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指出：“看经济增长，既需看速度，又需看增量，更要看质量。”“不能为了提高增长速度，搞一大堆重复建设甚至破坏生态环境，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得不偿失的。”强调“坚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使“青山常在、碧水长流，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这一论述对我们进一步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突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着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既做好经济发展的“加法”，又做好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的“减法”，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一节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习近平同志指出：“如果一味追求增长速度，忽视转方式、调结构、促创新，即使短期内增长速度上去了，但过一段时间还是要下来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关键是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经济建设，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调整经济结构。
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
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当前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行至关键路口，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和生态问题，唯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推进改革，经济社会方可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着眼长远的根本性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成为破解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就是简单地把增长当作发展、把增长作为第一位的追求所致。“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经济效益的提高、资源消耗的降低，也包含了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内容，不仅在要素投入上回答了怎样将经济总量做大的问题，而且在路径选择上回答了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做大经济总量的问题。我国生态环境容量有限，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我国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同志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衡量经济建设成败的重要依据，认为“应该在追求更高效益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欲速则不达’，应当看到，立足于追求高速度，往往对资源挤榨过甚，整个经济生活没有回旋余地，不恰当的速度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一种破坏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理念上要正确处理快与好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不仅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而且要更加注重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不仅要继续保持发展得“快”，更要注重发展得“好”，不仅要保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切实解决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路径上要着力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努力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要根本改变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支撑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方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习近平同志还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深入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这一论述，一方面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驱动力。深入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就是要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破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制度性障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法治对转变政府职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强调了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力牵引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改革开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就包括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内容，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大胆探索，坚持用全球视野、战略思维谋划发展，深刻认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重要意义，更好地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环境和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变化，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二、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刻不容缓
习近平同志认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被甩在后边。”指出：“这道坎必须迈过去。迈得越快，发展就越主动；拖延时间越长，就会面临更大被动。”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逐渐加快，我国面临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种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国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能不能抓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机遇，顺势而为，是关乎我国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挑战。
调整经济结构关键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15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贵州视察时指出：“要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确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式，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从长远看，必须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低端的、粗放的、低效的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强调：“用信息化、服务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压力小、市场前景广阔的电子信息、金融、现代物流、研发设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对广东提出着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走绿色发展之路的要求，指出“腾笼不是空笼，要先立后破，还要研究‘新鸟’进笼‘老鸟’去哪？要着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作用，走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凤凰涅槃”。2013年7月在视察湖北时，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关键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贯彻落实好这些重要要求，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健全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法规体系、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环评等机制；必须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对违法违规者出重拳，让破坏生态环境者付出应有代价；涵养社会公众绿色消费生产生活方式，让生态文明理念入脑入心，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2007年10月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各地考察时，始终强调要在经济快速发展中重视质量和效益，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三、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方向，又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技的持续进步和创新”，“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依靠科技创新。
