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手臂上的烫伤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愈合了，只是留在手臂上隐约可见的疤痕永久记录下了曾经发生的一幕。那疤痕红红的、鼓鼓的，像是一只还未蜕化的蝶蛹，只是不会动。然而，将多多送人这件事对多多内心造成的伤害，比起手臂上的外伤来要严重得多。
也许，多多还不懂得内心受的是什么伤，但有个事实毕竟存在，那就是她知道父母并不喜欢自己。她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不把姐姐换给别人，而要换自己呢？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要自己？她心里有很多的疑问，但却不知道怎样去找到答案。她开始封闭起自己小小的内心世界，常常一个人坐在屋后的树下发呆。虽然有时，她还会去找同龄的小朋友去耍，或者到河里去捉小鱼，但她已不再依恋父母的怀抱，她甚至不想也不愿意投入父母的怀抱，她的心与父母之间有了明显的距离。
接连几天，多多都没喊过爸爸妈妈，她对任何人都不喊。切饭的时候喊她就切，不喊她，就呆呆在一个角落坐下，或站着。即使有和她说话的人，她也爱理不理。
陈建川看着原本活蹦乱跳的多多，突然间变得不爱说话了，他几次试着把她抱在怀里，都被挣扎着，逃出了怀抱。
这天晚上，陈建川躺在床上对坐在床沿上给红琼和多多补衣服的杨召珍说：“咱们以后别想把多多换人了，我去过贾林青家，他们家孩子多，多多去了，可能饭都切不上。”
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要说杨召珍真狠心将多多送人，其实内心也是很难过的。
现在，只要睁开眼睛，看着多多，她的内心就充满了愧疚。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多多。很多次，也试着和多多说话，尽量将好吃的给多多，但多多都不领情，常常是不开腔不出气地走到一边。
本来就性情暴躁的杨召珍忍不住怒声呵斥多多，但呵斥的结果，往往是多多对母亲更加反感，弄得杨召珍也无可奈何。
杨召珍仔细地做着针线活，说：“不要再提换多多的事情了，想到这事，我就不舒服。多多经过换她的事情后，整个人都变了，与我们也不亲了。想到贾林青看多多烫伤后，一点表情都没有，我的心就冷了，说啥子也不再换自己的娃儿了。”
陈建川责怪道：“当初还不是你找的事情，你这叫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不说，还让自己的娃儿受伤。”
“哪个早晓得哇。事情都出现了，就只能这样。以后，我们加倍爱她还不行吗？赎罪吧，娃儿就是父母欠的债。”
按照规定，凡是年满七岁的孩子都应接受教育。由于农村学校条件有限，一个班上，同上一个年级的学生，年龄差距基本上会有两到三岁。山东村的孩子父母一方有城镇居民户口的去了福贵镇中心小学，农业户口的去了乡村小学。村里只有陈玲玉能上福贵镇中心小学，因为她的爸爸是军人。
杨召珍看着渐渐长大的红琼，内心里有种满足感，觉得孩子长大了，也应该上学了。自己就因为没读过书，只上了几天识字班，除了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和一到九几个阿拉伯数字外，其他都不认识。为了孩子上学，她早早地给红琼准备了军绿色的书包，还有铅笔、橡皮。
9月1日这天，杨召珍早早起床，做好早饭，喊上红琼起床吃饭。吃饭后给她换上了一套干净衣服，让陈建川带着她去学校报名。那时一个年级一个班，乡村小学共有五个年级，五个班。
到了学校，红琼发现陈梅、陈菊松、陈晓生跟她是一个班。
第一天背着书包上学的红琼，对读书的热情并没有她的母亲高。她甚至还不太想上学，还是被哄着去的，母亲告诉她，读书有多少好处，还有很多的细娃儿和她一起耍。
红琼到了学校才知道，上课不能讲话，要坐端正，要听老师讲课，还要写字，放学后，要做家庭作业。这突然的变化，让她有些适应不过来。往往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她在下面不是打瞌睡就是用颜色笔涂书本上的图片，有一次还被老师罚站过，也挨打过手板。
