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林退休后，一度成为《读书》杂志的义务校对，这是因为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整理和校对数百万字的《郑孝胥日记》手稿，由此打下了坚实的编辑和校对之功。其时，《读书》杂志初创，爱读书的谷林于是也就在退休之后和校对之余，可以顺便给杂志写点小文章作为补白之用。到一九八八年，这些文章也慢慢地积累了七八万字，于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文丛”收录了谷林的这些文字，并以《情趣·知识·襟怀》为名面世。这套文丛的作者，全是当今赫赫有名的文人学者，诸如黄裳、金克木、董桥等等，而谷林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显得有些陌生。但这并不要紧，谷林的读书文章毕竟还是露面了，之后的文章也还是一如既往的“惜墨如金”，慢慢写来。到一九九五年，他终于又出版了第二本文集《书边杂写》，还是小册子，十五万字左右。
关于谷林的这册子，也有一些闲话。此书列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趣文丛”第一辑（由脉望总策划），在读书界至今享有盛誉。第一辑的作者名单列有施蛰存、金克木、唐振常、辛丰年、董乐山、金耀基、朱维铮等著作等身的学者文人，唯有谷林之前仅出版过一册八万字的读书小品文集《情趣·知识·襟怀》，因此显得同样有些不令人注目。但文章并不以大小和多少来论，学者止庵在偶然阅读后，对此书极为惊叹和佩服。一九九六年一月，止庵写了相关评论《慢慢读来》。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这样评价谷林老人：
回想这一二十年间的中国文章，一个总的趋向是谁都越来越喜欢说自己的话了，这自然是好事，但也就不免有粗率的流弊。大家都精致不可能，大家都不精致是很容易的。这时候竟然还有一位真正有文化的老人这么细致、这么讲究地写他的小品文字，《书边杂写》要算是我读到的最具文体之美的一本新书了。
这一番评说，对读书一向挑剔的止庵来说，简直少见。
先生去世后，止庵收集其散落的稿件，汇编成为《上水船甲集》和《上水船乙集》两册。在此书的编后记中，有这样的一番论述：“先生逝世后，不止一位读者要我编一部《谷林集》。我想凡事先难后易，把集外文编得了，将来与作者生前出版的《情趣·知识·襟怀》、《书边杂写》、《淡墨痕》（删去插图）、《答客问》（删去附录二、三）和《书简三叠》合在一起，就是《谷林集》了。”几乎与此同时，南京《开卷》杂志主编董宁文先生编选《谷林书简》，而其中也收录了先生致止庵的书信十六通，以区别曾经在《书简三叠》中所收录的其他信件。这册书信集总共收集和遴选了二百八十七封书信，诸如先生与张阿泉、张际会、李传新、刘经富、荆时光、黄成勇、董宁文、谭宗远等诸多读书人的书信，大多都在十封以上，而如与黄成勇的书信，竟达四十五封之多。由此想到，先前的《书简三叠》本先由湖北的黄成勇提议并编选成书。黄成勇曾编辑一张隶属十堰新华书店的内部报纸《书友》，特意为先生开辟专栏“谷林书翰”，用于发表先生的文字，而此报也最为先生所青睐，成为先生晚年唯一固定供稿的报刊。
再读《谷林书简》，也正好印证了我对先生的印象，那就是永远的谦卑与真诚，对于每一位热心的书友都显示出极大的耐心和情感。这些书信，几乎篇篇都可算佳作，无论是文字境界还是议论话题，都堪称精致与通达，读来颇受启发，而恰恰是与这么多书友的鱼雁往来，也才为先生晚年的岁月增添了许多的温暖和热闹。在先生给湖北书友李传新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颇为耐人寻味又极富感情的文字，很能见识到先生在晚岁里的精神境界来：
成勇是首名给予我来自读者中的鼓舞，我本非作家，学历也浅，从商业职业中学出来，当了大半辈子的会计，在社会上毫无名声，正是十堰的《书友》热情捧场，正是成勇的热情和你们十堰群体对我的恳切厚爱，我于是渐被所谓“免费赠阅内报”的主持人所留意，例如大报型的《清泉》，薄本子的《开卷》等等，都结成了有来有往的书友，使我在垂暮之年不仅不觉得寂寞，倒显得以前的青春年少时节的光色也不一定无从攀比的了。
由此看来，对于谷林晚年的这番自况，其中也是存在着一种深深地感恩在其中的，这也便不难理解先生为何对于每一位读者都是敬重和爱惜的态度，因为这其中是有着一种深深的心灵呼应存在的。可见他心中是有着清醒与宁静的，这是很难得的事情了。先生文字优雅精致，谦淡细密，这些短小精美的读书文章既不承担救亡图存的大任，又不履行学术与启蒙的探索使命，也没有名利双收的利益驱动，更多的只是一个人通过读书对于光阴的消磨，因此没有野心，没有指向，没有私念，显得十分单纯与清澈。也更因如此，先生的读书文字产出很少，随性而作，细细打磨，精益求精，最终几乎篇篇也都成为当下读书文章的上乘佳作，都是以艺术与智慧的角度来出发的，从而显得十分优雅高贵又是难得的别致与机巧。与时下几乎泛滥的书话文章相比，先生的读书文字有着独一无二的可贵品质。正是因此，我深深感觉到自己与先生在内心中有着一种气味相通之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网上的布衣书局论坛中，一位书友张贴了几张关于先生藏书的照片，其中有一册先生所藏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沈从文散文选》，上面有着密密麻麻的校订，在书旁的空白之处还有先生用蓝色的钢笔墨迹写下的读书心得和相关资料索引。那些字迹清雅刚健，处处都流露出一个读书人的慧心与优雅。据那位网友谈及，这册著作中的校订系先生与另一册部分内容相同的《湘行集》的对比，而后者系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根据沈先生修订的遗稿编辑而成的，最终列入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之中。先生在《书边杂写》中有《湘西一种凄馨意》一文，其中就有对比两个版本的异同，于是查书对照，果然竟有这样和他的那些“书边杂写”相呼应的细致论述：
我逐字逐句校读了首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发现《别集》改动了近七十处，如文中第一句，《文选》本作“我由武陵（常德）过桃源时，坐在一辆黄色新式公共汽车上”。《别集》改作“我由武陵（常德）过桃源时，坐在一辆新式黄色公共汽车上”。
先生的这种读书方法，在《谷林书简》中，他就不止一次地给几位书友们写信谈及。总结起来，其一便是慢，其二便是细，其三便是不怕麻烦。尽管是读一本闲书，或是写一篇不涉大局的读书文字，但所下的功夫，却是极为笨拙的。由此想来，先生于《读书》杂志创刊后应约进行义务校对，偶尔写成读书文字作为该刊的补白开始，到二〇〇九年年初弃笔离世，此类文章大约写就的应不足五十万字，平均一年最多也就是一到两万字的数量。在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九日写给南京董宁文的书信中，附录有他的一则个人简介，概略述及自己的生平和个人著述，在这简介的末尾，先生特意加上了这样一句对于个人著述似闲而非闲的自我评价：
这都是一些业余闲览的小札，却通过它们结交了很多书友，构建了“晚岁上娱”的退休生涯。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