从历史发展看，近现代以来有两大趋势充分证明了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焕发的巨大能量。一是科技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与经济发展加速融合，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周期不断缩短。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各国综合国力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主要途径，成为国际竞争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二是每一次经济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而每一次经济复苏，往往都离不开技术进步。通过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能够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错过了源于西方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谁掌握了先进科技，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谁就能为实现经济复苏和未来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习近平同志认为，“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正处于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的时代，各大国都着眼危机过后的繁荣超前布局，纷纷调整发展思路，把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许多国家将新能源、生物、信息、新材料和先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支持重点，力求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占据制高点。近年来，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都在探讨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根本上也要靠科技进步。重视自主创新已成为全球的普遍共识，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在抓紧部署、付诸行动。
从我国的实践看，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将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法律、规划和政策。把以解决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问题作为科技发展的着力点，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加快实施重大专项，确定了一批科技创新战略目标，建设了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基地，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和创业人才；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围绕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能源环保、先进制造等重点产业，加强科技攻关和产业化，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科技活动的规律出发，完善促进科技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显著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
从整体上讲，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总规模也已跃居世界前列，但是大而不强的问题仍旧十分突出，除少数领域技术进入世界前列以外，产业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仍然十分薄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支撑体系和协同创新体系尚未完全构建。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基础技术和基础零部件发展滞后，产品的设计创新性不足，一些关键技术尚未突破，国家发展所必需的重大成套设备、关键部件、大型复杂装备的控制部分、系统集成技术等仍需依靠国外，这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发展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转变的短板因素。这种局面不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任务就无法实现。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是要靠科技力量”，“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要彻底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必须加强创新体系、创新平台、创新能力建设，集聚创新人才，重点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科技型种子企业，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生产力转化，推动产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的经济体系。
第二节 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积极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提出，“中国将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下大力气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转方式有效融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中”，“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我党执政理念的创新和提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更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加快发展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一词最初源于经济学家皮尔斯在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一书，表示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可持续的经济”，一种在充分考虑生态、社会、人类自身等能承受的容量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形式。
习近平同志最早提到“绿色经济”概念，是在2003年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提出：“以营造绿色环境、发展绿色经济为主要内容，加强生态省建设为主要载体，全面建设绿色浙江。”此后，习近平同志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问题，多次提到加快发展绿色经济。例如，2009年8月在内蒙古考察时，习近平同志指出内蒙古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推进民族地区繁荣稳定。2011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贵州省党政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要求贵州“要把大力推广低碳技术、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作为战略支点，坚持寓资源能源开发、产业发展于生态建设中，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绿色经济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发展绿色经济，就是要“推动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其重点任务包括发展绿色能源，进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倡导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绿色文明，在全社会形成绿色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过去几年里，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在规划和政策引导方面，出台了《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发展低碳经济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等规划和政策，制定了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财税、金融、价格等激励措施。在重大工程方面，实施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和推广高效节能技术，大力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我国已成为清洁能源的主要生产国之一。在示范试点方面，编制了再生金属及再制造等重点领域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启动了“城市矿产”循环利用工程，强化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秸秆综合利用等工作。在支撑体系建设方面，加大了对节能、清洁能源、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逐步建立了温室气体监测统计、气候变化信息共享平台和信息服务体系。据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能源消耗强度下降3.7个百分点。