多多看着红琼每天放学回家后就坐在凳子上，趴在桌子上做家庭作业，但她好像并没有认真做，而是东张西望，有时还给多多做个鬼脸。好奇的多多就凑过去，不是问她这歪（这个），就是问那歪（那个）。
一天，在红琼做作业的时候，多多又凑过去，被杨召珍发现了，大声吼道：“你姐姐在学习，你滚到一边去！”
多多看了看母亲，母亲的眼里都是凶光。她害怕了，胆怯地走到了一边。她看到红琼书上有五颜六色的图片，有些弯弯拐拐的东西，非常神秘。她有些羡慕。偶尔，红琼也会大声地读着：b、p、m、f……她就悄声地学读着b、p、m、f……
多多去找陈秀兰耍，陈秀兰不在家，陈玲玉在做作业。她又去晓生家、陈梅家、陈菊松家，见他们每个人都在做作业。她走了一圈，也没找到一个玩伴，于是自个在地上玩起了稀泥巴。
多多将泥土和上水，像揉面一样来回地揉着，和出的稀泥比她的手掌还大。她一会做成碗，一会做成杯子，一会做成汽车，一会做成小人，想到啥子做啥子。有时还将做好的碗里吐上口水，然后扔在地上，就能发出“砰”的声音。
她自个在地上玩着，正当她玩得高兴的时候，陈建忠担着水桶说：“多多，你还在这里耍稀泥巴，你妈来了，快回去。”
多多看见妈妈手里拿着一根竹条子，向自己跑来。她赶紧将稀泥巴甩掉。说时迟那时快，竹条子一下下落在了多多的手上和身上。
杨召珍看着多多那身泥土衣服，浑身都是气。她拽着多多一边打，一边骂着：“你个挨刀的，朗开这么不听话，衣服我不难得洗嗦。”
陈建忠放下水桶，上前拉了起来，说：“细娃儿就是在地上滚大的。”
杨召珍并没解气，说：“给老子回去在地上跪倒。”
多多回家跪在了院子的地坝里。陈建川看着她，上前把她拉起来，多多挣扎着不说话，也不起来，只是眼泪在眼角打转。也许，在她心里，即使跪下，不要面对妈妈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陈建川说：“孩子她妈，她又啥子了吗？你又打她。”
“你看看，今天才换的衣服，又弄脏了。”
“你给孩子说服教育嘛。”
陈建川说着又去拉多多，要把她抱起来。多多仍然不说话，挣扎着不起来。
杨召珍说：“别管她，她要跪，就让她跪吧，你去煮夜饭，我去打扫猪圈里的卫生。”
陈建川转身进屋做饭去了，杨召珍进了旁边的猪圈屋，院子里只剩下多多一个弱小的身影，她双膝跪在地上，目光呆滞地望着灰暗的天空。
第二天早上，陈建川发现多多身上起了许多凸起的小红点。凭着以前的经验，他想，是不是在出水痘。
陈建川赶紧去猪圈屋喊正在喂猪的杨召珍。杨召珍赶紧跟着陈建川进屋看多多。可能是因为瘙痒，多多坐在床上在用手抓。杨召珍看了看多多的手上，又仔细地看了看她的脸，接着又捞起多多的衣服看了看，说：“就是出水痘。”
陈建川说：“那朗开弄？”
“你去问陈三虎，给她开点药，出水痘至少要一个多星期。”
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回家的红琼第一件事就是做作业。当她把作业做完后，在地里干完活的母亲也回来了。她说：“红琼，赶紧去烧火煮饭吧。”
红琼说：“要得。”
灶屋里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线。红琼在灶台上摸着火柴，她划了一根，然后将煤油灯点上。煤油灯是用一个小的墨水瓶做的，非常简单，就是在墨水瓶里放上些煤油，然后用草纸做一个细小的灯芯，浸湿就可以。
紧跟着杨召珍也来到灶屋，说：“红琼，你先把这铁锅洗了，我去看看你妹妹醒了没有，都困了一个下午了。晚上我们炕（烘）面皮来切（吃）。”
杨召珍喊着：“多多，多多。”
多多睡得很死。
她伸手摸了摸多多。多多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发出甜甜的鼾声。陈建川到家的时候，杨召珍和红琼已经将夜饭弄好了。
陈建川问：“多多呢？”
红琼说：“妹妹还在困瞌睡。”
陈建川说：“哦，得把她喊醒，困了一个下午了。”
说着陈建川也去喊多多。
“多多，多多，醒醒，该切饭了。”陈建川摇晃着多多。
