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开始筹办《湘江评论》周刊。
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撰写道《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湘江评论》的创办与刊发，对长沙、对湖南、乃至对整个华南的学生运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报纸传到湖南督军张敬尧手里，令他感到了恐惧和惊慌，急忙责令他的三个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派人严密监视《湘江评论》的舆论导向和发刊活动。
7月28日，《湘江评论》第3号又飘舞着飞上了长沙街头、散运到湖南各地、传送到了江南各省乃至北京。
毛泽东在《政治家》一文中响亮地说同上，第75页。：
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
进入8月，长沙城里更加沸腾了，几乎到处都有小孩子在唱：
堂堂乎张，尧舜禹汤；
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欺压百姓，臭名远扬；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在7、8两月刊发的《湘江评论》第2、3、4号上，毛泽东重笔写下了长篇评论《民众的大联合》。在文章中，毛泽东指出《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通过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毛泽东还充满激情地写道：“我知道了！我们醒觉了！”他还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并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毛泽东在主编、刊发《湘江评论》的同时，还写了许多文章热情歌颂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热烈而激昂地赞扬中国民众的觉醒，锋芒所向直接对准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北洋军阀政府！
面对《湘江评论》在长沙促起的革命风潮，张敬尧气急败坏地下令查封《湘江评论》；对于张敬尧的这一野蛮行径和倒行逆施，毛泽东既不退却、也不妥协、更不屈服，而是针锋相对，一方面动员人们走上街头张贴驱逐张敬尧的大字标语，同时挺身而出、在各学校学生代表大会上发出号召：“反对张敬尧的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反对卖国政府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也就是我们目前的爱国活动！我们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联合民众，抓住时机，把张敬尧赶走！救出湖南三千万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垂危生命！”
全体学生代表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大会决定举行总罢课……
驱赶张敬尧的斗争还在继续。
9月间，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邀请，担任了由该会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明确提出办刊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谈论问题”，同时指出“什么都可以牺牲，唯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10月中旬，《新湖南》周刊再遭张敬尧查封！
面对恶势力的进逼，毛泽东毫不退缩地利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继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
12月3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民学会会员湖南学联负责人和部分学生代表开紧急会议，研究全面展开“驱张运动”。
会议进行中，毛泽东和各校师生商定，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宣传，扩大“驱张运动”的范围和影响。
行动计划商定后，毛泽东很快交代了身边的工作，率领一个代表团直赴北京。
12月18日，毛泽东率团到达北京后，立刻四处活动，不但联络在京的湘籍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还联络北京各校学生，以组成强大的“驱张战线”。
毛泽东在积极展开“驱张运动”宣传的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组织人们向北京的各家报刊撰写文章，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反对军阀统治的宣传运动。
1920年1月6日，上海《申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文章《湘人对张敬尧运烟种之公愤》。毛泽东在文章中响亮地提出：“将湘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发了由毛泽东所撰写的《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窃以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政府苟犹视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视湘民为中华民国之民，则去暴救民，职责固自有在，用是屡陈前情，迫恳大总统（钧院）迅将湘督张敬尧撤任回京，尽法惩办。
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准备前往上海，继续进行驱张工作并送第二批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
5月16日，毛泽东在上海天问周刊上发表了《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疾呼“驱除逆乱，还我自由，吾湖南人惟一无二之责任”。
6月，张敬尧被谭延闿所推翻，仓皇逃离长沙、湖南，至此由毛泽东发起的“驱张运动”宣告结束。
纵观整个“驱张运动”，固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和各方面的社会原因，但也是和毛泽东的不妥协、不屈服、坚持斗争分不开的。
以毛泽东的性格，“逢恶莫低头”、“知难而上”、“遇险不惊”，影响并鼓舞了他身边的许多人。
1932年10月12日，共产党内被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持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撤销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中所担任的政治委员职务——这时，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全部被撤销，只保留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一个职务。
