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的文章我爱之久矣。先生作文多以随笔、游记、评论、序跋、书话等为主，其文章常常能够借古喻今，从历史的故纸堆中阐发新见。他自述从大学时代起就对旧书和版本发生了兴趣，从此之后用心搜求，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可以说，愈到晚境，他对于版本和文史的研究就更见火候，特别是对于明清历史及版本知识的研究，在当代实难与之匹敌者。他曾对于周作人的笔记资料有过不甚认同的论述，对史学大家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中有关资料的采集也有过非议，由此可见黄裳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多能游刃有余，发他人所不能发之妙论。这一方面，显示出在文化断裂的年代里，凭借一人之力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够达到的精深功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黄裳有其趣味和性情的一面。
对此，今天那些具有传统文人趣味的同好们自然是钦佩有加。作家朱伟在文章《黄裳先生》中就曾有过议论：
先生文字，我最喜欢两类，一类是疲惫奔波于小铺、冷摊间，在尘封残卷中嗅得一点冷僻暗香便目光似炬，由此意趣自满地记下的精细把玩。这类“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搜求记录，令我感动的是那种书人无缘相见、囊中无力支撑的嗟恻。这些文字好处，也许就在欲罢不能的兴会淋漓中真挚表达着书人关系中的萦萦牵挂、绵绵难舍直到殚精竭虑。另一类其实是这一类所必然触发——只要枕度经史，迷上“纸白如玉、墨凝似漆”，自然曲径通幽，在书海流连中对春晕艳香痴痴地探渊。书中女人，本身就是比试文人雅士作文深浅无法回避的课题，不仅要比史料，还要比感花溅泪的悱恻。
黄裳的书话文字读来最为动情，也常让人颇有些沉郁顿挫之感。近代以来，如黄裳之读书境遇者，一为郑振铎，另一个则是孙犁。前者乃是劫中救书，后者则是劫后修书。黄裳书话之珍贵，既有郑振铎一样的专业眼光，又有孙犁一样的沉痛遭遇，由此写来，自然令后来者难以效仿。十年灾祸之中，文化典籍遭受涂炭与糟践。焚书、禁书、毁书，以及无法买书、写书和藏书，甚至是不能自由地去读书。可谓是文化惨遭涂炭，文人备受凌辱。黄裳在他的文章《祭书》中，便写到他与自己所收藏的旧籍在“文革”中的不堪遭遇。某日，被下放到干校里当泥水小工的黄裳正准备上工，忽然接到通知，让他迅速回上海的单位里报到。等他第二天遵命报到了，先是被大声地呵斥，然后对方告诉只能坐在门外的他：“今天按政策没收你全部藏书。”听到这句话，黄裳说他才醒悟过来，“为什么会采取如此神秘而迅速的手段，那是防备我会进行私下里的转移”。随后，三十多个大汉，两部卡车，几大捆的麻袋，用了一整天又一个上午的时间，才把他的全部藏书运走了。在查抄的过程中，他提出可否留下一个目录，那位查抄的头头对他大喝一声：“嚣张！”
“文革”结束后，黄裳得知他的这些藏书并未失散，于是为此奔走呼告，因为在他看来：
我的几本破书够不上“国宝”的资格自然用不着多说，但对我却是珍贵的。因为它们被辛苦地买来，读过，记下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的脉络。总之，是今后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了它，就只能束手叹气，什么事都干不成。
然而，这些被查抄的书籍，却久不得返，《祭书》一文，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后来，黄裳终于还是收回了自己的部分藏书。
在另一篇文章《书之归去来》中，他写了终于回到自己身边的藏书，虽然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但还是非常高兴的，而那些大部头的、精装的、画册、小说，等等，都大抵是失踪了。为此，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中，黄裳颇有些无奈地感慨道：“但即使如此，这些历劫归来的书册，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愉乐。”黄裳的这些关于旧书失而复得的记忆，可谓艰难而欢欣，读来令人难忘。这些所记文字清雅也生动，而他作为爱书人的可爱与可敬，也常常是跃然纸上的，还有那些虎口夺书的难忘旧事，因为有着读书人灼热的生命感悟，才终会成为不可多得的书话文字。
