建筑的本质，更加远离多愁善感。但是，我对此并不十分肯定，也不能把这些心思吐露给他。
每当他察觉到我的小动作，总是试图——用他自己的话讲——“唤醒我”。最终，我能够如此娴熟地以他的风格进行设计，以至于在他的晚年，有时候会错把我画的图纸当成他自己的。
我变成了大师手中一支出色的铅笔。他非常倚重我。有了我这支铅笔，他得以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闲暇。
那一时期，经常和沙利文在一起的朋友，包括希利和米勒这两位他在巴黎就认识的建筑师，还有“耶鲁与唐尼”公司的拉里·多诺万。
Catherine 凯瑟琳
我把想要结婚的打算告诉了沙利文（我已经二十岁了）。
“那姑娘是谁？”
“是一个还在海德公园高中读书的女孩子，凯瑟琳。她十七岁，我们是在万灵教堂认识的。”
“啊哈，这么快！”
“他们都这么说，而且反对我们。”
“这也难怪。”
“可是我还没有能够养家的稳固依靠。”
“是吗？好吧……咱们想法儿解决它。签一份合同怎么样？埃德勒！”他叫道。
埃德勒走进来。
“赖特准备结婚——但是他没有稳定的方式来养家。让他签个五年的合同，你看怎么样？”
“没问题。”埃德勒说，“你来处理吧，沙利文！”说完，他以惯常的告辞方式，仿佛突然想起什么急事似的，走出去了。
接下来，让我们从芝加哥大会堂塔楼里学徒与大师的结缘，转到我和正在海德公园高中读书的女孩之间的另一段缘分。
你已经了解到我们最初的几次交往，以及后来在家庭内部遭遇的坎坷。一步步走来，我终于可以向亲爱的大师宣布我的喜讯。
这段缘分的主角是身材苗条的十七岁金发少女，还在海德公园高中读书的凯瑟琳。
她剪短了的红色鬈发，在微风中随着欢快的脚步跳动。白皙的皮肤衬着粉红的双颊，蓝色的双眸坦诚而又任性。
托宾一家的掌上明珠“凯蒂”，依旧凡事由着自己的脾气和喜好。与人相处也是同样，惟有对她的祖母例外。
在事务所里被刀扎伤之后，我去肯伍德找凯瑟琳。我们之间从不谈论爱情、婚姻或者求婚之类的话题。何必谈论这些理所当然、迟早会发生的事呢？
然而，在北部的亲戚家暂住回来之后，凯瑟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她瘦了，面色略显苍白，蓝色的眼眸失去了往日的快乐，也不及从前那样活泼。有时候少言寡语，无精打采。
过去这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渐渐感觉到我们两人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她在学校里整日心不在焉，时常被那些知道这段恋情的同学戏弄。我看见一幅大眼睛凯蒂的画像，下面写着“完美的坦白”[116]。这是同学们从学校里寄给她的。
与此同时，我们不再满足于面带羞怯地一起谈天、游玩，或者例行公事般的拜访、听音乐会。懵懵懂懂之中，我们初试了少男少女之间的亲昵。
自由是人与人之间任何美好交往的前提。失去自由，美好的交往就会被无形中的暗示蒙上一层猥琐和羞耻。甚至连猜测是否在被人监视，都令我们感到羞耻。我决定彻底解开这道难题。
向亲爱的大师宣布的结果，促成了一对少男少女恋爱一年之后的婚礼。理性或者冲动的反对依然存在，但是，抵住所有的异议——结婚！
年轻的准新郎刚刚二十一岁，年轻的准新娘还不满十八岁。
婚礼是在一个雨天，场面倒更像一次葬礼。我竭力躲避的多愁善感迎来了它怒放的花期。屋外是天空在流泪，屋内是众人在哭泣。新郎的母亲晕倒了，新娘的父亲热泪盈眶。担任主持的牧师舅舅也同样难以自持。
我带着一个新的想法，去找沙利文先生。
“沙利文先生，如果你希望我为你稳定地工作五年，你是否可以借给我足够的钱盖一座小房子，然后按月扣除我的一部分薪水作为偿还？”
当时，沙利文先生手头似乎有一大笔自己的钱。他领我找到他的律师，签好了合同。大师和我——“他手中的铅笔”——去橡树园看我选中的地，也就是苏格兰老园艺师布莱尔先生的那块荒地。看过之后，大师同意出资买下它。然后还剩下三千五百美元，用来在森林街和芝加哥街拐角处的这片空地上盖一座小房子。
“小心些，赖特！”沙利文先生说，“我了解你的品位……不允许有额外的追加。”
“是的，不会再有追加。”我答应了。
房子完工时还是超支了一千两百美元。我没有声张，用自己的薪水把它付清了。
按照埃德勒先生的说法，这份合同使我成为当时全芝加哥报酬最高的绘图员。尽管如此，未来几年里降生的孩子们，让频繁出入的债主们成了家里熟悉的风景——这也算是一种“品位”吗？让孩子们和债主皆大欢喜，无异于扯着两个袖子，把衣服从后背撕开。
