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之首领风度
孙中山亲信、多年担任同盟会会计一职的梅乔林，忆及陈其美（字英士）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让人难忘的话：“当年国父而外，有首领风度者，陈英士一人而已。”
何为“首领风度”？想来梅氏所言，是一种具有全局眼光、果断行事能力、坚忍不拔精神，因而得到众人尊敬和拥戴的品行吧，也就是领袖素质。那么，从辛亥革命到第二次讨袁这五六年间，同盟会、国民党主要干部中，孙中山以下，堪称中流砥柱者有黄兴、宋教仁、张继、蔡元培，掌握一省军政者，有广东胡汉民、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湖南谭延闿、四川熊克武，若数纵横捭阖人物，还有谭人凤、居正、纽永健、于右任等，何以在梅乔林眼里，唯独陈其美独领风骚？以梅氏在党内经历和资格，这种评价，当能代表一部分革命党人的看法。有关陈其美生平事迹，长短文字多矣，此处皆可忽略不谈，仅撷取时人回忆、文电资料中有意味者，以窥这位当年雄踞上海的风云人物，所谓首领风度于一二。
账房伙计大器晚成
陈其美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从1906年而立之时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到1916年在上海主持讨袁之役，被刺伤亡，他的革命生涯仅有十年。以这并不长的时间，却获得许多革命党人毕其一生之功而未能达到的声誉，他有什么特异不凡之处呢？倘从他的童年说起，似也平淡无奇：7岁入私塾，15岁时父亲去世，随亲戚去石门镇一家叫作善长典的当铺做学徒，前后12年；27岁时到上海，在同泰康丝栈任佐理会计，又盘桓了3年。到东渡日本、入东京警监学校那年，已是整整的30岁了。陈氏确为人中豪杰，不愧“英士”，这是自不待言的，但到了他死后，国民党文士编撰其生平事迹，用不小的篇幅追寻他的“少年异行”，如8岁时在外玩耍、奋勇扑救一个被野火所困小孩，11岁时破除迷信、毁坏乡间城隍庙土偶之类，都属多余，莫如把陈其美看作一个天生的叛逆者，更易理解他在革命党中崛起的历程。
陈家兄弟三人，长兄陈其业继承父业，经营绸布庄，一生籍籍无名，倒是两个儿子果夫、立夫后来大有出息，在国民党政权中以CC系权倾一时，称作“蒋家天下陈家党”。陈其美行二，下面的从弟陈其采，于1898年到日本学习军事，为士官生第一期，资格很老，回国后曾任清廷军谘府第三厅厅长，掌管新军训练及调度，民国成立后又担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是军界中风云人物。陈其美本是一介书生，却选择了一条革命造反之路，这与他文质彬彬的相貌反差甚大，待到上海光复后，他做了沪军都督，穿军装、挎指挥刀的照片刊载在各大报纸的头版上，人们认出这竟是同泰康丝栈那个戴丝边眼镜的账房伙计，又作何感想呢？
陈其美身上的造反能量，也非在一夜之间凝聚起来的，他在石门善长典做了12年学徒，长年累月，“寻包”记账，其寂寞苦闷的心境可想而知，每天阅读沪报习惯的养成，以及最早接触反清地下读物，便在此时。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清廷败绩，陈其美在与友人通信中，痛言“自图振作，洗雪国耻”，并驰书其弟其采，“勤习西学，以求实用”。1903年到上海同泰康丝栈后，更加注意时政变化，勤读革命报刊，出入讲习新学的理科传习所及中国公学，与许多知识界志士交往，结识了蔡元培、于右任、张静江等人，眼界愈宽，识见益广，其后乃有东渡日本之行。
1906年陈其美到日本后，当年冬天就加入了同盟会，并介绍同乡黄郛、蒋介石等入会。他进入的东京警监学校，是清廷在宣布预备立宪后，委托日方开办的新政项目之一，当时，为了赶潮流而学警察的人很多，陈其美入校这年，学生已达八百多名，浙人在民初驰名于政坛，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的褚辅成、国会参议院议长的王家襄等，都是该校毕业生。随着中国留日学生逐渐增多，因了同盟会的鼓吹，东京各校革命气氛十分浓郁，同省学生聚到一起，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回国后如何举义反清，再造国家。陈其美尤其喜好联络同乡，聚友谈天，倦倦于此。晚于他两个月进入警监学校第三班的魏伯桢回忆：