多多睁开眼睛，陈建川把她抱了起来。多多身上的小红点变成了小水泡。因为出水痘，接连几天都被关在黑暗的屋子里。每天除了切饭就是困瞌睡。
唯独星期三那天，红琼上半天课，她在家照顾着多多，还给多多做了吃的，当然，在多多的要求下，偷偷地放她去外面玩了一会儿，赶在父母回家之前回家的。
陈建川问：“肚子饿了没有？”
多多揉着眼睛，摇了摇头，然后用手要去抓脸上的水泡。
陈建川赶紧拉住她的手说：“不能抓，抓了脸上就不好看，就是麻子。”
多多似懂非懂。
陈建川抱着多多到桌子上切饭时，陈建安从街上回来了，他没进自己的屋子，而是直接进了陈建川的家。他自个在桌子旁坐了下来。接着从兜里掏出了两个麻花，分别给了多多和红琼。
杨召珍知道他肯定没切饭，说：“去拿碗筷来，我们一起切。”
陈建川说：“你今天又在街上打牌吗？少打点，你也二十出头的人了，得成个家。”
“我晓得。”
“给你说，你就晓得，一年一年混起快哟，把年龄混大了，成家就困难。”杨召珍说。
陈建安还没成家，一直是杨召珍的心病。看着陈建良成家后，都有两个孩子了，陈建安还是一个人，让她放心不下。
“我朗开不想成家吗？没得女的跟我，也没人给我说媒。”
他们说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隔壁传来了争吵声、哭声、骂声、打斗声。
杨召珍放下碗筷走出屋。陈建川也跟着出来了，只有陈建安和多多、红琼还在桌子边切饭。
赵月华抓住陈建良的衣领，又骂又抓，流着眼泪，嘴里不停地骂着：“你个龟儿子，有本事就把老子打死，老子不活了。”
陈建良抓住她的头发，用脚踢着，嘴里也骂着：“你个死婆娘，朗开不讲道理？老子输了钱，你就跟我闹，骂老子；赢了钱，给你就安逸。”
“你整天活不干，就知道在牌桌上坐起。当初瞎眼了，嫁给你这个挨刀的。”赵月华越骂越激动。
陈建良“唉呦”叫了一声，推开赵月华，说：“你有本事再嫁呀？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是我，看你嫁得出去不？”
“哼，不要脸的，去你妈的！”
“死婆娘，你给我住嘴！”
陈建良又一把拧住赵月华的头发，把她按在地上撞，那架势吓得一旁的两个女孩子哇哇大哭。大孩子兰花已经两岁了，比小孩子桂花大一岁，她们看着父母打架，只是一个劲地哭。
陈建川和杨召珍一个拉着陈建良，一个拉着赵月华，劝了这个劝那个。
陈建川拉开陈建良进了自己的屋子，陈建安看着他说：“你球莫名堂，天天就知道吵！”
陈建良没好气地说：“你懂个球。”
陈建川喊着陈建安，“你就少说一句要得不！”
陈建良坐在陈建安对面的板凳上，见桌子上的盆子里还有吃的，拿起桌上的空碗舀起吃起来。
陈建川看着他说：“你也该懂事了，都两个娃儿了，整天就知道在茶馆打牌，能靠得住吗？赌博赌博，越赌越薄，我就没看见哪个靠赌博发家的。”
陈建良说：“我前段时间手气好，赢了不少钱，这两天手气臭，才输了钱。”
“你现在手里又有几个钱？赢了都还好，要是输光了，一家大小切啥子？”
“我就收活路后，打哈牌，又啥子？”
“你呀，赶紧切饭，切饭后，赶紧去弄娃儿。”
陈建良说：“老子才不管，让她妈管。”
此时，杨召珍抱着桂花，一边劝赵月华，一边给兰花说：“喊妈妈别哭了。”
兰花扑在妈妈怀里，说：“妈妈，不哭了。”
赵月华搂着兰花，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嫂子，你说他是不是个人，整天在外只晓得打牌。”
杨召珍说：“我知道知道，你先别哭了，都这么晚了，赶紧起来，别坐在地上，你看在娃娃的份儿上。”
杨召珍一手去拉赵月华起来，好说好歹，赵月华才起来拉着兰花进了屋。
安顿好红琼和多多睡觉后，杨召珍才洗脸洗脚上床休息，这一天也才算结束。
陈建川把煤油灯吹熄了，整个屋子里黑漆漆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他比杨召珍先上床休息了一会儿。
杨召珍侧着身子躺在陈建川身边，她说：“今晚这顿饭都没切昌盛，陈建良两口子总是吵吵闹闹的。”
“他们是那性格，有啥法？”
“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我实在不想跟她们住在一起了。再说，我们的住房太窄了，是不是也去村上申请批几分宅基地修几间房子？”