在这个鼓励他们拥有自己品位的环境中长大，孩子们也培养起类似的“品位”——其结果自然是邀请越来越多的债主前来做客。
Truth is life 真理就是生活
我在客厅壁炉上方一块橡木板上，刻下“真理就是生活”的字样，以此作为对多愁善感的挑战。没过多久，我发现其实“生活就是真理”。但是我无法让一行字表达出我真实的领悟。
我无法更改那块铭牌，它已经被刻在那里。但是我仍然自认为，与外祖父用以挑战世人的“与世界对立的真理”相比，它似乎是某种修正。事实并非如此。
The Master and I 大师与我
在大师身边最初的几年，是我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一段经历。一个怀有激进的想法和清醒的鉴别力，同时又渴望求知、不知疲倦的学徒追随着大师路易·沙利文。事务所搬到了芝加哥大会堂塔楼的顶层之后，我在沙利文隔壁有了一间自己的小屋子。大约三十个绘图员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方案和细部的设计。穆勒仍坐在大绘图室的另一端，负责管理结构工程师们和施工监理人员。埃德勒和沙利文业已经树立起他们在建筑行业领军者的地位。以办公楼、剧场和俱乐部为主的大量公共建筑项目，源源不断地流向这家当时全美国发展最快、也最为成功的事务所之一。
丹卡玛·埃德勒曾经是一名军队工程师。承包商和业主们都对他信服不已。他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这两种对象。他像一只凶悍的大狗抓起一只小猫那样，挑中一个承包商，把它摇晃几下再丢到地上。每一个承包商在他面前都俯首帖耳。有些承包商已经养成习惯，在去见他之前先喝几口酒壮壮胆。埃德勒也是一位出色的设计师和犀利的评论家，但是他只与沙利文合作，也不屑于评价沙利文以外其他人的作品。埃德勒总是称呼他的姓“沙利文”，从不叫他的名字“路易”。他毫无保留地信任沙利文的天才。
据说，当年沙利文刚从巴黎美术学院学成归来，埃德勒雇用了这个年轻的绘图员。日后，提携他成为设计合伙人。当时的建筑师们只是把建筑理解为一层外皮，因此往往由一个人来设计建筑外表，另一个人来负责“处理”其余的内容。埃德勒与沙利文的合作模式并非如此，丹卡玛·埃德勒是犹太人，路易·沙利文的父亲是爱尔兰移民。事务所的业主圈子是埃德勒一手建立起来的，其中不乏对沙利文质疑的声音。然而这些质疑每每以徒劳告终。业主们只能在接受沙利文和放弃埃德勒之间作出选择。你可以从我踏入事务所第一天见识到的解雇事件窥见沙利文待人的态度。但是，我从最初就认识了另一个沙利文。他喜欢对着我高谈阔论，而我也乐于倾听。大会堂塔楼顶层的办公室，俯瞰着夜色下的密歇根湖与灯火阑珊的城市。有时兴之所至，他会滔滔不绝直到深夜，全然忘记了我的存在。或许他把这当成自己喜欢的一项运动吧。每次听完他的教诲，我只能匆忙赶上开往橡树园的末班有轨电车，到家后腹内空空地上床睡觉。
正如我从那时起就觉察到的，沙利文似乎没有意识到机器是建筑的一项直接要素。无论是从抽象还是具体的角度，他从未提到过机器的意义。他所追求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规律”。然而在我的生活中，无论过去还是如今，最令我激动的却是那些验证规律或者推翻规律的“例外”。
作为一个满怀敬仰却不失独立思考的听众，我有机会通过他向我喷涌而出的思想，深刻地理解他。与所有天才相仿，沙利文专注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具有近乎夸张的敏感和永无止境的活力。这种自我主义与其说是他的性格，不如说是一层防护用的盔甲。过分的敏感通常会伴随着这种防范，逐渐习惯而成自然。抛开他富有逻辑性的思维、他对规律法则执着的追求，他依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日后的经历告诉我，除了某些浪漫主义者蜕变成多愁善感者的情形之外，这种表面的矛盾具有它的一致性。沙利文有时候的确会多愁善感。然而，有哪一颗丰富博大而又执着于真理的心会否认这项“温和的指控”呢？
当复古的“格兰特将军”哥特风格[117]大行其道，而芝加哥俨然被全美国的保守派奉为他们丑陋结盟的核心之时，沙利文凭借他融会了理性的清新风格脱颖而出。
