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陆文虎老师深夜发短信给我说，正月初六下午，我们一起去看望杨绛先生。我立即回复道，太好了。杨绛一百零一岁了，先生是我最喜欢也最尊敬的中国作家之一，还是文学大师钱锺书的夫人。翌日下午三点，我和陆文虎老师及师母一起出发，到北京三里河杨先生居住的小区。记得以前有文章说，这里是国家副部级干部才能享受的住房，但我看了小区的环境，才发现这里已颇显陈旧和狭窄，与想象中的那种清净与优雅，真是相差甚远。钱锺书和杨绛夫妇“文革”后便一直住在这里，让我顿时有了很多尘世之感。待到上楼，尚未到门前，防盗门便已经打开了，杨先生和保姆一起等待着，热情地迎接我们。
杨先生把我们请进了客厅，待坐定。我立刻环顾了一番，发现地面还是水泥铺地，墙壁也因年岁太久，暗淡了很多；门窗的设计还是七八十年代的风格，油漆也因时间太久而脱色不少。客厅北侧和东侧各有一个陈旧的小书架，上面陈列着大部头的外文书籍，这些或许就是钱先生生前用过的外文工具书。北侧的书架顶端是一大排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精装本《钱锺书手稿文集》，文集前则并排放着钱先生和女儿钱媛的照片。在这个书架的旁边，有一个小木凳，上面摆着不少新书和刊物，我进门时顺便浏览了一下，发现有最新的上海《收获》杂志和几册广东的《随笔》杂志，估计都是杂志社新赠的刊物；还有一册吴泰昌的著作《辛亥文谈》放在上面，想必也是刚赠的新书。书架前的一个木凳上摆放着一大盆的君子兰，正开着满枝的鲜花，整个屋子都尽显生机与春意。
沙发在西侧。对面则是一个旧书桌和一把椅子，书桌上放着一排书信，我想这便是杨绛先生工作的地方了。没想到杨先生的书房就设在客厅中，那些精彩的文学作品，也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书桌前方有一个冲向阳台的侧门，还有一个很大窗户，室外的光亮全都洒在了这个客厅之中。我记得杨绛先生在她的著作《走在人生边上》写到，她通过窗户，可以常常看到外面的大树和飞来飞去的小鸟。西侧的墙上，还挂有两幅书法，我注意到一副是清人吴大澂的篆体字对联，上联是“二分流水三分竹”，下联是“九日春阴一日晴”；另外一幅为晚清书法家王文治的行书条幅，“快霁一天清淑气，健帆千里碧榆风，满舡书画同明月，十日陏花窈窕中。”内容是为米芾的《虹县诗》。还有一幅工笔山水画，未来得及细看款识，故不知何人所作。对面的墙上是两幅“寿”字，杨先生特意向我们介绍说，右边的一幅是十字绣，一针一针绣制的，显然对此很珍重。
二
杨先生让我们坐在她两旁，沙发虽挤，却让人倍感亲切。她握着陆文虎老师的手，问他是否还在研究钱先生的《管锥编》。陆教授忙说，还在读。杨先生立刻很高兴地说，钱先生的书，陆文虎是读得最踏实的。接着便又讲到一件旧事，大约是钱先生的手稿，大家都认不出是什么字，请周振甫看过，也请张中行看过，但杨先生觉得他们说的都不对，但究竟是什么字，她也一时搞不清。后来还是陆文虎从原来最初发表的刊物上查证出来了。有关钱锺书的学术研究，我不敢妄断，但陆文虎早年编著《管锥编谈艺录索引》，钩沉和编选钱先生的文集《人生边上的边上》，以及参与编辑和校订三联书店出版的《钱锺书集》，若没有扎实细致的读书功夫，这些工作是根本不可能胜任的。论钱先生的著作，正如杨先生所言，陆文虎可能是最熟悉的少数读者之一。
我这才明白，杨先生是最喜欢踏实做学问的人。那些沽名钓誉，依靠钱先生和杨先生而进行学术投机或抬高自己的行为，是他们两人最厌恶的事情了。这些，文虎师作为他们多年的忘年之交，一直做得很好。也难怪，陆文虎虽然并非专职的学者或教授，却能够与他们夫妇两人相识相交二三十年。二〇一〇年是钱锺书先生的百岁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后由北京三联书店编选出版《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据说每一个作者的文章都是杨先生亲自审定和编排的；陆文虎教授的纪念文章《对钱锺书学术境界的一种理解》，被杨先生特意放在了第一篇。
