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还在》出版之后，责编李黎又来“敲门”，问我正在写什么，是不是可以继续合作。我只能回以惭愧二字，诸事繁杂，学问是需要静心思考、潜心来做的，只能期待未知之来年了。说起来真是十分怀念十多年前，毕竟时间一大把，只要有人约稿，就有可能会动心动手。当年的《鲁迅与陈西滢》就是如此写成的。《鲁迅与陈西滢》？为什么不能重新出版呢？鲁迅与诸论敌的笔墨官司不断被人评说，“鲁迅和他的论敌”几乎是鲁迅话题热点中的热点，有一本专门讲述鲁迅与其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论敌陈西滢的书，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其中的往来、冲撞、恩怨，与之相关的人物、事件、反响，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这是李黎的观点。
我以为这是一个好建议，不是我的小书写得有什么出彩处，而是当鲁迅与其论敌逐渐被演变成文人之间吵架的“标本”，“骂人”成了鲁迅的性格标签的时候，尽可能以符合当时情形的态度，谈一下鲁迅与其论敌之间的笔墨往来，努力更真切地认识到鲁迅论战的由来、过程以及文章做法，更具体地知道，鲁迅的论敌既非“反动文人”，也不是风雅无尘。鲁迅在论战中最终都会处于上风，这其中有一半的原因，实在是鲁迅比他的论敌更会做文章，更懂得“论辩”之道。后来的风云不断地为此涂抹上种种多余的颜色，剥离这些不必要的“加码”，却也并不能改变鲁迅在论辩中彰显文章魅力的事实。
陈西滢是鲁迅的第一个论敌，也是他真正没有宽恕，论战过后仍然经常“捎带”的论敌。鲁迅杂文的文体风格，我以为是经过《坟》的“长”、《热风》的“短”的探寻之后，从《华盖集》开始确立的，而《华盖集》里的文章大多涉及与陈西滢的论战。也可以说，正是从与陈西滢论战开始，鲁迅找到了既有具象又每每推至类型化的杂文形象，抓住了与己相关的事件又进而论及历史、国民性、智识阶级的虚伪性，等等。鲁迅与陈西滢之争，实是一个大话题。
反观陈西滢，其实也是了不起的深谙文章之道的人物。我现在重新回过来看自己写的这本小书，意识到对陈西滢的描述还不够充分，这主要是因为对其经历、文章、性格等等了解不深。不过在鲁迅与之关系的话题下，能获得的更新资料也是非常有限的。其实我在写作时已经意识到，研究“鲁迅与陈西滢”的难点在于资料太少，但也迫使你必须深入解读两人文章，探讨其得失、胜败所致因素。他们二人没有私人间的交往，都是“靠作品说话”，有难度也更有价值。有些话题，可能因文章之外的恩怨因素过重，阅读者通常会关心谜底何在，八卦如何离奇等等，而忘了文章才是根本，如讨论鲁迅与周作人。
此书能有机会重新出版，当然首先要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信任，感谢李黎的坚持。重印之际，又怀想起与此书有关的不少朋友和前辈。感谢原任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良元，他曾在酷暑之际坐长途大巴从石家庄奔波到太原，就为了当面交流修改意见。此书当年是受董大中先生提议开始的，其间先生还在学术上给予我多方面帮助。此书出版后，孙郁、陈漱渝等学者都曾热情推荐和鼓励，其情令人感佩。
希望这本“新书”能在新面世之后让读者果真能有一点新收获。
作者
2018年4月29日
我对“鲁迅与陈西滢”这个题目开始感兴趣并决意要做一回梳理和研究，是近一年来的事。凡关注鲁迅研究动态的人都会发现，近年来，学术界对鲁迅和他的论敌之间的论争文选、鲁迅的笔战经历，已有多种著作和论文进行过梳理和描述。除了鲁迅与高长虹、鲁迅与梁实秋、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论战和恩怨被大书特书之外，一些与鲁迅曾经发生过论战，但个人经历并无多少新鲜材料可以公布的论战对手，专题研究与论述尚有开发余地。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论战究竟有多少可以挖掘的资源，研究这样一个题目对鲁迅研究来说有多大的意义，是我在阅读相关作品、资料时反复思考的问题。鲁迅与陈西滢，并无个人间的实际交往。他们是一对纯粹的笔战对手，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以笔战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关系，在鲁迅和他所遇到的论敌当中，算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形。
单纯的笔战是否可以成为一个以人物关系研究为主的论题？从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和得出多少具有特别意义的主题和内涵来？这同样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在鲁迅研究领域当中，想要寻找到一种前人未曾发现的话题实在是太难了，想要在一个既有的话题下找出新的研究材料也一样很难。近几年来，关于鲁迅与他的论敌的恩怨是非，学术界谈论较多，一时成为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片新天地。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鲁迅多年来与其论敌之间争论起因、争论过程和争论结局的分析，粗线条的描述和鲁迅与其论敌间的论战文章辑录占其中的绝大多数，深入的研究著作尚不多见。近年来，已有论者对鲁迅与高长虹、鲁迅与周作人等专题进行过个案分析和详尽论述，在这一领域，仍然有许多值得后人进行认真研究的论题。鲁迅与陈西滢，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陈西滢是鲁迅的第一个论敌
陈西滢，本名陈源，曾留学英国，一九二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是“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文名因创办《现代评论》杂志并开设“闲话”栏目而大起，更因这些“闲话”引出同鲁迅的笔墨官司，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重要文化人物。鲁迅的《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中的多篇文章就是针对陈西滢的“闲话”而写。鲁迅曾指出，陈西滢曾说他的杂感“无一看的价值”，只要看看《华盖集》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陈西滢一生除后来结集的《西滢闲话》和少数散文与译作之外，著述很少，但他因此带来的“名声”却很大。研究鲁迅与他的论敌，陈西滢是首先要遇到的重点人物。