富于浪漫气息的理查森和敏锐感性的鲁特正崭露头角，然而主宰乾坤的仍然是芝加哥湖滨大道上的帕尔默酒店之流。帕尔默的私宅、帕尔默酒店和芝加哥商会大厦都是当时众人艳羡的建筑。埃德勒与沙利文的作品以其清新质朴，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鲍顿大厦[118]、盖基大厦[119]和他们设计的其他芝加哥建筑为例，这些早期作品的装饰语言中流露出约翰·埃德尔曼的影响。
The Auditorium Building 芝加哥大会堂
芝加哥大会堂的观众厅，是第一个真正告别了风行的传统，真正为观众欣赏演出而建的厅堂。“可塑性”这个神奇的字眼，被大师沙利文应用于大会堂的室内装饰。建成后的室内效果应验了这一构想。我相信，这种效果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形成于他的潜意识之中。
埃德勒先生发明的声反射板——从舞台台口上方探向观众厅上空的斜面，是他早期设计的剧场建筑共有的特征。这项简单的发明，保证了埃德勒与沙利文事务所设计的每一个公众集会空间，都具备优良的声学效果。沙利文将这种声反射板演绎成一组椭圆形的拱顶，正如你今天在大会堂的观众厅看到的造型。虽然这些拱顶并非真实的承重构件，而只是上面的屋架吊挂着的薄壳，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它实现理想的效果，也无损于它在声学领域的前瞻地位。
芝加哥大会堂的首演之夜，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文化和社交盛事。包括阿德琳娜·帕蒂[120]在内的众多歌剧名家登台献唱。歌剧演出的效果堪称完美。它被公认为当时最辉煌的建筑成就。时至今日，把各方面的衡量因素考虑进去，或许它仍然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歌剧演出场所。
在老家可爱的山谷里度过了几个星期蜜月之后，一对新人回到了橡树园。拜赐于和事务所签订的五年合约，新房子正在施工。
“我的？你的？”[121]在回程的火车上，开始了第一次类似主题的争执。
我提议刻一些带有格言的铭牌，挂在新家各个房间的门上。一贯任性的凯蒂似乎比我更具备理性，她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不要挂什么格言。”但是，她的理由令我大为失望，“我以前就不喜欢格言。”
新婚的丈夫汗流浃背地提着一个沉重的皮箱，该死的箱子不停地在他腿上磕磕碰碰。我惊诧地发现，在关乎自己的作品之时，我向来自视甚高的品位居然遭受异议。我自己的“多愁善感”被抓了个人赃俱获。每当类似的情形发生，我丧失的不仅是脸面，还有我的耐心。我总要找到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来迁怒发泄。
我放下箱子，抹掉脸上的汗水。被视为多愁善感是我最难以容忍的羞辱。我拒绝了她要帮忙的好意，重又提起箱子。谢谢，这种情形下我不会接受帮助。
我们已经渐行渐远。
Six Children 六个孩子
小小的新家，为迎接它的主人作好了准备。我们搬进了新家。
年轻的妻子向丈夫抱怨，他对这座房子的感情胜过了对新娘的爱。
没有一个孩子会等待你为他作好准备。他们只会兀自呱呱坠地。新生活的第一年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儿子，劳埃德。两年后，又一个儿子，约翰。几位祖母和姨婆常会过来帮忙或者支招，让家里免于乱作一团。
又过了两年，一个女孩儿，小凯瑟琳；再两年，一个男孩儿，大卫。总是各执己见的祖母和姨婆们忙得不亦乐乎。尽管这一切全然不在我的计划当中，然而隔了两年，又添了另一个女孩儿，弗兰茜。直到又一个五年过去，小儿子莱维林降生。
年轻的丈夫被他的工作包围着，年轻的妻子则被家务事包围。建筑是我的职业，做母亲是她的职业。倒也公平合理，然而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痕。
在斯尔思比那里，我有机会深入地了解美国住宅的实际功能需求。我在埃德勒和沙利文事务所工作期间，事务所一直拒绝承接住宅项目。碍于重要业主的情面推脱不掉之时，为数不多的几个住宅设计就被委派给我，由我利用业余时间完成。自然，两位合伙人会审核我交出的成果。沙利文自己在芝加哥大湖街上的住宅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密西西比州的别墅和毗邻的查恩利家的别墅也都是出自我手。
