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暖洋洋地照在马路上、山冈上、村庄上、涧滩里和广阔的原野上。
父亲将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和一个同路相识的叔叔一道走出村子。他带我到很远的刘家铺医院去就诊。刘家铺是父亲工作的金光区区公所所在地，是一个古老的街道。刘家铺医院很出名，医疗设备在我县东面、方圆几十公里内是最好的。父亲与医院里最著名的老医生汪叶义相识。
父亲时年三十九岁，在金光区红旗公社工作。金光区在我们东风公社的正西面，红旗公社与我们公社紧相比邻。
父亲的老家叫木家庄，坐落在大别山伸向江边的一条山脉的山脚下，在我们村庄的正东方约7公里处，属我县最东面的一个区——碧波湖区。碧波湖区百分之七十以上属圩畈区，沿长江岸有10公里长，对岸是铜都铜陵市。
自古以来，我们这里一直归属桐城县，在清代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西乡会文，东乡会武。”西乡会文，在清代，桐城派文学达到当时文学的巅峰，余波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期；东乡会武，主要是指碧波湖区，这里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民风彪悍，族与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
父亲老家由于人多，田地极少，村里人的生活十分贫苦。而在新中国成立前，祖父一家又是村子里最贫困的一户。祖父只从老祖父那里分得一斗五升田（一斗等于五分，一斗五升等于七分五厘田），还是典田（即别人向你家举债，用田作抵押，还债后这田便还给人家），还分得一斗五升长孙子田，外加七分地。而祖父有六个孩子，日子实在无法过下去，祖父便起早贪黑地在山上采挖草药，平时挑些窑货卖，赚些钱补贴家用。
祖父身材矮小，脸瘦削，眼睛却炯炯有神，有一身好武艺，是当地有名的武师。他有坚强的意志力，因生活所迫，吃过无数的苦，却将自己的六个孩子（包括女孩）都送去读书。他说：要想在社会上立足，要想让后代翻身，必须让孩子读书识字。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为了使贫苦的农民真正翻身得解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工作队进驻木家庄，访贫问苦。他们来到祖父家，将锅盖掀开，用粥瓢一捞，满满一粥瓢粥竟只有七粒米！工作队在进驻期间，队长看我父亲识得字，便动员祖父让孩子出来参加革命工作，祖父答应了。那一年即1952年，父亲年仅十九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家饿死了不少人。祖父先是带着自己的第二个男孩到长江的江心洲为别人砍伐芦苇挣钱。江心洲四周都是滚滚不息的混浊的江水，不见一个人影，人在几米高的芦苇丛中好像石块掉进了水塘中，不见一丝踪影。夜晚，肆虐的江风直侵人的骨髓，祖父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也因此落下了风寒哮喘的毛病。次年，祖父又到清台县参加了县竹木砍伐队。由于祖母在老家挣不齐生产队的工分，队里便拒绝供给粮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祖父不得不举家南迁，逃荒到江南的清台县，在那里落了户。父亲也于1961年在外祖父家落了户。
那是个伤心的年代。有多少强壮的父亲倒毙在田间地头；有多少刚出生的孩子被竹篮拎上了山头；有多少哭干了泪水的妻子喑哑地扑在丈夫的尸体上，久久不愿起身；有多少蜡面蓬头的母亲对着夭折的孩子将泪水默默吞向肚中……
父亲居住在外祖父家。随着母舅们的渐渐长大，父亲坚持要搬出去另起炉灶。这惹得外祖父大为生气：
“你们不也是我的下人？！”
但父亲决心已定，选好了在村子西面建三间房子。外祖父发了几次大火，但终于阻挠不过。新房便于1965年秋末冬初时建成了。
父亲中等身材，很胖，穿着一件灰色的卡其中山装，显得很威严，剃着平头，眼睛向前突起而锐利。我们兄弟多么害怕他的眼睛呵！他很长时间才回家一次，回家待三四天就走。在家时很少出门，总是端坐在大桌旁的大椅上，吸着烟，与来我家坐在对面椅子上的人交谈着，或与人喝酒。
父亲很少出门的原因是父亲对落户在外祖父家耿耿于怀。在农村，男的落户在女方家里总有被人歧视的感觉，而村子里的人们也总是毫不客气地欺负这样的人家，欺负男方不是土生土长在这里的人。因此父亲不轻易出门，也从不干农活，就是家里的自留地和菜园，父亲虽常去看看，也从不干活。父亲对村子里每个人都赔着小心，心里却有些不平，为了拉拢势力，他回来后，总是请村子里有威望、有势力的人到家里来喝酒，希望得到他们的照顾和庇护。
在我更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请家才父亲到家里来喝酒。家才父亲姓左，比外祖父还高两辈。他身材高大，腰板结实，眼睛大而突出，经常因喝酒而变得血红。他为人直爽，好打抱不平。他很看得起父亲这个左家的女婿，总和父亲有说不完的话。酒桌上，两个人都瞪着血红的突出的眼睛相对说着、喝着，筷子在碗间飞舞。母亲不时端出一碗菜，锅间传出冷水或菜刚倒到锅里发出的“咝咝”响声。家才爸用嘶哑的声音用劲喊着，两个人热烈地谈论着。
父亲也经常到永才家去拉家常或喝酒。
也经常请生产队长海子的爸爸椿雷胜到家里来喝酒。
