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马育航是亲兄弟？
20世纪60年代，当“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进行时，时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的著名小提琴作曲家、演奏家马思聪，因不堪造反派的折磨迫害，于1967年1月带着全家四口人偷渡到香港，转至美国。直到20年后，他才终获昭雪。
人们对马思聪的了解大都停留在那一曲哀怨的《思乡曲》上，人们并不知道的是他的身世及家族渊源。其父马育航是一位“反动”的秀才，为革命运动舍生忘死。而在1922年背叛孙中山、炮轰粤秀楼总统府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竟是他的本家伯父。这其中的秘密与曲折，也只待后人评说了。
《香江晨报》，首揭陈、马关系
从民国初年起，陈炯明主政粤省十余年，历任广东都督、粤军总司令、护国军政府陆军总长等，是大名鼎鼎人物，其生平事迹无须赘述，唯追索早年行迹，可以发现，他的名字总是和一个叫马育航的人联系在一起；或者可以说，在他1925年退出政坛之前，马育航也总是与他形影不离的。他们两家都是世居海丰县的自耕农，陈氏祖屋在城东博约街，马氏故里在隔衢相望的幼石街，也都是地主书香之家，从小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后人称他们为总角之交的由来。但是这还不够，与其说在清末民初变革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历史都把这两个革命党人安排在同一场合，不如说在他们的关系中，有一层神秘的色彩始终没有被揭开，即陈、马二氏果然是亲兄弟乎？
这本是很有趣的事，但奇怪的是，在各种正式发表文字中，无论陈炯明、马育航的乡人、同志，还是传记作者，记述两人从反清革命到治理广东时期的生平活动，既鲜有涉及他们是否亲兄弟这一话题，也很少为之辩解者，以致到了今天，陈、马关系的真相仍是个谜。生前为尊者隐，故后为死者讳，这是古往今来固有的文风吧。不过，细察坊间资料，倒是隐约露出些影子来。其中一则是“从娘胎里骂起”的考据文字，虽几近人身攻击，却也颇有可观之处。
根据国民党官方历史记载，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麾下粤军总指挥叶举所部，受命围攻广州观音山总统府，并以大炮轰击孙中山居所粤秀楼。孙氏在卫队保护下脱险，先后走避永丰舰、登上楚豫舰，调集海军于黄埔，指挥平叛。激战逾月，因待援无望，孙氏遂离穗赴沪。兄弟阋墙，中外震动，这是孙中山北伐武装统一中国与陈炯明仿照欧美联邦制、实行联省自治，两种政治主张数年抗争的结果。陈与孙因政见分歧而决裂，是民国史上一大公案，是非公正，自是见仁见智，但在孙中山占主导地位的广东，这是陈炯明尽失人心，沦为天下公敌之始。东南粤港报刊，群起而攻之，香港《香江晨报》几名记者，还编写《陈炯明叛国史》一册，广为发行，其中第一节“陈炯明之来路不正”，开门见山，从陈氏的家族身世说起，论证其背党叛国的罪行，是“枭獍之性，戾气所钟”，把他和马育航的关系揭开了：
陈炯明字竞存，年46岁，粤之惠州海丰人也。体硕面紫，目斜视有光。其母某氏，先适陈氏，未生子而寡，遂沿该县俗例，招郎入室。时有陈之同邑马大发者，贫不能娶，乃入赘陈家，翌年即生炯明，后又生育航。育航实为其同母弟，乃马应招后所生者。盖该邑招郎入室例，先生者为死者之子，后生者为被招人之子，是以炯明则姓陈，而育航则姓马也。马自被陈氏招赘后，即经营鱼苗，历年颇有所蓄，乃归马家。后又别娶一妇，育航时已六岁，始携归马氏养育。是陈炯明者，益即马氏血统中之卵翼也。鲁直之等编《陈炯明叛国史》，中华书局，2007年，第36页。
明确指出陈、马是同母异父兄弟。文中所言这位入赘陈家的“马大发”，如果实有其人，便就是马育航的父亲马成平，“别娶一妇”，则是他中年守寡的母亲陈氏了。按马氏家谱，马家是世代书香门第，家道殷实，祖父马逢藩为咸丰元年举人，满腹经纶，乐施好善，在县城办有马氏家塾。到马成平这一辈，开始走下坡路，生了三个儿子，分别是马继珍、马继犹（后改名育航）、马继衡，老大少年早夭，老三性格内向且有点痴呆，马育航排行第二，后面还有一群妹妹，因父亲在他16岁那年去世，早早就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所幸祖上留有若干薄产，日子总算还过得去。
