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历史散文的汇编，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它在写作上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就是略于记事，长于记言。既然《国语》长于记言，那么，探讨一下《国语》记言的特点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仅就管见之所及，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国语》记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语》所记载的劝谏、辩诘、应对之辞，逻辑性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试读卷二《周语》（中）“王孙满观秦师”一段：
二十四年，秦师将袭郑，过周北门。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观之，言于王曰：“秦师必有谪。”王曰：“何故？”对曰：“师轻而骄，轻则寡谋，骄则无礼。无礼则脱，寡谋自陷。入险而脱，能无败乎？秦师无谪，是道废也。”
在这一段中，王孙满首先提出了“秦师必有谪谪：谴责，惩罚，灾祸。”的论题，然后运用演绎推理中的假言推理，得出了“秦师无谪，是道废也”的结论。从判断的角度来说，它属于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大前提省略了。这个大前提就是：如果军队“轻而骄”，那么这个军队“必有谪”。小前提是：秦国的军队“轻而骄”，所以结论是：秦国的军队“必有谪”。从论证的角度来说，它有理有据，论证严密，环环相扣，有条不紊，道理讲得很明确，气势也显得充沛。
再如卷十七《楚语》（上）“蔡声子论楚材晋用”一段。背景是这样的：楚国大夫伍举与楚国申公子牟有亲，子牟犯罪逃跑了，楚康王便认为是伍举让他逃跑的。因而，伍举畏罪奔到郑国，并且将从郑国奔往晋国去避难。在郑国，伍举遇到了蔡国的大夫蔡声子，表白了自己愿求得楚执政的宽恕，“归骨于楚”的心意。蔡声子就是带着要让楚国执政宽恕伍举的目的来楚国作说辞的。他见到楚国的令尹子木，发表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说辞。他首先向令尹子木提出了“楚材晋用”的中心论题，然后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一、楚大夫王孙启受谮奔晋，晋人用之，帮助晋人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师”；二、楚大夫析公臣受谮奔晋，晋人用之，帮助晋人在绕角之役中大败楚师；三、楚大夫雍子受谮奔晋，晋人用之，帮助晋人在鄢之役中“大败楚师”，并使楚恭王蒙受“面伤”；四、楚申公巫臣奔晋，“晋人用之，实通吴晋，使其子狐庸为行人于吴，而教之射御，导之伐楚，至于今为患”。楚声子便是从这些大量的事例中，运用归纳论证的方法，论证了“楚材晋用”这一论题。然后又以上面归纳出来的楚大夫奔晋会造祸于楚的结论为大前提，以今伍举又将奔晋为小前提，进行假言推理，于是便得出了“彼若谋楚，其亦必有丰败也哉”的结论。蔡声子的这一大段说辞，先是运用归纳论证的方法论证了“楚材晋用”的真实性，然后又用假言推理的方法作出了楚将有“丰败”的判断，这在逻辑上是很严密的。因而，它产生了很强的说服力，使楚令尹子木愀然变色，如梦初醒，立即请求蔡声子召伍举归楚，并准备益其家室。
再如卷一《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一篇，其中有这样一段：
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
虢文公在这里一连运用了六个“于是乎”。第一个是说，祭祀物质出自农业；第二，人口增殖需要以农业为物质基础；第三，打仗需要农业输送粮草；第四，农业丰收可以促进内部的和睦团结；第五，农业是发展其他再生产的基础；第六，农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国家的巩固。虢文公从这六个方面来论证农业的重要性，可以说是非常详备的。它的中心论题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密，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
要说明《国语》人物语言的逻辑性强这一特点，例子是很多的。这里不一一赘述。
第二，《国语》的人物语言能够切合人物的性格、身份和处境，显得真实可信。
《国语》记述了从西周穆王二年（公元前990年）到东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共538年的史事。其间历史人物真可谓不可胜数。这些人物各有自己的性格、身份和处境，他们的语言自然也应该是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