此时，中央苏区反对毛泽东军事指导思想的呼声甚嚣尘上，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被斥责为“游击习气”和“右倾机会主义”，“莫斯科的马列主义”压倒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把持着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权的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李德、秦邦宪等人大张旗鼓地掀起了“集中火力反右倾”的斗争；在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在江西中央苏区，凡是与毛泽东有联系的领导人，几乎都受到了株连。
身处逆境——外有敌人的军事进攻，内有自己“同志”的残酷打击与迫害，性格刚毅的毛泽东虽然内心充满了痛苦，但他依然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正确主张，在极其艰难、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妥协，不屈服，并屡次向中央建议：面对强敌，红军必须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否则是危险的、就要犯大错误！
然而毫不懂军事的李德、秦邦宪等人盲目地狂妄自大，不但断然拒绝采纳毛泽东的任何建议，反而极力主张红军必须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甚至还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命令红军“全线出击”，致使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被动挨打中，李德、秦邦宪等人又错误地命令红军实行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结果造成了红军队伍的惨痛失败。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不顾某些领导者的极力阻止强行发言，强调指出红军部队必须采取一贯所采取的游击战术和运动战，否则将难以战胜敌人；结果毛泽东的发言被打断，再一次被斥责为“改不了的游击习气”和“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
会后，毛泽东不由得仰天长叹：“若这等无知之辈继续掌握兵权，红军势将一败涂地！”并说，“竖子不足与谋！”
有人将毛泽东的这两句话报告给了秦邦宪，秦邦宪却嘲笑毛泽东说：“他毛泽东是搞农民暴动出身，只懂得游击战，懂什么叫大兵团作战？他发牢骚，也只能是‘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
秦邦宪的话传回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坚持说：“他要是能够懂得游击战在实际作战中的妙处就好了！”并说，“可怜他是个书呆子，只晓得纸上谈兵！”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的军队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进攻红军固守的广昌城，企图从北面打开苏区的大门，进而占领作为红色中央根据地的瑞金。据守瑞金的共产党“左派”们也摆开了架势，发誓要和敌人“决战”，一场惨烈的大战即将发生……
大战在即，毛泽东几次赶往临时中央军事委员会，顶着挨“训斥”、遭“嘲讽”的境遇强烈要求改变打法，无奈李德、秦邦宪等人丝毫听不进毛泽东的忠告！
结果，敌人每天出动三四十架飞机对广昌实施狂轰滥炸，造成了红军的极大伤亡；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晓得纸上谈兵的李德、秦邦宪等人，却指令一个营的红军在防御工事里坚守，结果全部壮烈牺牲……
8月，蒋介石命令他的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一齐出动，整个空间安排周密，空中、地上，四面八方同时向中央苏区进逼；东路有蒋鼎文，南路是陈济棠，西路何健，北路是顾祝同，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依旧是步步为营、堡垒式推进。
面对强敌，毛泽东顶着压力再次向李德、秦邦宪等人建议：“敌人从一路来，我们应避开他的先头部队，也不打他的后续部队，而只需打他最后的接应部队；敌人从几路来，我们同样不打他的先头部队，只要集中兵力突击打他侧面的一路，敌人必败！”
可是李德、秦邦宪等人依然妄自尊大、我行我素，竟然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形成“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招致红军进一步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
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5个军团及后方机关86000余人，分别从瑞金、于都地区出发，开始了后来震惊世界的壮举——二万五千里长征！
众所周知，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曾写下一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词，其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词句不知鼓舞了多少人在艰难困苦中奋然而前行；1935年10月，毛泽东写的另一首词《清平乐·六盘山》中有这样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又不知曾激励过多少人在前进的征途中虽遇艰难险阻而不退却、披荆斩棘、果敢地继续向前行进……
1957年1月初，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获悉山西省文水县重建刘胡兰革命烈士陵园的消息，感慨万千。他在室外散步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山西的刘胡兰，一个年仅15岁的女孩子，在敌人的铡刀面前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的英雄气节，很不简单哩！”
工作人员说：“我知道刘胡兰，是晋察冀军区报上来的材料，在西柏坡时就组织学习过……”
毛泽东问：“学习她什么呀？”
工作人员回答：“英勇不屈，视死如归！”
毛泽东点点头：“嗯，不妥协，不屈服……”
工作人员知道，刘胡兰是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一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在解放战争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威迫利诱，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在敌人摆在她面前的铡刀下，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大无畏气概和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崇高品质。
毛泽东站在中南海岸边，面对北海琼岛上的白塔说：“在解放战争中，河北出了个董存瑞，山西出了个刘胡兰，全国有多少好同志，为了新中国的解放，献出了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只有加倍地努力工作，下决心把新中国建设好，才对得起这些为革命牺牲了的先烈们啊！”
听了毛泽东的话，工作人员感到，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那些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而牺牲了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无数的革命先烈在激励着毛泽东……
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饱蘸浓墨，为重建的刘胡兰革命烈士陵园题词：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