学校是新办的，并无寄宿舍，学生只得租住民房。我们因住房毗连，过从较密。他与另一同学即与我同住一房的庄之盘（奉化人）更为友善，自此我们三人便无话不谈了……星期日同乡往往联袂前来谈天，房中座上谈客常满，蒋介石也是其中一个，这时他叫志清，还未改用介石。陈其美以蒋是学陆军的，对他另眼相看，倍示亲密，因此陈、蒋二人，也如同大兄小弟了。魏伯桢：《谈谈陈其美》，载《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上海书店，1999年，第43页。
在警监学校一年多，大家对校方师资简陋，颇不满意，于是由陈其美带头，散发传单，鼓动学潮，攻击办学人“只知图利自己，罔顾学生学业”，其后，日本人另办起了一所东斌学校，专收中国自费生，陈氏也转入东斌学军事。东斌和成城，遂成为后来赴日本习军事的中国学生，在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之前必经的一所预备学校。到1908年春回国时，除了闹学潮的一幕，留日同学对陈其美并无太多的印象。唯可一提的是，他与小了自己10岁的蒋介石一见如故，结成难兄难弟，蒋氏在辛亥年攻打浙省督署之役及二次革命沪上讨袁中，得以崭露头角，并得到孙中山的赏识，都与他这位异姓“大哥”的推许与引荐，有着莫大的关系。时过多年，国民党官方钦定蒋介石传记、年表等都极力渲染此事，说早在1910年夏，蒋24岁时即由陈介绍于孙中山门下，“初次谒见总理，倾谈国事，总理许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云云，不仅将见面时间提前了若干年，孙氏是否说过此话，也唯有老天知道了。
回国以后的陈其美，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个书生模样，却以反清革命为己任，内心里充满了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愿望。1909年在上海湖州旅沪公学读书的周斌回忆，那年夏天，该校新来了一位代课教员，“年纪三十岁左右，穿小袖长袍、西装裤，着皮鞋，发辫已剪去，梳成在左边分开的西洋式，戴眼镜”。此人便是刚从日本返沪的陈其美，以这种在当时来说比较叛逆的打扮，在上海滩露面，他是要显示一种与众不同的自信吧？不久他与黄郛、蒋介石结为换谱兄弟，曾集古人诗句，手撰一副联语云：“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巧得很，日后孙中山也手书这两句话，赠给黄兴。短短两语，蕴深意长，如果不是天然生成的当老大的品性，做人杰的气度，怎能悟出这样精妙绝伦的句子呢？
“四捷书生”初显才干
从日本回国后，陈其美很快显示出擅长组织谋划的才干，开始在上海滩秘密社会中初露锋芒。他一方面网罗结交青帮，以为羽翼，一方面联络各路革命党人，增加实力，一二年之间，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个圈子，俨然为沪上革命重心。正值孙中山在两粤发动的起义，连连失败，因而陈其美在上海取得的成效，在同盟会内部颇引人注意。1910年春，为筹划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中部总会，由谭人凤、宋教仁、范鸿仙、杨谱生负指导之责，因陈其美熟悉本地情况，人脉很广，又与杨谱生有亲戚关系，于是委任他为驻会庶务，坐镇上海，照料日常事务。杨谱生是陈其美的姑丈，曾任驻法公使，卸任后寓居沪上，愤于清政凋敝，国事日衰，遂以革命为职志，也是同盟会里一个奇人。陈其美得此奥援，又不惮辛劳，四处奔走，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仅上海一地，除了设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的总机关，又经过秘密安排，在宝昌路十五号秘制炸弹、在嵩山路十一号隐藏军火，同时还在后马路一带开办了湖州旅馆、万安旅馆，用来招待各省盟友，举行秘密会议等。辛亥革命之前，黄兴、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孙道仁等各省同盟会首领，都曾集会于此，戴天仇、褚辅成、姚勇忱、黄郛、蒋介石、王金发、林述庆等江浙革命党有力分子，更是这里的常客。
