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一百零八岁了。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我有幸拜访了老先生,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日,我坐在老人的对面,和他大声地说着话,但因为有些激动,起初竟一时不知该从何谈起。我说自己很喜欢读先生的著作,是他的粉丝,特别是读了他的著作《拾贝集》,心里很受震动。先生说,他的那些东西是不能轻信的。我知道这是谦辞,便问他现在是否每天还在读书。老先生不紧不慢地告诉我,现在眼睛还是很好的,用的是人工晶体,只是耳朵不太好使,需要借耳机才勉强可以听见。我这才注意到,先生每每听我讲话,都需要侧耳来听,十分吃力。一时有些愧疚,片刻沉默,想起了他远在美国的妻妹张充和。张先生也已是百岁高龄了。于是,便大声地问他与张先生还有无联系。他说耳朵不好使,已经很久没有通过话了。后来又谈起张先生的书法,他笑着说,张充和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中国书法,可她的这些外国学生都不懂汉字,只能照猫画虎,连张先生也自嘲,她有三千弟子皆白丁。
幽默的回答一下便拉近了距离。显然,先生的精神是很不错的。记得一进门,就看到他笑眯眯地坐在小书房的一张电脑椅上。我上前与先生握手,祝福他长寿。先生提醒我,再过四个月,自己就一百零九岁了。在我请他签名的几本书上,他都不忘记写上这样一句:“时年一百零八岁”。一百零八岁,对于一般人来说,几乎都是一个不可以实现的传奇。而我更为惊叹,甚至是敬佩的是,在这样的年龄,还能读书、思考、写作,并时有著作出版。先生在一百岁时出版了《百岁新稿》,一百零五岁时相继出版了《朝闻道集》和《拾贝集》,这些都是在退休后乃至百岁高龄时的所思所想。我知道先生,便是从读《拾贝集》开始。那时,我在北方一个山脚下工作,环境闭塞,心情懊丧,夜读短文,如若电击。真没想到,这样一位曾经在经济学、银行金融和汉字改革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却有着一种难得的思想清醒和尖锐;也真没想到,这样一位走在人生边上的老人,内心里却还燃烧着一团升腾的火。
印象很深的是二〇〇五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其时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常在魏公村学校附近的一家书店看书。记得那天有两位中年妇女结伴到书店询问三联书店刚出的新书《百岁新稿》。记不清是什么原因,她们也向我热情推荐了先生的著作。那时无知,不知道周有光,看两位中年女性的模样,似乎也不像读书人,于是当时并没有在意。彼时,我甚至还有些厌烦老人家,担心他们的世故、精明、顽固、守旧,甚至是糊涂。而到了五年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读了先生的著作,颇有恨晚之感。那是二〇一〇年的春天,我曾为一家日报的文艺副刊组稿,并策划过一组有关世界读书日为主题的稿件。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总编辑孙立川先生给我发来的稿子中,有这样的一段日记: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日,香港,多云,星期六。今早返编辑部,续看周有光先生的《拾贝集——一百零五岁老人的醒世警言》的最后清样。去年九月初,我去京华拜访他时,老人家交给我一沓打印稿,上面斑斑朱笔,又再三叮嘱我:以此为准。回来细看那书稿,一点一画,了了分明。
孙立川先生很有老人缘,学问又好,自然眼光敏锐,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书。《拾贝集》在香港先行出版,内地则在不久后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我第一时间就买到了这本书。果然如孙先生所言,这些文字“虽短小精悍却汪洋恣肆,平淡如水则意蕴深厚,而且句句是真话,有赤子之诚”。于是,我立即又购买了先生的《朝闻道集》来读。但孙先生却告诉我,内地的《拾贝集》和《朝闻道集》是做了删节的。今年,周先生一百零八岁了,古称“茶寿”,很多学者都写文章祝贺,连先生的老家常州也开了座谈会。我得知八月底,孙先生会来北京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会余可能拜访老先生。于是便邮件联系,希望自己也能有此荣幸。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和孙先生在前往周有光先生家的车上,我还在担心是否能够有幸顺利见到老先生。毕竟是一百零八岁的老人了。我问孙立川先生,过会见到老先生,可否单独交流呢?孙先生说,老先生是最喜欢和年轻人谈话了。
在老人的书房里,我们拍照合影,请他为新书签名,也断断续续地谈话。大约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顿时变得非常狭窄和热闹。环顾先生的书房,其中有四个大小不一的旧书架,靠墙而立,一张发黄的书桌,放在窗户旁,但都是极简单,也是极朴素的物品。如果不是书架上的一个平板电脑和正在使用的空调,真有些恍然旧时的感觉。书架上的书并不是太多,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书籍占主要的位置,诸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汉语大辞典》《英汉大辞典》等这样的工具书,因为块头大,十分醒目;在书架上一排诸如《汉字改革史纲》《简化字溯源》《汉语史论集》《语言文字应用探索》《语言规划研究》《汉字现代化研究》等非常专业的书籍之中,却夹着一本《怀念李慎之》。我当下非常震动,这册《怀念李慎之》系二〇〇三年李慎之去世后,由丁东编选海内外学者的怀念文章,并自行印刷的内部出版物。曾为“自由主义”鼓与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也是周先生所关注的人物!因为在这个不大的书房里,很多翻看过的书肯定都是被逐渐地清理掉了。
距离先生很近的地方,有两本精装书,也很醒目,应是可以随手拿到的,想来是近来在读,或许准备在读的书籍。它们分别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和南京大学已故学者高华先生的著作《革命年代》。从一个人所读的书,大抵是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精神向度的。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先生的文字之中,总是有着诸如闪电般的思想光芒。他的视野依旧是开阔的,而他的文化底蕴和人生积淀却是他人难以企及的。孙立川先生此行的一个目的,就是出版老先生近来的著作。由此,我想先生一定还是笔耕不辍的。孙先生纠正说,老先生是使用电脑的,而不是用笔。一百零八岁的老人,参与创造了“汉语拼音”,简化了中国的汉字,又在九十二岁学会了使用电脑,并进行独立写作,他仿佛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本身就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
在先生的书房里,挂着数张照片,其中好几幅都是老先生与他的夫人张允和女士的照片。这或许也是一种深深的怀念。在我询问张允和先生的时候,周先生特别强调夫人张允和是九十三岁去世的。他还对我说,张家四姐妹,现在就剩下了最小的了。但这一句话,似乎又是他的自言自语。或许我的话,令他想起了往事。我很想和他再谈谈沈从文,一个传奇也杰出的中国作家。但想了想,先生曾写过一篇《连襟沈从文》这样的文章,也便罢了。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而他们的丈夫,也个个都令人敬佩。大姐张元和的丈夫顾传玠是昆曲演员,二姐张允和的丈夫周有光是文字改革者,三姐张兆和的丈夫沈从文是作家,最小的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Hans Hemannt Frankel)是汉学家,个个都与中国文字颇有缘分。无论是使用中国文字,改造中国汉字,还是吟唱、翻译、书写和研究中国的文字,其实都是为中国文化创造光与热。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