“我们现在哪有钱修房子？”
“去借钱。”
“哪里借？修房子不是笔小数目，我看等以后再说。”
“你也不动脑筋，孩子一天天大了，陈建良也两个孩子了，陈建安遇到合适的也得成个家，就我们现在这房子，朗开住人？我们是老大，先修房搬出去，把这房子让给他们兄弟一人一半，也就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再说了，住在这里也憋屈。”
“怎么憋屈了？”
“你看我们院子前面，陈建强加修了一间猪圈把我们的房子都挡完了不说，还把我们过上过下的路都封了。”
陈建川在一旁默不吱声地听着。陈建强加修猪圈时，陈建川主动找过他协商，希望挪动一点，别挡住他家的房屋。但陈建强好像是有意要那样干，不光超面积加修了猪圈，还把陈建川他们过上过下的一条路给封了。
为了那条路，陈建强与陈建川两家有了一次激烈的争吵，甚至找来了村里的领导调解，但由于陈建川家势单力薄，领导的调解还是有偏向的，最后没有改变结局，陈建川他们只得另外绕道走其他的路。因为那条路，也导致了两家心理的隔阂。
杨召珍继续说：“我都看好一块地，在那里修房子，屋基肯定好，而且那地我还找风水先生看了。”
“你哪个时候找人看的？我朗开不晓得？”
“你，家里啥事你操心过？”
“人家说啥了？”陈建川来了兴趣，赶紧问道。
“说那屋基很好，朝向也好，不但家业兴旺，后人也有发展。那块地就是我们的菜园地。”
提到菜园地，陈建川实在是清楚不过了。那是去年底才分得的。1982年1月1日，党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1983年又下发文件，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之后，全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每一个家庭都得到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使用权，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种多少就种多少，谁也管不着，农民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农民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农民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没有自由选择耕种的权利，也没有离开土地的权利。假如谁要想干点小买卖，那就要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被批斗。而陈建川所在的村是在1981年年底实行的这一新政策。
陈建川说：“农村的宅基地要经过村上批，按照人头批，这事好不好弄？”
“事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不相信，村上不给我们批，过几天我就找村上。就是不批，我也要修房子，那地是我们家的地。”
陈建川问：“钱从哪来？”
杨召珍说：“信用社贷款。头场赶场，我在街上碰见你在信用社工作的同学贾辉了，他问起我们的情况，我说想贷点款修建两间土墙房子，就是没担保人。他问需要多少，我说三百块钱。”
贾辉是陈建川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同学。陈建川上三年级时，父亲生病去世，作为家里的长子，也算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帮着母亲干农活。贾辉却很幸运地一直念到高中毕业，毕业后，进了信用社工作。
陈建川说：“既然这样，我明天去信用社，先把钱准备起。”
夫妻俩越说越兴奋，完全没了睡意，好像他们所想的房子马上就要修建起来，似乎马上就能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了。