在我家二楼临着森林街一侧的绘图室里，我利用晚上和星期天时间，完成了芝加哥城里埃斯特街的查恩利住宅，还有其他一些住宅设计。但是，这间工作室很快就被改作孩子们的两间卧室——当初建这座房子的时候，并没有把孩子们筹划在内。
在设计埃斯特街的查恩利住宅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光洁平实的墙面蕴藏着强烈的装饰韵味。查恩利住宅的图纸都是由我在家里完成设计草图，在事务所里描制再晒成蓝图。我利用这些“加班”所得，偿还了一部分盖这个新家的借款。
五年的工作合同快要到期，各种新的债务接踵而来。我以自己的名义接受了几个住宅项目，它们的业主包括哈兰博士、沃伦·麦克阿瑟和乔治·布劳森。因为无法跟进配合的施工细节，我在这些项目中没有尝试任何激进的设计构思。我在事务所的工作时间以外完成了这些设计，并没有躲躲闪闪。不久，沙利文先生知道了。他非常生气，拒绝把房契交给我。我在橡树园的房子借款已经完全还清，房契理应归我所有。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私揽的设计已经让我违反了工作合约。我向大师提出抗议，近来我在事务所里的表现有所懈怠吗？
“没有。但是在你的工作合约期内，你应当全力投入事务所的工作。任何形式的三心二意我都不能容忍。”
这似乎于我不公。假如我可以一边完成事务所里的工作，一边在家里加班为事务所完成一些住宅设计，凭什么我不能以同样的形式解救自家的燃眉之急？这样的理由无法抵消我的错误。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被大师似乎不公正的态度激怒了。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出严苛的话语。
我向埃德勒先生求助。他出面替我说情，而这却让大师愈发恼火，他决意要扣下我的房契证书。
当大师把他高傲的语气第一次用于我，冷淡地告知我他的这一决定，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恼怒，甩下手里的铅笔，永远地走出了事务所的大门。我的五年合约即将在几个月之后到期。这五年加上签订合约之前的一段，我总共在这里工作了六年多的时间。
我又一次错了。在这件事上，我比我的大师更执迷不悟。又一次，我坚持了自己的错误。
随后的十二年里，我没有再见过路易·沙利文，也没有过任何联系。埃德勒先生安排人送来了我的房契证书。
从此，临着芝加哥街加建起的一座小屋成了年轻建筑师的工作室。年轻母亲的家兼作幼儿园，在临着森林街的一侧持续地扩充它的规模。一条连廊串起他们两人各自的事业。一株婀娜繁茂的柳树从走廊的屋顶穿出，投下习习荫凉。
我只知道寥寥几个邻居的名字。年轻妻子的交际也仅限于几个请丈夫设计新居的人。
孩子们生下来全都健康漂亮，每一个都是健康儿童的样本。他们阳光般灿烂的金色鬈发、蓝眼睛和白皙的肤色，都很像他们的母亲。他们每个人的出生，似乎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有时候你不禁会想，这些或许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和决定。他们继承了父亲逆反和偏执的天性，继承了母亲美丽的相貌。
临着森林街一侧的家，很快就变成一个热闹的天地。打碎东西的响声、洪亮的哭声、尖叫声、吵闹声和笑声。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闯了祸，或者干脆是几个小家伙一起闹翻了天。每一分钟都伴随着某种破坏发生。
家里摆设的艺术品、盘子、碟子还有各种玩具，搭伙结伴地飞来飞去，随之崩溃的是母亲耐心的极限。我，这位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在过来找东西填饱肚子的时候，或者是难得一见地早些上床睡觉之前，不得不倾听她的满腹牢骚。
孩子们属于他们的母亲，也是由母亲来负责照看。除了某些时候，这一对年轻父母自己也加入进来，八个孩子一起玩个痛快。
沃伦·麦克阿瑟是我早期的业主也是朋友之一。某一个星期天早晨，他来家里和我们共进早餐。突然，他爱开玩笑的秉性灵光一闪，拉住一个孩子问道：“快说，弗兰克，这个叫什么名字？”
他的奇袭果然奏效。我一时愣住，说错了名字。
有时候，我会听到对于我的生活状态善意而又好奇的询问：“你有孩子吗？”
