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摄影室外等何轩完事，不辞而别不是我的一贯作风，我至少得向他作个解释。
有人往我耳边吹了口气，酥香温热。我蓦地回头。伊琼笑着不把我的一脸惊诧当回事。
“我喜欢猎奇。”她说，“你是第一个躲避我的人。怎么，你很缺乏自信心？”
我一触即溃。我相信，从这一刻开始，我朦胧意识到，我和她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辉煌。
“何轩说你是我哥的战友。你们很好。凭这点，我要跟你交朋友。”
这是我不曾遇到过的女孩。
在街对角的“恰恰”咖啡馆喝咖啡时，她说她属羊，三年前重点高中毕业，考到这个城市某家外资丝绸公司当了三个月服务员。“太憋人，”她说，“洋鬼子欺压中国劳工。”
第二天她邀我去她家，满墙是她真人大小的照片，有些野得出奇，另一些则腼腆善良。她指着桌上翻开的书中的一页，向我朗读属羊人的性格。
“1967年出生的人属羊，五行中行火，是谓火羊。这年出生的‘羊’自信心强，做事有一种来自内心的勇气，并将这种勇气体现在她的工作中，只是不够扎实。写文章也总是追求内容空乏而词藻华丽的东西。放屁！”后两字是她加的注。又读，“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建立一个稳定家庭，因为从小受溺爱，他们渴求永远有一个自己的安乐窝。他们在经济上很富裕，不大注意掌握自己的经济。这段无限接近真理。”她又加注，并学究般地晃着脑袋评价，“但终有出入。”又读，“‘火’使他们精力充沛，但易怒，一旦惹恼他们，就会大喊大叫。他们有时风度优雅，有时气冲斗牛。好感情用事，而不是以理服人。”她顿了顿，评述道，“此言切中时弊。”
合上书本她问我：“知青哥哥有何高见？”
我很喜欢她随随便便的样子，我告诉她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她对钱很松，并不吝啬。昨天在咖啡馆抢着付钱，一百元大钞一扔就走了，也不要女侍者找零。
她呵呵笑成好看的一团，戳戳我：“你们大男人不是看中大方吗？穷得叮铛响也不好意思化缘。我知道这个。其实昨天晚上小莉就把我的找头给我带来了，她就是咖啡馆女招待，原先是我高中同学。”
我对她惊人的坦白目瞪口呆。说来也怪，以后与她出去，凡是该花钱的地方，都是我给，但却给得心甘情愿。
趁她上厕所，我偷瞧了一眼相书，恰好这一段跳入眼帘：
“如果女火羊不喜欢你，那么她也只是不理睬你，而不会象属牛属龙的姑娘那样，手持木棒将你赶出去。”
三年后我听到的异国传闻，证明此论大谬不然，伊琼打人绝不手软，而不仅仅是一点不理睬人的“腹非”。
“讲讲我哥。”第三次她把我约到城郊公园，“听说你是他的死党。”
我就讲，尽管不是死党，但你哥的英名还是长留知青心间。我尽量避开她哥偷鸡摸狗摘人瓜菜的猥锁行状，努力塑造出一个当时扎根农村的新人形象。
她却叹了一口气：“他没谈过恋爱吗？”
“没有。”我解释那年月不是这年月，上面认为知青谈恋爱是思想意识没彻底改造好的表现，这会成为以后调出农村的阻碍。
“你呢？”她问，“我哥死得早，你不同，总不能老压抑你的性。”
直到今天，我都还能感到当时脸上发烧的窘况。其实我不该手脚无措，她的罕见的庄重证明，“性”只是纯学术讨论。
于是我嗫嚅地讲芳儿。芳儿是地主闺女，和我一样年龄，生产队每户轮流请才下乡的知青吃“转转饭”，芳儿家没有动静。是晚，我和伊明亮躺在知青屋中骂芳儿爹。四野寂寂，蟋蟀叽叽。就有人轻轻抠门，不是敲门。开头我们不在意，后来悚然一惊，翻起时一人抢一把柴刀挖锄在手。我把门闩一拉。月华如水，将芳儿瘦瘦的身影铺进门里的泥地。芳儿背月而立，但眼皮一抬时，我们还是看清她目光中怨而不发的明媚。
“知青，”她低低地急急地话语，象滑过谷草垛的云影，“我们家成份高，不敢请你们去家作客。我爸让我把这个悄悄送来。只有这一点点了。”
她抽出藏在身后的手，就着月光，一块约摸一斤重的、不知经过灶屋梁上几多烟熏火燎而不忍吃完的腊肉，递到我们手里。
柴刀和挖锄哐铛落地，我们呆若泥塑。
芳儿象来时一样神秘，身影飘飘的，一忽儿隐入黑暗不见。
“什么叫成份高？”伊琼问。