杨先生接着告诉我们，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 Dr.Monika Motsch）马上要到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次莫宜佳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将钱先生留下的外文书稿全部翻译成为中文，以便能够起到普及的作用。因为钱先生留下的这些外文笔记手稿，涉及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等多种语言，而莫宜佳夫妇作为研究钱锺书的汉学家，不但精通中文和德文，而且以上这些欧洲语言，他们夫妇也都很娴熟。因此，莫宜佳夫妇自然是最好的人选。据说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专门为此拨款三百万，用于钱先生手稿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杨先生说莫宜佳给她打电话，非常幽默和风趣。可以想见，海外汉学家中，莫宜佳是杨先生最喜欢的一位了。陆师告诉我，杨先生听力不佳，现在所戴的这副助听器，便是莫宜佳赠送的德国西门子牌的。
这位莫宜佳博士，之前我是知道的。她曾在一九八八年的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围城》德译本，钱锺书先生曾专门给莫宜佳的这个译本写了序言。后来，莫宜佳还就钱先生的学术著作《管锥编》写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文章，也得到了钱先生的专门肯定。一九九〇年，莫宜佳还曾到北京大学做学术访问，由陆文虎介绍，参加了刚刚杀青的电视剧《围城》的首映观摩活动。钱锺书的外文笔记手稿，也是莫宜佳用了两个暑假的时间，帮助杨先生整理完成的。莫宜佳初学古希腊语文，后专攻英美文学，曾研究庞德与中国。庞德对中国语文一知半解、无知妄解，增强了莫宜佳探讨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决心，她后来在台湾学习中文，并多次访问北京。最后，莫宜佳取得双料博士，并成为德国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的教授。想来杨先生也是喜欢莫宜佳的这种对于学术的韧劲的。
三
杨先生思维清晰，言谈幽默，我们不时被她谈到的话题所逗笑，诸如谈到春晚、谈到广告、谈到美食，还有养花、书法、计算机、养生、健身，等等，范围实在是开阔，见解也令人赞叹。说起自己的健身，杨先生谈性甚浓，特意向我们介绍了“八段锦”，她说这是钱先生生前教给她的一种运动方式，现在每天都要在家里锻炼，说着便一边为我们背诵锻炼的口诀，一边在座位上示范了起来，一招一式都是非常的专业和认真。她还说现在自己身体各方面都不错，就是心脏有衰竭的情况，但一转眼，她就向我们调侃说，老年人得这种病最好了，既不痛苦，也不传染，还特别干净。如果自己快死了，便躺在床上，谁也不打搅。大家被她的幽默和开朗逗得大笑。
她还高兴地说到，意大利的一个教授给她寄了意大利文的论文集，收录了自己的作品《走到人生边上》的部分章节，可惜我们都不懂意大利文，只能翻翻作罢。而香港中文大学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刊物《译丛》（Renditions）2011年秋季号，隆重推出了一册她的译文专号（Special Lssue:Yang Jiang），以庆祝杨先生的百岁诞辰。其中收录了话剧《称心如意》（Heart's Desire）、散文《记钱锺书与〈围城〉》（On Qian Zhongshu and Fortress Besieged）、论文《记我的翻译》（My Translations）以及回忆录《我们仨》（We Three）和《走在人生边上》（Arriving at the Margins of Life）的节选，等。杨先生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专门找英文专家翻译的，出版前经她同意。我接过来看了看，印刷和装帧都很精美，其中还收录有杨先生著作作品版本的书影以及她与钱先生的照片，封面则是杨绛先生的四幅照片，有童年的，有青年的，还有老年的，其中一幅是近照。