“是的，有六个。”回答往往让善意的好奇者瞪大了眼睛。恐怕我看上去从来都不像一个父亲，也从来没有一个父亲应有的行为。我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父亲，也不晓得如何寻到这种感觉。
Fatherhood 我，父亲
我们夫妇两人有一个共同的银行账户，经常只顾从中不停地开出支票，直到支票被盖上“账户余额不足”的印戳退回来。赤字！我们这才意识到钱已经用光。不必在意，离下个月初发薪的日子只有两星期了。到那时自然会有钱补充进来，何必忧心。
做建筑师的父亲把孩子们的未来记挂在心里。我希望他们在一个美丽的环境中成长，培养他们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尽管我对多愁善感越来越难以容忍。
我在房子的顶层为他们建了一间宽敞的游戏室。我还没来得及还清布置游戏室所欠下的债务，一位慈祥的警官就来到家里坐下，并且整夜不舍得离开，第二天一大早，我搞到了八十五美元才把他送走。今天，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数目是八十五美元，却想不起是从何处借来的了。也许是事务所的老会计威顿从我的薪水里预支的吧，他曾经不止一次这样帮助我。
孩子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别担心，日后屡屡发生的类似事件会让他们了解这些客人的身份。
那间漂亮的游戏室充分发挥了它的职能。游戏室的山墙上画着《一千零一夜》里“渔夫和魔鬼”故事的壁画。画中魔鬼的形象，是我以直线为语言设计的第一幅图案作品。我曾经借这个故事给孩子们上了一课。我记不清当时究竟告诫了他们一些什么，大概是不要太感情用事、或者是太好奇、爱管闲事，否则就会有严重的后果。
邻居们的孩子也时常加入这个幼儿园。孩子们在家里到处乱跑，直到有一个小家伙从窗户摔出去——我的小儿子莱维林。所幸伤得不重，他的裙子被游戏室的窗台钩住，让他摔下去之前在空中悬了片刻。
孩子们很少生病。但是只要有一个孩子病了，整个家里都会阴云密布，仿佛生活全都停止了，直到他或者她好转康复。幸运的是，红头发的鲁夫医生就住在几个街区以外。更加幸运的是，他们的病从来都只是短暂的小恙。这六个孩子都有快乐、健康、开朗和独立的性格，更不用说体格。他们成人之后都走上了各自的道路。他们对自己的父亲怀有与他们相互之间同样程度的尊重。多年以后，你甚至很难从语言、态度或者是相貌上分别哪个是父亲，哪个是孩子。
一切家务事都是围绕着孩子们。然而，我必须双管齐下。一边是充满了混乱和乐趣的生活，另一边是通向未来激动人心的探险。二者都丝毫不谦让对方。一段快乐的时光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某件事情打断。它们开始相互竞争。或许我身上建筑师的那一部分吸走了我做“父亲”的潜能。每当和朋友们走在街上遇到我的孩子们，我总感到自己无法适应他们对我的称呼和与之相配的身份。我痛恨叫“爸爸”的声音。
做父亲是一种品质吗？果真如此的话，我天生缺少这种品质。但我设计的每一座建筑都是我的一个孩子。毫无疑问，离别很久之后再一次看到我的作品，我心中都会涌起父爱般的感情。这必定是一种真实的父爱。而我从未对自己的孩子们有过同样的感受。我关爱他们，在我眼中他们是与我同路的玩伴和同志。我对他们负有责任。然而，他们的意愿与我的平行，绝不交叉或者抵触，除非我试图保护自己免受他们的伤害。
尽管如此，出于对六岁的弗兰茜的教育考虑，有时候，我还是会把她关在卫生间里作为惩罚。她的哭声传遍左邻右舍（弗兰茜能把嘴张得大大的，发出声声巨响）。我锁了门，却忘记关上窗户。哭够了之后，她逃到大街上，要去投奔她的外祖母，住在那里“永远”不再回来。这种对她自尊心罕见的伤害令她愤怒，同时也令我触动和惭愧。她喜欢把大街上无人问津的流浪猫狗带回家，对这些脏兮兮的小生灵倾注爱怜。在常人看来，这实在是可笑的枉费心机。如果她的小动物被送走了，她会站着不动，愤怒地咧开大嘴，任由泪水喷涌而出。
我常常想，难道世间还有比一个成年人打小孩子更加卑劣的行为吗？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这个懦夫只是在发泄他自己的烦躁，或者他的“权威”受到挑战时的不满。
收起棍棒岂不是溺爱纵容？是啊，这正是从《圣经》的摩西时代起就在人类心中种下的可怜的情结。这种强权是一项特殊的发明或者说自卫方式，美其名曰“父权”。“父权”？不过是为把持家庭中更大利益而设立的一项制度。