至于陈炯明的身世，据陈氏之子陈定炎所撰《陈炯明研究》，陈炯明的父亲名陈暄，字曦庭，母亲杨氏，炯明出生这天，恰好父亲接到考中秀才的喜报，为儿子取名“捷”，字“赞三”，入县学后改用“炯明”，及考入广东法政学堂，受了极盛一时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改字为“竞存”。陈定炎：《陈炯明研究》，http：//www.chen-jiongming.com，2001年。又据乡人记载，陈炯明还有个姐姐，送给本县钟姓人家作了童养媳，其子钟声，于1923—1925年间曾出任广东省议会议长，这显然与当时陈炯明在粤省的地位有密切关系。陈暄病逝于光绪六年（1880）春夏之交，此时陈炯明才满3岁，全家从联安镇白町村迁到海丰县城，倚靠祖父陈翰香过活。数年后，做贩运鸭蛋生意的祖父病亡，家境一下落入三餐难继的地步，直到他长大成人，也没有翻过身来。陈治曾：《陈炯明史年说史事》，http：//www.hfren.cn，2012年。
以上引资料观之，并看不出马育航、陈炯明有何血缘关系，至多，从两家地理位置来讲，陈家与马宅，都处县城，从马氏老宅所在的幼石街向南，穿过博约街，便是长年挂着福禄寿三星瓷塑的陈家旧屋，不过一箭之遥。《陈炯明叛国史》中“陈炯明之来路不正”云云，意在“穷源”陈炯明之叛变，并要把他说得了无是处，所以在爆料之后，得出一结论：“以吕易嬴，遂种焚书坑儒之孽果，则其戾气所钟，实古今一辙矣”，以吕不韦将已有身孕的赵姬，献给在赵国做人质的赢异人，后来生下秦始皇这一典故，比喻陈炯明也是异姓乱宗，且贻害天下的产物，可谓用心良苦，大有一棍子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之恨。既非公正持论，吾人当不可轻易相信也。
同窗进学，一起长大成人
然而，联系陈炯明的身世，他与马育航一同长大成人，则是不辨的事实。陈炯明出身于自耕农之家，自父亲、祖父先后离世，家道中落，少时一贫如洗，不能自给，一位同乡人回忆，他家里“有时无钱买米，连三几角钱也要向人借。对穷人同情，对局绅痛恨”。袁驾洲口述：《从穷秀才到省咨议员-陈炯明早期的社会活动》，载《海丰文史》第一辑，1985年，第45页。
他6岁时，入读县城最好的学堂黄氏私塾，受教于远近有名的秀才黄呜岗，学费来源，除了叔父陈芬庭农闲时在乡间收购鸭蛋，运销于惠州、香港挣得的钱，马育航家似乎也提供了一些资助。马家是小商人，家境要宽裕一些，据马育航侄子马思周的记述，马育航“少年时和比他大三岁的陈炯明同在黄氏私塾读书，同在万寿寺寄宿，每日三餐都由育航三弟继衡由家里携膳供送。及长，又一同就读与海丰速成师范学校”。马思周：《马育航生平及其子女马思聪十兄妹》，载《汕尾文史》第十六辑，2006年，第99页。马家为何接济陈炯明在学堂的食宿？恐非一般远亲近邻关系所能解释清楚的吧。
陈炯明、马育航的婚事也颇有趣。陈氏好学不倦，又聪明过人，被业师黄呜岗看中，将女儿黄云娥许配给了这个得意门生，两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结婚，感情融洽，共养育了五女三男，一生不离不弃，相守至死。对于陈氏严谨的私生活及廉洁美德，连孙中山也表示叹服，曾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康白石：《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年，第115页。应了物以类聚的话，马育航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迎娶公平镇围雅村书生黄庭晖的女儿黄楚良，此后二十多年间，和睦相处，生养了四个儿子、六个女儿，马氏是个本分的读书人，后来跟着陈炯明在广东政坛坐大，官至筹饷局长、财政厅长，却也无置金屋、纳美妾这类在官场上常见之举，足见这一对难兄难弟的可贵了。
从上私塾开始，陈炯明、马育航两人可谓步步相随，不曾分离。在他们长成阶段，正值天下多事，广东领风气之先，孙文、郑士良、史坚如等联络江湖会党，在惠州、广州发起两次起义，均告失败，陈、马这些年轻书生受此种种影响，也常聚在一起讨论时局。他俩还曾以研究兵学为名，联袂赴惠州、潮州、嘉应（梅县）各属一游，实地踏访，交结有志之士。在海丰这闭塞偏远之地，也是创先之举了。