习近平同志认为，发展绿色经济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尤其是要“积极推广生态农业技术，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生产”，积极“推广清洁生产，降低工业能耗，培育资源节约型、生态环保型产业”，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夯实绿色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二是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和‘绿色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三是加强国际合作，“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发展绿色经济是全球面对的共同任务，需要世界各国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推进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共同应对资源环境、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这三个方面准确把握了发展绿色经济的现实途径，从产业、技术、合作三个不同领域分析了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要注意从源头上减少污染，以尽可能小的资源环境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习近平同志早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省的重要内容，是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努力建设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示范区、生态省”。
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思路，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采取多种形式介绍资源情况和节约潜力，提高人们的资源意识和节约意识。循环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之一，更新观念是推动循环经济实施的重要步骤，只有在观念上深入人心，才能内化为公众的自觉行为。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与认可，必须让公众充分了解我国环境与资源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加深对循环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认识。要在全社会树立循环经济理念，建立绿色生产、适度消费、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公共道德准则。通过各种媒介和手段，大力开展循环经济宣传活动，使社会各阶层了解并认可循环经济，在生产中采用节能、降耗、低污染或清洁生产技术，在生活中优先采购和使用再生利用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和绿色产品，为这些产品培养稳定的市场。要强化宣传，使循环经济的观念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把发展循环经济贯通于企业、区域、产业、社会等各个不同层面。发展循环经济，不只是清洁生产，也不能局限于废弃物回收利用，而是要全方位覆盖到企业、区域、产业、社会等各个层面，要大力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在全社会推广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新技术和新办法，实施一批重大节能、节水和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如农业的节水工程，促进企业节能降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在政府、企业、居民中积极开展循环经济教育和实践活动，企业要树立“生态思维”，在企业文化中融入循环经济理念，实现企业各个环节清洁生产。要在各个行业、企业以及产品开发中践行资源节约，推进节能降耗和清洁生产。
企业是践行循环经济的主体。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的原则，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支持企业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积极运用无害或低害新工艺、新技术，逐步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污染防治从末端治理向预防和全程监控转变，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力争做到排放的无害化，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企业要重点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借助现代高新技术，组织开发和示范有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技术、资源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产业链延长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零排放”技术、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等；研发适合国情的工业污染防治成套技术，争取在工业废水治理、燃煤除尘脱硫、汽车尾气控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等重大关键技术的开发上有所突破。
三、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始于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认为低碳经济可以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发展方式，也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任务之一。习近平同志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之一就是节能减排，在2013年7月会见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时讲道，我国“正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全球形势来看，当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淡水资源减少、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频发，严重影响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各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发展，实施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并做出了重要探索。1992年，联合国正式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进程，为全世界发展低碳经济指明了方向。从国内来看，长期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很多弊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现象仍较为普遍，直接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多、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利用紧张，同时以传统能源如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导致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切都呼唤发展低碳经济。
关于如何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加快发展低碳产业，低碳产业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产业，主要特征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碳，而低碳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低碳技术的发展。因此，发展低碳产业，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节能减排技术，用先进技术改造交通、电力、采掘等传统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实现产业的低碳化发展。二是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地热能、氢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当前我国新能源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太阳能产业、光伏产业、风电产业产值均位于世界前列，国家对新能源和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支持力度也不断增强，先后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优先上网、全额收购、价格优惠及社会公摊的政策，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资源调查、技术研发、试点示范工程建设和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编制完成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低碳经济发展环境逐渐优化。
第三节 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习近平同志指出：“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确立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式，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强调“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构建是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基本观点，包括着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重要内容，主要任务是对现有产业体系进行优化升级，减少产业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和干扰。