“就是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右，农民俗称，这五类分子是国家钦定的坏人，成份高，而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没有财富，属于成份低。”
“就因为这个，她家就不请知青进屋吃转转饭？”
我对她欠缺那个年代的人生常识无法不悲哀。“她家解放前是小地主，尽管芳儿是解放后出生，尽管一直在被改造。她家若请我们吃饭，会被看作是地主阶级腐蚀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是要挨斗争的。但古老的乡俗又使她全家受到煎熬，没象全生产队的山民一样请山外来的客人吃一次转转饭，那是礼性上的大不周，是她家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就派芳儿半夜偷偷给知青送来全家唯一的一块腊肉。”
“复杂。”伊琼闪闪眼皮，“后来你和她恋爱了？”
我尽力搜寻字眼，我说不清楚那是否可以归属于“恋爱”。连续大旱，颗粒无收，知青还有一点国家的粮食补贴，农民就惨了。一个夜晚，芳儿在知青屋外的树丛里主动脱了衣服，求我能给她换几斤红苕。她妈妈上个月已经饿死了，现在她弟弟也要饿死了，她爸爸在给公社修水库的工地上抬石头时砸断了腿，她说她家没有任何能换钱的东西，她不知我看不看得起她的身体。我喉咙堵得慌，一个封建贞操思想如铁桶一样箍着的大山里的姑娘，能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举动，说明生活是如何地将她的家和她的亲人逼上了绝境。我发疯般地跑回知青屋，将能收及到的所有的红苕和米面统统拿给她。可她不走，她说她家从不敢白要人家的东西，她得付出。她是哭着说的，身体一直瑟瑟发抖。我的眼泪早就下来了，我说亲一下算不算？她便点头。农村里，女人与别人亲了嘴，是与别人睡了觉一样的严重。我就在她右脸上快速地沾了一下。又过一年，她嫁给百里外一个贫农，人虽老又是跛子，但给她家送来七十斤小麦。
伊琼默默地叹口气。旋即很不服气地敲着我的背：“如果我是你，早就带她私奔了。”
“去哪儿？”
“地方多啊，京、沪、穗，还有深圳，随便打工，活得比山里鲜亮。”
“不行的。”
“行，你没试试自己，你怎么知道不行？你应该试试自己！”
我解释说，那时的深圳还是个仅有十来户人家的渔村，最高建筑恐怕就是村中心一幢三层小砖楼。况且改革开放大搞经济建设前，全国人民没谁知道深圳这名字。
伊琼不给我争执。我感到她端详人的沉静说明她心里在思虑，她表示“不”，往往意味着“是”，而有时说“是”，反而是“不是”。
“你的指甲长了。”她突然说。
我看不见自己脸红到什么程度，总之很烫。她掏出钥匙串，硬逼着亲自给我剪，完了又用小圆锉细心锉光滑。肌香扑鼻，发丝如电，我偷觑她的侧脸，她专心工作，鼻尖上沁出几粒小汗珠。这撩人而不自知的小雌兽。
离开公园已是夜晚，夜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我前天患了一点感冒。
伊琼一下伫步：“冷？”
我摇头。
“你撒谎。”她几把拖下身上的花外衣：“穿上。”
我慌得胡乱摇手，极不情愿阴阳倒置，成了一个少女卵翼下的被保护人。
她劝了几下无效，又几把自己穿上：“你们知青大哥呀，想的和做的不一样，累！”
分别时，她伸手摸了摸我的下巴：“嘻嘻，雄性的胡子。”含意深奥。
她的手很暖，搅乱我一片心。
躺在床上，仿佛就看到她无遮无拦的言语举动。她说“试试自己”时的腔调分外自信，没把生活的重轭当一回事。
她是什么都敢去干的姑娘。包括杀人！
我为这个结论惊出一身冷汗。我极难想象一个如花似玉的女郎却长着铁石一般的心肠。
可她的美丽挥之不去，我的自我警告全然无效。我越想用未婚妻柳荻盖住她，她的形象就越益鲜明地占满我整个心胸。我会和伊琼在一起吗？我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笑话，我不会与相差十几岁的小丫头裹在一起，代沟太深，完全的非分之想。但恼人的是，柳荻的影子依旧清晰不起来。
伊琼凭什么使我印象深刻？就因为细心地用小圆锉锉我的指甲？
我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是长江边著名的火炉城市，说是火炉名不虚传，每日里蝉鸣刺耳，令人头晕。晚上用凉水泼地后，上面复以凉席，然后脱个精光躺在上面，再用电扇对着全身通宵扫射，依旧不解酷暑。