说“首先遇到”，是我以为陈西滢是鲁迅认真对付、刻骨铭心的第一个论敌。翻读《鲁迅全集》会发现，在“五四”初期，鲁迅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尽管在白话文运动及“青年必读书”等方面，鲁迅的观点与言论受到来自守旧派的攻击和批评，但并没有什么具体人物成为鲁迅穷追猛打的对象，林纾、陈铁生、柯柏森、梅光迪等，鲁迅对他们的反驳也都是始于言论，止于言论，并没有发展到纠缠的地步，也没有形成足称“事件”的规模，都属于正常的言论之争。而陈西滢，则是鲁迅遇到的第一个值得认真对付的“论敌”。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鲁迅杂文半数以上的篇什，都与陈西滢及其所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有关。可以说，鲁迅的第一个论敌，正是陈西滢。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鲁迅的杂文《并非闲话》，这是鲁迅与陈西滢的第一次正面“交火”，从那以后，一直到一九二七年，鲁陈之间的论战就从未间息过。促发鲁迅与陈西滢交战的直接事件，是发生在一九二五年的“女师大风潮”。在支持还是反对学生运动方面，鲁迅与陈西滢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论战主题。“学者”“公理”“正人君子”“流言”等等鲁迅论战中的名词，从这时开始大量出现，鲁迅笔战的风格，“不能带住”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通过与陈西滢的笔战确立下来，并为世人所熟悉。
陈西滢同时也是鲁迅最为耿耿于怀的论敌。“五四”初期，鲁迅的杂感多集中于“国民性”的批判，言论也多以中国历史、文化和一般社会现象为批判对象，涉及时人时事的并不多。与陈西滢交战后，杂文中的“私怨”成分明显增加，而这“私怨”，又常常是为“公仇”而发，并归结为“公仇”，使鲁迅杂文更显战斗的“火气”，且不失深广的主题。鲁迅终其一生都未能对陈西滢稍加原谅，这与他同梁实秋、林语堂甚至高长虹之间的恩怨都有所不同。这些针对具体人物和事件展开的论战，不因具体的是非而流于文人之间简单的好恶之争，这是鲁迅的高明之处，也是鲁迅论战文章不可效仿的地方。研究鲁陈之间的笔战，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运动史，研究和理解鲁迅的笔战风格和他的“韧性的战斗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以为“鲁迅与陈西滢”这个研究专题是可以成立的。本书试图专注于鲁陈之间论战始末的分析，将笔触深入到双方论战的最细部，进行文化的、文学的、政治现实的分析与研究。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陈西滢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他作为文学家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著述，《西滢闲话》是他一生最主要的作品集;作为学者，他主要是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难以称得上是成果显著的专家;作为文化运动中的人物，他参与创办《现代评论》杂志，主要在初期负责编辑文艺稿件。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陈西滢都算不得多么突显的人物，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陈西滢却是鲁迅笔下最突出的论争对手，一九二五年一年间，鲁迅的大多数杂文都与陈西滢相关，《华盖集》及其《续编》，是这场论战的集中体现。而一九二五年这一年，在鲁迅的一生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一年鲁迅的社会活动、文学创作、个人生活，都有很多令人玩味之处。一九二五年一年的风风雨雨，对鲁迅一生都有着深刻影响，陈西滢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在鲁迅的视野里，自然成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鲁迅时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这也是我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目，切入鲁迅世界的出发点。在进入对两人的论争分析之前，有必要对人们相对知之较少的陈西滢，他的生平经历、创作活动做一个简单的交代，也有必要将鲁迅在一九二五年的主要活动和创作情形，做一点具体的描述，以使以后的论述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背景。
陈西滢何许人也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生，江苏无锡人。幼年入上海文明书局附设的文明小学就读，后转学到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一九一一年毕业，升入中院。十六岁时，受其表舅吴敬恒鼓励，赴英国留学，从中学读到大学。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与文学，并苦学英文，打下了深厚的英国文学功底。在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期间，受到名师拉斯基的指导，并获博士学位。一九二二年二十六岁时，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即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后联合好友王世杰、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杨振声等创办《现代评论》杂志。编辑过其中第一、二卷的文艺稿件。围绕该刊及《新月》杂志，与胡适、徐志摩等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
