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胡国华，上海知青，生于1951年9月26日，初中毕业，1969年3月下乡到黑龙江格球山农场，1977年黑龙江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分回农场，次年调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科研所。1989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世界模范农民”称号。40岁读硕士，50岁读博士。退休前是北大荒育种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孙立文，友谊县知青，生于1949年8月1日，1967年高中毕业，1968年3月从友谊县下乡到三师十八团三营连队。1978年考取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81年年初嫁给胡国华，生有一女。在北大荒当过农工、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2002年在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退休。
采访手记：
第一次采访胡国华似乎是1995年，那时他还在红兴隆，正值中年，书生气挺足。
红兴隆垦区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中南部，拥有40万公顷[9]耕地，16万公顷林地，2万公顷牧地草原，还拥有1.2万公顷苇塘和6万公顷水面。这一垦区有两个国内闻名的农场，一是友谊农场，号称“天下第一场”，是1954年前苏联援建的，也是中国最大的机械化农场；二是八五三农场，被称之为“北大荒精神的摇篮”，开发雁窝岛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北大荒人》，如今雁窝岛湿地已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那是我第一次去红兴隆，还没想为留下的知青写书，仅想为所在媒体写篇报道。一位上海知青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世界模范农民”称号，自然是个好选题。我忘了是怎么联系上胡国华的，好像先去的友谊和八五三、五九七三个农场。五九七是计划外的，在管理局邂逅老肖，他是五九七农场宣传部副部长，人非常热情，要我无论如何也要去趟五九七，而且还找来一辆车。
我从五九七回来采访的胡国华。胡国华中等身材，方脸上的头发打着缕，还有点儿乱，目光执着，也许西装里边穿得较多，看上去很壮。他没系领带，挺括的白底蓝杠衬衣外边套着两件绒衣，一件浅米色，一件铁灰色。西服领右边平整，左边翻着，看上去很有个性。那时，他任黑龙江农垦总局红兴隆农业科研所副所长。科研所似乎在管理局机关大楼里边，试验田在那附近，记得胡国华领我参观过他的大豆地。我还去过他家，那是两层的联排别墅，不过面积不大，客厅很小，也超级简陋，唯一亮点就是电脑桌和电脑，除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靠墙摞着五六个旅行包，好像他们刚搬进来，还没来得及开包，也像是住在战乱时的南京，随时要准备逃离似的。
胡国华话语犹如乌苏里江水不急不缓，浩浩荡荡，底蕴很足；夫人孙立文不愧教师，条理清晰，声情并茂，流水潺潺，绝对够得上演说家，胡国华也只得甘为听众。这是一对事业型夫妇，一个有理想有追求，可以将琐事与情调忽略不计的家庭。
12年后，我再次采访胡国华时，他头发还打着缕，看上去比上次成熟许多，稳重许多，也疲惫和苍老许多。他在2002年被任命黑龙江农垦科研育种中心副主任，不仅读完博士，还成为博导，家也从红兴隆搬到省城哈尔滨，看来十多年前打的那些包派上了用场。孙立文已从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退休，女儿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并留在了上海。