杨先生指着其中一幅青年时的照片说，那时候自己的身材多好，哪像现在像个“团子”一样。师母马上说，您现在这样的身材才最好，既不胖也不瘦，杨先生便很高兴地笑了。她向我们赞叹说，意大利的教授真聪明，他写给杨先生的书信地址，是杨先生写给他的地址，剪下来复印后，再粘上去的，她接到信一看，很吃惊，难道这不是自己的笔迹吗？而这册英文本的译文集，她自己看过了，觉得不妥的地方便一一改过来，但最后印出来还是原来的样子。不过，她立马解释说，自己的英文是皇后英文，连她的女儿钱媛都曾说，尽管她的英文很地道，但许多已经落伍了。我看了看这册《译丛》，由香港的一家商业银行赞助出版，不过所罗列的学术顾问，竟然都是海内外非常知名的学者，诸如马悦然（Goran Malmqvist）、夏志清、刘绍铭、宋淇、乔志高，等等，十分神气。
陆老师向我介绍，此《译丛》杂志是非常专业的英文翻译刊物，曾发表并翻译过钱锺书先生的作品。我后来在网上查到陈子善教授的一篇介绍文章，其中谈到这本刊物的情况，觉得很有价值。《译丛》继承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英文月刊《天下》杂志（T'ien Hsia Monthly）的传统，以向英语世界读者介绍中国历代优秀文学艺术为己任，英译作品包括从唐诗宋词到元明戏曲，从《西游记》到《红楼梦》，还有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列传》、钱锺书的《围城》和白先勇的“台北人”特辑等等。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都是一流的高手，译文都反复推敲，力求精当，从而使《译丛》以其纯正的文学趣味和严谨的学术性在海外学界有口皆碑。难怪杨先生会如此郑重地向我们介绍这本刊物和有关她的译作。
四
大约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天色渐晚，我们准备起身告辞。陆老师请杨先生为我带来的著作签名，我立即拿出新买的《我们仨》。杨先生接过新书，问了我的姓名，又请陆文虎为她亲自写了一遍，然后拿着书到客厅的书桌前为我签名。我站在她旁边，杨绛先生翻开书，在扉页上停了一下，说，这个地方不能签，因为担心自己写不好，又不好涂改，我当时没有听太明白，后来才发现这张纸相比其他纸张要光滑很多。于是，她便在扉页后的书名页上一笔一画地写道：“朱航满小友存览杨绛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字迹清晰，娟秀有力，看笔力，哪里像是一百零一岁的老人。记得我们刚来时，大家都恭贺她一百零一岁了，她还很骄傲地向我们解释说，她已经是一百零二岁的老太太了；《西游记》里有个不死婆婆，她真担心自己就是那个不死婆婆呢，惹得我们都笑了。杨先生是用了传统算法，按照虚岁来讲，杨先生还真是一百零二岁了。
杨先生的著作我存有很多版本，从单行本、精装本到文集和选集，都不止有一套，而这册有先生签名的《我们仨》，自然是最珍贵的了。为了选择带什么著作请先生签名，我还颇费了一番心思，但最终还是选了这册《我们仨》。在去杨先生家的路上，我突然很后悔，担心这册书会不会让先生勾起伤感的回忆，但没想到杨先生和我们谈起钱先生和她的女儿，都是轻松自如的，没有丝毫的感伤与不快。其实，杨先生的代表著作中，哪一篇和哪一部，又何尝不是渗透着对往事与记忆的伤怀和疼痛呢。而这部《我们仨》，其中写到的温暖与幸福，又是多少人所难以企及的呢。我的这册杨先生签名的《我们仨》，是二〇一一年四月新近印刷的版本，距离二〇〇三年七月的第一次印刷，已经是第三十三次的印刷了，总计印刷达到了七十四万四千册。真没想到，杨先生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和知音。陆文虎教授还曾向我讲到，去岁他去拜访杨先生，得知她刚刚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内容与小说《洗澡》相关。我们都很惊讶，先生真是这个时代文学的骄傲。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