随着我年纪的增长，小家伙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如今，他们称呼我“爹爹”。然而，即使他们叫我“弗兰克”，我也不会感到吃惊。对我而言，历来如此。
在他们小时候，孩子们有时候叫我“弗兰克”，而他们的母亲每每视之为一种不敬，纠正他们要叫“爸爸”。不仅如此，她会把重音置于第一个元音“a”，发音成“爸啊——爸”，而不是重音在后的“爸——爸啊”。前者更加令人生厌而难以忍受。对家中男性的这一称呼，总是让我联想到刻板的家庭生活。
五十岁以后被唤作“父亲”尚可接受，“爸啊——爸”？决不！
The Hose 水战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两岁半的劳埃德坐在自家的台阶上，等他母亲从教堂回来。
春光明媚，我打开了旋转喷头来浇门前的草地。小家伙注意到了这个会转着圈喷水的怪物，他想要抓住那喷头。
“不行，劳埃德。你不能拿这个，快躲开！你会把新衣服都弄湿的。”
无法克服自身欲望的小家伙，被我连哄带拉地回到台阶上。我让他坐在我身边，在水雾的射程以外欣赏嘶嘶转圈的水景。不一会儿，他无视我的警告，又跑去追那团水雾。我再次把他摁着坐下。反复几次之后，我向他警示可怕的后果，而他似乎只顾痴迷于那个目标，没有听见我的威胁。勉强刚刚坐下，他又一次跑了过去。
“回来，小家伙！”
但是他毫无回头之意。我把他强行抓了回来，这一次我动怒了。应当惩罚他吗？是的。可是，门前的街道上不时有从教堂回家的人走过。
不等我打定主意，他已经跑进喷头的射程之内。这个贪婪的小家伙跑了几步，停下来喘一口气。
“回来，劳埃德，你会湿透的。”我大声叫着，声波却没有传到他那里。他继续向前。浑身上下都被浇湿了。他又喘了口气，把脸扭向一边，站着不动。
“好吧，没准儿这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在台阶上坐下，静观这场搏斗。
他母亲出门时把他打扮得干净又漂亮，此时一塌糊涂。
他现在闭上眼睛，屏住气，两手探出去，摇摇晃晃地挨近那个充满诱惑的东西。
够了！他浑身湿透，摔倒在泥里。哇哇大哭着却没法儿再朝前去，他站起来把脸扭向一边，愤怒地哭喊着。
虽然惨不忍睹，然而他离自己的目标仅有一步之遥。他转过头想继续前进，但是脸上的泥水让他快要喘不过气来。
“回来吧，贪心鬼。”我怒冲冲地叫道，“你没看见你抓不住它吗？快回来！”他显然没有听到，摇晃着向前跨出一步，我猜他能抓住目标了。不，他摔倒了。泪如泉涌地在泥水里躺了几秒钟，他又翻身起来，手脚并用地向旋转的水雾爬去。
“好吧，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个小家伙是块儿什么材料。”我冒出一个残忍的念头，想看看他躺在泥水里能搞出什么名堂。带着满身的泥水，怀着一腔愤怒和渴望，他大哭着站起来，又一次跌倒，但是终于抓住了他想要的东西——用他的双手！这时候，我急忙跑过去提起从头到脚被泥水浸透的小家伙，耳边响起他母亲骇人的尖叫声。她一把从我手里抢过快要淹死了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呜咽着大声斥责我，而她自己漂亮的春装顷刻间化为了另一道风景。
他果然是一块儿好材料。
浇草地的水龙带也多次成为闹剧的引子。某一个星期天，我从外面办事回到家里，看见劳埃德和约翰正在玩草地上的水龙带，两人都已经浑身湿透。我呵斥道：“小家伙儿们，快把水龙带放下！”毫无反应。“劳埃德！约翰！把水龙带放下，要不然我把你们两个搁在树上，不管你们。”约翰抓着水龙带，把水朝我喷过来，算是对我小小的警告。我生气地嚷道，“你们两个，快把水龙带放下！”
什么也没有发生。
两个小家伙一起抓着水龙带，水柱朝我喷来。我向后跳开几步：“小心点儿，你们……”有几位从教堂回来的邻居，开始驻足观望。这场面让他们两个越发兴奋起来，却让我不知所措。
我绕到灌木丛旁边，想要从侧面出击。
他们已经作好了准备，把我浇了个透湿。
“小伙子们，过来咱们好好商量，把水龙带放下。”我开始采取哄骗。
“看看你能不能抓住它！”这起恶行的领头者约翰叫着。他们抓着水龙带跳来跳去，朝我冲过来。我只得向后躲闪。邻居们站在街道两侧，在笑声中观赏这场以下犯上的闹剧。既然已经被浇湿，我索性扑了过去。他们两个把水龙带对准我喷着，然后仓皇逃窜了。
生活仍然继续。
Education 教育
