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
1988年11月2日
刚才周谷老的讲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我是来学习、取经的。今天想谈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问题。
这个制度的形成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民主党派，就有党的统一战线。后来我党合作的性质和内容逐步明确，概括为八个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经过“文革”，经过“四人帮”搞的那么一段，感情上有了这样的经历，又补充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作为一个制度提出来，则是十三大了。
十三大后，中央领导同志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又提出，要在实践中丰富、充实它的内容。我想，为什么在这一阶段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大的背景。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科技革命影响到经济、文化、政治，形成了新的格局，在这中间，我们处于落后地位。社会主义也出现了改革的潮流。我国也在改革，经济改革必然要求政治改革，结合我们的历史特点，在这个大背景下形成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
这个制度有两个“眼”，一个是领导，一个是合作。共产党有个怎么完善领导的问题。领导得好，如1940年代，大家团结得好，发展就快。也有“左”的教训。现在的问题是，党的许多基层干部，甚至不那么基层的干部，对于统战工作不大明确。
另一方面，从民主党派方面，怎么合作，具体怎么个做法，也不大明确。这有个历史原因，譬如像我，入盟算是很早的了。当时主要是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出于保护学生这样的目的，并不想参政，没想到替代国民党。当时吴晗也说过，国民党下去了，我们还回去教书。所以中国的民主党派有自己的历史特点，不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他们那里的政党很明确，就是要轮流坐庄。我们民主党派从根本上来说，就多数人来说，不是这个看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停留在以前那种态度了，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政、议政。议政还行，有历史传统。参政就是新问题了。要参与制定政策的全过程，怎么适应这一具体任务的要求，成了民主党派的一大问题。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含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我常说的闻一多同志的名字，就是“一”与“多”的关系。我这么想，我们这个国家在整个世界格局中是比较弱的，处于落后地位，知识比较少，工业不发达，必须要以比人家快的速度发展起来才能赶上人家，否则要出大问题。这就需要一批人带头。孙中山讲以先觉觉后觉，那么，谁来领导，谁是先进的。在这个世纪就是工人阶级先进。它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党。党来指出方向，他们要走在前面，要纯，要有纪律，要有高度威信，所以共产党是“一”。党是先锋队。党的主要任务是起领导作用。
光有“一”是不行的，有“一”就有“多”，有纯就有杂。这个“多”是在“一”领导下的。社会上有许多不同利益，民主党派要代表不同利益。通过民主党派把各种意见、看法都反映到领导上去。民主党派应当和共产党不同，应当承认党外有党。这些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是支持共产党的。共产党是领导，但不能脱离群众。要把群众都发动起来，领导起来，向一个方向出力量。所以民主党派要“多”，不怕不纯。所以这次民盟开会规定盟是联盟性质的，包容性要强。譬如，统一战线要把台湾同胞包进来，你能要求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吗？所以就要能包容百家。这样才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一”与“多”的关系。
再提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断层问题，其实不仅民主党派存在，其他也一样。民主党派1957年以后没有进人了，1980年代才进入新盟员，不到10年。我们年纪大了，想退下，但不行呀！谁来接班呢？要逐步更新，但是逐步也不能太慢，5年吧！现在民盟70%是新盟员，到下一届80%-90%都是新盟员了。他们的经历和我们不同。我们经过和蒋介石的斗争，经过解放这么一段，和共产党有一段“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经历。40岁左右的人经历不同，他们有父母挨斗的经历，这不能怪他们，是客观造成的。他们思想和我们有距离。这是个问题。在5年之内要解决后继有人的问题。人才怎么发现？过去讲伯乐，这种挑的办法不行。应当有一个竞争机制，让你大胆活动，让人民选择。现在搞差额选举，人都不认识，只好把认识的人中间挑出不喜欢的差掉，很不合理。这不是否定差额选举，他有选择权了，这就是参与嘛。但是要有一套制度来保障他能合理选择，这不容易。现在活动范围大了，和在家不一样，家里人都认识，不需要有什么了解机制。但是放到社会就不行，要有一套能从过去不熟悉的人中间了解、选择人的机制。这个机制我们还没有成熟。重要的问题是交班，但是怎么个交法？要研究，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要有一套办法，要有一个总的规划。希望各位想着这个问题，设法解决。
谈多党合作
1988年12月
多党合作的形成
一些外国人不大理解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因为他们容易用西方的政治概念来看中国的事情。这种格局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据我所知，多党合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开始逐步形成的。