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牛汉（1923—2013）

牛汉活了九十岁，种过地，拉过车，杀过猪，编过报，打过仗，坐过牢，经历过战乱、流离、饥饿和可怕的恐惧。其一生，曾三次被宣布为有罪。1946年，诗人参加学生民主运动，以“杀人未遂罪”被捕，入狱一月余。1955年，诗人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两年余。1966年，诗人以“莫须有”罪受审，下放劳动五年余。1946年的被捕，拒捕，以头抗枪，淤血，给他留下了颅脑后遗症。由是，诗人患了梦游症——后面两次受难，则加剧了他的梦游症。这个梦游人分裂为两个生命：“一个属于白昼，一个属于黑夜”。早先，两个生命各自为政，相安无事；后来，白昼也梦游，两个生命不断见面、谈话、争执和相互替换。这个可怜的梦游人，时常分不清白昼或黑夜，看不懂无辜或有罪。混沌，恍惚，缭乱，几乎没有边界感。此种甚为罕见的疾病，赋予诗人以隐身术或分身术，令人意外的是，却赋予他以没有任何饶舌和歧义的写作。1970年，牛汉再次启动诗笔，短短五年，先后完成了《毛竹的根》《根》《巨大的根块》和《伤疤》——这是四首气咻咻沉甸甸的“根块之诗”。经历过岁寒或斧斫，草木就会失去翠叶，失去青柯，只剩下一截树桩、一笼根块。这蜷在黑暗中的未知的根块，无欢，无惧，无穷，郁闷而肥硕，不断地向下生长，就像压抑而巨大的思想。向下生长的根块，也能成大树。“我相信地心有一个太阳”——真是令人心酸的坚定，不是个中人，不是过来人，哪里能够读得懂？同期完成的《半棵树》和《悼念一棵枫树》，写及被雷电劈剩的半棵树，被伐倒的枫树，堪称根块的前传，亦是思想的前传。思想的前传为何物？挫败、伤痛、悲剧与火烧眉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唯植物，动物也可以作为诗人的镜像。可参读同期完成的《华南虎》和《麂子》。麂子，跑向了猎户，华南虎，关进了铁笼——麂子也就是华南虎的前传。在这短短五年，牛汉写及的动物和植物，构建了一个具有很高同义性的镜像群落（或者说意象群落）。前述牛汉作品，都是咏物诗吗？不，绝命诗。对此，诗人亦有自供。那是在1997年，诗人修订《华南虎》，为第六节加了第五行：“像血写的绝命诗”。在此种看似完全及物的写作中，在生物界的困境和危机里，我们看到了诗人的命，还有诗人的生命。命的坏模样，并没有削弱生命的好质量。诗人——还有民族和祖国——亦有“坚硬的翅膀”，亦有“伟岸”，亦有“聚集而来的根”，亦有“火焰似的眼睛”，亦有“芬芳”，亦有“心血”，亦有“几十年的热力”，亦有“无邪”，亦有“消失不了的圆形的伤疤”。在写作中，在生活中，牛汉都出示了什么？眼泪和硬骨头。牛汉的一位诗友——绿原——说得更好，“痛苦而崇高”。从新诗谱系学的角度来看，牛汉这些作品，或可视为今天派的前奏。牛汉与北岛、江河、芒克、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交厚，从侧面，也可以证明这个观点。如果说今天派代表了某种泛现代主义，那么，牛汉——还有七十年代的昌耀——则代表了所谓前现代主义。法国现代诗的历史告诉我们：前现代主义，往往在浪漫派、写实派和象征派之间举棋彷徨。在中国，在牛汉，不免亦是如此。而从文学谱系学的角度来看，牛汉这些作品，还可视为伤痕文学的前奏。换句话说，新诗——通过牛汉——为伤痕文学开了先河。当代伤痕文学研究，如果罔顾新诗，仅看小说（比如卢新华在1978年发表的《伤痕》），恐怕也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这已是闲话，姑且按下不表；却说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诗人的写作仍然延续了此前的风格。可参读《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和《汗血马》。但是，诗人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惯性（惯性即惰性），有意在空旷处，展开更为新颖的冒险。可参读长诗《梦游》。结果越写越难，似乎并没有可传诵的名篇。还是诗人说得好，“空旷是个恼人的诱惑”。尽管牛汉的晚期写作不如人意，我们仍然愿意如此小结：如果血性、勇气和良知真的比修辞更重要，那么牛汉堪称中国当代诗的光辉典范；他面对暴行和苦难的态度，甚至让他在更大范围内成为一个大树般的挺拔象征。2013年9月，牛汉仙游，意味着我们损失了罕见的芬芳和高贵。牛汉的另一位诗友——阿垅——的名句正好呈献给诗人，呈献给苦难深重的七月派：“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