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构建生态文化的重要意义、遵循原则和建设内容，要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伴的生态文化，充分发挥文化育和谐的功能；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发扬中华优秀生态文化的传统，要求“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求坚持知行合一，将生态文化建设与生态行为的落实紧密结合。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建设内化于心、外化为行的生态文明指明了方向。
第一节 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刻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的一场深刻变革”。
一、尊重自然
习近平同志要求“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观念，努力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的良好氛围”。这为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提供了思想指南。
1.深刻认识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空间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习近平同志继承马克思关于个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强调要“进一步树立生态意识，深刻认识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空间，是人类创造生活的舞台”，表明人类的形成与发展既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自然改造人类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言，“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空间这一论断，强调了自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从人类的历史来看，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现有考古成果和人类学研究表明，最早的人类出现在200多万年前，经过100多万年的进化后，现代智人才最终出现。早期的人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以采摘野果和渔猎为生，人类生存所需都来自自然。如果没有这些自然物，最初的人类就无法生存，更不必说后来的发展了。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之后，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并没有降低。在农耕社会，人们生存所需要的粮食主要依靠良好的土地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一旦土地肥力下降，或自然环境改变，都会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的影响。从当代世界的发展来看，尽管科技取得了巨大进步，自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一命题始终没变。不必说人离开了水和空气不能生存，也不必说气候变暖造成世界粮食生产的危机，单单是近年发生在部分地区的雾霾，就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人类生存的环境只有一个，破坏了就很难修复，人类发展所需的一切，都来源于自然，我们必须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给予自然足够的尊重。
2.人类要尊重自然承载的限度
习近平同志强调，人的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生存的永恒矛盾，由此，节约资源、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习近平同志把尊重自然承载的限度与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结合起来，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为基础的，但这种利用一定要有限度。如果超过自然的限度，自然资源的利用不可持续，人类的发展也会陷入困境。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些地方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使生态环境恶化，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如果不尊重自然承载的限度，不仅会造成生态危机，也会造成社会、文化和价值危机。
尊重自然承载的限度，也包括人类的废弃物排放要谨慎、适度。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度的，这不仅表现在资源是有限的，也表现在其对各种污染物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随意排放各种污染物，会使自然的循环更新能力遭到破坏，生态系统也会面临毁灭。
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就是要从人的主体性去理解自然。人类文明创造活动要尊重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开发资源以满足生存为需要，排放污染物时要谨慎、明智，尊重自然的限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尊重自然绝不是就生态谈生态，也不能就环境谈环境，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这种重塑绝不是以往的环境污染整治所表现出来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模式，而是要在人们的观念体系上建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新的理念下实现生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3.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点来认识事物
习近平同志认为，要做到人对自然尊重，就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去反思。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命题，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习惯于以人为出发点及落脚点来认识事物，中国哲学以“主—客—主”的思维框架为基础，与西方哲学“人—物”的思维框架和认识路线明显不同。只有摒弃“人—物”对立的思维框架，以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认识事物，才能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来看，早期的人类就已认识到自然的极端重要性。受制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崇拜，表现为人们将大自然各种现象神化。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山、林、河、海都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于是各种山神、水神、雨神、树神纷纷登场。各种自然现象也是神的意志，人们祈求雷公、电母、龙王、土地公公保佑平安，帮助人们战胜无法预料又无力抵御的自然灾害。这些神灵的出现，其实质是人对大自然的恐惧和崇拜，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对自然的尊重。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对自然索取过度，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受到破坏。其根本原因是西方“人—物”思维框架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文艺复兴以来，笛卡儿、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继承了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强调人类的中心地位，将自然与人类对立，把人类征服自然作为人类存在的最高目标。应该承认，在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将人与自然“人—物”关系进一步放大，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破坏。
笛卡儿强调“人—物”关系的二元对立，培根无限夸大科技的作用，都带来了一些无法预料的问题。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支配下，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法律制度均以最大限度发挥科学潜能、满足人的物质享受为目的，最终造成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即征服取代了合作、对立取代了顺应、冲突取代了协调，结果就是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扩展。直面现实，尊重自然，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维，以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为目标，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点看待事物。