在这以前，1924年中国仅有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曾经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实行一党独裁，杀害了许多共产党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迫使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当时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知名人士组织起很多小的抗日政治团体，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中央政府执政的国民党曾经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后来它在日本投降后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大规模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上述小的政治团体曾于1941年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力图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歧，组织统一的联合政府。国民党挑起内战后，第三势力组成的这个民主同盟发生分裂。赞成共产党主张的人逐渐形成现在的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结果国民党1949年战败退到了台湾，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实际上已经形成。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工农群众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大党，目前有4600万党员。各民主党派则是人数较少而社会影响较大的政治集团，至今不到30万人，包括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
曲折的历程
建国以后，共产党吸收民主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民主党派有两人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还有不少人出任部长。当时中共提出它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不久由于在理论上强调阶级观点，民主党派被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但是鉴于他们长期和共产党合作的历史，被作为以思想改造对象为主的朋友来对待。1957年由于中共党内“左”的偏向，让许多民主党派成员离开了政府。在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中，民主党派则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被迫停止活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恢复正确路线后，重新恢复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制度，八个民主党派全部恢复了组织活动。经过那场全民族的大灾难，“左”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对待民主党派比以往更亲切、更重视，中共中央又提出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就是中央领导同志在10月11日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座谈中所强调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同命运、共患难的。过去我们取得成绩是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分不开的。共产党不好过的时候民主党派也不好过”。按照中共中央的评价，民主党派是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进行四化建设和维护安定团结的重要依靠力量。
外国朋友不清楚中国为什么没有反对党，我认为从理论上讲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同阶层的局部的个别的利害冲突可以通过协商得到调整和解决，不存在革命时期那样的阶级对抗和斗争，这是政治上不存在“反对党”而实行协商制度的基本原因。正如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最基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进行改革开放，并且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都不赞成再搞政治动乱了。这也是中国没有搞反对党的另一原因。
一个要纯，一个要杂
我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它是革命的先锋队。10亿人民观点有差别，利益有不同，政治觉悟也有很大差异。中国由传统的小农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传统的旧文化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任务非常艰巨，不可能由10亿人民自发完成，必须由一个先进部队起领导作用，必须有一个广泛联系的爱国统一战线。而在先进部队和广大群众之间要有个结合部，民主党派就是起这种结合部的作用。
共产党要组织纯洁，思想正确，纪律严明。这样才能起先进的带头作用。共产党要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又必须倾听群众意见，建设民主政治。这样才能用自己的威信协调各种社会矛盾。
民主党派要广泛包容觉悟程度不同、思想观念不同但有爱国心的人。由于他们来自社会各个利益集团，所以能了解和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能影响广大群众，成为民主政治建设中起重要作用的队伍。当然我们不同意在我国出现两极分化和少数人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把现代化推向前进。所以我们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党和参政党。
坦率地说，民主党派完成上述任务是有困难的。
第一，由于1957年以后20多年受到的打击基本上没有发展成员，因而在成员中存在一个年龄断层。民盟现有8.1万多人，其中近10年入盟的有6万多人，占74.07%。我们面临着1940年代、1950年代入盟的老年人同1980年代入盟的中青年衔接的问题。这个任务很艰巨。最近中共要求我们提出参加政府领导工作的人选，因为老的不合适，年轻的缺乏经验，一时还提不出许多人选来。
在新老交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摩擦和矛盾。我们提倡彼此肺腑相见，出现分歧时坦诚地交换意见，在人事变动中做到动而不震，震而不乱。为了解决民盟代表人物衔接的问题，去年1月中央委员会包括主席、副主席已有29%的老同志自愿退出，补进了新同志。最近开“六大”，又选入了25%的新同志，已达到新老各半。经过逐步培养，希望下一届中央委员会新同志能占多数。
第二个困难，我们必须加强盟的自身建设，把它提高到能充分实现多党合作的高度。民盟要发挥作用，以前那些工作方式已经不适用了。我们要学会善于发挥主动性和敢于代表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至于在民盟内部，过去存在一种类似家长制的作风，现在必须转变为民主关系。我们正在根据中国的特点寻找和实行适合自己情况的具体做法。