杨召珍接着又说：“只要我们夫妻同心，黄土也能变金。等把这房子修好了，我们再想办法，弄点其他东西来做，争取多挣点钱。庄稼人，虽说守点庄稼饿不死人，但除去成本也剩不了啥子。”
“那是，一步一步地来，日子总会过得越来越好的。”
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摆着龙门阵，直到外面响起了雄鸡报晓的啼叫声，才觉得时间不早了，催促着彼此，赶紧睡觉。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乡村小路蜿蜒曲折，漫无尽头。陈建川头上戴着斗笠，肩上披着蓑衣，脚上穿着破了几个洞的水鞋行走在乡间的泥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他的步伐迈得极大，他要赶紧去街上的农村信用社找贾辉贷款。
大街上，行人不少。有的站在街沿上卖起了鸡蛋、茶叶、食盐等生活用品，街上出现了少有的热闹。
这种场面是随着国家政策对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出现的。1981年7月7日，国务院文件里有句大实话：个体户也是劳动者。但是个体户也被限制在拾遗补缺的范围：“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应允许雇少量帮工和学徒。”少量指的是七人，超过这个数字，就成了资本家。那时，资本家就是剥削者的代名词，因此，并不好听，也是不允许的。而那时的个体户是专授予城里人的名称，农村人望“城”莫及。直到1982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胆量大的村民，开始尝试着做点小买卖，更多还是将自己家产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交换，卖点鸡蛋换点油盐肥皂之类的生活用品。
还没到上班时间，陈建川赶到那里时，信用社的大门紧闭着，他趴在门上，向门缝里张望，里面亮着灯光，隐隐约约能看见里面有人说话。
突然有人站到了陈建川的身边，问：“陈建川，你这么早就来了？”来人是他村的陈作然。
陈建川说：“早点来，今天当场人多。”
陈作然还不到五十岁，却已是满头白发了。由于过度抽烟，一嘴的牙子焦黄。他的个头不高，顶多一米五左右。他把披在自己肩上的蓑衣取了下来，拿在左手上，说：“这个雨昨晚下到现在，都还不停，气温越来越低了。”
陈建川说：“啥时候了，再不冷？现在是数九了，转眼就要过年了。”
陈作然说：“是啊，时间过得就是快，你家年货都准备了吧？”
“准备啥哟。”
信用社的门嘎的一声开了。陈建川往里面望了望，没见着贾辉的身影。他对陈作然说：“你先办理吧。”
陈作然站到柜台前，从自己裤腰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子，再打开布袋子，把里面叠成一个卷的钱掏出来。这些钱里面，只有一张最大面值的十元人民币，其他都是五元、两元、一元的。他数了又数，整整数了三遍，才把钱递进去，交给柜台里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问他存多少钱？他说一百。
陈作然家的经济状况相比陈建川家要好得多。陈作然带着两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儿子陈武、陈海在村里干起了烧砖的买卖。父子三人合伙打窑洞，烧砖瓦。
陈建川站到了信用社的街沿边，他来回地走动着，不时将脑袋伸长，望着信用社的柜台里。他几次想问柜台里的工作人员，贾辉来了没有，但却没有那个勇气。他有些胆怯，也有些腼腆。他不喜欢求人，也不喜欢麻烦人。早上他本来是想让杨召珍来贷款的，杨召珍说她不识字。他想拒绝，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杨召珍说他的脸是床单包的，怕见人。
陈建川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回在信用社门前徘徊，虽说只是向信用社贷款，但多少有些难以启齿，特别是在自己同学面前。这世道，没有担保人，款贷不了。