卷七《晋语》（一）“献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一篇中，记载有里克、丕郑、荀息三个人物。他们都是晋国执政的大臣，但三个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荀息愚忠，固执；丕郑刚直；里克胆小怕事，苟且偷安。因而，在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谗言，要废太子申生而立骊姬子奚齐这个关乎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三个人的言辞各自不同。荀息说道：“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在他看来，国君就是一切，作臣子的应该绝对服从国君，不管国君的话是对是错，都要坚决听从，要竭尽心力为国君效劳。丕郑则说道：“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惑则误民，民误失德，是弃民也。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必立太子。”他认为“义”和“民”是至高无上的，国君应该“治义”、“丰民”。国君的主张是“义”的，就应该听从；国君的主张背“义”误“民”，就不该曲意逢迎。里克却说道：“我不佞，虽不识义，亦不阿惑，吾其静也。”这是明知晋献公废太子与“义”不合，但又不敢反对，苟且中立。他们三个人的语言，都切合各自的性格，闻其声，若见其人。
《晋语》（一）里还记载有骊姬这个人物。她是晋献公的宠妃，又是个对晋国怀着杀父之仇的妖姬。她娇媚，狠毒，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因而，她的语言另具特色。试读她夜半哭着对晋献公说的一段话：
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殁，君其若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
这种盅惑人心、挑拨是非的语言，撒娇弄媚的口气，非常切合她的性格、身份，以及夜半同床共枕的特殊环境。特别是最后一句，要说出自别人之口，那是断不能令人相信的。
再如卷一《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一篇，写了周厉王这个人物。周厉王是昏庸、暴虐、鼠目寸光、自恃不凡的君主。当邵公告诉他国都的百姓受不了他的残暴统治而议论纷纷时，他就让卫国的巫者去监视提意见的人，“以告则杀之”，使民敢怒而不敢言。本来这是一个非常昏庸、残暴的举动，然而他却告诉邵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这短短一句话，就活现出周厉王那自鸣得意的神色，使他的愚蠢、昏庸跃然纸上。
随着人物年龄的增长和身份、环境的改变，人物的见识和性格是不断发展的。《国语》能够根据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见识和性格，恰当地安排人物的语言。例如晋公子重耳，开始是个养尊处优的贵公子。当遭逢骊姬之乱时，他虽然能够走上逃亡避难的道路，并且怀有复国的愿望，但仍积习难改，禁不起佚乐生活的诱惑。当流亡到齐国有了美妻和车马时，他就想安居下来，说道：“人生安乐，谁知其他？”《国语》卷十《晋语》四“齐姜劝重耳勿怀安”。当齐姜等人用回国争夺君位的大业来劝他时，他还固执己见，发誓“吾不动矣，必死于此！”《国语》卷十《晋语》四“齐姜劝重耳勿怀安”。这几句话，就非常切合人物当时苟且偷安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后来，经过多年的流浪生活，他日益深入地接触了社会实际，增长了见识才干，政治上军事上逐渐成熟，性格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国语》卷十《晋语》（四）“文公伐原”一篇这样写道：
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粮。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军而去之。谍出日：“原不过一二日矣！”军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
从晋文公这简短的两句话中，我们便可以见出他那已经具有的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宁愿失原而不愿失信，能够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这不是当初那个贪图安逸、目光短浅的晋公子重耳所能做到的，只有出自已经是春秋一霸的晋文公之口，才显得真实可信。
再如《越语》中所写的越王勾践。当初他比较主观，听不进谏言，刚继位三年，就怀着狭隘的复仇心理，不顾客观条件，要攻打强大的吴国。当大夫范蠡以“持盈”、“定倾”、“节事”的道理劝阻他时，他非常不耐烦，喝道：“无！是贰言也。吾已断之矣！”《国语》卷二十《越语》下“范蠡进谏勾践持盈定倾节事”。但后来为吴所败，栖于会稽。他从失败中接受了教训，认识到了自己急于伐吴的失策和拒谏的错误，因而开始礼贤下士，敬求谋臣。当大夫文种指责他求谋臣为时过晚时，他一点儿也不生气，恭敬地说道：“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国语》卷二十《越语》上“勾践灭吴”。执其手而与之谋。同时又虚心向范蠡请教：“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为之奈何？”从勾践这前后两种不同的言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性格的发展和见识的提高。《国语》这样随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和见识的提高来安排人物的语言，既可以使人物的语言更加个性化，又可以使人物语言富于变化而不失于呆板，收到真实可信而又生动感人的艺术效果。
第三，《国语》的人物语言比较生动、形象，具有较强的表现力。