参政和监督
在多党合作中，民盟着重做几件事情。
一是参政议政，为政府出主意。在反映群众意见的同时，要集中一批有专门知识的人就专门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发挥盟员的专长，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和对重大决策的反馈作用。比如我们先在1980年代初期即提出发展乡镇企业的主张，前几年已形成国家的政策。今年7月以民盟中央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都已表示同意并正在研究怎样实施，中央领导人在这次座谈时还进一步提出不仅在中共作出重大决策后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要民主党派参与工作。
二是对共产党和政府进行民主监督。中央领导人说共产党需要人民群众监督，也需要民主党派监督。我认为这个方向很清楚，具体做法有待进一步考虑探索。民盟8.1万多名成员中，有5万人在学校工作，其中大中专院校校长161人，教授副教授8729人，正如中央领导人最近所说，这些年中共和国家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同民主党派的建议、督促是分不开的。其中许多有远见的意见，比如教育的基本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的提法，就是采纳了民盟的意见。现在中共有些干部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民盟在这方面就应该继续发挥监督作用。现在中国的改革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时刻，民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办好这件大事，与共产党一起共渡难关。
另外，在促进祖国海峡两岸统一方面，民主党派有很多工作可做，我本人及其他成员都愿意为解除两岸人民间多年来形成的怀疑和误解创造条件，多方进行接触，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清扫道路，造成将来双方进行政治和谈的气氛。
总之，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已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明确了方向和基本格局，合作的内容将会逐步丰富和充实。而对于这种政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必将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同唱一台戏 和衷渡难关
1989年11月28日
我是在徐州听到五中全会公报的。在我们离开北京到徐州去的那一天下午（6日下午），我和其他几位副主席曾到中南海去参加了对公报征求意见的会。我衷心祝贺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圆满成功，并且拥护五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以及其他各项重要决定。这是因为这些决定对于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团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克服经济上的暂时困难，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了搞好治理整顿，中共中央在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了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的号召，我们民盟的各级组织都要发扬和共产党同舟共济的优良传统，和全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共渡难关。
民主党派要着重做好事做实事
这次我们在徐州召开区域规划和咨询工作经验交流会，许多同志在会上提出要向徐州学习。徐州市民盟是个只有400多名盟员的组织，他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为徐州市做出了一部48万字的《徐州市（1990年至201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型研究报告》，并且由江苏省科委组织专家评审会，获得很高的评价。中共徐州市委和市政府都很满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急党和政府之所急，充分调动和合理组织我们民盟的智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一定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为当前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做出贡献。
所以，我在徐州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着重“做好事、做实事”。我认为我们民盟不要把自己的工作目标提得太高，也不要流于空谈，一空谈，就会跑进死胡同里去了。所以，我们要提倡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做实事。当前，就是要为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做好事，做实事。徐州市民盟的同志们做了件好事，党高兴、政府高兴，老百姓也高兴，新闻单位天天报道，民盟的影响也扩大了，民盟参加议政也有了内容。我并不是说要求每个地方都去搞区域规划，而是要大家因地制宜，脚踏实地去开展工作，方向是做好事，做实事，要积极奋进，也要量力而行。
我们民盟的优势是集中了一大批愿为四化服务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民盟的工作就是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对人民有了帮助，人民就会需要我们。通过做好事做实事，我们可以了解到情况。发现问题，知道党和政府的困难，也就真正提出有利于党和政府的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我们也就真正参加到参政议政中去了。参政议政不是空谈，而是通过我们参加实际的工作，来发表我们的政治见解、意见和建议。
我们是和共产党唱一台戏，一台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的戏，而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你骂我我骂你那种虚伪的政治游戏。社会主义民主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出来的。不是靠空想、空谈，而是要靠怎么去解决人民中的问题，满足人民的要求。所以，我认为通过做好事做实事，我们才真正参加到参政议政中去了，才能真正地参政议政。