“陈建川！陈建川！”突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陈建川向后望了望，是贾辉。贾辉穿戴整齐，左手撑着雨伞，右手拿着一个公文包出现在他身后。
贾辉说：“来了有一会了吧？”
陈建川说：“刚来一会。”
贾辉知道陈建川的来意，说：“你爱人都把事情给我说了，我这就给你办。”
陈建川说：“麻烦你了，老同学。”
“客气话就别说了。”贾辉走在前面，陈建川跟着他进了信用社。
不到十分钟的工夫，陈建川贷款的事情就搞定了，拿到贷款来的三百元钱，陈建川连连给贾辉说了好几声谢谢、麻烦了之类的话。
离开信用社，陈建川没有立即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农贸市场。农贸市场的西南角有个专卖牲畜的地方，卖猪、卖牛、卖羊就在那里。他要去那里看看行情。家里的母猪产了十头小猪，还有一天就满月了，他要去看看现在的小猪行情，估计着能卖多少钱。两天前，他碰见了兽医站的兽医，让过两天给他家的小猪骟了。
农贸市场的景象非常壮观，人们在人潮中涌动，说话声、叫卖声、猪叫声、羊叫声，人与畜的声音交替着，声声入耳。陈建川艰难地在人潮中挪步，一只手却紧紧抓住裤子口袋，生怕贼娃子将自己贷款的钱给偷走。
好不容易挤到了卖小猪的地方，陈建川东看看，西瞧瞧，一会问这猪朗开卖的，一会又问那猪朗开卖的。陈建川只是问价格，却不给人回价，人家觉得他没买猪的诚意，也就不搭理他。
整个猪市转了一圈下来，陈建川心里多少有些底了。他便准备回家，但他刚走出农贸市场门口，意外碰见蔡家村自己三爹的儿媳妇王丽芬。
陈建川的爷爷生了十二个孩子，八个男孩，四个女孩。成年后，八个男孩成家了，搬离了祖屋，分散在其他乡镇，有的则当了上门女婿，去了别人家。四个女孩也嫁入他乡，唯独就陈建川的父亲守着祖屋。离陈建川家最近的也就是蔡家村他三爹陈来贵了。
陈来贵已故多年，生前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大儿子不到十岁夭折了，二女儿陈建珍嫁到了黄泥，一年后，随在大庆当石油钻井工人的丈夫移居到那里。三女儿陈建红没有文化，有点憨，有点笨，家人到处托人想把她嫁出去，最后嫁到了永兴覃姓人家。覃家兄弟姊妹多，家庭条件差，覃家三个儿子娶个老婆都不容易，所以当媒人把陈建红介绍给覃海涛时，也就同意了。
覃海涛婚后一年去了部队当兵。在部队上，他踏实、努力、上进，获得了不少殊荣。1972年，根据家属随军政策，全家到了部队。1973年，陈建川与杨召珍结婚时，他们参加了婚礼。1980年，覃海涛转业到了地方彭州市，任某局的局长。
陈来贵的幺儿子陈建行体弱多病，本以为这辈子讨不上老婆了，哪知经人介绍，遇上了成分不好的王丽芬，于是成就了这门婚事。
陈建行与王丽芬结婚后，很快就有了长子陈晓，次女陈落梅。应该说在农村有儿有女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发现老大是先天性近视眼，而且近视的度数非常高。夫妻俩担心陈晓不能干农活，于是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陈达，是个健康的男孩，也如他们所愿了。
然而好景不长，陈建行由于长期操劳，本就不好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意外检查出得了肺结核，从此丧失了劳动力，一家的重担落到了王丽芬身上。好在王丽芬一家与陈建川一家走得近，遇上农活，就得靠陈建川兄弟三人去帮忙。
陈建川看着嫂子王丽芬在农贸市场大门口与一堆人围着，便问她：“嫂子，你在这干啥子？”
王丽芬说：“我上街来买斤盐巴，老弟，你也在赶场呀？”
“是啊，建行哥身体怎样？”
“药罐子，一年四季不断。”
“孩子们都好吧。”
王丽芬说好后，然后又给陈建川说了一堆有关她家孩子的具体事情。