彼时海丰、陆丰两县，皆隶属惠州府，据《陈竞存先生年谱》，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炯明、马育航一起参加惠州府试，考中光绪年己亥科秀才，名扬乡里。不久，马育航又中了廪生，成绩名列一等，由公家给以膳食，成为本乡学历最著者。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新上任的海丰知县郑荣兴办新学，成立了速成师范学堂，26岁的陈炯明、23岁的马育航再次同窗进学，在海丰这地方，既入了县学，又读新式学校，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了。
从师范学堂肄业后，两人在家闲居，都干过“打卷”（又称“做马”，即替人做应试文章）这种营生。清末广东科举考场素有“枪手”之陋习，不少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的秀才，学业优异，但生不逢时，都有过以此为生活挹注的经历。据广东番禺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傅秉常说，胡汉民早年就曾代人作文卷，“首次中举所获酬银三千元，即供其赴日留学之费用”。无独有偶，陈炯明、马育航也为一些赴惠州府科考的富家子弟“打卷”，以赚取生活费用。这期间，他们还集资在田心乡试办了个小农场，作为交结同志、讲求新学的场所，由此可见“打卷”在当时代价不菲。
越数年，科举考试废除，风气渐开，海丰又开办了高等小学，原定由陈炯明出掌校务，但一班乡绅因为他传阅《新民丛报》等新潮书刊，有革命派之嫌，乃群起反对，校长改由马育航担任。陈炯明这个无业穷秀才，靠了马育航的关系，常被邀到高等小学给学生改卷，作为家补。科考停止后，生员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大多自负清高，对功名之追逐仍耿耿于怀，陈、马二氏却是识时务、应潮流的人，陈炯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考入广东法政学堂就读，眼界大开，马育航作为其后援，在海丰筹办了私立师范学堂，也被视为先进人物。他们萌发革命思想，稍谈民族主义，在家乡发起了秘密组织“正气社”，社员陈达生、钟景堂、陈演生、钟秀南等，都是族人亲友；几年后，又创办《海丰自治报》，两人分任主笔、撰述，鼓吹社会改良，推行新政，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戒烟局，呼吁整理育婴堂及县仓等。陈炯明声名渐起，即在此时。
投身革命，共赴广州举义
宣统初年（1909），陈炯明从法政学堂速成科毕业后，因缘际会，以领衔控告惠州知府陈召棠，声名大噪，当选了省谘议局议员，又秘密加入同盟会。马育航也随他到了广州，共同参与策划新军起义等事，为防不测，他们一同把家眷迁移到香港，陈炯明的次女陈碧瑶、次子陈定炎，马育航的五子马思聪、六女马思荪及十女马思芸，都是在港岛出生的。辛亥革命中，粤省党人酝酿的重大行动，除了庚戌新军之役，还有创办《可报》、发动黄花岗起义、成立支那暗杀团、光复广东等，陈、马二人都是主角。
证之同时代人的记述，辅佐新军起义领导人倪映典的香港同盟会员莫纪彭，当时负责联络广州燕塘驻军，他的回忆文章中，便有“陈竞存带了一位马育航来加盟，过后知道他不是军人，而是海丰秀才，我们全武行的戏剧外，又多添一位廪生大哥（马先生系前清廪生），来点缀点缀”的印象；在时任新军下级军官、同盟会员张醁村的记忆中，“在大东门外设立的机关，系以谘议局议员陈炯明的名义租来作为藏械之所的”，这个秘密机关的主持人就是马育航。莫纪彭：《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干部及庚戌新军起义之回顾》，载《革命人物志》第十二集，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3年，第331页；张醁村：《庚戌新军起义前后的回忆》，载《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选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6页。庚戌年（1910）元月广州新军起义败后，陈、马均避往香港，香港同盟会内部，刘思复、谢英伯、高剑父一伙激烈党人成立“支那暗杀团”，陈炯明也是发起人之一，马育航为辅助员，负责将在港岛定制的弹壳、炸药，偷运到广州去。首批弹药，由马氏托付给广州韬美医院的两名学生周演明、张纶，结果在渡轮中被查出；其后，他又将炸药裹藏在年方九岁的长子思齐身上，数次冒险过关。多年后，马思齐对这段旧事记忆犹新：“小时大约九岁，父亲在香港、广州搞革命，我和父亲运炸弹、炸药，从香港带到广州交给革命党。奇怪！那时炸弹、炸药藏在我身上，我一点也不害怕……”马思琚：《往事》，载《汕尾文史》第十七辑，汕尾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7年，第109页。