我感到，我们民盟要更好地、更自觉地为在中共领导下合作中的民主党派找到一条发展自己的道路，所以，我提出过要形成一个以智力为基础的社会服务体系，目的在于来贯彻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事、做实事的主张。这样做，也将能为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做出一些贡献。
不能忽视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安定团结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的最可靠的保证。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民盟的各级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努力引导和组织盟员认真学习和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使全盟一如既往地成为维护安定团结的依靠力量。
为了更好地发挥民盟的作用，我想讲几句民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
搞好民盟的思想建设，我认为有三个问题要解决。一是对全盟思想状况的估计；二是思想建设的目标；三是思想建设的具体措施。这些问题请同志们讨论看看能不能搞出几条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组织建设也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当前组织发展方针问题，也就是发展组织注重质量，不追求数量的问题；二是垂直领导和接受地方党委领导问题；三是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建设问题；四是增强基层组织活力问题。这些问题也请同志们发表意见，搞出几条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这里我想讲几句党盟关系问题。我们民盟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我们民盟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民盟的章程中规定的，必须严格地遵守。过去，我们说盟接受党的领导，是指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这是正确的，应该说还包括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指导、支持和帮助。这和民盟的垂直领导是统一的。因此，从盟中央到盟的地方组织，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都要依靠中共党委的领导做好工作。这方面，许多地方的盟组织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徐州市盟组织的这次活动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次，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国庆招待会上曾讲：“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选择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始终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搞排斥共产党领导的西方式多党制。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才能有步骤地、有实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这一基本原则，不但写进我们的盟章和决议，贯彻于实际工作之中，并经常向我们的广大盟员进行教育，使之成为我们的共同信念和行动准则。”
我相信，这一共同信念和行动准则，一定会贯彻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盟员，每一项工作中去。
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
2000年1月
此时此刻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足足有10个年头了，我到江西共青城凭吊他的墓地也已是3年前的事了。我自己实际年龄也已进入了九十大关。此时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到老来还能亲眼看到我们民族复兴的曙光，实在是件过去梦里都不敢企求的幸事。想到许许多多先我而去的良师益友，我怎能不珍惜我这难得的命运。一念及此，我更不能不想起我尊敬的耀邦同志了。
我总是认为，在我一生经历的转折点上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英明果断、力排狂澜，我们这一小撮“毛选里有名的六教授”，绝不可能这样容易破冰山而重见光明的。能有今天就不应该忘记耀邦同志对我们的这段恩德。
在1980年以前，我应当早就认识耀邦了，但是实际上除了见面时点头握手外，并谈不到相识和相知。在我回忆中初次说得上真正交心的是在1980年我得到改正之后，也就是说在我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初期，确切的日子已不记得。有一天我正在民盟中央客厅和盟内的同志们谈话，突然通知我们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耀邦同志。他当即声明这是他一时兴起来看望大家的，想顺便谈谈。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就在这次会见时，他说了“民盟是个党外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知识分子第一是爱国的，第二是学有专长的，第三是为人正派的”。他接着说，“我们就希望能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我们合作，成为复兴中国的一个力量”。这段话当时并没有用笔记下来，更没有录音，但口口相传，至今在老盟员中几乎念念不忘。
我还记得当时大家就议论开了，认为这可以说是一锤定音为民盟定了性，而且提出了民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说盟员为人正派，因为当时正盛吹“宁左勿右”的风。提出正派做人的标准正切合时宜，和当前讲正气联系起来，不是更能发人深思么？
由于我最近参加了一次统一战线理论的讨论会，我又想起了耀邦同志那次乘兴访盟这件事所表露出当时党盟间那样亲密无间的关系，使人神往。在上述的谈话中耀邦同志那样轻松、平易地表达了统战的目的和方针，更是难得。耀邦同志这样说了而且也这样做了。在这里不妨用一段我自己的经历来加以说明。
