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生同志的形象丈量着我的人生
赵凤君
1964年至1966年，张逸生任乐亭县委书记，我随他在抚宁、昌黎、乐亭三县参加“四清”工作。逸生同志在主持整个“四清”分团工作的同时，还专门蹲点一个村。将近三年时间我一直给他当秘书，宿同室，饭同桌，吃住在贫下中农家中。逸生同志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从政做人的风格，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历历在目。
记得是在1964年10月，组织上选定我为后备干部人选，由“四清”工作十八分团调到八分团给逸生同志当秘书。报到那天，工作队的大部分队员还在抚宁县城集训，同时派出了先遣组入村开展前期工作。逸生同志蹲点在抚宁县上徐各庄公社鸭儿峪村。村子不大，共有四个生产队，书记蹲点，派驻力量挺强大，光先遣组就去了20多人。但进村20多天，“四不清”盖子没有揭开，干部没人交代问题，传来的消息是书记蹲点的村远远落后于其他村。当时先遣组的同志都很着急。集训结束后，逸生同志带领全体工作队入村，他照样休息、睡觉，不慌不忙。
第二天，听了先遣组的工作汇报，他明确提出：根据你们掌握的情况，可以把“四不清”干部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问题大的，准备大会批斗（指全村大会）；第二类是问题小一点的，中会批判（两个生产队的会）；第三类是问题更小的，小会帮助（生产队的会）；第四类是基本没问题的，个别谈心，迅速解脱。第三天大家按照逸生同志部署，分头下去有针对性地谈话，交代政策，做思想工作。根本没用开大会、开中会，“四不清”干部纷纷交代问题，仅三天时间鸭儿峪村的“四清”工作就打开了局面，原来是全公社最落后的村，一跃成为最先进的村。这时逸生同志又提醒大家，保持清醒头脑，掌握“火候儿”，注意实事求是。他提出：“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确保鸭儿峪村‘四清’工作进展顺利。”工作组将总结材料报唐山地委总团，很快总团就批转了鸭儿峪村的工作经验。
说来也凑巧，时隔不久，中央文件“23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式下发，文中明确指出，农村干部分四类：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和逸生同志提出干部分四类无非是顺序倒换了一下。工作队的领导和同志们对逸生同志都很佩服。分团副团长戴梦江同志（时任乐亭县检察院检察长）对我嘱咐说：“凤君，好好学习吧，逸生同志十年不学习，咱们也赶不上啊！”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逸生同志任政委的八分团管辖的一个村叫牛蹄寨，三个生产队，“四清”工作队进村不久，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揭发“四不清”干部的问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四不清”干部纷纷主动交代，仅贪污的粮食就达到十二万六千斤。当时，八分团的团长葛玉山同志（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担心出问题，深入到村调查研究，找一些干部谈话，结果都翻了车（当时不叫翻案叫翻车），说他们交代的问题是假的。驻村的工作队领导不接受这个现实，反说葛团长屁股坐到“四不清”干部一边去了，没有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双方争执不下。葛团长给逸生同志通电话，说明情况，并希望他去看一看。当时，正值阴历三十晚上，饺子没吃好，第二天大年初一早早吃完饭，逸生同志就叫我跟他一起去牛蹄寨村。半山区地形相距七八里路，没有自行车，只能步行，一路上逸生同志还是轻松的像没事一样，一会儿让我跟他甩石子比赛投远，一会儿遇到水坑有冰，又提出“擦光光”（滑冰），就这样没事似地进了牛蹄寨。逸生同志首先听工作汇报，当时的工作队指导员兴高采烈、满有信心地汇报工作成绩，当汇报仅粮食一项“四不清”干部就主动交待十二万六千斤时，逸生同志插话：这村三个生产队1961年到1963年的总产量是多少？征购多少？“三留”（群众口粮、饲料、种子）多少？这一问，指导员目瞪口呆，汗水马上从脸上流下来。简单一算账，结果漏底了，连总产量都没这么多，更谈不上征购、“三留”了，哪来这么多贪污？工作队的其他同志也傻眼了。逸生同志并没有过多地批评他们，而是讲了如何注重实事求是，如何从实际出发，不要头脑发热，盲目相信干部的主动交代。最后，他有针对性地讲了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对待“四不清”干部的翻车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四不清”干部的翻车问题；二是翻车是早翻好还是晚翻好；三是怎样解决“四不清”干部的翻车问题，特别是应当注意哪些政策。根本思路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是假的，翻车比不翻车好，早翻比晚翻好，等运动后期再翻车，还得重来，工作损失会更大、更被动。一番道理讲得大家心服口服。后来，工作队总结经验教训，查找工作中的缺点和漏洞，再分别找“四不清”干部谈话，十二万六千斤贪污的粮食仅剩下一小部分。幸亏问题发现得早，解决得及时，“四清”运动才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我从牛蹄寨回来，整理了逸生同志的谈话记录，题目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对待‘四不清’干部翻车问题”，然后报告总团，很快总团又以简报形式批转下发，提醒各工作队引以为戒。一份鸭儿峪村和一份牛蹄寨村的简报，在工作队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逸生同志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用现代话说是——人人点赞。后来唐山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团长张子明同志在工作队整训大会上讲：“上徐各庄牛蹄寨村，三个生产队干部贪污多占粮食十二万六千斤，一翻车，只剩6两谷子，连喂雀儿都不够了！”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政治笑话，目的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