广东光复前夕，阴历八月十三日刺杀水师提督李准一役中，暗杀团成员林冠慈所抛两枚一磅半炸弹，就是用了马氏父子等从香港运至广州的弹壳、炸药，组装而成的。马育航的这个大儿子，连同二子思武，在1918年陈炯明做广东省长时，被送到法国留学，分别攻读农业经济和法政，回国后均未有大建树，到了垂老之年，因受马思聪“叛逃”案株连，一个全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个被造反派批斗致死，其状甚惨。
辛亥年（1911）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领一百多同盟会员攻打两广总督署，原拟分十路发动，陈炯明担任第四选锋（敢死）队队长，进攻存储大量枪械的巡警教练所。因款械未能如期到达，就在举义当天，仍有不少同志主张缓期发动，陈炯明即力持此论者。当黄兴率队从广州城小东门机关出发时，代表陈炯明来送信、表示第四队不能按时响应，并劝说黄兴缓行举事的，就是马育航。在战斗打响前，陈炯明乘轿出城，藏身于河（珠江）南尾水面一个表戚马亚弁的盐船里，也是马育航安排的。结果，黄兴仍决定如期发难，遂有七十二烈士战死之壮举。作为一路指挥员，陈炯明此举造成了数十名同志未能按期参加战斗的严重后果，党人能原谅他乎？尽管事后他对误期一节多所辩解，黄兴在失败逃回香港后，对此尤深痛恨，称其“虚妄误事，罪皆当死”，并有“须亟除之，免为后患”之语，这在黄兴给海外同盟会的《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报告书》中，都有记述。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马育航一同避居香港九龙城南，一边派人赴南洋联络同志，运动筹款，一边暗中发动学生、华侨及绿林会党，组织民军，图谋再起。到武昌起义爆发时，他们打出循军总司令旗号，向惠州进发，“循”，惠州之古称也。这是书生陈炯明戎马生涯的开始，他统领的各路民军汇集起来，声势浩大，数逾万人，马育航与锺秀南、周醒南等，在其手下担任筹划饷粮。阴历九月广州光复，陈炯明以率先攻占惠州、带动全省独立有功，被推举为广东副都督。不久，都督胡汉民随孙中山到南京，出任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都督一职始由陈炯明代理。
主政广东后，陈炯明亲戚故旧，咸据要津，马育航更在重用之列，历任粤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广州市财政局局长，作为陈氏左右臂，权倾一时。他的第五子马思聪，就是这年5月出生的。这位音乐神童的出生地，叶永烈著《马思聪传》及《马思聪年谱》等均作海丰县城幼石街马家老宅，但据马氏多位家人的对证，马育航自1910年为策反广州新军起义，举家迁居香港，中经光复广州之役、二次革命逃亡新加坡、护国战争讨袁，自身生活动荡，居无定所，绝无携眷返乡可能，故马思聪和他后面的四个弟妹，分别出生在香港九龙塘和汕头、广州。这也是马育航早年投身革命、毁家纾难的一个明证。马思周：《马育航生平及其子女马思聪十兄妹》，前引书，第108页。
1913年夏，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与袁世凯决裂，南方革命党控制的东南各省，相继起兵讨袁，在黄兴数次电促下，陈炯明通电宣布广东独立，并就任讨袁军总司令。这时，他部下几个师旅长，都被袁世凯收买，密谋叛变，8月4日晨，在兵变发生前一个小时，陈炯明得到警告，即偕马育航及亲信黄强等人，从都督府仓皇出逃至沙面租界，乘坐外国兵舰辗转香港抵达新加坡。以后在此地避难，达两年之久。为了积蓄东山再起资金，他们开设“通益公司”，与当地革命党人林顺义等合资经商，积极筹备讨袁。
民初乱局，兄弟合掌粤政