2018年，在成书前，杨丽萍又采访了胡国华和孙立文。胡国华拄着双拐，在北大荒马不停蹄地奔波着，他把一生和未来交给了大豆。他的外孙女乳名叫豆豆。年近七旬的孙立文刚从上海回到哈尔滨，还是那么思维敏捷，滔滔不绝。
1
胡国华：1978年，我从黑龙江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回到格球山农场时，知青大返城已经开始了，农场的知青已经不多了。跟我一起回去的一位上海知青要返城，农场不放。当时，大中专毕业生很少，农场拿我们当成宝贝。那位知青说什么也要走，见农场不放就绝食了，最终农场只得放他走了。他走后，我要走是很容易的。
我父亲来信说他要退休，让我回去顶替，表都填好了。1979年春节前，我回了上海。那时，我跟立文刚谈恋爱。她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比我大两岁，在友谊[10]五分场当高中数学老师，带着毕业班，学生高考她也考，考上了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她说，你来北大荒十来年了，能回就回去吧。
回去后，我们家召开了两次家庭会议，我父亲身体不好，高血压、胃出血，我是老大，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希望我回去。我想回去没个好工作，在街道工厂当临时工，也没啥劲。我如果没上农校，也就回去了，在哪儿都当工人，回家不是更好么。
我是1969年3月下乡的。我是老大，上海政策是走一个留一个。我走，弟弟才能留下。我父母不希望我走，可是不走就有人24小时轮流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天天在你家门口敲锣打鼓，你说闹不闹心？那时学校也是部队编制，年级叫作连，我是年级的头儿，参与毕业分配工作，我就得带头下乡。
我下乡到黑龙江格球山农场[11]，挨着五大连池火山群。那是劳改农场，有1800多名劳改犯。1968年农场接收了1500多名本省知青，1969年接收了1400多名上海等地的知青。我一看喂马赶车的都是劳改犯，“这不是让鞭子握在劳改犯的手里么？不行，把它夺过来。”
我下乡时先干的是喂马。说马无夜草不肥，我就住在马棚，夜间要起来给马加草料。有一匹马脾气暴躁，谁也治不了，我去治，结果马拖着车从我脚上轧过去，轧伤了脚踝，至今阴雨天走路多了还肿胀疼痛。
再说赶车，你劳改犯能干多少？我比你干得多。拉玉米秸，劳改犯拉两车，我拉四车。没有干透的玉米秸很重，要使劲把成捆的玉米秸往高高的车上扔。劳改犯去山上砍木头，二十多人十挂车，一天也砍不回一车木头。我说不用你们了，我一个人带着一挂车，一天砍三百多根碗口粗的木头，拉一车回来。
冬天，我领着二十几挂马车进小兴安岭伐木，每挂车四五匹马，五个知青，我那时已是大车排的排长了。三九严寒，里面穿棉袄，外面还得穿上棉大衣——抗美援朝志愿军穿的那种轧趟的；下乡时母亲给我做的呢子裤，平时不舍得穿都穿上了；脚上穿棉鞋，外面还得套上过膝盖的大毡靴；带着狗皮帽子，脖子上系紧围巾。冷到什么程度？寒风扫过，脖子冻一溜白泡，至今还留着疤。
抡起大斧来，干一会儿脱一件，再干一会儿再脱一件，怕汗把棉衣浸透，回来时风一吹就冻成冰棍了。最后只剩下短裤，赤条条地在雪地里干，干完活再穿上衣服。中午吃的馒头带着冰碴，咬一口就得放怀里捂上。日落时装好马车出山，进山易出山难，天黑了要迷路的，我的车打头阵，带着二十几挂大马车浩浩荡荡走出小兴安岭，从来没有迷过路。
刚来的时候住帐篷，后来劳改犯走了，我们搬进了砖房，是大通铺，一个大屋子里边一圈的炕，中间是个大火炉子。冬天睡觉穿着棉衣，戴着棉帽子，盖着棉被，醒来棉被上面一层霜。房顶的霜一天天扩大，眼看着墙壁结满了霜。