我想到的是耀邦同志在1983年11月3日看了我所写的那本《小城镇 大问题》小册子之后随手写下的一段话，后来被说是他的批示，其实是读后的一点感想，并不准备给我看的，而是为了想推荐这本小册子给党内的一些同志看。不久，当时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看到了，特地通知我到部里去看一看，当我读到了耀邦同志写在我发表的这篇文章上的话时深受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对我其后近20年的生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瞭望》的编者打算出版一本《小城镇四记》，收入这篇文章时，请示了耀邦同志，同意把这一段话的一部分发表在这书的前页，得到公开。
这篇《小城镇 大问题》的文章是我在1983年9月20日在江苏家乡调查时写的，回到北京后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分发给当时全国政协的朋友们作为参考。我并不知道它怎么传到了耀邦同志的手上。后来听说，他有一次有点感冒，在家休息时无意中看了一遍，他阅毕在小册子上顺手写下了自己的感想，表达了他的真情实意。就是这点坦心置腹的话感动了我。耀邦同志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可以给人启发。他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虚怀若谷地说出了小城镇这件事对当时党内的许多同志还是个新问题，他自己也不过是“蜻蜓点水”偶有接触，还没有深入，因此还不忙着决策。他还用反思的口吻说，如果情况没有摸透，考虑没有成熟，“硬着头皮去干……必然成不了功”，而且会“吃苦头的”。这些话出自主持大政的领导同志之口，我认为值得作为认真负责的榜样。最后他认为这篇文章还“值得一看”，因为它可以“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迪”。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我这篇文章会到达耀邦同志的手里，也没有想到他会愿意在百忙之中把它看完，而且还要推荐给其他同志们看看。他也不可能想到他这短短几句话却打中了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心，真的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之相交，以心换心”。而且又悟到了这正是统战工作的真谛，做到了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的要党的领导同志多交几个党外朋友。
后来我越是接近耀邦同志，越是对他更为尊敬。我感激他不仅在关键时刻给了我这一生中的第二次生命，而且以身作则地教导了我怎样做一个党的朋友：怎样用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而乐此不倦。我愿意老来纪念耀邦去世10周年时，记下我这一段经历和我对他感激的心情。
祝愿党的生日（节选）
2001年6月
1945年，我加入了主张团结、实行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中国民主同盟，作为我参与政治活动的组织，积极地同进步的青年学生站在一起，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
1948年，我有幸应邀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共商筹备召开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制定共同纲领的会议。记得当时我和雷洁琼大姐、严景耀先生和民盟中央的张东荪同志乘卡车从清华园到石家庄去，在车上看到迎面而来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老乡们赶着大车的送粮队，还有远远近近，一行行、一队队向前挺进的解放军队伍。天黑了，人们点上灯笼继续前进，宛若一条长龙。这个情景深深打动了我，我想，这是千千万万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汇成的一股无比巨大的力量！可以说，这次旅行更加坚定了我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念。
我常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综合实力有了较大提高，大部分老百姓摆脱了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这个结果得来不易；我个人也迎来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学术研究进入了丰收期。近20年来，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级党委、政府以及民盟的支持下，到除了西藏、台湾之外的祖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查，把我看到的农村里的变化和对这些变化的思考写下来，做一些宣传，供人们参考，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为祖国的建设出些主意、想些办法；同时想用自己的实践来丰富江泽民同志最近提出的“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制度的内容。
从我个人的经历可以看出，当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出现“左”倾错误的时候，统战工作就遭到破坏；当“左”的倾向得到遏制时，统战工作就欣欣向荣，向前发展。真的是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获益终生的一段经历
2001年11月
屈指算来，这是52年前的事了。这件事的发生，对于我们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件事就是新中国建立前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我作为一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自1911年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制，寻求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的艰难历程结束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长期的战乱，从此当上国家的主人，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过程。
在中国，由皇帝统治国家的历史如果从秦始皇算起，到清王朝覆灭为止，经历了2000多年。而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争取“民权”的政治方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真正得到了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民权”。