直到1915年年底，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马育航、陈炯明先后返回香港，潜入海陆丰一带，组织广东共和军，兵分十路，与广东都督龙济光的军队对峙于东江，一时颇具号召力。次年6月袁氏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颁令停战，陈炯明乃下令结束军事，委任马育航为特派员，携二十营、共四千余官兵花名册，呈缴新任广东省长朱庆澜收编。转年护法之战爆发，朱氏仍将此部拨还给陈炯明，组成了援闽护法粤军的班底。这期间，陈炯明除了总司令的头衔，还兼任惠（州）潮（州）梅（州）防务督办，马育航的身份是督办署总参议，粤军分道进驻福建漳州后，他们在此经营两年，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整饬军纪，厉行新政，其中开辟公路、整理教育、发扬文化等举措，成效显著，引起全国瞩目。陈炯明与福建督军李厚基几经谈判，达成和平相处，划界互不侵犯，其间斡旋、通电等诸多事务，都是以马育航为代表，具体经办的。
粤军于1918年进占汕头时，马育航家人也由香港迁至这里，七女马思芸、八女马思琚都出生于斯，一直住到1921年春，陈炯明率部击溃盘踞省城的桂军，马育航结束潮、梅筹饷局事务、出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全家才搬到广州居住。自此，马作为陈的第一幕僚和智囊，其名声和才能渐为海内外所知。陈炯明在漳州实行自治时，曾选派青年80余名赴欧美、日本留学，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彭湃去了日本，马育航的两个儿子去法国求学，也在此时。
陈炯明在闽南经营了两年又四个月，到护国战争爆发前夕，应孙中山之召，率部回师广东。孙氏自沪抵粤后，招集粤籍国会议员，于1921年2月召开非常会议，开府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被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又授军政府陆军总长，成为南方政府中坚；马育航亦为孙中山重用，在廖仲恺升任财政次长后，接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一职，成了炙手可热人物。《广东群报》报道说：
马育航当粤军返乡之际，曾任潮梅筹饷局局长，粤军力战数月，饷粮赖其接济，得以无缺，军心由是雄厉。说者皆谓马君之力为多，然亦由其诚信足孚众望……（孙总统）、（陈总司令）以此缺实非马君莫属，请其再任艰巨，出长财厅。《马育航掌任财政之原因》，载《广东群报》1921年5月11日。
马育航于1921年5月上任之后，曾在报上刊登启事，表示值此国难未平、百政待兴时期，将以全副精力应付本职，“托付请求聚会宴饮均不应命，即访问函候亦或疏略”，“所有各方荐人以及亲友谋差，有难应命”，“除星期日及星期四外，每日下午一时至三时为会客时间”云云，可见工作之勤奋程度。《马育航启事》，载《广东群报》1921年5月14日。但是，孙中山、陈炯明两雄相聚，政见分歧日多，孙倡言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陈则以军力财政困难，力持联省自治主张，各不相下。马育航当然站在陈炯明一边，认为在此动乱时代，广东“收额无多，需款又巨”，哪有力量与北方作战。孙氏对他这种态度很不满意，有一次专门把他叫到总统府问话，探讨北伐用款事，结果也未得要领。马育航记述谈话情景：
孙文称总统后不知稼穑艰难，妄谈北伐，有一日着廖仲恺邀我到观音山住所。孙曰：我欲北伐须另筹二百万元，你能担任否（时我为财政厅长）？我曰：若言北伐二百万已足乎？孙曰：足用，但你能多筹更佳。我曰：广东出六百万，先生北伐能成功算是万幸。饷如此，弹又如何？孙曰：我以义师北伐，所过欢迎，不用战何须弹。我以其又吹牛皮，遂正言对之曰：以我浅陋所见，先生此际不应言北伐，而广东秩序未定，诸等整理，北伐两字只可赶此为两年之筹备，不宜轻出诸口以惹反动者。时如以粤交竞公，桂交马君武，限以两年，于整理民财政之外，并须完其军事之筹备，两年之后自治事业必有可观。孙然此说，但曰：两年之后中国必亡，我不能再等候矣。马育航：《算我十五年之账》，载《陆安日报》1925年2月6日。
如此这般，马育航的财政厅长当然做不下去，在陈炯明与据粤桂军的战事平息后，于当年11底自动提出辞呈，不久改任广东经济调查局局长，自称“颇具兴趣”。转年孙中山亲自率部出征桂林，以在湖南受阻不得前进，撤回广东，将大本营迁到韶关，欲回师省城，解决与陈炯明的纷争，由此引发粤军不满。在此后几个月里，孙、陈之间的矛盾升级，关系恶化，以致发展到陈炯明被撤职，自返惠州隐居。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客及各界代表，穿梭于广州、惠州之间，劝说陈炯明回心转意，马育航曾作诗描述当时景况，曰：“将军罢后便无忧，何各重来苦追留，军政工商相接踵，可怜忙煞百花洲。”《百花洲之一夕谈——陈竞存愤悔交并，马育航触景赋诗》，载《广东群报》1922年5月29日。他对于时局的感想，于诗中可见一二。到6月中旬，孙、陈两雄最终拔刀相见，陈炯明部众出兵围攻总统府，开炮警示孙中山离开广东，酿成史称“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著名事件。后以孙氏出走，招募滇桂军讨伐陈炯明，将粤军驱逐到惠州东江而告终。
