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书才在街道办事处分管宣传工作，天天用纸墨做游戏。秦长玲在调味厂当工人，年年与咸盐打交道。夫妻俩一个泡制文章，一个泡制酱菜。文章枯燥无味，酱菜咸淡适宜。可惜他们的婚后生活只像范书才的文章，不像秦长玲的酱菜。尽管秦长玲平时把一分硬币看得比磨盘还重，过起日子来，狠不能捡张报纸当布裁成衣服穿，把嘴里的舌头嚼碎了当肉吃。但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两口子要吃饱，夫妻俩加起来不到一百多块钱的工资仍然是入不敷出。虽说还不至于像秦长玲所在知青点的老百姓那样，穷得炕上没席，墙上没皮。但是，也到了数米下锅、量薪烧火的地步。秦长玲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哪一天能够把在副食店里看到自己眼睛里的东西，再装到自己的肚子里边去。
想让天上掉馅饼，还得拿根棍子住上边捅个窟窿，范书才时来运转，吉星高照，没费什么劲，就三步两脚地爬上了副区长的位置。
范书才穷则思变，努力工作，只是一个并不算太重要的因素，关键是帮他转业进城安排工作时的表叔，当时只是个小职员，后来竟当上了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
过去范书才到秦长玲家里去，像孙子一样低三下四，身份变了之后，就从奴隶到将军，再到秦长玲家里去的时候，像大爷一样趾高气扬了。就连原来根本看不起范书才的那几个穷哥们，后来也恨不能在嘴里嫁接一条狗舌头，天天跟在他身后，等他拉完屎了给他舔屁股。
秦长玲更是夫贵妻荣，王八走了鳖运。过去是经常蹬着三个轱辘的大板车往商店送咸菜，后来是经常坐着四个轱辘的小卧车回娘家串亲戚，邻居们的白眼都成了红眼，七大姑八大姨在她面前好像也都低了一辈。
有人说当官上瘾，其实当官太太更上瘾。
范书才后来当了市里的领导，搬到市政府家属院之后，其他市领导的家属都不愿意与她来往，说她土得掉渣，俗得起沫，心眼小，嗓门大，志比天高，手比地低。不管怎么样，有范书才在那里摆着，大家在表面上还算是过得去。特别是有一段时间传说范书才要当市长，那几个婆娘走在她面前，屁都不敢乱放一个。那段时间她最开心，一张胖脸如同八月十五的月亮，睡梦中都能笑出声来。
知道范书才退休的消息以后，那几个婆娘又说开了闲话，她们个个都是天才的评论家，嘴皮子的使用率特别高，而且还是“永不磨损型”。有的说秦长玲身材像皮球，不知道浪费了老百姓多少粮食才养了这身膘。有的说秦长玲的模样长得特别丑，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走五百米，都不会有一个男人再扭头看她第二眼，还说那叫“惨不忍睹”、“不堪回首”。
你说秦长玲能不生气吗！范书才要是提一级或者不退休，她们说话敢这么放肆吗！
范书才的官道是走到头了，要想重显昔日的辉煌，就要攀个好亲家。
母亲变老了，女儿长大了，时光用神奇的手在女儿的脸上抹了一层粉，在母亲的脸上涂了一层蜡。秦长玲体态臃肿，人老珠黄，小琳却在不知不觉中出落成了风姿卓着、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要不然，市委秘书长的公子怎么能看上她呢！小琳把秦长玲的一片好心当成驴肝肺，这真让当妈的寒心。
范书才最近的情绪一直不太好，动不动就把一张驴脸拉成老丝瓜，让人看了心颤。现在他嫌秦长玲醒着的时候说废话，睡着的时候打呼噜，与秦长玲分睡在两个屋间，到了晚上，范书才的房间静得像太平间，秦长玲的房间可是又打雷又刮风。
外人说她的闲话，家人又不喜欢她，秦长玲心里憋屈得好不难受！
她抬抬臀部，放了一个声音嘹亮的响屁，总算是从肚子里排出了一股闷气。
军分区招待所位于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客房整洁，设施齐备。常浩准备把郑良玉夫妇安排在二层楼的一个套间里。
常浩是在家乡的县城读完高中，差3分没有上大专录取分数线，后来又当的兵。他到部队后一直没有放弃考学的愿望，工作之余一直坚持学习文化课。但是，在他当兵的第二年，机关里并没有让他参加报考军校的士兵复习班。因为机关里保障任务重，只能允许少部分战士复习，复习班的名额连首长家的公务员、警卫员都满足不了，根本轮不到常浩。常浩平时负责郑良玉办公的那个楼层的卫生，郑良玉知道常浩平时学习很用功，就找机关有关部门，为常浩争取了一个复习的名额，后来常浩以高分考取了军校。
常浩在火车站接到郑良玉和徐苹之后就连忙往招待所赶，汽车奔驰在宽广的街道上，郑良玉似乎觉得整个城市都很陌生。汽车拐进一条热闹的胡同，他才好像又看到了记忆中的城市的影子。正是上下班时间，单位在遣返人员，家庭在收拢散兵，见缝插针的自行车、摇摇晃晃的三轮车、趾高气扬的小汽车和横冲直撞的大卡车，各找各的道，可谓四世同堂，可惜互不相让。道两边有不少卖各种杂货的店铺，小老板们比赛似的吆喝着，竭力招揽顾客，他们都有一副好嗓门，如果有音乐老师指点，个个都有可能成为歌唱家。道两边更多的是经营各种风味小吃的饭馆，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把饥饿的人喂饱，把清醒的人灌醉；把顾客的口袋掏空，把自己的钱匣装满。郑良玉摇下车窗玻璃，尽情地欣赏着这一幅市井风景画，觉得熟悉而又亲切。