陈其美对江浙两省同盟会组织的经营，也始于此时。同盟会会员、浙江新军六十一标军官黄元秀，对于陈氏不辞劳烦，热心为党事奔波的情形，有一段生动描述：
凡有关革命事业者，无巨细均乐为援助，如鄞县密岩崇义学校，以宣传革命嫌疑，鄞县教育会呈请封闭，英士亲往声辩，并向省中当局解释，得以保存。又如奉化、宁海两县渔民，在舟山洋面械斗，死者二十余人，英士即驰赴栖凤、红石各村，善为调解，得以和平了案，以后光复杭州时，得招用渔民一百二十人，来省成立敢死队。其注意琐事，而成大功，皆此类也。黄元秀：《陈其美事略》，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页。
上面所说鄞县密岩崇义学校，创办人就是民国二年刺杀宋教仁的元凶应桂馨。应氏为富家子，在会党中有声望，早年拿了一笔巨款在老家宁波办教育，因校址占地与乡绅发生冲突，陈其美受其请托到宁波多方活动，调解成功，从此关系密切；陈其美召集上海党人开会，常借应家在静安寺附近文元坊的房屋议事、住宿，于右任因在《民立报》发表革命言论，被逐出英租界，也曾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到了辛亥年秋，应桂馨追随陈其美参加光复上海，联络青红帮及哥老会攻打江南制造局，出力甚多，被委任为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不久，孙中山回国，自沪赴宁就任临时大总统，应氏受命随护，总统府成立后，担任庶务科长并统领警卫队。陈其美收服这个会党头子，本来想为己所用，没料到临时政府结束不久，应桂馨就被北京方面重金收买，转而投靠袁世凯，酿出买凶毁宋、拉响二次革命导火索的惊天大祸，这岂是陈其美所能预料者？
陕西同盟会主盟人张奚若忆及同一时期，在上海与陈其美晤面情形，也颇有趣味：
那时陈英士当然是官方注意的人物，我和他初次是在堂子里见面的。浙江路清和坊的怡情别墅有他最喜欢的姑娘。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头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花酒，也是陈英士请的。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46页。
上海是东南第一大商埠，华洋杂处，百业汇集，江湖会社、各色党人往来频繁，神出鬼没，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温床，陈其美出入酒肆、戏院、澡堂、青楼等公共场所，在这里迎来送往，交结四方，积累了广泛人脉。他时值壮年，频繁穿梭于这些娱乐场所，虽然是为了从事秘密工作，但久在其中，也不免假戏真做，染上不良之好，后来颇为革命党人所病。据辛亥老人李净通说，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就当着孙中山面，劝陈其美戒嫖戒赌，如此“有意侮辱”，使他“恨之甚深”；在沪军都督任上，也有人在报纸上公开指陈他经常“在外冶游”，成天“花天酒地”的，陈其美也一一作书答之，揭载报上。李净通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9页；《龙浩池等致陈其美书》，载《民立报》1912年1月20日。想来这些事虽多属于公务应酬，也并非空穴来风，正是岸畔闲人，哪知舟中人支持之苦也。
为了准备足够力量，迎接将来的武装起义，陈其美很注意与社会上各路豪杰交往，常人所知的津门大侠霍元甲与日本人比武故事，就与陈其美有关。陈、霍之间的关系，光复会骨干张任天知之甚详：