陈炯明下野后，集合一部分溃散粤军，困守惠州，马育航自也不能脱离干系。在陈炯明割据粤东南的一年多，他身处政治漩涡，而不能自拔，除了作为陈的代表屡赴苏浙等地，纵横捭阖，还兼任潮、梅筹饷局总办，一心辅佐陈炯明，想把这个局面支撑下去，但又无能为力。在《算我十五年之账》之壬戌十一年（1922）的记事中，他自道：“思想：粤局不定无以谋国，粤之乱又无己时，则对国均报悲观，拟入海南闭关为数年建设之努力又不可得；即拟一县村试办种种事业亦不可得；日在政潮漩涡祸中苦痛不可言就。”马育航：《算我十五年之账》，载《陆安日报》1925年2月6日。
其郁闷之状，溢然纸上。这年马育航43岁，辗转于广州、香港、海丰，居无定所，苦劳奔波，其间胃病发作，曾到日本休养，送马思聪到法国学习音乐，就在这年冬天。思聪时年11岁，随回国治脚伤的大哥思齐赴法，先后就读于南锡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
党国元老，再曝陈、马家底
到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隅守粤东一角的陈炯明，还是没有扛住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的攻势，结果，退入闽南的粤军非被解散，即投他军，陈氏本人只得宣布下野。逃匿香港后，他另立中国致公党，以为东山再起之本。马育航作为他的心腹，也在被通缉之列，为了替陈炯明收拾残局，举家迁往上海英租界，在风声鹤唳中东奔西忙。遥想民国八九年间，陈炯明踞驻漳州时，孙中山困顿于沪上，创刊《建设杂志》，苦无经费，向陈氏求援，此后由马育航经办，每月汇寄孙中山一千元，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居正、戴季陶等各五百元、三百元，以为接济，党内有雪中送炭之誉；如今时过境迁，陈炯明、马育航败者为贼，落难江湖，党国要员中无一人伸出援助之手，且欲置其死地而后快。政治无情，党见夺命，对他们精神上刺激之深，可以想见。
然而天不假时，道不容逆，历史再没有给陈炯明机会，又经几番仆起，他于1933年潦倒病死。据说陈氏在香港组建致公党以后，海外华侨捐款源源不断，积累党费巨多；但他死时，一无所有，停尸于家中一张行军床，连棺材都是移用其老母的，即孙中山亲信、国民党元老马超俊，也有“平心而论，陈操守尚佳，廉洁自持”之语，可谓持平之论。
对于陈炯明的一生及最后失败原因，历来正史多存偏见，公论难以登堂入室，马超俊在口述自传中，分析陈氏背叛孙中山原因的一段文字，列举个人英雄主义、吴佩孚等人拉拢、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及封建思想四个原因，或有值得参照之处。其第四因云：
陈炯明为广东陆丰人，该地甚为偏僻，与外鲜交通。陈氏见闻不广，不懂现代政治，不会国语，满口的海陆丰土话……所用部属亲信，亦多海陆丰人，非亲即友。如钟秀南、钟芾农为其表弟，陈达生、陈伯华为其族弟，陈炯光为其堂弟。其智囊马育航则为同母异父兄弟……此外诸将，率皆缺乏远见，毫无知识，满脑子封建思想，把广东当成自己的天下。《马超俊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这段文字的引人注目之处，是将陈炯明、马育航“为同父异母兄弟”这一话题，又一次落在了纸面上。马超俊是广东台山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镇南关、黄花岗起义，民初受命从事全国工运，曾领导省港两地大罢工，谙熟粤省政界人物，且与陈炯明、马育航多有交往，援此一说，断非风语。如此，则为陈、马关系添一扎实注脚矣。此说亦可信乎？经验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总是埋藏在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有识之士自可辨之。
陈炯明垮台后，马育航顿失长城，事业、生活一下子落到了最低点，因家庭子女众多，日常供给捉襟见肘，后来一切变数，莫不源于此。马家老八马思琚当时7岁，对家庭没落，生活拮据，已有清晰的记忆和亲身的感受：