二、顺应自然
习近平同志要求顺应自然，就是说人类要重视和遵循自然规律，约束自己的行为，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
1.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
习近平同志要求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强调“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利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人类是自然之子，负有照看、管理自然的责任。自然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存续的共同家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与无机体一起组成了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人类为了自身的享受和需求而破坏了这一生态系统，最终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存。
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就是承认自然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承认自然价值的表现。承认自然价值，不仅要承认那些直接为人类带来使用价值的自然的外在价值，也要承认那些自然生物和地球环境本身调节功能带来的巨大价值。自然对人类废弃物的吸收，既是一种自我调节，也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价值，这种固有价值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人的无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尊重自然规律就是要承认自然本身具有自我调节功能，不要人为地干扰自然的这种功能。承认自然价值，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对人类来说也可以带来经济成本的节约，正如宋代贾思勰所说：“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工业文明下，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而且损害了人类自身。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作为“三受”的存在物，人类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约束，特别是在价值观上树立顺应自然的思想，确立新的发展理念。
2.“因天材，就地利”
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因地制宜，指出要“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
自然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有着固有的规律。随着人类科技进步，认识能力不断提升，自然界纳入“人化”系统之中的范围不断扩展。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在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丰富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然而，由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准确。因此，在人与自然相处时，必须遵循顺应自然的理念。
纵观人类科技史，滥用科学技术给人类和自然造成危害的事例屡见不鲜。1962年，美国女作家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揭露，由于美国农场主对DDT的滥用，造成了许多鸟类和其他生物的灭绝。而在此之前，人们却在为DDT的发现而欢欣鼓舞，化学家保罗·米勒因此获得1948年的诺贝尔奖。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想到，这项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在停用DDT农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科学家们依然能在土壤和其他生物体中检测到它的残留，甚至在南极企鹅的尸体上都检测到了DDT。类似的发明还有很多，如原子弹、氟利昂等。究其原因，都是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树立顺应自然的理念。正如原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曲格平所言：“实际上，现存的环境问题往往是我们对自然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结果，它的最终解决需要我们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去，发现和掌握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
顺应自然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制于自然，而是要正确地认识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顺势而为，趋利避害地合理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顺应自然、以自然为师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管子提出“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种思想不仅是城市规划的最高境界，而且很好地体现了顺应自然的理念。秦朝著名的治水专家李冰，在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时，就根据当地的自然特点，在岷江的中心修建低堰，使岷江分两部分，内江的水灌溉，外江保留原河道功能。同时修建飞沙堰自然调节内江水量，以确保内江灌区的安全。都江堰的修建顺应了自然规律，在投入相对低廉的情况下，灌溉了万顷良田，成就了“天府之国”，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了“因天材、就地利”的崇高境界。
习近平同志顺应自然的理念一定程度上与他对生活实践的思考有关。1969年，习近平同志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当知青时，就与当地老百姓一道打淤地坝，利用当地沟壑纵横和水土易流失的特点，从沟道两侧山体铲土，用泥土筑坝拦截汛期洪水和泥土，通过漫平造田。这样，既能减少水土流失，又能增加良田。今天，提倡顺应自然，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保护自然
环境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绝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树立保护自然的理念。
1.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持续利用
习近平同志指出，破坏生态后再补回去，成本比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持续利用”，并强调，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搞起一堆东西，最后一看都是一些破坏性的东西。
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持续利用是一个有机整体。首先要有严格保护的意识，对一些生态脆弱的地区一定严格限制开发；对一些开发强度已经较大、承载能力有限的地区，一定要限制开发强度。同时，利用市场手段适当提高资源产品的价格，使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利用价格手段引导人们珍惜资源。合理开发是严格保护的目的，也是持续发展的前提，保护的目的并不是限制人类的发展，而是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最终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树立持续发展的意识也就是树立生态公平的意识，要求人们在追求发展时，不单要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还要考虑后代发展的需求，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有真正将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持续利用落实到操作层面，为具体实践提供制度约束和行为指导，才能真正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方针付诸实际，为应对现阶段我国存在的一系列资源和环境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持续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操作的理念保障。
2.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2013年4月在海南考察时，习近平同志指出，“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强调“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抓好自然保护工作。