因当时著名北方拳术家霍元甲，到上海传拳授艺，名震沪滨，陈其美慕其名、重其艺，与之接谈，知霍非一般拳师，乃一富于爱国思想之武术家，深与结纳，联合上海武术爱好者，创办此武术学校……后因安东间岛问题发生，党人发起排日运动，在沪日本浪人阴谋报复，见霍元甲武艺超群，非能所敌，故又忌又恨，乃密谋杀害。设宴召霍，置毒酒中，霍饮之，中毒身死。张任天：《我所知道的陈其美》，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53-54页。
陈其美与霍元甲结识在1909年冬，其后合作创办精武学校，校舍设于闸北旱桥，为旧式两厢一厅平房，月租十四元，并聘霍元甲为总教师，挑选党人及帮会中身体强健者，入校习武，兼学军事。原计划每期招收五十人，以六个月为一期，培养这些弟兄作为将来举事的中坚，惜乎霍元甲被日本人设计毒杀，这一计划未能继续。后来精武学校易名为精武体育会，陆续在沪上各处组织了五个分会，参加人数上千，上海光复前夕，攻打江南制造局一役中的冲锋陷阵者，许多就是精武会的成员。陈其美有手段、会交际之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陈其美后来做了上海都督，发通电时，虽然常常自称“其美一书生耳”，其实他行动起来，敏捷异于常人。别人送他一个雅号，叫作“四捷书生”，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譬如，1908年冬，同盟会员熊成基谋划在安庆运动新军起义，陈其美闻讯后，即悄然赶往当地，协助熊氏规划马炮营举事，此役功亏一篑，死难被捕者多人，他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回上海，官府竟不知主事者中，还有沪上革命党参与。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陈其美也是香港统筹部几个策划人之一，起义事败后，军警成群结队在广州盘查革命党，他却无声无息地入城，以上海某报记者的身份，设法营救若干同志出险，到清吏侦悉时，他已遁往港岛，绕道返沪了。
正是这种果敢行事的风格，才锤炼出其首领风度吧。据柳亚子《陈英士的纸匣》一文记述，陈氏有一次运送军火，大约是被侦探盯上了，便在途中拐入柳氏就职的铁笔报馆，在众人不觉的情况下，将所带物品安全脱手，忽又逸去。一件小事，却颇能体现他的身手敏捷，非同一般：
沪军起义前夕，余偕朱少屏坐铁笔报馆，夜深矣，英士忽施施然来，值座多杂实，即伪为商人口吻，谓：“鄂乱已深，大局堪虞，吾辈虱虮细氓……则糊口无地矣。”且言且喟，竟悄然别去。来时携一纸匣，颇坚硬，帽肆之名赫然，遗置火炉架上，若无意中忘却者，明晨始遣人来取去。不数日，制造局战事作，嗣晤他友，谓：“匣中所藏非他，盖累累者赫然爆烈弹耳。”柳亚子：《辛亥革命外史》，载《怀旧集》，耕耘出版社，1943年，第50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员王子骞等奉命从东京将一批手枪、炸药、雷管等，伪作货物押运上海，交给陈其美。王氏素闻陈其美机智灵敏、神通广大，但不知有何办法使这些军火通过海关，一路上心甚忐忑，及船抵岸，只见陈氏与码头的人略一招呼，就指挥着来人把大小行李从船尾吊下，直接装上舢板，“只见他指挥舢板，未经过海关查处，径直向华界方面开，抵一小汊港，已有马车一辆停在岸侧”，一路平安无事，到了跑马厅附近马霍路其私宅中。王子骞：《攻占上海制造局亲历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6页。至此，王子骞等人大松了一口气，佩服称奇不已。黄兴之子黄一欧在《辛亥沪宁光复的片段回忆》中，忆及攻打江南制造局当天，他与陈其美同乘一辆马车出发，“随身带了炸弹、短枪，还带了一捆旗帜”，即取自此前从日本运来的军火。
辛亥年上海起义后，陈其美在这“中国第一埠”振臂一呼，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地相继克复，东南各省积极响应，沪上遂成为江浙两地革命党大本营，与他的这种办事能力和个人魅力，有很大关系。
帮会首领崛起沪上