首先，《国语》中的有些对话是很幽默的。例如卷十《晋语》（四）记齐姜与子犯谋，醉遣重耳。重耳酒醒后，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厌乎？”子犯边跑边回答说：“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躁，将焉用之？”再如卷十五《晋语》（九）“董叔欲为系援”一篇，写董叔不听叔向之劝，娶了富家范献子的女儿为妻，“欲为系援”。后来夫妻不和，范献子将董叔系于“庭之槐”。叔向过之，董叔恳求说：“子盍为我请乎？”叔向回答说：“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两段对话，前者幽默而生动，后者幽默而冷峻，因人而异，各具个性。
其次，《国语》的人物语言大量地运用了比喻、夸张、反语、排比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表现力和说服力。例如卷一《周公》（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一篇，邵公劝谏厉王的一段话就运用了大量的比喻。他把“防民之口”，比作是堵截河流，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弭谤”的重大危害。把“民之有口”比作“土之有山川”、土之有“原隰衍沃”，充分说明了宣民之口，以闻善败，对于“阜财用、衣食”，巩固国家的重要性。通过这些比喻，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民言不可壅”的道理，说服力是极强的。再如卷十四《晋语》（八）“叔向母谓羊舌氏必灭”一篇，写叔鱼生，其母视之，说道：“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贿死。”这段话虽然表现了貌相取人的迷信思想，并不可取，但由于她运用了夸张和比喻的修辞手法，读起来却感到很生动，很形象，将叔鱼的丑陋面目写得活灵活现，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再如《晋语》（八）“叔向谏杀竖襄”一篇，写晋平公射鴳没有射死，让竖襄去捕捉，竖襄没捉住，晋平公大怒，就把他拘禁起来，准备杀掉。叔向本来很反对这种草菅人命、昏庸暴虐的行为，想要晋平公释放竖襄，但他却故意说：“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这就运用了反语的修辞手法。本来想让晋平公释放竖襄，却反说“必杀之”；本来是晋平公自己无能，射鴳不死，有愧先君，却反说竖襄扬君之耻；本来杀竖襄会助使丑事远扬，却反说“必速杀之，勿令远闻”。这种意欲彼而反此的手法，充满了讽刺、嘲笑、挖苦和鞭笞的力量，因而使晋平公羞愧得无地自容，立即释放了竖襄。我们在前面还举过《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中的一段话，那里连用了六个“于是乎”句式，是典型的排比句法。由于这种排比手法的运用，就使那段谏词的气势和说服力大大增强。《国语》中运用引用修辞法的地方更多，或引用古代经典，或引用民间俗语、谚语和歌谣等，对增强语言的表达力和说服力也起了一定作用。例如在卷二《周语》（中）“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一篇中，单襄公就引用了“兽恶其网，民恶其上”的谚语，一方面用来说明自命不凡的郤至意欲陵人将造成自身灾难，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阶级对立的情状。
第四，《国语》中记载人物语言，能恰当地运用语词虚字去表示人物的情感和语气，读起来非常口语化。
以卷十五《晋语》（九）“董叔欲为系援”一篇中的对话为例：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诉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
在这段对话中，叔向的话中有一个虚字“乎”字。这个“乎”字，对于表现叔向沉重与关切的心情是有帮助的，同时也传达出了叔向那告诫和劝阻的语气。董叔的话中有一个“焉”字，表现了他自鸣得意的神情和语气。董祁就是董叔的妻子，她的话中有一个“也”字，表现出了富家女子向亲人诉怨时那种撒娇的口气。这些语词虚字，运用得是很恰切的。它大大增强了语言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读起来非常口语化。再读卷十七《楚语》（上）“伍举论台美而楚殆”一篇中伍举劝楚灵王的一段话：“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其中一连用了五个“焉”字，充分表达出亟谏的口吻。再如卷四《鲁语》（上）“里革更书逐莒太子仆”篇中的一段：
仆人以里革对。公执之，曰：“违君命者，女亦闻之乎？”对曰：“臣以死奋笔，奚啻闻之也！”
在鲁宣公的那句话中，由于结尾用了一个“乎”字，就更显出他蛮横威胁的口吻。里革的话结尾用了一个“也”字，充满了肯定的语气，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无所畏惧。再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的一段话：“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其中一连用了五个“也”字，表现了邵公耐心说理、诚恳劝谏的语气。这些语词虚字的运用，对表达贴切准确的语气，宣达人物内在的情思，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去掉这些虚字，语言就会为之失色，显得板滞和生硬。
综上所述，《国语》长于记言是名不虚传的。无怪乎人言《战国策》、《史记》在记言方面都很受它的影响。
（本文是作者1981年在河南大学写作的本科毕业论文，原载《商丘师专学报》创刊号即198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