保护自然要本着节约优先的原则，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的效益，坚持集约利用的原则，努力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力。节约优先、保护优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具体化，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量在世界排名靠后，要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节约优先是最根本的途径。一定要树立资源效益的观念，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理念贯穿于保护自然的始终。
300多年的工业文明，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建设生态文化，必须树立破坏生态环境就是自取灭亡的观念。近些年，一些地方乱砍滥伐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长江流域，一些地方过度围湖造田，导致湖区面积急剧缩小，洪水调蓄能力减弱，造成鱼类生存环境严重破坏，渔业资源匮乏；在淮河以北地区，土地盐碱化面积不断增大，粮食减产；许多野生动物遭到无节制的捕猎，一些已经消失。修复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人们所要付出的财力物力远远大于之前所得到的。严酷的事实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这就是必须树立保护优先的观念。
以自然恢复为主，是保护自然方法论上的指导，也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唯物主义实践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深刻阐述。自然本身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对自然进行修复，应该充分利用自然规律，减少人为干扰。以自然恢复为主是人类主动承担起保护自然责任的体现，保护自然应建立在对生态规律尊重之上，规范自身行为，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道，真正达到“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操作要求。
3.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
习近平同志把对自然的尊重统一到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之中，把美好家园奉献给人民群众。这不仅表达了习近平同志关心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生情怀，而且反映了他尊重自然的人文关怀。
人类中心主义泛滥造成的环境恶化，引发了人们对如何与自然相处的思考。以澳大利亚哲学家辛格、美国哲学家雷根、法国哲学家施韦泽为代表的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提出，“要以自然为中心看待自然事物的价值，确定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是道德的内在依据”。他们提出关爱生命的主张，甚至认为动物和人一样，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总体而言，非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出的自然中心主义的主张，否定人破坏自然的权利，对保护自然资源、抑制环境恶化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完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强调动物和自然的权利，束缚了人类发展的手脚，没有考虑人类社会的合理发展，因而也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同。
习近平同志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之上的，其基本内核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本质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人类生产实践不断扩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改造自然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尽管如此，人类创造生活绝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要有保护好自然的理念，把美好环境留给子孙。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化，是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尊重自然是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认识前提，只有在全社会先树立起尊重自然的观念，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才能推动保护自然的制度和措施的实施。顺应自然是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策略选择，把握自然与人类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在规律允许的范围内做事，才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保护自然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实践导向，光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不将其保护，自然还是会遭到破坏。只有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化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取得成功。
第二节 营造全社会的良好生态文化氛围
习近平同志强调，“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要求“营造一个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生态省建设的良好文化氛围”。构建生态文化，就要利用生态文化所确立的价值取向去看待自然、解释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形成全社会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
一、必须弘扬民族优秀生态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构建生态文化进程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对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功能、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1.关于儒家优秀生态文化
习近平同志要求“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儒家先贤的生存智慧，是我们构建生态文化必须传承的优秀文化。
习近平同志十分赞赏“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与天地和自然界的万物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相融合并合为一体的。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讲的就是自然与人类的平等关系。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里的“仁”就是儒家的道德本性。汉代王充认为，“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自然万物和人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要求在处理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上做到“仁”，也就是和谐统一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天人合一”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将人类放到自然之中来认识，而不是将人看作自然的主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是最终达到自然和人类的发展与共荣。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古代人们生产、生活以及思想准则的源头。今天，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之中时，“天人合一”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天人合一”观念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儒、道、佛各家均有类似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能体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思想。