也正是这些劫后归来的藏书，几乎成为黄裳晚年写作和自娱的重要资源，最为典型的便是他整理和不断补充才完成的《来燕榭书跋》。他在这册著作的后记中，写自己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聚书，起先以新文学著作为主，随后不久兴趣便转为线装旧书了，前后持续了大约十年的光阴，直到“文革”被全部查抄为止。“文革”结束后，这些旧物又陆续地发还给他，但让黄裳后来颇为感慨的是，“想不到的劫后重逢，摩挲旧物，感慨无端，因摘要选取书前所存题记，别为一册。漫无次序，随得随录，倏然成册，遂付刊行，及今亦已十年矣。”黄裳的这一举动，让我想到了作家孙犁。孙犁在晚年得到被发还的书籍，所做的一项工作便是给这些旧物包上书皮，并以极为深情和文雅的笔触，写下了不少的题跋，这也便是后来被结集出版的孙犁著作《书衣文录》。它与黄裳的这册《来燕榭书跋》，均以相同的方式表达了内心中的劫后心境，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诸如那篇《谈野翁试验小方》，黄裳写他著作的版本价值：“此嘉靖赵府味经堂刊本也。《千倾堂目》著录，世未经见。刊极古雅，阔栏阴文花边，巾箱小册。半叶六行，行十二字。”随后又记此书所得之途：“书出姑苏玄妙观，书肆主人收于打鼓者手，索重直，初未能得，自再去吴下，书仍未售去，价亦少减，遂得之归。”这篇跋记写于“戊子九月”，据推算，应为一九四八年。而关于此书的来历，后来黄裳又作一跋记，记述更为详细：
二十年前游吴下，同行者有郑西谛、叶圣陶、吴春晗诸君。抵苏时已傍晚，饮于市楼。秋风初起，！鲥正肥。圣陶取一尾于掌中按之，腹大如鼓，诸君顾而乐之。饭罢已昏黑，西谛访书之兴大豪，漫步胡龙街上，呼门而入，凡历数家。后于玄妙观李姓肆中见此小册，索巨直，西谛时方其穷，顾谓余曰，此可得也。喧笑而去。又十日，余更过吴门，更见此书，尚无售主，还价携归，以为帐秘。
据上可推断，此题跋应写于一九六八年，此时旧物尚在，但早已物是人非了。因此，黄裳在跋记最后，还有此番慨叹：“二十年前事，依稀如昨，而西谛墓有宿草，同游星散，人事变换，几如隔世。”这里的西谛，便是郑振铎，而这篇书跋中所记往事，也可见出黄裳对于郑振铎的怀念与钦佩。
一九八一年，也就是此书题跋上的“辛酉腊月初一日”，黄裳又“重展此书”，在书上题跋记如下：“前跋所及同游诸人，只叶圣翁健在，年近九旬矣。纸墨之寿，永于金石，何况其余，信然。此书沦于盗手亦七年始归，未沦劫火，亦出意外，是更不可知矣。”吴春晗即吴晗，历史学家，一九六九年便已过世。再过了四年的一九八四年，也就是题记上所写的“甲子上元”，黄裳又有跋记为：“明刻板式甚多，然类此者绝不经见。暇拟集明刻雕版之有特色者若干种为一小图谱，必有趣。”一册书的跋记，先后题记共有四次，可见黄裳对旧藏的怜惜与热爱。此时，叶圣陶先生也还健在，黄裳也已是年过花甲的老者了，而一九四八年他们在江南酒后访书时，他还只是不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黄裳在此书的后记中说，他是以散文为主要的写作文体的，因此“书跋”在他看来与散文也是一致的。他的书跋除了写这些旧藏的版本流传与价值，还写他自己访书、购书与读书的旧人旧事，以致每一册著作，无论是价值贵廉，都有着它们自己的命运，也都有着爱书人悲欣交集的浓浓之情。
钱锺书曾称赞黄裳的文字“笔挟风霜，可畏亦复可爱”。钱先生对于他人文章常多褒奖，但对于黄裳的这一评说，客观来说也是比较属实的判断。通读黄裳的多个文集，一个最明显印象就是文风老到凌厉，无论在他早年的少作中，还是在他近年来的晚境新作中，均未有大的变化，所论有义正词严处，常不容辩驳。诸如他早年的代表作《饯梅兰芳》与近年来最有代表的《第三条道路》，两篇文章均曾引起笔仗，但似乎又很难与黄裳进行争辩，因为前者是他劝说梅兰芳不该为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政权庆功，后者则是批评那些在家国危亡之际缺乏民族大义的芸芸众生。对于这一以贯之的凌厉气势，黄裳是颇为满意的。在《答董桥》一文中，就有“至今仍不失凌厉之气，尤令会心”的自白，而在《来燕榭文存》的后记中，又有：“尝见读者评论，说我的近时文字，较之六十年前旧作，其凌厉之气已十去其九。不禁惘然。”这大约就是钱锺书所言的“可畏”。黄裳说自己喜爱鲁迅，杂文笔法也多源于鲁迅先生，这是个让人尊敬的解释，但我读鲁迅的杂文，多也凌厉，却毫无这般正义在手的义正词严。鲁迅杂文虽笔调尖利，但内心却是彷徨的，因为他并没有看到希望的出路，对于任何的政党或阶级，也没有如黄裳那样乐观地充满期待。钱锺书论及黄裳文章“可爱”，其用意或许也正在于此。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