火炕一烧就冒烟，熏得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满墙满炕到处爬，没人敢挨墙睡，我就挨墙睡，累了一天，睡死了，臭虫爬了一身，咬了一身包都不知道。熏得褥子、衣服全是烟味。信寄回上海，妈妈问，“你的信怎么总有一股烟味？”
在连队，我什么活都干。上百号知青就一个大水壶，没人烧的水能供得上使用，只要我烧就能保证供应。过年了，大家都要回家，连长对我说：“你在这守着里，别回去了。”我说：“行吧，我不回去了。”那时青年就想多干一点，想我干的活要对得起32元[12]。我一年365天不缺勤，年年都是先进，推荐去读大学，我都是满票。可是，领导不放我走，到了1976年，那是最后一批推荐工农兵学员了，我去了阿城农垦师专[13]，那时叫黑龙江省农业技术学校。
2
胡国华：人活在世上总得干点事情，我不愿这么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我是学农的，专业是育种，回到上海专业不对口，总不能回去混日子吧？我要是18岁或20岁，也就走了。我已经29岁了，离开专业就成了废人。我想拉倒吧，别走了。
临回来前，给立文拍了电报，她正好放假，去车站接我。她挺为我惋惜的。
她是孙绍斌老师的女儿。孙绍斌是农业专家，我读中专时的老师。他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西北农大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在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工作，1953年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北大荒。“文革”时，他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后来到学校当老师。
有一次考试，我得了87分，去找老师。坐在一边的孙老师说：“行了，给你87分不少了。”我说：“87分少了，我没有低过95分。”95分怎么来的？图书馆里泡出来的。我读到初二，“文革”就开始了，总觉得这书没念够，整天泡图书馆里，自学了遗传学、生物统计等。
就这么，孙老师喜欢上我。毕业的时候，他找我谈了一次话，想把他的大女儿孙立文介绍给我。我说行，处处看吧。
孙立文：我爸爸看中他这个人的钻劲，学农学挺没意思的，能学进去不容易。我老高二的，比他大两岁。我也挺坎坷的，受父亲影响，中学时入团都很困难，考上大学时已二十九了。学校的领导劝我，别念了，把最好的房子分给你，把你男朋友也调到学校。我们那时主要靠通信了解。
胡国华：我觉得她要强，我也要强，感觉我俩志同道合，一辈子要想干点事业，两个人必须志同道合。我对她说，你念吧，我等你三年。
我是1979年调入红兴隆农科所的。这个农科所是我岳父参与创建的，所长是岳父的老同事。所长当时挺矛盾，问我：“学农学特别辛苦，你能不能当成事业来干？”
我说，我还是能干好的。这样就把我接收了。把我分到了大豆组，大家对我不是特别看好，“一个上海人，到这来搞大豆，他能干长么？”
孙立文：搞农学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没有消停时候。早晨起来先到地里遛一圈，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春天，数豆粒，装袋，写上什么品种，然后将成百袋种子，一粒粒地分区人工播种。种下去后，天天上地里看，出没出土啊？东拨拉一下，西拨拉一下，天不下雨赶紧浇灌，好不容易小苗长起来了，又查病又做杂交，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特别紧张。
胡国华：红兴隆离友谊县二三十公里，离鹤岗师专就太远了。我对立文说，友谊不是成立教师进修学院了么，你转过来读不好吗？就这样，她跟许多同学都转了过来。
孙立文：离得近了，我周日就过来看他，有时去地里帮忙，他在前面播种，我在后面拿着小本本按着顺序记。他见到我带来的课本就看，就这样他自学了大学的课程。我学的是数学专业，到后来他的高等数学比我都强。
毕业后，我本可以去哈尔滨或佳木斯，见他离不开红兴隆，也就去了管局中学[14]。