儒家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中庸，中庸之道强调适度、整体与权变。儒家创始人孔子把中庸作为德性的要求，本意为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要求人们做事和看问题保持一种中和的平衡状态。儒家思想认为偏向任何一方都将造成这种平衡的破坏，也就不能保持事物的完美。因而，儒家的中庸反对走极端的行为。中庸思想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中时，表现为对自然的适度利用和开发，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孔子认为最大的规律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强调四时的出现和运行是不会随人类的意志而改变的。所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注重以自然万物为友，把人类自身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充分认识自然界本身存在的规律，保持中庸的态度，合理、适度地利用自然界，从而获取人类想要得到的一切物质利益，最终达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
习近平同志指出：“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这一论断对我国儒家“和”文化的生态思想作了准确的描述。孔子将“和”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历代儒学家都重视和合，汉代董仲舒认为：“顺天之道，节者天之制也，阳者天之宽也，阴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是故物生，皆贵气而迎养之。”儒家学者把“和”与“中庸”一样看作人类处世的重要道德要求，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以“和”为主。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也主张和合，主张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尊重自然和万物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运行，反对以任何外力干扰这种规律。儒家提出的和合，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是对自然规律朴素的认识，反映了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儒家把和合与传统的五行学说结合，提出自然生态中相生相克的原理，同时也为后人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2.关于道家优秀生态文化
道家追求自然生态的原始状态，特别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对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习近平同志也注重道家生态思想中给人们的启示。
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世间万物都来自同一个个体——“道”。既然万物都来自同一个“道”，那么从产生源头看就是平等的。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强调万物平等，体现出朴素的平等观念。“冲气以为和”是万物的自然规律，通过客观规律的作用达到生态的平衡性和万物整体的协调性。由此可见，万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规律，人只有在尊重万物及其规律的情况下，才能与万物协调发展。在这种平等主义的生态观念之下，《道德经》第十六章指出，“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说明有了和谐的生存环境，才能万物兴旺繁荣，自然和谐循环，永无止境。
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认为，自然界的最佳状态就是最初的原始状态，不要人为干预。道家思想认为“法自然”是一切事物运行的不变法则，如果不“法自然”，就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这些思想体现了道家对自然的尊重和关爱。顺其自然的生态思想不但能够使人类认识到由于自身原因所造成的人类和自然界的矛盾，而且有助于人类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扭转对自然界的态度，从征服和破坏自然转变到热爱和保护自然，向更加和谐的方向改善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
道家明确主张“去甚，去奢，去泰”，也就是要求大家崇尚节俭，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不要盲目去追求奢侈享受，更不能为了钱财和权力，不择手段地利用自然、破坏生态。这种思想强调的是适可而止，如果对自然索取无度，最终结果就是环境恶化，人类生存危机将无法化解。
3.关于佛家优秀生态文化
习近平同志指出：“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佛家的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缘”、“因果报应”和“普度众生”等方面。
佛教讲求机缘，认为万物聚合是一种“缘”，是各种条件成熟的结果，因而要珍惜这种缘分。正因为机缘是随机而且不断变化的，所以“诸法因缘生”，人类要珍惜与万物的缘分。佛家认为万物皆有佛性，而佛性是一种只能感觉而无法触摸到的虚幻实在，所以“一切都无生，亦无因缘灭”，普罗大众与万物皆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佛家的“无情有性，众生平等”的生命观与道家哲学中的“道生万物，周行不殆”的整体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万物境界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不管多么微小、多么庞大的事物都有佛性，自然万物是一个整体。按照佛家的说法，只有我们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真正做到个体和整体的融合，达到“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法界同融”的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达到了和谐统一。
中国佛家讲究“因果报应”，认为人的行为终究会有报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劝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行善事，以便获得善报。佛教的业报思想，虽然主要聚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但也具有众生平等的思想，将人对自然万物的行为纳入报应范畴。佛家认为生命是一个轮回与业报，生命具有前世、今生和后世，如果不控制人的私欲，报应终会出现。因此，在今生就要仁爱万物、尊重生命，因为这些生命也许就是你的前世或后世。既然将生命都纳入人的生命体系之中，所以任何生物都具有强烈的生存愿望，其生存权就像人的生命权一样不可剥夺。与儒家和道家的万物平等一样，佛家也要求人类协调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佛家有“普度众生”的思想，要求帮助众人得道，脱离苦海。佛家普度众生的一个很重要方法是行一切善法，包括“食时”、“食素”、“戒杀生”、“清心寡欲”、“苦行”等要求。佛家普度众生思想认为“诸罪之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尤要”，反对伤害任何生命。在佛家经典故事中有舍身喂虎的故事，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体现出佛家对生命平等的追求，这对于当今保护生态环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传统生态思想虽然历经几千年岁月，但依然闪耀着智慧光芒，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化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树立核心价值观，必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去找我们的精气神。”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营养。
二、强化公众的协调发展观、环境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伴的生态文化，必须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各个层面和千家万户，增强全民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全民的协调发展观、环境价值观、生态道德观，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1.强化协调发展观
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止一次地证明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对古往今来的世界文明进行过系统研究，他认为，人类诞生以来世界各地的文明有26个，但能够一直延续至今的文明不过十多个。很多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如古代巴比伦和楼兰古国等，忽视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对生态过度索取造成了文明自身的消亡。
