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尼太太是个屠宰商的女儿。她是个能够独自处理事务的女人：一个果断的女人。她嫁给父亲手下的一个工头，在“春园”附近开了一家肉店。但岳父一死，穆尼先生便开始走上了邪路。他酗酒，从钱柜里偷钱，欠了一屁股债。让他发誓戒酒也毫无用途：过不了几天他就会违背誓言。由于他当着顾客的面跟老婆打架，还卖坏肉，他把自己的生意给毁了。一天晚上，他拿着屠刀去要挟他的老婆，她不得不躲到邻居家里去睡觉。
此后他们就分居了。她去找神父，和他离了婚，孩子由她照顾。她一点钱也不给他，吃的住的一概不管；于是他不得不申请去警局当的杂差。他是个衣衫褴褛、畏畏缩缩、不名一文的醉汉，白脸、白胡子、白眉毛，眉毛像是用眉笔画的似的，下面长着一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小眼睛；他从早到晚整天坐在法警的屋里，等候分派工作。穆尼太太是个高大而庄严的女人，她把她在卖肉生意中剩下的钱取出来，在哈威克街开了一家提供膳食的公寓。她的公寓有一些流动的房客，多是从利物浦和曼岛来的游客，偶尔也有从音乐厅来的“艺术家”。长期房客都是在城里做事的职员。她对公寓的管理精明而严格，知道什么时候赊账，什么时候苛刻，也知道什么时候听之任之。所有常住的年轻房客都称她“太太”。
穆尼太太的年轻房客每周付十五先令，包括吃住（但不包括啤酒或烈性黑啤酒）。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和职业，因此彼此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互相讨论成功和失败的机会。穆尼太太的儿子杰克·穆尼是弗里特街上一家代理商的职员，他的难缠是出了名的。他喜欢讲士兵常说的那种下流话：通常他过了午夜才回家。他遇到朋友时，总会对他们说一句新的下流话，而且他总是确切地知道什么话对他们新鲜——譬如说，一匹有希望的马或可能走红的“艺人”。他善于打棒球，也会唱幽默歌曲。星期天晚上，穆尼太太的前厅里常有联欢会。音乐厅的“艺术家们”总来义演；谢立丹演奏华尔兹和波尔加，或者为唱歌者伴奏。穆尼太太的女儿珀丽·穆尼也来唱歌。她唱道：
“我是个……淘气的姑娘。
你不必假装：
你知道我是那样。”
珀丽是个十九岁的苗条少女；她有一头柔软的浅色秀发，还有一张丰润的小嘴。她的眼睛灰中泛绿，跟人说话时习惯于往上看，使人觉得她像是个倔强任性的小姑娘。穆尼太太原先曾把女儿送到一家谷物代理商的办公室里当打字员，但因一个声名狼藉的警员每隔一两天就到办公室去骚扰，要求跟他女儿说几句话，穆尼太太便又把女儿带回家里，让她做些家务。由于珀丽十分活泼，她的意图是让她跟那些年轻人接触接触。再说，年轻人也喜欢觉得身边有个年轻的姑娘。当然，珀丽也跟那些年轻人调情卖俏，但穆尼太太像个精明的法官，知道那些年轻人只不过是消磨时间：他们谁也不认真行事。事情这样继续了好长时间，后来穆尼太太又想把珀丽送去打字时，她发现珀丽和其中一个年轻人之间真的有某种关系在发展。她注视着这对年轻人，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
珀丽知道自己受着监视，但她母亲一直保持沉默不可能被她误解。母女之间不可能公开同谋，也不可能把话挑明，但是，尽管公寓的人开始谈论这件风流韵事，穆尼太太却仍然不加干预。珀丽的举止开始有些异样，那个年轻人也明显地焦躁不安。最后，当穆尼太太断定时机已到时，她出面干预了。她处理道德问题就像屠夫切肉：对这件事她已经拿定了主意。
那是初夏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可能会变得很热，但有一股清新的微风吹来。公寓里的窗子全都打开了，在推起的窗扉下面，带花边的窗帘微微隆起，像气球似的向街上飘舞。乔治教堂的钟楼传出一连串的钟声，信徒们有的单人独行，有的三五成群，穿过教堂前的圆形小广场，不用看他们戴手套的手上拿的小册子，单是他们自持自重的举止就表明了他们的目的。公寓里的早餐已过，早餐的桌子上杯盘狼藉，盘子上留着蛋黄的缕缕痕迹和一片片肥熏肉及肉皮。穆尼太太坐在淡黄色的安乐椅里，看着女仆玛丽收拾早餐桌子。她让玛丽把吃剩的面包皮和碎片收集起来，以便用来做星期二的面包布丁。待桌子清好，碎面包收集起来，糖和黄油也锁好之后，她开始回想头天晚上她与珀丽的谈话。事情正如她所猜想的那样：她坦率地提出问题，珀丽坦率地作了回答。当然，两人都多少有点尴尬。母亲尴尬是因为她不想过于爽快地接受这个消息，或者说不想使人觉得她有纵容之嫌；珀丽尴尬不仅因为一提起那种事就使她不自然，而且还因为她不想让人觉得以她的聪明天真她已经看穿了母亲宽容背后的意图。