常浩把郑良玉夫妇送到招待所的房间，让他们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就到饭厅吃饭。在饭桌上，常浩问郑良玉晚上怎么安排。
郑良玉本来想和徐苹逛逛附近的夜市，听常浩说市委和市政府最近组织一个纪念活动，省里的地方戏剧团晚上在大剧院举行专场演出，就又想去看戏。
常浩忙着去找戏票了，徐苹问郑良玉：“你坐一天火车了，还不累？”
“累是有点累，不过听听乡音乡韵，也是一种很好的享受。”郑良玉回答。
新建的大剧院很漂亮，华丽的程度与这个仍有许多贫困人口的地级市不太相称。进了剧场，郑良玉才知道，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也要来观看演出。他坐在后边的坐位上，心里在想，一会儿说不定还能一睹范书才的风采，他在明处，我在暗处，他一定想象不到今天我也在这里看戏。
观众席的前三四排还空着，那肯定是为领导们预留的位置。戏票上印的开演时间是晚七点半，到了七点四十分，领导们才依据职务高低，鱼贯地从休息室里踱步出来。他们多数人不懂艺术，但他们的身份是决定这场晚会重要性的标志。
常浩告诉郑良玉，走在最前边的是新调来不久的市委书记。市委书记看上去比较年轻，他表情严肃，矜持地朝观众挥了一下手，就坐到了中间的座位上，其他领导也都是一副郑重其是、正经八摆的样子，虽然座位上没有写名字，也都很清楚自己应当坐在哪个位子上，决不会搞错。郑良玉突然觉得在职的领导们活得也很累，并不像老百姓想的那样轻松。当官的面对群众，与演员们面对观众一样，有时候都要化化妆。不同的是演员们化妆涂油彩，当官的化妆是换表情。现在官场上似乎是职务越高的人，在公共场合笑的机会越少。有的时候，乡镇干部可以肆意地笑，区县干部只能谨慎地笑，地市干部就不能轻易笑了，一般都板着脸，好像是谁用刀子扎了他的专车轮胎。
“怎么没有看见范副市长？”郑良玉忽然问常浩。
“他退休了。”常浩回答。他反问郑良玉：“郑局长认识范副市长？”
“我们过去是战友！”郑良玉点点头说，心里还因为没有看到范书才有些失望。
常浩听了郑良玉的话，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台上的演员唱得很卖力气，郑良玉和常浩各想各的心事，这场戏两个人都没有看好。
看完戏回到招待所，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常浩坐在郑良玉住的房间里的沙发上，并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他告诉郑良玉，他现在谈的女朋友，就是范书才的女儿。
郑良玉和徐苹都吃了一惊。
过了一会，郑良玉笑着说：“小常你可真行啊，把副市长的女儿追到了手。”
常浩红着脸说：“不是我追她，是她追我。”
郑良玉让常浩说下去，他和徐苹听到了一个过程并不曲折的爱情故事。
“有一次我到城里办事，回军分区的时候赶上下大雨。那天天气很凉，我乘坐的公共汽车上恰好坏了一块玻璃，车上的人很多，为了躲避随风潲进汽车的雨水，乘客们使劲地往远离坏玻璃的地方挤。我看到有几个人的衣服已被雨水打湿，干脆就把背部靠在坏玻璃上，阻挡住了外来的风雨。我当时尽管没有穿军衣，但想到自己是个军人，觉得应该那样做。
几天之后，军分区政治部的一位女干事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并让我一定先和她见个面。见面后我才知道，她叫范小琳，是范副市长的女儿。她说我用脊背为乘客挡风雨的那一天，她就在站我的旁边。听她一讲，我才想起来，当时在我的旁边是有个女孩子，她不好意思往人群里挤，米黄色的羊绒大衣已经被淋湿了一片。她看我在军分区门口下车，知道我是个军人，就通过她的同学，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干事，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就——”
郑良玉听到这里笑了：“又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
徐苹在一旁阻止他说：“你别打岔！”
常浩接着往下讲：“她还对她的同学说，她就是想找一个能够在生活上现在为她遮风挡雨的人，将来与她同甘共苦的人。我并不想和副市长的女儿谈朋友，应该说，她本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攀龙附凤，军分区机关也有两个与领导干部的孩子结婚的年轻军官，结果后来在生活上都失去了自我，成了别人的附庸。另外，由于军分区和市里共同组织的活动比较多，我见过范副市长几次，他的口碑并不是很好。有些领导就是这样，在主席台上讲话能把群众感动得高举双手——使劲地鼓掌，下了主席台办事能让群众生气得也高举双手——想使劲扇他的耳光，范副市长就是这样的领导。”
常浩突然觉得自己这句话说得太直，不安地看了郑良玉一眼。
郑良玉明白他的意思，用鼓励的口吻说：“没关系，你往下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