协调发展观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习近平同志要求，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这就从方法论上指出了协调发展观的实质。人与自然协调的观念是生态文化建设中最大的辩证法。我国目前严峻的环境状况决定我们必须从生态、环境、资源承受能力的实际出发，树立协调发展观。
必须摒弃不惜代价的发展观，辩证地看待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追求较快的发展速度是实现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我们需要有质量的发展，而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快速发展，不能以资源的超常消耗追求一时的速度。必须树立整体的思维和全局观念，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统筹好人与社会、自然发展的关系。决不能对自然过度索取，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要在自然承载力的范围内。在推进发展中，要树立协调发展的理念，纠正一切非科学的、危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及长远利益的行为，充分顾及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2.树立环境价值观
中国有句俗话：“田好一半谷。”说的是肥沃的土地可以减少农业人工、肥料等要素的投入，并能获得高产稳产。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对人类社会意义重大，通过微生物将人类生活和生产中的废弃物分解消化，人类才拥有洁净的生活环境。自然界的植物将能量转化为人类可吸收的食物，形成能量循环等。
物产丰富的地方，往往是人们居住的首选之地，这就是自然价值转化的过程，是把优美的环境转变为人类福利的过程。我国古代人们选择居住地时特别讲究“风水”，其实“风水”的主要内容就是考虑自然资源利用的便利性。在当代，对城市而言，良好的生态是一笔买不来、借不走的财富，它可以提升城市的品位，提高城市的价值。贵州省贵阳市之所以“爽”，是因为其独特的生态魅力，海南省之所以能吸引全国旅游者聚集于此，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分不开，这些都是环境价值的体现。人类靠自然生活，只有尊重自然价值，顺应自然法则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才能在自然价值基础上创造价值。
环境价值还体现在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上。人类诞生以来，自然不断纳入“人化”的世界，对人类精神生活影响巨大。早期的宗教多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崇拜，并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思维方式，如游牧部落的豪爽、水乡居民的温婉等。优美的环境能够启发人的灵感，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贺的“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俱都源于自然的启迪。自然界的风花雪月，往往成为人们感情的寄托，为人类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在我国，“小桥、流水、人家”、“世外桃源”，是知识分子追求怡然自得闲适生活的最高境界。自然生态系统能为人类提供旅游、休闲和保健服务，对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健康水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重要价值。
3.确立良好的生态道德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指出“道德问题是做人的首要的基本问题”。生态道德是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构成人们生态行为的基本动机和内在基础；另一方面支撑和决定着人对自然的态度与行为以及人对他人的态度与行为。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精神信仰，必须依靠每一位社会成员生态道德水平的提高。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伴的生态文化不应该只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而应从根本上确认自然价值，将人与自然和谐相伴上升到道德要求，自觉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生态道德的基本要求是将人类社会的伦理扩大到自然生态系统，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做到和谐、公平和责任。
和谐就是要求人与自然互促互补，共同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应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促进生物多样性为前提，包括人与其他生命体、生命体与环境的适应，以及生命体之间的协调性，使众多的生命与其生存环境和谐相处。和谐的道德要求，就是要人类尊重其他生命，不要任意干扰和破坏自然环境，也不要随意改变其他生命体的生存环境。
生态道德所体现的公平包括人际公平、代际公平和国际公平。人际公平要求人们在利用生态资源时，体现人类的生态关怀，不要过度索取。如果部分人为了自己利益，肆意捕杀野生动物，任意污染环境，不把自然、生命和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那么这部分人就会影响其他人的生存和发展。人际公平代表着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要求人们把自然界当成自觉关心和爱护的对象，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代际公平要求在满足当代人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人类在从自然中获取所需时，必须遵从自然规律，以保证人类能够持续从自然中获得物质基础，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特别是要做到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给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国际公平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际视野，不要使生态环境问题外溢，不要过度消耗自身所掌握的资源，要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道德观。
生态道德最终要体现人对自然的责任，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认识。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要求人们不能仅仅考虑个人自身的感受，而应理性而审慎地行动，考虑可能的后果并承担责任。当前，环境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引发的，要解决环境危机首先要改变人类行为，把对自然的责任纳入人的道德范畴。通过对自己力量的驾驭，阻止自然生态继续恶化，保护共同的家园。要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子孙负责的高度，不再肆意掠取生态资源，重新定义我们的政治、法律和经济行为。
三、发挥生态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作用，可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1.发挥生态文化的凝聚作用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生态文化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伴的全新价值观念，是对人与自然的终极关怀，反映出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理想，影响到社会中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决定个人和社会的道德伦理。“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生态文化外在表现为集体的信念、向往、追求以及理想、道德、礼俗、情操等方面，对社会的发展起着肯定、支持、维护的作用。生态文化通过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体现，形成社会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审美观、是非观、善恶观等社会规范，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生态文化强调理解和尊重各种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客观规律，强调全人类、全球的整体利益和发展，是保证人类福利最大化的发展观念和发展策略。生态文化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物”对立的二元分立结构，转化为和谐统一的一体结构，凝聚着人类的共识，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至深。生态文化所确立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是当代人评价和规范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准。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从而有效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思想就是这个评价标准的具体化。我们有了这个评价标准，对自然界利用和改造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这种标准，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以内。在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使资源和环境条件保持相对稳定，从而持续供给后代。这种评价标准和规范要求，具有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