说陈晓和陈达学习成绩都还可以，希望他们以后能考上大学，这样就可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说陈落梅在一个星期前收到在彭州市的三姑父覃海涛的来信后，第三天就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去了他那里。
王丽芬还说，陈落梅到了她姑妈家，姑父说给她找点事情做，在那里待着，以后就在那里处理个人问题，哪怕找个菜蔬队的也比回老家种地强。
弟嫂拉了好一会儿家常话，陈建川也告诉了王丽芬他家要修房子的事情。王丽芬一个劲说是好事，只是有些愧疚地说，兄弟，你看嘛，我家陈建行这个病号，不能来给你帮两天忙，对不住！
“你个短嘴巴，你死到哪儿去了，大上午办屁那点事情都没办完，现在都啥时候了？”陈建川刚走到自家院子的地坝边，杨召珍站在街沿门口的骂声就迎了上来。
陈建川脾性很好，再怎么骂，都是笑脸相迎，这让杨召珍心头更气。
杨召珍能不生气吗？早上切过饭，冒着雨在地头干活，眼看中午时间快到了，就得收工回家，给在读书的红琼煮饭吃，免得上学迟到。饭煮好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陈建川的影子，问了过路的一个又一个人，都说没看见他。难不成是贷款没办下来，没办下来早该回家了。如果办成了，这整个上午躲到哪个犄角旮旯了，是不是把贷款的钱搞丢了？想到这些，杨召珍非常不安。她甚至让红琼去街上找了一趟。
现在看见陈建川回家了，她的气就来了，骂声也随自己心头的火气膨胀起来。
陈建川笑着说：“孩子他妈，火气小点要得不，你这声音像高音喇叭，生怕乡里乡亲听不到你的声音呀。”
“你安逸哟，出去就是一个上午。”杨召珍没好气地说。
“我也没耍，贷款办好了，我去农贸市场看了下猪价。”说着陈建川就将贷款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交给杨召珍。
杨召珍认真地点着钱。一旁的陈建川一边看她点钱，一边说：“今天我碰到王丽芬嫂子了，她说她家陈落梅去了彭州市覃海涛哥哥那里了。”
“估计以后要在那里安家。”
“听嫂子说，覃大哥要给她安排个工作。”
“听说他当大官了，不晓得以后能不能帮我们两个娃儿一下。”
“到时找到他帮个忙，可能会帮的，你看，我们结婚，没请他们，他们晓得后，都来了。”
“那得看以后了，毕竟从那以后就没走动，人不走不亲，水不搅动不混。话说回来，他那么远，也走不去的。”
陈建川突然想到了孩子，说：“红琼上学去了吗？”
“不上学，等你呀。”
陈建川又问：“多多呢？”
“不晓得，她长了脚的，我也不能随时背在背上。”
杨召珍说完转身进屋，将钱藏在一个墙壁的旮旯里。杨召珍有个习惯，家里有点钱，不是放在箱子柜子里，而是塞在斜房屋里的泥巴墙壁缝里。而她放钱的时候，正好被在另一个角落里找蝈蝈的多多撞见，多多不声不响地躲在角落，她睁大一双明亮的眼睛，清楚地看着杨召珍放钱的地方。
等杨召珍放好钱走后，多多窜着跑了过去，她仔细地找了起来，一下子就找到了一个塑料袋子装的东西，她用小手将它掏了出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钱。
多多看了看钱，摸了又摸，她想拿一点。她一次次拿了一张钱，又一次次地放进去，接连重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完璧归赵地将钱放回了原处。
多多像发现了什么大秘密似的，脚步跳得轻盈而有活力，而这个秘密似乎天下就她一个人知道，但她也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她朝屋里走了回来，眼睛还不时向那处望去。
多多突然从屋子里冒出来，让杨召珍有些吃惊。她问：“多多，你刚才在哪里？看见什么东西没有？”杨召珍担心多多发现她藏钱的事情。
多多说：“没有。”
杨召珍说：“你刚才在哪里耍的？”
多多指了指灶屋，说：“那哈。”
杨召珍又问：“没扯谎吗？”
多多摇了摇头。
陈建川端着饭碗在桌边吃饭。他觉得杨召珍有些奇怪，问：“你把孩子审犯人似的干啥？”
“你切球你的饭，这儿没你的事。”说完，杨召珍就转身进里屋，看了看刚才放的钱，发现钱还在那里，她的心才安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