一、着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习近平同志将高效生态农业定义为“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农业工业化和经济生态化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深入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这一定义既体现了现代农业的一般特性，又反映了资源环境日益恶化、能源供给日益紧张的现实国情下农业发展的特殊性。
高效生态农业是一种能够达到生态和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生态、社会“三个效益”相互统一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要求把粮食生产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相结合，把种植业与林、牧、渔业相结合，把大农业与二、三产业发展相结合，利用我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和现代科学技术，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种形态，具有与现代农业相似的共性，如生产技术的先导性、生产要素的集约性、生产功能的多元性、产业经营的一体性、生产效益的综合性等。但高效生态农业具有特殊个性，集中体现在“高效”二字上。一是高效率，但采取集约化经营方式，强调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技术创新和经营方式的优化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比例和使用效率，在要素投入上节约大量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二是高效益，通过大规模生产和社会化的推广体系，大幅度降低农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加农产品的供给数量，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高效果，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在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强调对环境的保护，采取标准化和生态化的生产过程，限制对化学肥料的过度使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对于如何建设高效生态农业生产体系，习近平同志认为可以从转变方式、建立机制、重视科技、提升功能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习近平同志认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需要着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用现代发展理念指导农业，用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用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当前，高效生态农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生物科技为核心的农业科技创新为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生产要素正逐渐向生态友好的产业转移，国家对农业发展的利好政策不断推陈出新，能不能把握住当前的良好机遇加快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农业未来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农业增长方式需要鼓励以现代经营管理方式改造农业，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业，制定支持工商企业投资农业、鼓励利用国际国内资源、在更广领域上促进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等政策措施，促进农业与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着力提高农业的产业化、国际化、现代化水平。
第二，建立有利于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习近平同志提出：“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这一发展机制的建立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整体推进。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推动，实现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产业需求，也必须以城镇为依托，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发展支撑，这就要求以统筹全局的战略眼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二是“三化”与“三农”的协调促进。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尤其是市场化对高效生态农业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化机制自发调节农产品的供需，发挥企业微观主体的积极作用。同时重视“三农”对高效生态农业的促进作用，把生态农业作为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和现代农业的主要发展途径，大力提高农民收入，建立科学完善的成果分享机制，把农民作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重视科技创新的推动力量。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推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多次强调“进一步加大‘科技兴农’的力度”、“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更好地为全国农业发展服务”。农业科技创新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措施，有力保障了科技对于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然而，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整体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明显偏低，高效生态农业的科技支撑还比较薄弱，创新体系还不健全，创新体制还不完善，创新动力还不足。因此，必须加大国家对于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打破部门、区域、单位和学科界限，建立健全政府有关部门、农业院校、科研单位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撑。
第四，提升高效生态农业的功能。习近平同志指出，着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全面提升农业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服务功能。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功能，是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高效生态农业能够适应市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的生产，有效利用农业生产资源，合理组织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活动，能够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繁荣农村经济。高效生态农业也是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退化的有效途径，它把传统农业的精华与现代生产技术按照生态优化规律加以集成，建立起生态合理、经济高效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使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经济增长结合起来，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高效生态农业还对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繁荣农业教育科学与文化事业具有重要作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必须持续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推进生态农业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农业的组织化、标准化、市场化程度，充分发挥高效生态农业的三大功能。
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在推进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要把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同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结合起来。”这一论述是我们理解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依据，指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目标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五个方面，这是立足于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学习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工业领域的深化落实。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清洁生产和节约发展。习近平同志告诫我们“产能过剩引发恶性竞争、效益下滑，迟早也会带来或加剧失业以及资金拖欠等问题，必须见事早、行动快，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是会付出沉重代价的，任其发展还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经济危机”。在工业生产领域，技术水平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等生产能力均属于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大举措，是加快节能减排、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由大变强的必然要求。