1981年初，我们结了婚。他有一个行李，我也有一个行李；他有一个大破木头箱子，我也有一个大破木头箱子；他有一个暖瓶，我也有一个暖瓶，这些就是我们的所有家产。我爸爸给我500块钱，他给我一个存折，上面有40块钱。他一个月工资32元，每月给下乡到江西的妹妹寄10元，还要回上海探亲，钱都铺火车道了，只存下这么多。
“你们在这儿待不长，早晚得回上海。”
没有人相信我们在红兴隆能待长。从安家那天起，我家的日子不像日子，墙皮掉了就掉了，没时间去管它；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两把折叠椅，还是结婚时他从广东花20元一把买的。我说他，你笨不笨啊，在上海买不一样吗？一个小板凳，是我爸爸过来看我们，见家里连个凳子都没有，就从劈柴堆里捡了块板皮，锯成三块，一块当凳面，两块当凳腿，拿大钉子钉了这么个板凳，它跟了我们好几十年。
胡国华：日头越晒大豆的花粉越多，授粉的效率越高，我比较胖，在地垅沟坐着，两条大腿插到垅沟里头去，脖子晒得像起疮，孙立文给我淘弄了多少药都治不好；二十多天下来，手肿脚肿腰直不起来，晚上翻身都得孙立文帮忙；手裂得都是口子，一秋天一大卷胶布都不够缠，手贴得像戴个手套似的。常年在地里干活，能穿什么好衣服？孙立文给我买双鞋，下地回来像飞了一样；穿条新裤子下地，回来刮个大三角口子。
豆子结荚了，我下班回家吃饭，老远就见个小伙子在地中间撸毛豆荚，扔了自行车冲过去，可把我气坏了，真想揍他。他吓得跪下了，说再也不敢了。我的眼泪下来了，培育一个品种要10年时间，你撸两袋子毛豆，我前功尽弃了。打那以后，我下班不回家吃晚饭，直奔向地里。白天看地的工人下班了，我得守在那儿，孙立文做好饭给我送过去。
孙立文：我妈说过，我这几个姑娘，一个学农的都不找。为啥说这话？嫁给学农学的女人太苦了。我爸爸1953年到北大荒开荒建场，我妈1958年才带我们从沈阳过来。我爸爸每天半夜才回来，用手电在窗子上晃一晃，我妈知道他回来了。我爸爸不回来，我妈睡不着。那时候跑地号哪有车，先是骑马，后来骑摩托。我家一大帮孩子，都是我妈一个人带大的。
结果呢，我爸爸看中了他，也有让他接班的意思。我妈妈对我说，行吧，这个人挺老实，你跟着他一辈子不会犯错误。由于我爸是学农学的，我找对象脱离不了农学这个圈儿，我接触的也都是搞农学的。
1981年10月30日，我的女儿出生。临产前一天，我还挺着大肚子，拄个棍讲课，学生见我这么费劲就给我搬个凳子。有个女孩儿不知吃了什么东西，哇哇吐得满桌满地。我用撮子收拾了，这时羊水破了，才请假回家。他在外面出差，我知道自己要生产了，见天儿冷了，窗户缝还没糊，我知道指望不上他，不说别的，我家房子前边有片园子种点儿油菜，我说那油菜都冻了，你看人家的男人都知道盖一盖啥的。可是，他就不知道盖。
我打了些糨糊，裁了些报纸，站在凳子上，把家里前后的窗缝都糊上了，这才通知他们单位。羊水破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那时也不懂啊。当时他们办公室里只有两个老太太，是两个著名农业专家。她们叫了一辆吉普车，把我送进医院。
他听信儿赶到医院。我生了三天，最后侧切，才生下女儿。
孩子生下来，我跟他说，东北坐月子要吃小米粥，让他回家去熬。家离医院十多里地，等他把小米粥端过来，我已吃完了。我生完孩子饿得够呛，听走廊上喊，“开饭了！”我就让邻床帮忙打饭，吃了。吃什么？冰凉大麻花，一碗冰凉白菜汤。
再看看他送来的小米粥，水放少了，干成一坨，熟都没熟，拿筷子都能夹起来。里面还放了几条小鱼干，是我花一块钱买回的一大盆小鱼，吃不完串起来挂在那儿，他见了，扯下几条放进粥里。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他出差了。出院时，还是两位老专家把我接回家。我后来控诉他说，你知道我穿什么出的院？里面穿着你的中山装[15]，外面穿着你下乡时穿的军大衣，戴着你下乡时戴的狗皮帽子，脚上穿着你劳动时发的42号大棉胶鞋。两个老太太拿着两条麻绳把我棉裤腿儿系紧，怕透风啊，连点人样儿都没有。一个老太太抱着孩子，另一个老太太扶我上了车。