大约1926—1929年我们住上海，父亲经常不在家，总在外面为生活、为还债务奔波。他是劳碌命，即使在家也伏案写信什么的，没闲的时候，顾不得我们……这些年代，父亲政治上的失落，受通缉，收拾残局，背债，失业。那可能是最困窘的时光了，记得只用小半杯黑芝麻磨碎后搅在粥里，就打发一家人的一顿早饭，有时喝粥给每人十五粒咸黑豆。我们从没有糖果，没有玩具……尽管日子如此困窘，一天晚上，父亲在外滩遇到以前共事的一位部下，他向父亲借两元钱，可是父亲没有零钱，身上只有一张五元的纸币，踌躇了一下，便全部给了他。自己没钱只好从外滩徒步回家。母亲埋怨他，他说看样子肯定人家比我还要困难。有时父亲回家看到附近邻居交不出房租被贴封条，问母亲“来贴我们了吗？”母亲回答：“等你啊，早就封了！”母亲就是这样省吃俭用持家的。父亲也十分节约，个人生活上要求不高，为了节约他只抽水烟袋。引自马思琚：《往事》，前引书，第108-110页。
大约在1930年年初，马育航的通缉令被取消后，马家才迁回广东，暂居汕头。这时，马育航到法国留学的两个儿子也已回国，因学无所用，分别做起抽纱、柴油生意，赚了些钱，马家还了旧债，才开始恢复元气，六女马思荪入广州培道女中，八女马思琚、十女马思芸到佛山华英小学寄读，都是在这一年。马思琚还记得，1932年秋，父亲带着他们几个小孩去香港看望“大伯”陈炯明的情景。此时，陈氏借居跑马地他堂弟陈炯光家的二层，一个大房间里，住着他瘫痪在床的老母、害着青光眼的妻子及大女儿碧瑶、小儿子定炎，“进去就是很小的亭子间，是大伯的书房，一张单人床，一台书桌，堆满了书，这情景给我印象太深，太深了，当时我心里十分难过”。马思琚：《往事》，前引书，第112页。
在广东地盘上，陈炯明从民初起历任都督、省长、粤军总司令，若要想捞钱，可说是举手之劳。据《陈炯明传》，即使困居香港期间，九一八事变之后，仍有日本人花大价钱拉他出来组织傀儡政府，而被他严词拒绝。据云日方来港试探者为影佐，商谈失败数日后，影佐携一纸支票来谒，说是“愿就本人可以自由支配之八万元项下，以区区此数奉赠，聊表个人之敬意而已”，陈炯明倒也不含糊：“竞存当表婉拒，但影佐执意奉送，不肯收还，竞存于影佐辞出后，即用笔墨涂‘X’号于支票之上，令马育航送还影佐寓，以示决心。”原载《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初稿》，引自康白石：《陈炯明传》，第99页。
英雄晚境落魄如此，高风亮节却无变色，而历史真相黑白莫辨，想来陈炯明死时，内心一定是凄凉无助的吧？
马氏结局，留下无尽猜想
至于马育航，在失势之后，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是1933年9月初陈炯明的葬礼上。据香港《工商报》所载《陈炯明丧居访问记》，在陈炯明的丧居黄泥涌毓秀街二十七号定庐，马育航与陈氏的袍泽钟秀南、陈演生等，均是“亲视含殓”的人物，颇为报界所瞩目。又过两年多，即1935年4月初，由陈炯明故旧集资，将其灵柩从香港移葬于惠州西湖紫薇山之麓，马育航也是主事者之一。以后的日子，举步维艰。抗战爆发后，已淡出公众视线的他，经立法委员陈伯庄等老友，在蒋介石面前说项，忝列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众多参议之一，但不复为人关注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个公职，是天然资源委员会锡矿局广州分局局长（一说广东钨矿处处长），再后来，还短暂地做过南华米业公司的经理。他的十个子女逐渐长大成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女儿马思芸也已11岁，尤令他引为自豪的五子马思聪，在17岁那年学成归国，开始在上海、南京等地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赢得“神童”的美誉。如果不做特别说明，内地已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曾经做过陈炯明的左右手，在粤省风光多年呢。