穆尼太太本能地瞥了一眼壁炉台上的小镀金闹钟，她立刻从沉思中醒过来，意识到乔治教堂的钟声已经停止。十一点十七分：她有足够的时间与多伦先生谈清楚这事，然后在十二点之前赶到马尔波罗街。她确信她会成功。首先，社会舆论会倾向于她这一边：她是个受了伤害的母亲。她让他住在自己的家里，以为他是个高尚的人，而他竟滥用了她好客的热心。他已经三十四、五岁了，因此青春年少不能作为他的借口；天真无知也不能作为他的托辞，因为他是个已经见过些世面的人了。他完全利用了珀丽的年幼无知：那是很明显的。问题是：他怎样补偿？
对这件事一定要补偿。男的倒是一切都很好，图一时快乐，可以一走了之，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可是女的却要承担重重的压力。有些做母亲的，只要得一笔钱作为补偿也就心满意足；这事她见得多了。但她决不会这么做。她认为能够挽回她女儿名誉的唯一补偿是：结婚。
她把手上所有的牌又数了一遍，然后派玛丽上楼告诉多伦先生，说她想和他谈谈。她相信她一定会赢。她是个严肃的年轻人，不像其他人那样，放荡不羁，大声招摇。如果男的是谢立丹先生或米德先生或者班特姆·赖昂斯先生，她要处理起来就棘手多了。她觉得他不愿意把事情公开。所有的房客都多少知道这事；有些人还制造了一些细节。再说，他在一家信天主教的大酒商的公司里干了十三年了，公开之后也许意味着他会失去工作。然而如果他同意结婚，一切都平安无事。她知道他的薪水不低，估计他可能还有些积蓄。
快十一点半了！她站起身，对着穿衣镜把自己打量了一番。她红润的大脸盘儿上那副果断的表情使她颇为满意，她想起了她认识的一些母亲，她们总是无法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
这个星期天上午，多伦先生确实非常不安。他曾两次想刮刮脸，但他的手抖得厉害，结果只好作罢。他发红的胡子三天没刮了，像流苏一样挂在下巴上；而且，每过两三分钟，雾气便积聚在他的眼镜上，他不得不摘下来，用手绢擦拭。回忆起前天晚上自己的忏悔，他禁不住心如刀割；牧师把那件事的每一个可笑的细节都从他口中引出，最后说他的罪孽实在深重，以致他几乎要感谢那牧师给他指出一线补偿的机会。已经造了孽。现在除了结婚或逃走，他还能做什么呢？他不能厚着脸皮活下去。人们肯定会议论这件事，他的老板一定也会听到对这事的议论。都柏林是这么小的一个城市：每一个人都了解其他每个人的底细。在他狂热的想象中，他似乎听到利奥纳德老先生粗声粗气地喊道：“请把多伦先生带过来。”这时，他觉得他的心热乎乎地跳到了嗓子眼上。
这么些年他的工作全都白干了！辛苦勤劳也化为乌有！诚然，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放荡过；他曾鼓吹自己的自由思想，在酒店里对他的同伴公开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那一切都过去了，几乎……完全放弃了。他仍然每周买一份《雷诺兹报》，但他很注意承担自己的宗教责任，而且一年中十分之九的时间他都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他有足够的钱成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家里会看不起她。首先她有个声名狼藉的父亲，其次她母亲的公寓也开始有了点名声。他好像有一种被人挟持的感觉。他可以想象他的朋友们如何谈论这件事，如何嘲笑他。她实在是有点粗俗；有时她竟说些不合语法的错话。可是如果他真的爱她，语法有什么关系呢？就她已经做的事来说，他拿不准到底是爱她还是鄙视她。当然，这事他自己也做了。他的本能力促他保持自由，不要结婚。一旦你结了婚你就完了，它说。