武昌举义后，陈其美图谋响应，因为自己有一部分实力，平时又注意与各界密切联络，仅用了旬日之功，民军、商团方面就已步调一致，巡警、巡防营也渐次运动成熟。当时上海地面上，最强的武装是清军五个巡防营，经过多方接触，慑于大势的巡防营统领兼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已与光复会秘密接头，态度日渐松动，陈其美仍不放心，为了显示同盟会的力量，于是派姜的同乡、同盟会员周南陔与其接头。周在临行前，被陈其美叫住，有如下一番叮嘱：
行至房门口，陈其美附耳对我说：你不要胆小，如果姜（国梁）不听话，到了紧急关头，我们可以“做了他”。周南陔：《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吴淞炮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4页。
以周南陔的理解，陈其美说这话时，绝非随口威胁，对于羽翼已丰的他来说，暗杀是易如反掌之事。正式发难之前，陈其美带着洪承点等同盟会员去南市上海警察厅开谈判，当总办的回答模棱两可时，他站起来，以手按桌，直视对方，仅说了一句“你纵有为难处，我们要干的总是要干”，迫得那总办只好让步，明确表示到时“严守中立”。
阴历九月十三日，闸北枪声一起，一夜之间，上海全市悬挂白旗，但江南制造局守军仍在抵抗，民军屡屡攻打，均未得手。当夜，陈其美冒险入局谈判，被拘押起来，吃了很大苦头，直到次日，敢死队破墙而入，抢到大批军械，守兵溃散，陈氏才得出险境。上海随即宣布独立，成立沪军都督府，陈其美被推为都督，这是他崛起于沪上的开端。当时有资格任此职者，还有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商团总司令李英石等人，陈其美虽名列同盟会高干，但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按理来说无缘于此席，可是，他毕竟有一套办法，据时人回忆，在推选都督的会上，场外既有红帮出身的敢死队长刘福彪带着一帮全副武装的弟兄守候，会议进行到关键处，又有一名怀炸弹、携手枪的不速之客登台演说，声称“现在上海光复，都督一席非陈英士先生担任不可，请列位举手推戴；如有反对者，请尝吾弹”，由是场面大哗，在一片哄乱中，沪军都督陈其美横空出世了。余焕东：《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经过》，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5页。
这时他是一个真正的首领了，后来成为民国政局中要人的蒋介石、何应钦、张群、黄郛、戴季陶、邵元冲、吴忠信诸辈，都是都督府中的幕僚角色。身为首领者，未必天生就有首领之风度，然而陈其美不愧其名，他的军师黄郛在回忆文章中曾记载一个细节，足见此时的陈氏，经历多年风雨世面，兼以位高权重、豪情万丈，一举手一投足，都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气派：
一日，唐少川、伍秩庸（按即唐绍仪、伍廷芳）两先生正在会议，因有一事不能决，电邀英士先生出席参加。英士先生约本人同往，乃相偕出署乘车，走过秘书室阶前，因有一便桶，适一兵士正在小便。英士先生因会客过久，亦思顺便一溺之。有随从卫士一人，默会意旨，乃警告该兵士曰：“都督要小便，汝速走开！”英士先生正色曰：“他事须分先后，难道小便也须分先后吗？”可见英士先生处处表现平等精神，无丝毫自大之恶习。黄郛：《陈英士先生革命历史及生平事迹功业》，载《陈英士先生纪念集》，第150页。
上海光复之日，正是袁世凯部下冯国璋攻陷汉口之时，紧接着，在陈其美的有力运动下，苏州、杭州望风而相继宣布脱离清廷，全国民气为之一振，但清军忽而猛击湖北民军，拿下汉阳，前线屡屡告急，观望中的其他各省，信心一度动摇。在这紧要关头，陈其美以中部同盟会名义，致电已经独立的苏州、杭州、镇江，倡议都督程德全、汤寿潜、林述庆等，共同组织一万五千余人的江浙联军，由上海提供弹药械款，会攻清廷在江南的最大堡垒南京。12月2日，联军攻入金陵，大局为之一变，数日之后，通电起义省份，已过大半。不具首领气魄者，安有此大手笔乎？
因而，孙中山评价辛亥革命时，对陈其美的功绩倍加赞赏：
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以支者，较他者尤多也。孙中山：《建国方略》，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8页。