2.发挥生态文化的润滑作用
习近平同志强调：“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生态文化扩充了人类文化的内涵，对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对人们的生活情趣产生影响，并起到润滑人际关系的作用。
生态文化的普及，要求人们重视环境、勤俭节约、选择文明的生活方式，重视对身边环境的保护，这是对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安全、舒适、卫生的生态环境，能够减少疾病的发展和传播，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良好生态和优美环境，能够使人身心愉悦，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净化人们的心灵世界。脏乱差的生活环境，不仅会损害人们的身体，对人们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利影响。生活环境被污染，人的心情会烦躁，工作热情会降低，所谓“三十年前要温饱，三十年后要环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人们自觉地认识到良好的生态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开始自觉爱护环境、保护资源时，自然也会珍爱人类。在生态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把破坏自然视为不道德，逐步改变高消费、过度消费和贪图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提倡既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危害生态环境的合理消费观。合理消费观的确立，将减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攀比、炫富等现象，对过度紧张的社会关系起到缓和作用。
生态文化的润滑作用甚至可以超越阶级和民族的界限，促进人类的跨文化交流和发展。如西方近年来兴起的绿党，在促进世界各国加强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生态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人类之间的交流，并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融入世界各国文化之中。
生态文化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重构，生态文化构建的过程，也是人们生态素质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伦理道德观念不断进化的过程。通过生态文化的普及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润滑作用来减少生态破坏现象的发生，可以使文化构建和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形成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道德氛围。
3.发挥生态文化的整合作用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要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发挥生态文化的整合作用，使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同变成内心的源泉动力，做到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发挥生态文化的整合作用，就是对当前存在的各种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最大限度地让个体顺应主流的方向，共同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一般来说，人们的文化认同可分为自愿认同和强制认同两种。自愿认同是人们出于内心的判断自愿对某种价值所产生的认同，强制认同是人们在外在强制力作用下对某种价值体系所产生的非自愿认同。自愿认同是人们自我意识和自我需求的结果，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旦人们自愿认同某种价值体系，就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对社会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强制认同是人们非自我意识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由于它是强制力作用的后果，即使人们产生了对某种价值体系的认同，也只是暂时的。发挥生态文化的整合作用，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加强制度建设，规定一定的界限，对一些越界的负面行为进行惩罚，强化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同；二是发挥生态文化的价值整合功能，使社会成员自己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理想相一致，进而认同社会价值理想。
我们建设的生态文化，是在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优秀生态文化基础上，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而形成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型生态文化，其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整合力。生态文化作为一套关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完整观念体系，反映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我国，生态文化正在成为社会稳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秩序。人们普遍意识到，没有生态环境的改善，社会的发展将难以为继，人类的心灵世界秩序就会失衡，就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发挥生态文化的价值整合功能，能够把与主流文化相似的观念转化、整合起来，把一些错误的观点分化或消融，完善人们的生态观念和生态道德，使生态文化成为有聚合力、有统摄力的价值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向前发展。
第三节 构建生态文化重在以知促行、以行促知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观念的根本改变，还需要对人的行为加以引导。因为一些地方和部门“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还很突出。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
一、加强生态文化宣传教育
习近平同志强调：“绿化祖国，改善生态，人人有责。”要求“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重要意义、重要内容和目标要求，为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把生态教育纳入社会教育，通过全社会的生态文化宣传，将更有利于社会生态文化氛围的形成，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和道德水平。
1.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是宣传的重点，担负着引导社会风气的职责。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加大生态文化宣传力度，有利于自上而下地普及生态文明教育。通过宣传，提高各级领导和决策者实施生态文化教育的自觉性，并将其贯彻到各级政府的规划、决策和行动中，将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决策程序和日常工作之中。加强对政府公务员的宣传引导，促使各级公务员参与生态文化的构建，影响社会风气。
2.加强对企业的宣传教育
习近平同志认为，“不重视生态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企业领导的生态文明意识决定了企业的生态文化，要特别重视加强对企业领导的宣传教育，扭转一些企业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忽视生态文化教育的思想。在企业中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鼓励企业节能降耗，构建适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新型生态管理模式。在企业领导者中普及循环经济理论、清洁生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提高管理者的生态自觉，使其在为企业创造利润的同时兼顾生态保护，兼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企业其他参与者中，加强生态文化宣传，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