产假还没休完呢，我抱着孩子坐在炕上，领导找上门了，说没有数学老师，课开不了。我说，我们家老胡天天往外跑，我连吃都吃不上；托儿所的孩子满了，没有人给我带孩子，我上不了班。谁知领导早已做好了托儿所的工作，我只好上班了。
孩子4个月时，我中午把孩子接回来，说好了他回来做饭，结果他上午接到任务去南繁[16]，让人过来告诉我。我气得不得了，校长说：“你千错万错，就不该找这么个人！”
3
胡国华：1987年我去了加拿大，先在私人种子公司，后到加拿大农业部农业科学院大豆部进行10个月的大豆育种学习，师从世界遗传学会主席帕什和加拿大著名大豆育种专家诺姆·沃丁。你得表现出来中国人不比他们差，他们才能尊重你。过去往往派外语好的出国，可外语好的往往专业不好，人家专家和你一唠就露馅了，人家就不理你了，让底下的技术员领你去干活，等于你去打工了。
10年来，我参加了红丰3号、红丰4号、红丰5号、红丰6号、小粒豆1号品种的选育工作，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接触数量遗传育种先进技术的科研人员之一。
我的英语跟专家们交流完全没问题。靠初中和中专学到的那点儿英语肯定是不够的。我每次出差都带很多英语书回来，还订了大量英文杂志，我和她平常非常节俭，她总说：“我连一件50块钱的衣服都没穿过。”可是，买书非常舍得花钱，我的床上，枕头底下，到处都是书。
开始我也没有引起专家的重视，我跟着他们去地里，他们认为这个事该这么干，我认为该那么干，我就说出来。他们很高兴，国外他允许你提意见，你若说得对，他就按照你说的做，他们的思想相对比较开放。
几次下来，他们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了，“你需要什么资料？只要你提出来就行，都可以给你。”他们的资料库向我开放了。我完成了论文《从加拿大豆系谱分析谈大豆产量育种》[17]，受到世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很多人出国后想方设法留在国外不回来了，我回来不回来？回国前，加拿大专家挽留，希望我留下来跟他们一起从事研究。这机会很难得，有人去加拿大就不回来了，有的按要求回来了，下了飞机又飞回去了。我动心不？说不动心是假的。学历一直困扰着我。1979年在公派出国考试中，我考得最好，却没让我去，对我打击挺大，心里总感到挺别扭。我一气之下报考了研究生，报考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结果分差一点儿，如报考东北农业大学也就考上了。在农场，中专毕业的还不错；到了科研所，中专毕业的就什么也不是了。1978年晋中级职称的时候，我是中专毕业，要破格，当时一把就过了。总局批下来后，管局却迟迟不敢公布，说你晋上了，其他中专毕业的怎么办，他们对外说中专毕业的一个都没过。我去找管局主管副局长，他说：“小胡啊，评职称的事，你就别想了。”他让我不想了，可我还是得想。1993年晋副高时，平时人家说，你这个人能力挺强，到了关键的时候又揪住你学历的尾巴不放。总局办大专班，我想去，领导说，你要去了，家里剩下一个人干活也不行哪。我一想不去就不去吧。
我还是从加拿大回来了，带回两大皮箱资料，600多份。不是别的，是那些正在研究的课题把我拴这儿了。
4
胡国华：1990年，我考上东北农大的研究生，一面主持所里的4个大豆科研课题，一面读书，学校和研究所两头跑。我主持培育的大豆新品种——红丰8号，获得1992年中国首届农业博览会铜奖。
孙立文：胡国华的成就来之不易，我经常半夜醒了，一看旁边没人，赶紧出来，见他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在电脑前坐着呢。有些技术上的问题，都是夜间做梦找到方法，赶紧爬起来，到电脑上去干。
1990年9月18日，我父亲病重住院。胡国华回到家见我在做饭，就没跟我讲。暑假期间父亲来电话还说，单位给老干部体检了，跟他很熟的医生说，你什么毛病也没有。那一年他73岁了。
吃完饭，胡国华才告诉我，父亲患了严重的心肺炎，我一下就崩溃了。
父亲从农垦医院转到哈尔滨医大，又转到黑龙江中医学院，每次检查或转院上下楼都是胡国华背的。