南北议和期间，对于孙中山禅让临时大总统，陈其美激烈反对，不支持“尽让政权于袁氏”，主张应一鼓作气，举兵北上，肃清帝制余孽。黄兴解除南京留守职务之前，他担心因此削弱革命党人在江苏的地位，专程赴宁劝说，但并无收效。随着东南各省同盟会势力的日益瓦解，陈其美独自称雄于沪上，地位却岌岌可危，在外部，袁世凯正想方设法夺得对上海的控制权，在党内，陈氏因为枪毙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保、暗杀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并谋刺光复军司令李燮和，而负有“动辄施暴于同志”的罪名。以上各案，内情错综复杂，去脉来踪也一言难尽，陈其美作为主要当事人，难逃其咎，但是在这暴风雨将来前夜，他内心的狂躁与虚无，又岂是局外人所能理解者？
孙中山、黄兴相继下野后，中间派程德全做了江苏都督，浙江都督则换上了为袁世凯效忠的朱瑞，蜷局沪上的陈其美，很快陷于孤立，由前清立宪派演变而来的共和党的首领张謇，更以上海本非军事重镇，时下国家统一，自无保留沪军都督的理由等为辞，联络各界，呼吁取消沪军都督府，一时空气恶劣。陈其美试图与之抗争，想保存南方革命党孤悬于长江下游的这块地盘，作为今后应对时变的资本。于是发表通电，表明自己态度，其口吻强硬，霸气十足，完全表现出了他的江湖风格：
都督去留，应观事实：事实当去，挽我不留；事实当留，推之不去。始之担任，及后之告辞，全属事实问题，或挽或推，均非我知。现在代表北上，警变又闻，趾企北方，尚多隔膜；且国都既未解决，项城尚未南来，全局统筹，势未大定。不得不以其美之躯壳，再延沪都督之灵魂，非敢将顺舆情，藉此见好。引自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05页。
当年夏天，迫于时局及物议，陈其美还是自作主张，交卸了沪军都督一职，而且打算摆脱政治，专心从事建设，以求实现民生主义的理想。孙中山、黄兴鉴于东南局势不稳，尚需强人主政，一再致电慰留，党内同志也多有对此不解者，其中谭人凤倚老卖老，致书指责此举是“以孤洁鸣高，图个人之便利”，并威胁说若不听劝阻，“党中最后之手段将于公施之”。陈其美不听这套，回信说：“公（按指谭人凤）年老荒诞，牵率至此，他日如得卸此肩责，必与公一拼死命，以泄吾恨”，用语之凌厉，颇见其真性情。《谭人凤君致陈其美君书》《陈其美君复谭人凤君书》，载《民立报》1912年3月5日。
而辞职后，对于未来的规划，他说过的一段话，非同平凡，高于同时代大部分政治家，显示出一种世界眼光：
其美以冒险为天职，此后共和巩固，已无冒险者可为之事，不得已而求其次。则管见所及，无过于实边之谋，满蒙回藏，僻处边陲，地广人稀，利源未辟，欲将我国跻于强大，先应筹集巨款，实力经营，利用已集之军人，振植未辟之边地，则富强之基，实立于此。《陈都督力顾大局》，载《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陈其美以一个地方官员，而注意到中国边疆问题，实属难能可贵。今日读者驻此而瞻前顾后，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历史上留心满蒙回藏情形者，皆大政治家也，从大唐王朝唐太宗、唐高宗到前清盛世之康熙乾隆，无不如此。近而观之，蒋介石当国时代，外蒙脱离中国版图、新疆边民叛逃苏俄，不可不为当政者之失。早在民国社会转型之初，陈其美就有此种眼光，可称先见之明了。
民党栋梁功成身殁
辛亥年来，陈其美雄踞上海，被视为民党中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这让袁世凯很不放心，始终对其怀有收服之念。而陈其美本是一个枭雄，岂是袁氏所能驾驭者也？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唐绍仪内阁于1912年4月组成，南方革命党中，只有两人入阁：宋教仁为农林总长，陈其美为工商总长。但陈其美以袁世凯包藏祸心，且难与共事，不愿受任；又当选参议院议员，亦未接受。他对于袁世凯的不信任，出于革命家的直觉和本能，更来自在江湖上混迹多年所积累的经验，在孙中山、黄兴的身上，看不到这些东西，国民党籍都督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等人，也无此本领，先后都上了袁世凯的当。