我是1910年出生的，正是中国历史上帝制结束的前一年，因此我在一生中能有机会目睹和参与这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并从这个变化中感受到历史的进程。
1947年底，蒋介石独裁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打击下彻底垮台了，新中国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喷薄欲出。在革命战争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中共中央在1948年5月1日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彻底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继续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政府”。中共中央的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和赞成。这一年的年底，我作为一名民主同盟的盟员，有幸应邀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共商筹备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制定共同纲领的会议。会上，中共中央的代表与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阶层的人士以及海外归来的华侨代表，对成立新政协筹备会以及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9月，在全国人民瞩目下，全国政协会召开了，到会的600多位代表来自全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的代表和海外华侨。这就表示了这个大会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同时也标志着我们这个国家从此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会议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这个政治体制的框架被确立之后，将长期的继续在中国存在。同时，会议还做了大量建国的准备工作：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共同纲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三大文件；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国歌、国旗、采用的纪年等四个决议案，完成了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基本工作。这些工作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件创造历史、划时代的大事！
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知识分子，我能够亲身经历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心里感到十分荣幸和无比的兴奋。我不是一个专门研究政府机构或政治体制的专家，所以在这个重大的过程里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但是，这个经历却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获益终生。记得在去石家庄参加西柏坡会议的路上，我看到公路两旁远远近近行进着的解放军队伍，还有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老乡们送粮的车队，车队并没有被拿枪的兵押着，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它表明了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愿地、自发地在做一件事，这是一股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这个景象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我被这股“人民的力量”所折服。石家庄的旅行更加坚定了我同共产党合作的信念。
还有，像我这样经历的“民主教授”，对“究竟怎样才算一个民主的社会”的问题，长期以来是抱有很多不合中国实际的想法。我对共产党人十分钦佩，他们艰苦朴素，为老百姓的利益赴汤蹈火，不怕牺牲，我的许多共产党员朋友个个都拼命工作，这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现在全国解放了，建立了新国家，共产党能实现什么样的民主？老实说，当初我是不敢太相信的。但是，当政协会一开，给了我耳目全新的感觉。在会场上我看见很多人，有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甚至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些一看就知道是不同的人物，能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在会场里我安静地坐着听讲和发言，不由得想起几年前，昆明“一二·一”运动开始发动的那天晚上的群众大会，会上枪声四起、子弹横飞，这不就是国民党特务搞的吗！现在这些特务被镇压了，反动派的武装被消灭了，才有今天会场里大家自由的讨论……几天会开下来，我思想上的许多顾虑解除了，许多问题解决了。我满载而归，有如获得新生。
今天，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已经取得了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绩。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定下来的统一战线政治体制，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法律，载入宪法；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确就像刘少奇同志在第一届政协会上讲的那样，统一战线“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
在进入新的21世纪的时候，党的统一战线制度，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必将更加充满活力，在国家各项建设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一定会强盛起来，走上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