胡国华：岳父对于我而言，不只是亲人，也是恩师。
有我这么一个搞农学的女婿，岳父特别欣慰。最让他高兴的是1989年我被世界粮农组织授予“世界模范农民”称号。那一年，全球获此荣誉的仅有12个人。我还培育出红丰8号、红丰9号等4个新的大豆优质品种，创造经济效益上亿元。我被任命为红兴隆科研所副所长。
孙立文：我爸爸搞了一辈子农学，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女儿几个月大时，他来了一封信，让把孩子给他送回去。放暑假时，我把孩子抱回娘家，扔给了父母，那时孩子才8个月，还没断奶，连妈都不会叫。回红兴隆的路上，我一路走一路掉眼泪。父母一晚上起来好几次，冲奶粉喂孩子。孩子大了就不肯回来了。她一淘气，小姨就吓唬她：“你再淘气就送你回红兴隆！”孩子一听红兴隆就害怕。父母一直带着女儿，直到我爸病重住院。
1990年12月30号下午，我爸爸咽下最后一口气。我跟胡国华悲痛得难以自抑，将爸爸的遗体抬到太平间。
我爸爸的去世，对我妈妈的打击非常大，我妈妈在“文革”时精神受过刺激，身体不是很好，她对我说：“你的女儿我们已看大了，你是数学老师，教过那么多学生，可是却没有教过自己孩子数一二三。你把孩子带回去吧……”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这才回到我们身边。
胡国华：1992年6月，上海连续拍来电报：“母病危，速归。”可是育种的大豆刚从地里探头，我哪里走得开？
孙立文：胡国华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特别难受，下班回家时摔个跟头，自行车摔出老远，腿上到现在还有一个疤。他是跟着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宁波长大的，那时父母在上海的工厂工作，忙得顾不上照顾他。也许为弥补这一缺憾，我们成家后，一家三口穿的毛衣毛裤都是婆婆亲手织的。婆婆最后寄来的一件毛衣是给我的，紫红色的。我已穿了十几年，直到今天还穿在身上。
女儿小时候的尿布都是婆婆做的，半尺宽，一尺半长，两边钉着绳子和布袋，前面往下一兜，两边布袋一系，相当于现在的尿不湿了。女儿的小棉被、小棉衣，也都是婆婆做的，一大袋一大袋从上海寄来。
女儿两岁那年，上海的爷爷奶奶想孙女子。学校放假，我马上坐当晚的火车赶回阿城父母家，抱起两岁的女儿上了去上海的火车，随身带着奶粉奶瓶和小尿盆，一路非常辛苦。
哪有卧铺？三个人挤着一个硬座上，要坐四十多个小时。我要上厕所让旁边的老太太帮忙看一下孩子。回来时孩子掉在了座位下面，水果刀及吃的被那老太太拿走了。
到了上海，女儿就感冒发烧，婆婆和我半夜把女儿包巴包巴，送去医院看急诊。孩子每次回去都生病，不回去又不行，老头老太太想孩子。
这些年他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不多，老太太把疼他想他的心思都放孩子身上了。但他跟母亲的感情很深很深。
胡国华：母亲才六十多岁，以为她能撑过这场病，没想接到“母病故”的电报。我匆匆赶到上海，跪在母亲灵前，泪如雨下。父亲说，母亲临死时念叨着你，她放心不下你啊。
孙立文：这辈子最大的痛是对不起双方父母，没有尽到孝道。那种遗憾，真是一辈子没法弥补。有时想起也是泪往肚子里流。
婆婆病故后，公公一个人在上海挺孤单，两个弟弟和妹妹工作的工作，成家的成家，他们家在上海的房子挺大，一八八几年的房子，在1949年以前法租界的地头上，是座有两扇黑漆门有围墙的小洋楼，老头一个人楼上楼下地转，他希望我们能回去，或者我的女儿回上海读中学，陪陪他也好。
胡国华：当时我是可以回上海的，1993年研究生毕业，许多单位要我，也有浙江的上海的。我想，北大荒农场面积那么大，技术力量比较差，个人能力的发挥可能好一些，搞农学的，回大城市很难出成果。
孙立文：好多人觉得我们挺窝囊，都说你们怎么还不走呢，没有理由不走。我爸爸的很多同学在美国，我们想出国早出去了。当时胡国华一边上学，一边在所里主持大豆育种，那是国家攻关课题。我生气地说：“你说来说去就课题，让课题把你拴在这儿，把我拴在这儿了，把孩子拴在这儿了……”