若评论马育航的一生，最大的亮点，倒不是他的革命党生涯，也非辅佐陈炯明在广东取得的政绩，而是培养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子女，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音乐世家。马家与音乐似乎有着不解之缘，马氏兄妹里，从马思聪往后，有五个人以音乐为职业：五子马思聪以作曲和演奏小提琴鸣世；六女马思荪学钢琴，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八女马思琚长期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是钢琴、大提琴演奏家；九子马思宏旅居美国，1951年成为第一位获得海费兹奖的东方小提琴家；十女马思芸则是第一流的长笛作曲和演奏家，也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另外，马思聪妻子王慕理、马思宏妻子董光光也都是钢琴家，思聪的两女一子专长于钢琴和小提琴，思荪的儿女分别是钢琴家和大提琴手……如果不是马育航在抗战中酿成的“千古恨”，这个音乐之家不知流光溢彩多少倍呢。
1939年年初，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上海几家主要中西报纸先后登出一条消息，标题是戏剧性的，如《神秘男子被杀于本埠旅馆》《迷雾笼罩中的枪击案》等，都是在谈论同一件事：一个名叫马育航的汉奸在新新旅馆中，被国民党军统暗杀组枪决了。他的遗物中包括日本人颁发的一张通行证，所填职位是维新政府行政院参议。许多年后，研究抗战时期上海维新政府、汪伪政府汉奸组织问题的美国学者魏斐德，根据当时报纸报道，再现了马氏被杀时的情形：
1939年1月29日下午7时，新新旅馆的仆役们听到605房间传来枪击声，他们知道那里住着一个名叫马育航的男子。当他们进入605号房间时，发现马先生右太阳穴中了一枪，仰天躺在一大堆血泊中。他似乎是坐在桌子前阅读一本墨索里尼传记时遭到枪击的。位于贵州路上新新百货公司楼上的新新旅馆职工，在7点06分打电话给老闸巡捕房，马育航立即被送至仁济医院，他在那里始终没有恢复神智，于9点45分去世。（美）魏斐德：《上海歹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据魏斐德对比各种资料得出的结论，这时的马育航或许是为生活所迫，投向早年故交汪精卫，并被他在广东做官时的一个随员蔡祥生招募，加入了日军驻沪特务机关政治科。从他屋中发现的文件表明，当时，他正负责筹划在广东组织新闻社、情报机关及别动队，以配合日军大举进攻华南的行动计划。难道说，历史在关键时刻再一次牺牲了他，这一次是为了使他来不及背叛自己，同时也有颜面赴黄泉与陈炯明见面？
这一年，马思琚已19岁，对父亲的死记忆深刻。多年后，回顾这段往事，她以自己所知情况，作了如下解读：
不久日本鬼子轰炸广州，父亲回到香港，1938年秋有一姓刘的来找，多次会面商议要父亲去上海，被父亲的老朋友陈伯庄多次阻拦，他是一个对人十分傲气，脾气暴躁的人，我却亲眼看到他竟向我父亲下跪，求父亲不可去上海。但父亲经不住那个姓刘的再三请求，以为十天八天就回来，便瞒了陈伯庄，走向不归之路。记得父亲去上海不久来信表示，日内即将回港，不料接着报上登载说他被暗杀身亡……我们至今还不明他的死因，只知道他住在上海交通旅馆，上午在洗漱间被暗杀子弹击入太阳穴。那时大哥和思荪在上海办了后事。我按前后的过程来推想是：那刘姓者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要父亲去与当时的汪精卫政府作有关和平谈判（因父亲与他们熟悉）。谈判未成便被杀人灭口，其实横竖是必遭杀身之祸的。陈伯庄如此劝阻必知内情，而父亲却被暗算了。这就是政治斗争，他自己也曾说过：“搞政治必须心黑手辣，我不行……”最终是自己应验了。马思琚：《往事》，前引书，第115页。
文中所说陈伯庄，广东番禺人，早年以庚子赔款清华学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后曾执教于国立政治大学、中央大学等校，1927年开始从政，历官国民政府财政部、铁道部，到1931年当选立法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按照马思琚的分析，他对于国民党政府对日谈判内情，及与汪精卫的关系，十分明了，因而劝马育航勿入虎口，徒作政治牺牲品，但马氏或为了生活挹注，或另有隐情，竟执意前往，遂有如此悲惨下场。
马育航死了，他创作了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带走了他与陈炯明共同的秘密，留给后人的，就只有无尽的猜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