当他穿着衬衫和裤子无助地坐在床边时，她轻轻地敲了敲他的门走了进来。她将事情和盘托出，说她事情的前前后后全都告诉了她母亲，她母亲今天上午要找他谈谈。她哭了，双臂搂住他的脖子，说道：
“啊，鲍勃！鲍勃！我该怎么办呀？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她不想活下去了，她说。
他无力地安慰她，叫她别哭，告诉她事情会处理好的，用不着害怕。他感到她的胸脯贴着他的衬衫在起伏。
发生这事并非全是他自己的过错。由于单身男人奇特而持久的记忆力，他还清楚地记得，她的衣服、她的呼吸、她的手指无意中对他的初次触摸。后来，一天深夜，他正在脱衣服准备上床，她羞怯怯地敲响了他的门。她想借他的蜡烛点燃自己的蜡烛，因为她的蜡烛让一阵风给吹灭了。那天晚上她洗了澡，穿着一件印花法兰绒做的宽松开胸的花边睡衣。她的白脚背从毛皮拖鞋的开口露出，闪闪发光；在她涂了香水的皮肤下面，热血充盈。当她点燃蜡烛拿手稳住时，她的双手和手腕也散发出一股幽香。
每逢他迟归的晚上，总是她为他热饭。在这夜深人静、人们正在熟睡的公寓里，由于觉得只有她一个人呆在身边，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吃些什么。她多么体贴人啊！如果遇上天冷、下雨或刮风的夜晚，一定会有一小杯美酒等他。也许他们在一起会幸福的……
他们常常踮着脚尖一起上楼，每人手里拿一支蜡烛，在第三层楼梯处依依不舍地互道晚安。他们常常接吻。他清楚地记得她的眼睛，她的手的抚摸，以及他的极度兴奋……
但是极度的兴奋消失了。他重复着她说的话，把她的话用于自己：“我该怎么办？”单身汉的本能警告他回头是岸。但罪孽已经铸成；甚至他的荣誉感也告诉他必须为这样一种罪孽作出补偿。
当他和她一起坐在床边时，玛丽来到门口，告诉他女主人想在客厅里见他。他站起身，穿上他的外套和背心，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弱无援。他穿好衣服之后，走到她身边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不用担心。他离开她，留下她在床上哭泣，她轻轻地呻吟着：“啊，我的上帝！”
下楼之际，他的眼镜因潮湿又变得模糊不清，不得不摘下来擦拭。他渴望朝上穿过房顶，飞到另一个国家，在那里再也听不到他的烦恼，然而有某种力量推着他一步步走下楼梯。他的老板和女主人两张严厉的面孔盯着他的窘相。在最后一段楼梯上，他与杰克·穆尼擦肩而过。杰克刚从食品间出来，揣着两瓶“巴斯”啤酒上楼。他们冷冷地互相打了个招呼；大约有一两秒钟，这情人的眼睛看着那张残横凶狠的脸和一双又粗又短的胳膊。到了楼梯脚下，他向上瞟了一眼，看见杰克正从返回房间的通道上盯着他。
突然，他想起来了，有天晚上，一个从音乐厅来的“艺术家”，一个黄发碧眼、个子瘦小的伦敦人，曾相当放肆地谈到珀丽。杰克暴跳如雷，几乎把联欢会给搅了。大家都劝他不要动气。那位“艺术家”脸色比平时苍白，不停地陪着笑脸说他毫无恶意：但杰克仍然对他大吼大叫，声言谁要敢对他妹妹玩那种游戏，他一定用牙齿咬断他的喉咙，他会这么做的。
* * * * *
珀丽哭哭啼啼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她擦干眼泪，走到镜子前面。她把毛巾的一头在水盆里浸湿，用冷水擦洗了一下眼睛。她侧过身照照自己，整了整她耳朵上面的发卡。随后她又走到床边，在床脚边坐了下来。她对着枕头望了很久，这景象在她脑海里唤醒了那些神秘而温馨的回忆。她把颈背靠在凉冰冰的铁床架上，陷入了梦幻之中。她的脸上再也看不见什么烦恼的表情。
她耐心地等待着，几乎是欢欢喜喜，毫无惊恐之状，她的回忆渐渐变成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她的希望和憧憬纵横交错，她再也看不见她盯着的白色枕头，也忘记了她在等待着什么。
她终于听到了母亲的叫声。她跳起来，跑向楼梯的栏杆。
“珀丽！珀丽！”
“什么事，妈妈？”
“下来，亲爱的。多伦先生想跟你谈谈。”
这时，她记起了她一直在等待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