胡国华：1993年毕业时，中国科学院武汉油料研究所想要我，东北农大想让我留校任教。我是有点动心留校的，我比较适合搞科研，学校的科研条件比农垦好，可是总局不肯放人，我是定向读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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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华：2002年，我调到北大荒育种中心，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我是50岁读的博士，单位说，我们花点钱，送你走吧。我说拉倒吧，我还是参加全国统考吧。考试时，跟小孩子们在一起，他们跟我女儿的年纪差不多，考得还可以，考上了。50岁读博士的人很少，毕业后，东北农业大学让我留校，房子都给我准备了，我没有去。给他们带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了多少人才？我们家光学生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能拉一车。
1995年后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国家的大豆课题，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省农科院的大豆课题都集中到我这儿来了，忙得要命。知青这代人往学术这方面走不容易，很多人当了领导就把专业扔了，我不论干什么，专业都不会扔的，否则就捡不起来了。
孙立文：2002年家搬到哈尔滨。搬家的时候，拉了一车啥？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就有一个电脑桌，几块板组合的，拿螺丝钉拧巴上的，我们拆了带过来了。几个行李卷拿被单包着，几十个纸板箱，把搬家的工人累得够呛，说你的箱子里装的什么，太沉了。里面装的全是书。
那一年，我办了退休手续。职业高中与几所学校合并，成立了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我改教高等数学。退休前，我的课堂堂爆满，前面坐着学生，后面坐着年轻的老师。校长不给我退。我打了三次退休报告，校长说，孙老师你先别退，帮我带带年轻的老师好吗？我说我们家胡老师需要我，我的女儿需要我，我得回家。
我退休后就去了上海。1999年，女儿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口腔专业。对女儿，我们一直有一份内疚。那年接女儿回来，姥姥和小姨不放心，说孩子回去后，把鸡蛋和肉供上。我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来什么都供应不上了。原来姥姥给她梳辫子，回来后我没时间，“咔嚓”一下把她的辫子剪了。
我们没有时间跟她说话，没有时间跟她交流感情，弄得对我像对阿姨似的，到现在也不会和妈妈亲热，搂搂抱抱啥的。
好像是遗传吧，也可能从小不在父母跟前的缘故，女儿很独立，也很要强。小学一直都是大队长，中学是班长，大学当团支部书记；大学五年，就回家一趟，左右邻居没谁见过我家孩子，寒暑假都去打工了，她自己也是省吃俭用的；毕业了，有一次我去上海，娘儿俩打学校旁边一个小店过，她指着那个店说，平时吃学校饭堂，偶尔进这儿吃点东西。我进去一看，是一间馄饨铺。
毕业了，她进了上海静安医院口腔科，上班就是工作服白大褂，下班也是随便一穿，没见她穿过太好的衣服和裤子。就这么攒了几个小钱。
她跟我们说，自己想交个首付，买个房子，我和她爸不同意，我说咱也没有钱，上海房子吧，那个时候虽然是几千块钱一平方，但是这个钱我们也拿不出啊。
我女儿没再提这事，自己交了个首付，贷款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宝山那边，离市区挺远，我们知道的时候，贷款都交了多少年了。现在翻了8倍了。