当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尚未根本缓解，节能减排任务繁重，这种状况与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与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存在直接相关。国务院早在2010年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对淘汰落后产能的要求、任务、体制机制建设进行了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也于2010年开始陆续公布淘汰落后产能目录，这些措施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加快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尽管中央对淘汰落后产能下了很大力气，但各地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人士介绍，2014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平均只有78.8%，闲置产能高达21.2%。包括一些传统产业，像钢铁、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生产都在下降，价格下降厉害，电解铝、风机、光伏等行业利用率更低。
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要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按照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总原则，积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并且进一步强调，“淘汰落后产能态度要坚决、步子要稳妥。对破坏生态环境、大量消耗资源、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企业，要坚决关闭淘汰。如果破坏生态环境，即使是有需求的产能也要关停，特别是群众意见很大的污染产能更要‘一锅端’”。这些重要论述既指出了淘汰落后产能的方针原则、策略方法和工作重点，又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淘汰落后产能的坚定态度和决心。产能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企业经营困难、财政收入下降、金融风险积累等，都与产能过剩密切相连。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必然带来阵痛，有的行业甚至会“伤筋动骨”，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遏制矛盾进一步加剧，引导好投资方向，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必须坚决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长效机制，积极稳妥地化解产能过剩这一严重问题，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
习近平同志非常关注地方新型工业化的实现路径问题，对地方如何创新发展思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悉心指导。2011年5月，习近平同志对贵州工业发展作出指示：“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突破工业化和信息化两道门槛，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把新兴战略性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在特色优势产业上取得新突破，推动工业朝着高端化、高新化方向发展，使经济发展走上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轨道。”工业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贵州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落脚点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科学合理开发特色优势资源，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开辟“绿色运河”，力求有效解决两者矛盾，实现相互促进、有机统一。
贵州山川秀丽，但是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和复杂的地形特征，一旦破坏了就很难恢复，工业发展必须依靠提高科技水平和生产工艺，走一条清洁生产、绿色生产的新路。习近平同志在贵州党政领导干部座谈会上指出：“打好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攻坚战，使贵州的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切实增强加快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障能力。”贵州有着“江南煤海”之称，推进煤深加工和清洁高效利用，是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关键。习近平同志认为“要把大力推广低碳技术、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作为战略支点，坚持寓资源能源开发、产业发展于生态建设中，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贵州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工业发展，寓生态保护于工业化进程，大力推进煤电磷、煤电铝、煤电钢、煤电化“四个一体化”朝着高精尖、深特新方向发展。走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延长产业链、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四个轮子一起转。习近平同志到贵州瓮福集团公司考察，对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的做法表示赞许，如今贵州已成功打造了贵阳市、龙里县等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瓮福集团等国家循环经济试点，以及六枝路喜循环经济产业基地等一批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大力发展旅游、会展、物流、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现代服务业具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等特点，是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重要内容，关系到现代产业体系的完整和效率。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人均GDP将快速跃升到1万美元左右，经济发展将会释放出更为强大的消费动力，进入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的快车道。现代服务业是环境友好型产业，对资源能源的消耗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美国、欧洲、日本概莫能外。提高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依靠投资向依靠消费的转变。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有条件的（大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2014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6.6%，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6个季度超过GDP和第二产业的增速，保持着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良好势头。但是，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发展相对滞后、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亟须加快解决。总体而言，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块“短板”。要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把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营造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现代化水平。
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习近平同志2013年4月视察海南时，要求海南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总抓手”，着力提升服务业比重，加快形成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业产业体系，当务之急是优先发展旅游、金融、商业、航运、通信等现代服务业。为进一步优化服务业投资结构，海南利用财政、金融、土地等调控手段，鼓励工商资本淘金绿水青山，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向主题景区、演艺娱乐、旅游购物、邮轮游艇、康体疗养等新兴旅游业态，充分挖掘、包装和传承海南本土文化，使其转化为旅游产品的优势、转化为文化软实力、转化为能吸引外来消费的市场收益。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推进，海南旅游从传统的滨海休闲度假游拓展到免税游、高尔夫游、邮轮游艇游、森林游、会展游等领域。如今，海南正成为一张国际旅游名片，朝着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的目标迈进。