实践使我清楚地认识到，逸生同志工作特点是：举重若轻，从容镇定，实事求是，能抓住主要矛盾，切中要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逸生同志后来告诉我，“文革”中造反派批判他的罪状之一，就是制造了牛蹄寨的冤假错案，他坚决不承认，“这不是我制造了冤假错案，而是我亲自解决的冤假错案”，把造反派顶得也无话可说。
逸生同志不仅在工作上给我们做出榜样，日常生活中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三年“四清”中，先后在抚宁鸭儿峪村、昌黎安山村、乐亭严坨和新寨一村蹲点，每天三顿饭都要到农户号饭，按上级规定每天每人向号饭户交一斤粮票四角钱，逸生同志都是自己带钱带粮票，从不让秘书代劳。有一次他外出回来，忘了带粮票和零钱，我就替他交上了，第二天非替我交上不可。我说一斤粮票四角钱我拿得起，他却说哪有“鞋穿袜子”的道理，意思是说我工资多，你工资少，我还吃你？从此我记住了“鞋穿袜子”这个歇后语。书记和秘书之间还分的这样一清二楚，他是多么廉洁谨慎啊。
逸生同志会工作也会休息，有张有弛，不论开什么会，从不延长时间，不提倡打夜战。工作之余，还经常组织工作队的同志唱歌、唱戏、练书法、赛诗歌、猜谜语、玩游戏。他不仅是倡导者，而且是参与者，显得非常随和，可一遇到应该认真的问题，却从不马虎。在昌黎安山村“四清”时，有一次统计全村十个生产队干部贪污多占的斤（粮食）、元（钱）、尺（布票）数字，三个比较好的工作队查账会计，用算盘打了几次，数字都合不到一起。逸生同志说，算盘给我拿来，你们报数。结果一次成功，会计们都十分惊讶和佩服，他的聪明睿智处处都可以显现出来。
在鸭儿峪村“四清”时，有个五保户老人叫王有志，家中缺柴烧，逸生同志就带着工作队的同志上山为他砍柴，老人很感动。逸生同志叫我写个报道材料，当时我愁得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写，就像流水账一样写了砍柴的过程。逸生同志看后明确指出，你写的有过程，但没思想没感情，文字也不通顺。臊得我脸发烧。后来逸生同志叫我参加了总团报道培训班，当时的地委副秘书长高述荣同志给我们讲课，其中“写文章要写出别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没有的东西来。”这句话至今50多年了仍记忆在心。从此我才逐步踏进写材料的行列。在“四清”工作第一线，我开始只是一般工作队员，到后来就当了工作队的指导员（当指导员的多数是公社书记一级的干部）主管一个村的“四清”工作，在逸生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遵循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照猫画虎地干，越干觉得越顺利，越干越起劲。回想当年，碰上逸生同志这样一位好领导，是我一生的福分和幸运，没有他的指导帮助，哪会有我的今天？！
逸生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向上敢于直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记得1965年“四清”工作团开辟第二战场，一部分“四清”工作力量由抚宁转到昌黎，称作“四清”工作领导小组。有一次我跟他去总团开会，总团团长在台上讲，“四清”领导小组也可以批准发展党员。逸生同志在台下听着不对劲，就高声说，“四清”领导小组不是党委，怎么能批准发展党员？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台下说话台上团长自然不爽，最终还是会议主持人打了圆场：“方才逸生同志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按组织程序讲不是党委就不能批准发展党员。但是，如果是党委有委托，领导小组也可以批。”以折中的办法结束了这场小风波。
我23岁给逸生同志当秘书，后来在乐亭县委工作，由一般工作人员一步步干到县委副书记，1991年调京唐港任党委副书记，从政27年走过的一岗一步，或多或少无不渗透着逸生同志的影子。他常说“对党忠诚，实事求是”、“官可以不当，人不能不做”、“凭本事吃饭，凭能耐干事”、“小事不纠缠，大事讲原则”，谆谆教诲激励我一生、教育我一生。
逸生同志已离开我们近20年了，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聪明睿智、才干超群、清正廉洁的形象，对后辈有极深刻的影响，他一生中发现、培养、提拔重用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有的成为县级、市级甚至省部级领导。臧克家先生在纪念鲁迅先生时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逸生同志就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他的形象始终丈量着我的人生。
作者简介：赵凤君，1941年生，河北乐亭人。1960年毕业于乐亭师范学校并留校工作。1964年抽调到四清工作队搞四清，同时任乐亭县委书记秘书，1973年任乐亭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任乐亭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1988年任乐亭县委副书记，1991年调京唐港务局任副书记，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唐山海港开发区调研员，政协唐山市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2001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