我们自己在上海有没有买？没有。我们没有钱在上海买房子，上海的房子太贵。老胡他父亲去世后，房子他弟弟住着，在上海我们没有房子。
2017年春节，老胡一个人在哈尔滨过，我在上海，赶上女儿怀孕生孩子，女婿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回来后在上海做涉外律师，工作非常忙。我在那边照顾着女儿和外孙女，惦记着这边的胡国华。
胡国华：我怎么不去上海？工作放不下。说是退了，不过是形式上退了，一年四季都往下面的农场跑，东三省、内蒙古，全国凡是有大豆的地方，都有我的点。考察大豆，春天从种到收，每个阶段都得跑，一次要跑好几十个农场。
孙立文：年轻时，马车压伤了脚脖子，加之不管刮风下雨，都在大豆地的地垅沟走，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严重时不能走路，得人背着上下楼，背着进教室。一次几位外国专家到农垦来，他犯病了，腿肿得够呛，外国专家在台上讲，他在旁边翻译，外国专家见他站着困难就搬来一把椅子说：“我站着讲，你坐着翻译。”
就这样也不能耽误去农场考察，腿不能动了，拄着双拐，光双拐就买了几副，搁车拉着挨个农场跑，车的后备厢放一块厚泡沫垫子，人在后备厢躺着。脚肿得穿不上鞋，穿着人家给买的拖鞋。别人下去吃饭，吃完了给他端到车上。饭店的服务员就奇怪了，这人怎么不下来吃饭呢，司机开玩笑说，车上这人是犯人。
车上还带着打点滴的药水，有时到了农场就进医务室打点滴。
他一年到头学术会议也不少，2017年参加20多个。2018年3月3号，他去南京开会，晚上去上海看了一眼我们母女。第二天早上7点不到，饭都没吃，赶在地铁高峰之前赶到机场，飞回哈尔滨，再飞黑河，3月5号在黑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豆会议。
我跟他一起回来的。中午11点的飞机，因为哈尔滨雨雪天气延误到晚上，又延误到半夜，我劝他改签第二天的航班，他说黑河的会议不能耽搁，飞机票都订好了，必须得走。
凌晨3点到了哈尔滨，等候了大半宿的学生将我们拉回家，我赶紧把学生打发回家睡觉。北方的天气与南方不同，3月的黑河还很冷，我帮他收拾衣物，他自己收拾会议用的文件资料，半个小时后，我把他送上103路公交车，坐到蓝天宾馆，转乘民航大巴直奔机场，搭上了上午8点飞黑河的飞机。
坐公交？好像也是一种习惯吧，他的裤兜里面总带着公交卡，上海有上海的公交卡，哈尔滨有哈尔滨的公交卡，就是这样。
我回到家，看到一个纸袋里装了一大堆汉堡包的纸。那些卖汉堡卖包子的都认识他，见他腿脚不利索，总是扶进扶出的。我一看他过这种生活，下定决心不走了，我不离开老胡了，我得照顾他。孩子那边我不管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这一辈子也没有很好地在一起生活，都快七十的人了。
这辈子我们也没有好好生活，吃没吃好，喝没喝好。这么多年，我们一家三口离多聚少，说出来人家不信，我们一家三口从来没在一起过个年。
胡国华：我之所以留下来，跟我受的教育有关。从小学雷锋做好事，忠于革命忠于党，这些年来，我就这样过来的。我在北大荒已经习惯了，回上海反倒不适应了。比如，我们在这边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根本就没有什么双休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谁都不会说啥。在上海行吗？人家会说，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加班要给双份工资，加一天班不给100元钱，谁给加？
下乡对我来说，最大一个收获就是生活的磨炼。
忙忙碌碌这么一辈子，没什么值不值，做了自己分内的事，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一辈子问心无愧也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