唐绍仪内阁组成后，力主实行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但受到袁世凯与黎元洪领衔的共和党的双重夹击，在任上仅两月余，就被迫弃职离京。同盟会中一部分人表示愤慨，却少有公开打抱不平者，这期间陈其美从上海发来一电，责问袁世凯，电文不仅同情唐氏，其中“更选总统”等语，气势汹汹，锋芒毕露，革命党人中敢以如此直言与袁氏对话者，也仅陈其美一人耳！电文如下：
临时政府甫成立，忽传逼退总理之恶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因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选总统可也。如其不然，宁勿躁！鄙见止此，窃愿与大界诸君子亟起图之。《陈其美致袁世凯责问逼退总理电》（1912年6月20日），载《民权报》1912年6月22日。
此后，经过反复计议，陈其美决定出洋，考察西方政治制度及实业，袁世凯闻讯大喜，提出要送他一大笔钱，充作游历之资，作为“勿问国是”的条件，陈氏拒之。行期已定，宋教仁忽然被刺，国内政局大变，随后二次革命于1913年夏爆发了。当孙中山动员兴兵讨袁时，委任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但天运不遂、人力不济，两月之间，陈氏招集旧部，数次攻打江南制造局，未能得手，民军守卫的吴淞炮台也遭致溃败。结果，上海工部局决议将陈其美等逐出租界，在陈氏手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的蒋介石也缴械散伙，徒手出走。他们只得逃往日本，再图东山。7月31日，袁世凯通缉“宁沪之乱”首要人物的第一张命令，所出赏格，黄兴为十万元，陈其美为五万元，黄郛、李书城均为二万元，并注明“不论生死一体给赏”，由是，倒也可见陈氏在革命党中的地位与价值。
流亡东京两年，陈其美在党内的地位，因他对孙中山的忠诚无二，而快速上升。当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干部近千人，大部分因为讨袁失败而情绪沮丧，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败北教训，以国民党组织涣散、分子复杂，力倡组建新党，重整旗鼓，并以向他个人宣誓效忠为条件，但黄兴、谭人凤、李烈钧、柏文蔚等均不服从。这时候孙中山身边的亲信，除了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粤省老干部，江南一线，唯可倚重陈其美。1914年夏天，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陈氏出任总务部长，协助孙中山建立各省讨袁阵线，并亲自负责规划长江方面。
次年，国内帝制运动甚嚣尘上，陈其美受命潜回上海主持党务、军事，在秋冬间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策划在苏州桥狙杀袁氏悍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造成震惊全国的大案，勇士王晓峰、王明山死之，然而党内士气为之一振；二是组织肇和军舰起义，同志死难又十三人，虽功败垂成，但声威所至，已播及东南半壁。据参与此役的邵元冲所忆，当时陈其美坐镇设在法租界内渔阳里五号的总机关部，指挥全局，肇和舰虽按计划炮击江南制造局，但因陆路失利，华界戒严，接到密报的大队巡捕也赶到总部搜查，大家“遂拥英士先生登屋顶潜匿，同时伏屋顶者有吴忠信、杨沧白、蒋介石、章杰诸君……英士先生伏屋顶既久，以屋内有巡捕严加逻守，不能再入室议事，乃分别由别室潜去”。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引自李敖《蒋介石研究》（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第217页。