白天工作就是扯皮，单位里一个文件草拟半天，就是不能颁发，说是某处环节没打通，可又找不准要打通的究竟是哪个环节。
心里只天天想着伊琼。她是一股清风，注入灵魂，便见天高地阔，满目清凉。
这时候，我的未婚妻柳荻从南京工学院进修回来了。假如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柳荻的个性特色，没特色就是她最大的特色。柳荻的父亲与我爸是土改工作团的老战友。柳荻攻读化学硕士学位加上原先当知青耽误的岁月，熬成了令社会同情的大龄“少女”。大女在我的孤独时期，由父母保媒见面，我突然渴望女性，想借婚姻喧闹一下寂寞的灵魂。在她家吃饭那天，人们让我和她去隔壁小屋“单独接触”。这是她的卧室，我看到四面墙上都贴着化学公式表，有几个胃病药病放在床头柜上，一些女人的东西搁在床上，录音机的指示灯眨眼变幻，一只小曲款款地放。我心性燥热，大女的闺房使人迷幻。我情不自禁扳住她肩头，吻了一下她的嘴唇。她很惊慌，竟没有反应。出来后，她妈悄悄把她拉到一边，我看见她对长辈的问询点了点头，同时脸上腾起一抹红霞。
那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思索柳荻的嘴唇如何会是冷的。
接下来是按步就班的“谈”。我们这对运动员目的明确，站在起跑线上，发令枪一响，向着前方共同的终点不紧不慢跑去。
就等着跑到终点的那一天。
可就是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柳荻永远不会在大庭广众下与你手挽手，若想在办公室里给你锉指甲，等于要她的性命。在你遇着尴尬希图求援时，她比你还尴尬。评职称时人家的老婆都到头儿那里去为丈夫出马助阵送烟送酒送好话，就她不去。有些话是非得由爱人去说的，自摆功劳在中国便是狂妄自大的代名词。柳荻好不容易在我苦口婆心的动员下去了，回来时却红着脸说不出一句话。第二天与头儿在单位办公楼下相遇，他一个劲儿感谢我主动放弃名额的高尚举动，激动得差点儿把我的手握断。我气冲斗牛回到家，但柳荻抱愧知罪的神态却使我的咆哮无法喊出喉咙。
当然柳荻并非一无是处，背地里她对我的特别体贴常使我心存感激。她给我洗头，织背心，甚至捶腰捏腿。要是结了婚，她会是你小船的岸，你航行十年八载，一朝头破血流归来，不用耽心缆绳消失，锚桩漂走。她站在那儿，就是一个大写的“忠贞”。
久了，也就逐渐平静，看我们的周围，离婚的浪潮越益掀起洪涛巨波，而柳荻的柔顺就渐渐让我欣赏。用同事们的夫妻打架来反衬我们的风平浪静，今后的家庭生活就不可能不是一条幸运的康庄大道。再说，别人都能掉进家庭的围城里英勇就义，凭什么我就不能顺利地驾着我们的“双人号”小船悄然远航。
但伊琼的小指甲刀，那么轻易地剪断了上述那一切。
8月2日柳荻的电报飞到，第三天，她拥进我怀中。她的大包里有当时新颖的男式网眼衬衫，有夫子庙花样百出的小吃和雨花台的纪念品，有汗濡濡的脸颊上，大女们特有的沉稳羞涩的笑意。可我，却象强盗一样，因为盗窃了她的什么宝贵财产而暗自惊慌。
上班时，更加索然寡味，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然后议论物价，廉政，治安，感叹雷锋死了不在了。当会计动员大家都去买公债，有人带头买了，剩下的人又异口同声讥讽：“看那个雷锋，嘿嘿，好象家里在开银行！”
我揣摸着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不然就是我出了问题。人人都这样混，混得心安理得，我却渴望厅堂中央突然爆炸个手榴弹。
有人叫我听电话。
“喂，”是伊琼在电话那头喊，“今晚去你家，我弄了盘日本的《青春物语》。”
我几乎就要答应了，猛地想到柳荻要来商谈10月1日的婚礼，我立即做了否定的答复。
伊琼在电话里惊诧：“你生病了？”
“没有。”
“家里有别的女孩？”
我痛恨我竟从未主动向她提起过柳荻。
“法定未婚妻？”她不依不饶，“嘿，我又不与她竞争什么。你别吭哧吭哧，把自己弄作个国宝似的。你这种劣质商品，大街上一买一大串。”
我对着听筒干瞪眼，她则大笑三声，搁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