3.在广大居民中加强宣传教育
习近平同志要求加大对普通公众的宣传，让生态文明理念入脑入心，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生态意识与素养，使广大群众真正认识到生态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而自觉接受生态文化。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宣传教育、创新活动形式。”以生态文明理念约束自身，从方方面面促进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同志把生态文化普及作为生态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生态文化教育要以美化社区公共空间为重点，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形成人人主动参与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风气。充分利用各种纪念日开展常态性的生态文化宣传教育活动，比如以环保为主题的世界水日、世界气象日、地球日、世界无烟日、世界环境日等。在社区设立生态文化宣传栏、建立生态文明宣传监督站、生态文化宣传画进楼道、招募生态保护志愿者等，让居民举手投足皆能接触到生态文化。通过加强社区生态文化宣传教育，提高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形成“环境—社会”关系的新认识，激发居民主动参与生态文化构建。在社区中加强社区学校的建设，开展生态文化教育，使广大居民在家庭、学校之后有一个新的学习场所。社区学校要做好青少年和妇女的生态文化教育工作，使青少年具有良好的生态文明素养和行为习惯，发挥妇女传播生态文化的作用，培养和加强妇女参与生态文化建设的能力。社区工作人员还可以通过电话、网络等渠道搭建平台，使社区居民及时反映情况，提合理化建议，不断创新社区弘扬生态文化的相关工作。
加强以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化宣传。广泛宣传适度消费、生态人居、休闲文化等生态文明知识，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消费、生活、居住等不同层面，从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培育生态文化，增强居民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适度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在社区提倡绿色出行方式，少开私家车，多乘公共交通工具；在社区内放置分类垃圾桶，推行家用电器以旧换新等措施，倡导、鼓励绿色消费模式，逐步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生活方式。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化活动，如以弘扬生态文化为主题的知识竞赛、文艺演出、作品竞赛等，通过文艺作品、文艺演出等多种途径，普及公众生态文化知识。
4.加强学校的生态文化宣传教育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将生态省建设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内容，纳入各类学校国情教育的重要内容”。
这一重要论述，对学校的生态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幼儿教育同家庭教育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环保情感和态度，播种绿色希望。小学到高中要向学生传播生态知识，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情感。小学阶段可以结合自然课，开展生态文化教育，树立生态价值观和道德观。中学阶段可以结合地理课，开展生态文化教育，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等向学生阐述清楚，让学生自觉养成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节约自然资源的习惯。
在生态文化的构建中，高校的学术氛围会对大学生的观念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生态意识状况直接影响到他们走出校门后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作为培养社会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要紧紧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教育内容和方法，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态文化教育，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
生态文化教育的过程，也是生态文化实践的过程。生态文化教育必须知行合一，重在实践。实践教育要注重引导学生从身边的事做起，主动改变身边的环境，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例如，节能、节水器具的普及使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绿色出行方式等既是教育的内容，也是文化实践的内容。要把生态文化植入学生心中，外化为行动。在教育的过程中，发挥实践教育的作用，让学生参与，在生活实践中思考，养成良好的生态习惯。
5.加强家庭生态文化宣传教育
“节约粮食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小时候都接受了这方面的严格家教，不要说剩饭，就是一粒米家长也不让浪费。”习近平同志严格的家风给我们的家庭教育做出了示范。生态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家庭教育在生态文化教育中往往起基础性作用。习近平同志重视传统家风对孩子的教育作用，特别是家长的言传身教的作用。习近平同志要求，“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强调：“从见缝插绿、建设每一块绿地做起，从爱惜每滴水、节约每粒粮食做起，身体力行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比如不浪费资源、适度消费，家长可以做出表率：在日常生活中节约水电、使用环保袋、支持生态产品、尽量做到废物利用，不用奢侈品、不滥吃野生动物、不燃放鞭炮等，用行动告诉孩子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就是尊重自己和爱护自己。通过“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教育理念，适时而言，适时而行，像天地化育万物一样“润物细无声”。
加强家庭教育，还可以从古代的经典著作中吸取许多生态哲理，如将《道德经》、《庄子》等加以诵读，通过浅显、直观的生态事例，引导孩子自觉遵守环境道德规则，尊重自然、爱护自然，识别和抵制那些不自觉甚至故意损害自然环境的不良行为，从小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
同时，家庭教育也要与实践结合，让孩子多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大自然，欣赏大自然，通过与大自然的对话和感应，进一步树立“以大自然为师、以大自然为法”的价值取向。
二、加强“城乡融合”的生态文化载体建设
生态问题既是城市的问题，也是农村的问题。加强生态文化的构建，必须通过加强文化载体建设促进城市与农村的生态文化融合。
1.建设城市社区与田园乡村错落有致的生态文化载体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设生态城市，根本要求是做好规划，体现生态理念，承载生态文化，也就是要构筑一种未来社区的理想模式：紧凑的、功能混合的、适宜步行的邻里；位置和特征适宜的分区；能将自然环境和人造社区结合成一个可持续的有机整体、功能化和艺术化的走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规划要体现出绿色、低碳发展，要有节约能源消耗的公共交通系统，更要有无须消耗能源的、宜人的步行系统、自行车系统等，以满足人和社会的多种需求。
加强生态文化构建还必须重视农村生态文化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在生态文化载体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农村生态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在山清水秀、民宅历史悠久、具有民族特色的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生态文化特点是生态文化建设中必须保留的一大亮点。要大力挖掘乡村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因子，将之升华为具有乡村特色的生态文化，如茶园文化、竹园文化、庭院生态文化等；着力推进绿化示范村、生态家园富民计划、万村文化等工程。通过建立功能混合的城市社区与田园乡村错落有致、显山露水的生态文化载体，形成城市和乡村有机动态平衡的生态文化。
2.建设现代元素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的生态文化