肇和舰起义这一战，陈其美等筹划数月，且期望甚高，事败后，党人中有以袁世凯不断加强上海军事力量，如再与其死拼，徒增伤亡等由，而灰心丧气者。陈氏安慰属下的一段话，也显出一种磅礴大气：
事业失败，不足畏也，改过再图，必有成功之一日。惟志不可颓，志颓则永无成，吾辈今后仍当积极进行，成功不过时间问题耳。《陈其美传》，载《革命先烈先进传》，“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第386页。
其后再接再厉，加紧进行。1916年4月间，陈其美又策划运动驻沪海陆军同时起义，因号炮未燃，导致流产；随后改为海军首先发难，并派手下宋振亲往“同安舰”监督，也以士兵哗变、宋氏被逼投江而告终。《陈英士先生墓志铭》中，“（海陆军）相顾莫肯先发，尝与约，彻夜候之，卒失期。一日同安舰受金将发矣，至时，船长遁，员兵哗乱，宋振发愤蹈水死，公（按指陈其美）悲慨，愈不自胜”，即言当时情形。举事历遭惨败，仍屡仆屡起，陈其美心情之愤懑急切，可想而知。
转眼到了5月中旬，距袁世凯病亡还有半个月，陈其美在上海主持讨袁一年，已度过最黑暗的时光，却因为大意，遭到了暗算。时值护法战争发动前夕，他为了筹办军务，用度颇费，经济十分困窘。袁氏暗探侦悉内情，于是伪立鸿丰煤矿公司，并勾结革命党内叛徒，以向日本人押矿筹款的名义，引诱陈其美上钩。陈氏因急于部署上海再次起义，而经费不济，饷源枯竭，乃铤而走险，与立约者在租借的淡水路十四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一郎寓所见面，被冲进来的枪手击中头部，顿时气绝身亡。当时住所里还有其他几个党人，胡汉民、廖仲恺正在三楼下棋，邵元冲、吴忠信等人在底层谈话，在乱枪齐发中，及时躲避，均幸免于难。
陈其美被刺一案，政治背景虽是因为讨伐袁世凯，但几十年后内幕仍未明了，他在早年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尚能生存自卫，却在倒袁成功前夜丧于敌手，让同时代许多人甚为不解。与鸿丰公司这笔假生意的牵线人李海秋、黄汉湘，都是陈氏的部下，其中李海秋此前还受陈其美指派，处死了在二次革命期间，领衔吁请英租界驱逐讨袁军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陈其美殒命后，黄也于当天下午遇刺，李则被判处死刑，一时间疑雾弥漫。事过多年，邵元冲隐隐约约的记述，倒有些意味：
英士先生是一个极阔大的人，也是一个极精明的人，因其极阔大，所以能够容纳各种的人才，为他所用；因为是一个极精明的人，所以凡有人想对他欺瞒的事，他常常能够看出，并当面指摘出来……因此也有人恨他和忌刻他。邵元冲：《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载《革命先烈先进传》，第401页。
陈其美死后，其影响所及，英魂不散，一直笼罩着民国历史，以后数十年被奉为第一等烈士。命案发生后，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即书“失我长城”四字，以为悼念；一个多月后又亲撰《祭陈其美文》，为之“呜呼哀哉”。蒋介石身为“义弟”，全程操办了陈其美的丧事，因房主反目，他于次日将陈氏遗体移到自己的寓所——蒲石路新民里十一号，举哀成殓，可谓有情有义。这是蒋氏在党内继承陈其美衣钵之始。斯时蒋氏致陈其美祭文曰：“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扶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亦真情之流露乎？
又过十余年，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崛起于北伐时代，后来在国民党内建立起最有力的派别——CC系，直至南京政府在大陆倒台前夕，是控制中央、纵横地方的最大政治力量。他们之所以能在民国政坛突出重围，不得不说是其叔父陈其美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