那些年，我通常在早晨洗冷水浴。自己洗完之后，我会把儿子们丢进盛满凉水的木桶里，再想方设法让他们的尖叫声不要把屋顶掀翻。把他们身上擦干之后，我会把自己的一只手插进衣袋里，另一只手戴上拳击手套，让他们两个都双手戴上手套，和他们来一场“搏击”。渐渐地，我双手都戴上手套也对付不了他们两个，后来甚至连一个也难以招架了。
从孩子们的童年时起，我为他们每人选择了一件乐器，作为我对他们教育方面仅有的要求。
劳埃德——大提琴
约翰——小提琴
小凯瑟琳——声乐
弗兰茜——钢琴
大卫——长笛
莱维林——吉他和曼陀铃
他们的母亲弹钢琴，或者朗诵。有时候我也弹一会儿钢琴，即兴让琴键自己嬉戏。
劳埃德用他的琴弓做指挥棒，来统领这支乐队。他会娴熟地用琴弓敲打出错了的乐队成员的脑袋，而不会打断他自己演奏的节拍。夹杂其间的“哎呦”和“呜呜”，赋予每一次演出鲜明的现代特征。
每逢有重要的业主来商讨设计方案，工作室的门就会被小心翼翼地推开。几个卷毛的小脑袋露出来，眨着顽皮的大眼睛向我挑衅，他们知道此刻我奈何不得他们半点。环绕着工作室外面是一圈儿阳台。孩子们喜欢攀上阳台，窥探屋里在做些什么。不等你大声呵斥，他们会喳喳叫着一哄而散，过一会儿又蹦蹦跳跳地卷土重来。
某一天，德文夫人这位既时尚又苛刻的业主，初次来到我的工作室。我们面朝走廊，坐在屋子中央的大书桌旁。我正略带紧张地准备把她新居的设计图第一次呈给她看。这时，门开了一条缝，探进来小凯瑟琳脏脏的脸蛋儿和扶着门把手的小脏手。
我不断地用眼光下达“快出去”的命令，她却毫无惧色，反而把门开得更大，挤了进来。一只袜子耷拉在鞋上，大大咧咧地嚼着口香糖。她从哪里弄到的口香糖呢？虽然满脸污垢是常有的事，口香糖却是绝不允许的。
她非常清楚我现在的处境，蹭到书桌另一端，一边忙碌地运动着两腮，一边好奇地端详着德文夫人，显然怀着敌意。
突然，一只小脏手伸了出来，“爸啊——爸！妈妈要一毛钱！”
我口袋里没有她想要的东西。于是我采用安抚战术，把凯瑟琳二世护送到走廊里，然后锁上了门。
我犯了致命的错误。
她又出现在阳台上俯瞰着我们，肆无忌惮地大嚼着口香糖，“爸啊——爸！妈妈要一毛钱！”
终于，她母亲赶来让这个执着的债主放弃了我口袋里没有的那一毛钱。我敢说，小凯瑟琳充分展现了她的魅力，或者至少是刁蛮。
德文夫人被逗乐了。想必我也乐在其中，或者说是耿耿于怀吧。总之，这段画面让我永生难忘。
那些孩子啊！他们各自的故事都值得写一本书。
Nineteen years 十九年
生活和事业填满了橡树园里的十九个年头。
同时供养六个孩子需要的食品、衣物、住房、教育还有娱乐，居然奇迹般地实现了。
大一些的两兄弟在我的两位姨妈办的家庭学校接受教育，从那里进入大学。最小的两兄弟从橡树园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两姐妹读的是私立学校。弗兰茜先后就读于潘恩·霍尔和索菲·纽考姆女子学院；小凯瑟琳在纽约学习音乐。六个孩子全都接受过某个门类的音乐教育。基本上依靠自身的天分和努力，他们长大后显露出各自的才华。惟有自由自在能让他们感到快乐。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知道如何快乐地自由自在。我猜他们天生就具备这种能力。
只要我们钟爱的奢侈品有了保障，生活必需品总是能够设法自我保全。交响音乐会的年度套票必不可少。孩子们身上品位不俗而又价格不菲的衣服，配上他们靓丽的相貌总是引来众人的目光。穿着我为她设计的衣服，凯瑟琳是如此地光彩照人，以至于她忍不住要频频添置新装。设计服装也成了我的一项乐趣。
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地毯、书籍、版画、一切艺术品、手工艺品和建筑——尤其建筑，时常会让肉铺老板、面包师和房东不得不耐心等待。有时候，等待的时间长得不可思议。
Groceries, Rent 杂货店与房租
好心肠的高奇先生在街角开一家杂货店。有一次，他拿着八百五十美元的账单来找我。我记不清那份账单已经攒了多少个月，但是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和颜悦色地坐下，向我诉说他的苦处。他说假如我能够定期付账，他会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货给我。
“这么说，如果赊账的话你就得加收利息，是吗？”我问道。