习近平同志强调：“传承文化不是要简单复古，城市建设会不断融入现代元素，但必须同步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现代城市是生态文化的重要载体，城市建设要体现差异性，把握历史文脉。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古迹众多，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尤其要重视对传统元素的保护，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比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安阳、杭州、郑州八大古都，歙县、阆中、平遥、丽江、大理、凤凰、荆州、商丘、兴城、襄阳十大古城，以及无数个古乡镇，都要注重把握自身厚重的地缘文化和古都古城文化。发展独具匠心的“生态文化发展模式”，既要在生态环保项目的设计中，考虑文化底蕴与人文关怀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输入与融合，又要在文化复兴的谋划中，倾注心力浇灌“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重现天人和谐、安详静谧的古都遗风，传播先哲的生态智慧。
3.建设具有地域特色、多元化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包括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环境差异较大，不同生态环境形成的生态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创建生态文化，需要吸收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态文化，消除违背自然规律、损害自然环境的种种恶习，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文化氛围。来自少数民族、乡土、民间的文化，是依赖一定生态环境和特定人群与历史的“生态文化”，具有强烈的生态属性，是人们在生活生产中产生的文化，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生态文化传播价值，以及返璞归真的文化熏陶价值。对这些原生态文化，要进行挖掘整理，认真学习。
三、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习近平同志要求“积极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不断培育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把人们绿色生活方式的培养与生态文化的形成紧密结合起来，为构建知行合一的生态文化指明了方向。
1.培育公众参与的生态文化氛围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公众中普及生态文化理念，在全社会达成参与生态文化建设的共识。生态文化构建是全民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参与。近年来，民间人士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不断高涨，民间环保组织不断出现，形成了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公众参加政府有关的环境影响评估、参加政府的环境听证会等，往往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人们在关注这些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时，也会关注社会生态权益最大化，形成全社会关心生态的文化氛围。反过来，在得到人们的关注后，相关领域专家也会对公众关心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有利于生态文化普及与生态环境建设相互促进，同步向前。
为更好地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形成公众积极参与的生态文化氛围，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引导，把公众关心生态环境的热情转化为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实现政府与公众互动，共同关心生态文化建设。政府相关部门要采取积极措施，培育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认同度。加大对公众参与生态文化建设的扶持、引导和管理力度，制定政策，鼓励公众和民间团体发挥作用。
2.加强公众环保意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和环保意识，使坚持绿色发展、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呵护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绿色生活方式与人们的环保意识是紧密相连的，保护环境是当代人的基本义务。在环境不断恶化的今天，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已经刻不容缓。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吉登斯悖论”，即人们尽管知道自己的行为对环境会造成危害，但却鲜有人不去做这样有害的行为。
加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就是要让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变为实际行动。通过一定的精神和物质鼓励，激发社会公众内心深处的参与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的环保意识。
加强公众环保意识还要与确立资源权属相结合。建立有利于激励公众参与环保的权属设计，如把社区的生态资源交给社区，以社区为单位，明确资源的权属。生态资源是社区生态环境的根本，公众对其使用和管理就会投入而认真，将生态文化建设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公众对于生态资源的使用也就格外珍惜。此外，加强公众的环保意识需要机制创新，鼓励人们从身边事做起，努力吸引、促进各个生态环境参与者，包括企业、社团和社区成员，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形成多元化的环保投入格局。
3.构筑绿色消费文化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提高全民节约意识，着力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崇尚节俭的民族，从提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的管子到告诫“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的墨子，从主张“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的荀子到写下“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李商隐，从“君子以俭德辟难”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从《朱子家训》到曾国藩家书，不论在哪个朝代，节俭总是被看作持家立业的根本、安邦定国的保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历朝历代仁人志士的共识。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主体包括所有的社会个人和组织。消费者个人是社会产品和服务的终端使用者，其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是否绿色，直接影响资源利用效率。资源节约是一种良好的文化理念，如果不能深入消费者个体的内心，内化为每位消费者的自觉行为，资源节约型生活方式就无从谈起。只有大力倡导简约生活、杜绝奢侈浪费，将资源节约理念融入社会文化中，成为一种文化软约束，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才具有扎实的大众基础。
构筑绿色消费文化，党政机关应该带头倡导形成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等健康、环保、文明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成为构筑绿色消费文化的主导。习近平同志尤其反对党政机关的奢靡之风。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为重点，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重拳施治，作出的“八项规定”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反对奢靡之风。要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在绿色消费中的引领作用，着力建设节约型机关，比如实行政府机关采购绿色产品和节能产品制度，全面推进机关节约化办公，机关人员率先践行节约能源、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绿色消费项目。深入开展服务型、低碳型机关建设，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公信力。厉行节约，勤俭办事，降低行政成本。
多方位利用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提倡健康文明、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创建活动，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气。组织开展“步行日”、“无车日”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市民养成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的文明风尚。向每个家庭发放绿色消费的行动指南，鼓励使用绿色产品，把节能、节水、节材、节粮、垃圾分类回收、减少一次性用品等逐步变成每个市民的自觉行动，培育低碳服务模式和消费方式，鼓励使用节能产品，严格控制过度包装，全面树立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