2015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贵州视察时指出：“贵州风景名胜资源丰富，素有‘公园省’之美誉，自然风光神奇秀美，山水景色千姿百态，自然风景和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交相辉映，红色文化资源丰富，这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要求贵州“要把旅游业做大做强，丰富旅游生态人文内涵”。贵州全力将山水资源和文化资源组合为一体，把宝贵的生态资源作为发展经济的突破口，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积极发展健康养老休闲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使之成为重要新兴产业，使之作为贵州建设生态文明，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第四节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推动城镇化向质量提升转变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推动城镇化向质量提升转变”，这些新论断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城镇规划建设上，习近平同志要求融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上，要“大力提高城镇化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设区人口密度”。正确处理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成为发挥城市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成为城镇化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城镇建设发展迅猛，但在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上却比较落后，存在着城镇发展定位不清晰、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镇建设急功近利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城市内涝严重、交通拥堵、历史文脉破坏严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
一是强调要有明确的发展定位。“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不要盲目刮风”，“要分类指导，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喂催肥粉、打强心针”。不管城市规模如何，不管位于哪个区域，不管处在城镇化的哪个发展阶段，都要根据各自的市情、镇情和村情选择自己正确的发展道路。城镇建设要符合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务实施政，防止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开发行为。
二是强调要实现绿色发展。“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力气去劈山填海，很多山城、水城很有特色，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积极保护城市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着力修复城乡生态空间，创造更加贴近自然的城市生态景观。尊重城乡发展的差异性，亲近自然、融入自然，让城乡发展与自然协调，才是高水平的城镇建设，才是高境界的发展追求。
三是强调要重视历史传承和人文风俗。“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不能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城市是人类建设活动的历史延续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传承。任何城市的发展都是当地历史文化、地域文明和民族特色的传承，要把城市发展的文脉梳理清楚，将优秀文化传承下来。城市功能和城市建设要适应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要用现代的规划理念和建设技术提高城市建设水平，把关注自然、传承历史与现代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自然生态和现代生活的追求，不断创造出新的城市生活需求。
二、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布局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针对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出的安排，指出“城市空间结构直接关系城镇化质量，影响房价、交通、生态等城镇人居环境和竞争力，处理不好会滋生和助长城市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体系日益完善，初步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成熟的大城市群为支柱的城镇空间结构，并正在形成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武汉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范围广阔、带动性强的大城市群区。从宏观空间看，我国城镇空间合理布局的“大分散、小集中”格局正在形成，表现为与我国地理环境资源基本相协调的东密、中散、西稀的总体态势。从微观看，城市内部空间，中心城区、近郊区以及远郊县的城镇空间结构层次日益显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历史、体制、发展阶段等多种原因，城镇化依然面临一些问题和矛盾，如重扩大规模轻有效管理和资源保护，重改善形象轻完善功能等。一些地方热衷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拆大建，重视政绩效应和视觉效果，忽视城镇居民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就业及社会保障需求。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城镇的空间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城镇规模和层级发展不协调，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实力比较强，但就全国整体来讲，大多数中小城市还处于城镇化的初级发展阶段，吸纳人口能力不足。众多的建制镇和集镇规模太小，发展动力不足；中等规模的城镇数量缺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缺乏必要的过渡环节。
习近平同志认为：“推进城镇化，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从宏观上说，就是要坚决执行主体功能区规划，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培育和发展若干能够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和较强的带动力、辐射力的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习近平同志认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从微观上说，就是要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在城镇建设过程中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严格防止城市无限制扩张，让城市的发展寓于自然山水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三、要大力提高城镇化土地利用效率
习近平同志认为，“大力提高城镇化土地利用效率”是城镇化过程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效率的重要方面。城镇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其发展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而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列，土地资源稀缺与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存在。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多地少是我国基本国情，推进城镇化不可避免要占用土地，但问题是我们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过快，如2000年到2012年城镇建设用地增长了约70%，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大幅下降，脱离了人多地少的国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镇用地规模不断扩大，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当前很多城市仍然实施“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大量占用农村土地，土地浪费严重。地方政府为了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圈而不用”现象较为普遍。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也不合理，各类用地比例失调，产业用地比例过高，生活用地比例偏少，已有建设用地强度偏低，容积率不高，土地经济效益偏低。多重经济、社会因素相互叠加，导致我国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普遍较低。
为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从四个方面对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指明了方向：一是严控增量。全面推行节约集约用地政策，用地规模实施总量控制和减量供应，减少新增建设用地。这主要依赖于耕地红线的划定，各级部门要严守耕地红线，树立底线思维，限制建设用地规模扩张。二是盘活存量。在现有城镇存量建设用地上下功夫，对土地批而未供、供而未用、用而不足等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减少土地闲置。积极引导并鼓励企业利用地上地下空间，运用经济手段提高单位土地投资强度和建筑容积率，促进形成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在项目供地上要优先考虑占地少、技术含量高、污染少、附加值高的产业和项目，以科技含量提高土地的投入产出率，实现土地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完善鼓励节约集约用地的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用经济杠杆引导新建项目加快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投入，缩短项目建设周期，使有限的土地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应有的效益。三是优化结构。着力调整城镇用地结构，优先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及普通住宅建设用地，增加中小套型住房用地，切实保障民生用地，促进形成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四是提升效率。挖掘现有土地潜力，提高单位土地产出效率。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明晰土地产权体系，运用市场力量推动土地流转。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总体布局与发展方向的控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