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华，徐志摩接待并任翻译，陈西滢参与了接待工作。女作家凌叔华时为燕京大学学生，也参与其中，陈西滢因此与凌叔华结识。一九二七年，与凌叔华结婚。这年夏天，两人以北京大学研究院驻外撰述员身份到日本旅行。一九二九年五月，王世杰出任武汉大学校长，聘请陈西滢为教授并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因抗战爆发，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陈西滢随校前往。王世杰当时信心十足，决心要把武汉大学办成同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等并列的世界名校。陈西滢也十分投入，除行政任务外，还开设了“短篇小说”“英国文化”“翻译”“世界名著”等课程。一九四三年赴英，在中英文化协会任职，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由于巴黎物价昂贵，不久即迁往伦敦居住。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国际地位受到威胁，加上台湾政府经费紧张，连年积欠会费，陈西滢的处境十分狼狈。一九六六年，台湾被联合国取消成员地位，陈西滢在法警干预下被迫迁出巴黎办公处。其间因抗争而心脏病突发，当场昏厥，被送往医院急救。同年，以国民党政府外派文化官员身份退休，定居伦敦。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因脑溢血客死于伦敦，享年七十四岁。在担任教科文组织职务期间，他曾帮助台湾地区文人恢复了跟国际笔会的关系，一九五九年，同罗家伦、陈纪滢、曾恩波等出席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笔会。
陈西滢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并集中发表于《现代评论》《新月》等刊，他翻译过梅立克、曼殊菲儿的作品。一九二八年六月，新月书店出版《西滢闲话》，一九七〇年，台湾萌芽出版社出版了《西滢后话》。
陈西滢的一生，经历复杂曲折，文学活动在他一生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正是由于同鲁迅的论争，才使他的文名在当时远扬，直到今天仍为研究者所关注。
一九二五年的鲁迅
一九二五年，鲁迅四十四岁。这一年对鲁迅的一生来说，都显得十分重要又十分特别。无论从社会活动还是创作经历，抑或是个人情感经历而言，一九二五年都是鲁迅一生中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第一天，鲁迅写下了散文诗《希望》，并在这一年里完成了《野草》的写作，这是一部记录作家心灵轨迹的重要著作，也是鲁迅艺术探索途中的经典作品。
一九二五年的鲁迅，继续他的小说创作，《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离婚》等都创作于这一年。他的杂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在这一年结集出版，杂文创作也呈现出短兵相接的特点。
一九二五年对鲁迅来说是多事之秋，“女师大风潮”中，他因公开支持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于八月遭到教育部长章士钊的“革职”，为了讨还公道，他迅速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递交了诉状，控告章士钊并在次年一月得到复职，回到教育部任佥事职务。也由于“女师大风潮”，鲁迅与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文人学者展开笔战，充分展示了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杂文笔法更显锋芒，确立了杂文文体参与现实的品格和论战的风格。《华盖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就写作于这一年。
这一年的鲁迅，肺病复发，这对他以后的生命历程有着潜在的影响。而对鲁迅人生命运发生根本影响的，还是他在这一年结识了许广平，许当时为女师大的进步学生，曾因参与“驱羊”（杨荫榆）运动而受到校长杨荫榆的开除处分。鲁迅不遗余力地为许广平等六名学生伸张正义，许广平则从这一年开始，频频去鲁迅寓所探访，两人从此建立了通信联系。一九二五年是《两地书》的第一个年头。
一九二五年的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认识更多地与现实结合，《野草》是一个思想者和一位艺术家积郁在灵魂深处的“地火”的喷发，《伤逝》《离婚》等小说在艺术上更臻“圆熟”，结尾却少了《呐喊》时期的“亮色”。这一年，鲁迅结交了笔战的对手，与陈西滢、徐志摩等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文人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论战。身兼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数校教职的鲁迅，还必须应对来自教育部“上司”的威吓和“手脚”。带着肺病的他，又在这样的心力交瘁中寻找到了生命的亮点：许广平。
一九二五年的鲁迅，在年初的二月，因《青年必读书》这篇不足千字的文字，成为文坛上的议论中心，守旧者的反对之声并不是最可怕的，许多青年对他“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言论的误解，才真正让他产生内心深处的悲凉。
一九二五年的鲁迅，还继续翻译厨川白村的作品，《出了象牙之塔》就在这一年年底完成。这一年，他还与韦素园、李霁野等组成“未名社”，出版《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书”。
无论站在何种角度看，一九二五年的鲁迅，都显得那样意味深长，鲁迅的思想、情绪、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都在这一年浓缩，生发出许多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鲁迅传记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种，并还在继续增加，而我以为，把一九二五年的鲁迅抽取出来，在显微镜下一点点放大，那会得到多少“线性”描述难以发现的内涵和深度，这样一种描述，对读者了解鲁迅精神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对陈西滢其人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又重温了一九二五年这关键的一年中鲁迅的主要活动和生活处境后，再来确立“鲁迅与陈西滢”这一话题，就显得相对容易一些，我的着眼点，就是从一九二五年出发，以鲁迅和陈西滢为视角，描述和分析鲁陈之间的纷争恩怨，并从中探讨这场论战生发出来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文学观念的诸多意义，努力为切实、深入地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杂文的创作特点，提供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