“那是自然，”他说，“我别无选择。我也有一群孩子啊。”的确，我见过他那几个漂亮的孩子。他接着说，“如果我不保护自己的话，过不了多久，我就只能看着你潇洒地给予你的孩子们舒适的生活，而我的孩子们却享受不到类似的一星半点儿。”
他没有强行索债，只是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疏漏是多么愚蠢。惭愧之余，我终于设法筹到钱，付清了他那里的欠账。接下来，我努力克制购买艺术品和工艺品的欲念。可惜好景不长，过不了几个月，这样的自我摧残就难以为继了。结果无外乎是生活必需品为奢侈品让路，以至于后来我简直无法判别哪一样是必需品，哪一样是奢侈品。
这也正是我的不幸——每个人都甘愿信任我。我不明白原因何在。我实在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取悦一个生意人，如同日后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建筑能取悦本地的银行家一样。
然而，在早先那些年里，我总能遇到一些和气的生意人，他们极度的宽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恰恰纵容了我可怕的随性和散漫。惟有银行会以“账户余额不足”来回绝我们，换回我们对它的怀疑和鄙视。这是银行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我们的惟一方式。我与银行之间真诚的互不信任，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增长。
在与一间怪模怪样的工作室为伴的家里，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他们享受到非同一般的奢侈和非同一般的教育。最终，虽然我从未彻底理清每一笔钱的来源和数目，我总能想方设法付清购买那些必需的奢侈品的欠账，外加数目可观的赊欠利息。
我记得，我在希勒大厦里为自己的事务所租下了一间办公室。有时候我会拖欠七八个月的房租。当大楼的管理者多斯先生把账本拿给我看，我才意识到欠账已是如此惊人，不免连连道歉并作出承诺。而他总是说：“别挂在心上，赖特先生。你是个艺术家。还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赖掉我的房租。你会付给我的。”
当然，我付清了他的房租。此后，我尽力地定期付租金。
回首那些奔忙无序的年月，我相信，无论房东还是别的债主们，最终没有人损失过一分钱——除了我自己。为了偿还债务，我不得不让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作出牺牲，累积下来大概有四分之一吧。或许值得如此，谁知道呢？
我还记得有一个做投资经纪的法国人。在他窄小寒碜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幅格言：“花掉你挣来的钱。”我告诉他，这样的格言只会把人引向歧途，它会毁掉这个国家的青年们。
“如果把这句话改成‘挣来你花掉的钱’，所有人都将怀着更饱满的动力为你辛勤工作。”其实我还可以说，每一位债主都会借此来驱使欠他钱财的青年劳作不休。
多年以来，我身上的债务始终如芒在背。我相信，没有人能真正忘掉自己欠下的债务。它会跟随你到天涯海角，不时地刺痛你，在不眠之夜折磨你。我同样相信，债务使某些人受到激励，也会让另一些人变得愚钝。我想，这取决于一个人承受惩罚的限度。金钱在不同人的口袋之间进进出出，已经把经营店铺的那一套规程注入现代生活的道德观中，使牧师、教师和挥霍无度的人一样专注于聚敛钱财。
信用纪录调查的诡秘结果、推销分期付款购物的商家，还有他们不能示人的计谋和花言巧语的勒索。任何人误入圈套，都会被这些生意场的伎俩所俘获，付出惨痛的代价。否则，他只能横下心来任凭账单漫天飞舞。这种丑恶的制度之所以能大行其道，要部分归咎于年轻人面对债务时“且待明日”的通病。它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鲨鱼们提供了丰盛的美味。
年轻人的这项“弱点”，喂养了一大群能够嗅到金钱腥味的鲨鱼。今天，这种“制度”——庸俗而荒谬的“分文不差”，正撕咬着我们当中几乎每一个人。终有一天，鲨鱼利齿的受害者会警醒过来，意识到这些“明日”的金钱猎手是多么的凶残，要避免沦为他们的猎物，只有投入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