父亲对外祖父外祖母十分孝敬，每当带点新鲜东西回来时，总要让大哥送些去；遇到好吃的，也总要去请外祖父外祖母。
“今晚这条鱼真大！叫外公过来喝杯酒。”父亲眼睛温和地望着母亲说。大哥便开始动身出门。“把外婆也一道喊来。”父亲补充道。
父亲回家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大人都亲热地喊着：
“小姐夫，刚回来呀？”
父亲微笑着，点着头，口里答应着，发出“嘿嘿”的笑声。父亲在家的时候，遇到队里上工的人经过我家门口，总是立即从大椅上站起，笑着与人打招呼，同时拿起纸烟，走到门外，向人家递烟。别人总是急匆匆地向前赶几步，微低着头，用双手恭敬地接过父亲递来的烟，一面脸上堆着笑，一面连忙说：
“哎呀，小姐夫，别客气。不吃！”
父亲用火柴给别人点烟，别人一只手夹着烟，一只手捧着，弯下头，将烟点着。
我们过惯了父亲不在家的日子，父亲乍一回来，我们总是十分高兴。主要是因为父亲回来，我们每天都能吃到饭，还有好菜！平时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我们每星期只能吃到一两次饭，更谈不上好菜，菜中没有一点油水。可是不久，我们便紧张起来，整天提心吊胆，心里盼望他赶快走。
父亲对我们很严厉。他威严的眼角一扫到我们，我们心里就不禁直发毛。他的声音传过来总是使我们感到害怕和手足无措。他总是管着我们起早、扫地、抹桌子和花几，吃早饭后还得洗碗，这使我们十分担心上学会迟到。母亲顺着父亲训斥着我们，实际上暗中在为我们辩护着、遮拦着。我们总离他远远的，像小老鼠一样躲在房子里不敢吱声，又不敢出去玩。多么难熬呵！只有大哥壮着胆子帮母亲操持些家务。
我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双手抱着他的额头和眼睛，父亲将我的手移向上面，我便用双手使劲地抓住他的头发，生怕掉下来。父亲也用双手将我的两条小腿捉着。
我们穿过村西边横着的涧滩，涧上有一条拦水坝，我们从坝上走过，进入前门山北面山脚下的一个地势十分低洼的村庄——盆形队，又向前走了大约3华里，来到东风公社街上。穿过小街，父亲与那位叔叔分了手，父亲便独自架着我继续向西走。
地势越来越高。不知走了多少路，翻过了几座山头，地势又开始陡然下降。将近中午时，父亲突然离开原先的小路左拐，进入一个村庄。庄子里有几个人迎出来，满脸堆着笑，接过我。原来这已是红旗公社的范围了。父亲歇息的地方是他分工的大队——梨园大队。
吃过午饭又开始赶路。有人提出来送一下，父亲谢绝了。
天气已经很热了。父亲早已脱掉了外罩衣。又走了许多路，到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才到达公社。越走近公社，越有许多农人向父亲打招呼，又问我“排行老几”，夸了几句。
公社在一个村庄的顶东边，坐北朝南，一长排房子，门楼很高大。门前是一条满是泥巴、坑坑洼洼的路。路的前面是一个大塘，涨满着水。
父亲将我背进屋放下，一个阿姨和几个叔叔迎来。这是一个中间是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间房间的东西走向的大的整体房子。来的阿姨很年轻很漂亮，身子很瘦，穿一身很蓝的衣服，脚穿黑皮鞋。她“咯咯”地笑着走到我面前，双腿前弓，洁白的双手放在膝上，弯下腰正对着我望着，很白很好看的脸上带着笑容，露出洁白细密的牙齿。她笑着逗了我一会，接着又“噔噔”地跑进房间拿出糖果来递给我吃。
父亲把我带进他的房间。吃晚饭时，走过东边走廊尽头，向后拐便是餐厅。晚饭后，阿姨和叔叔把我带到公社屋后的大操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自行车，别人争着骑了一会。有人叫父亲带我骑了一下。他们在谈论着，父亲在回答着别人的问话：
“明天就去查一下……车子龙头不灵……刹……”
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又继续带我上路。公社门口有许多人相送。父亲将我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推着自行车上了离公社不远的靠东边的马路，向南走去。
这是一条大马路，路很宽，两边都栽着树。路面上好像铺着细细的沙子。
父亲带我来到一个村庄。他一面与人打招呼，一面叫人将自行车修了一下，又立即上路。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靠路边的由两间小土坯屋组成的小店，父亲又将车子修了一下。父亲与他们很相熟，他们都很热情，对父亲很恭敬。在路上，每当上坡的时候，父亲总叫我下来走，而下坡或平地，父亲就将我抱到车子后座上，叫我抓紧，他双手扶着龙头，人在车子左边，左脚踏住踏板，右脚后蹬几步，身子一挺便骑上了车子。
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一座山头边。路在山的半腰处穿过，须先上坡，然后是下坡，下坡有二十余米长，右边是两丈多高的山涧，左边是山，坡下有一石桥，前面的路陡然窄了起来，只有四米来宽，而在路的左边、山的前面是一口很大很深的水塘。
父亲推着车子上了坡，稍犹豫了一下，便推着车子继续向坡下走。我在后面对父亲说：“爸爸，你不是说下岭就骑吗？”我心里多么想骑在车子上呵！骑在车子上又快又不要走的，多快活呵！
父亲便停下。他稍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前面，便将我抱到后座上，接着自己便骑上了车。
“呼……呼……”不好！车已失去了控制。父亲一看情况不妙，便将车子左右摆动，连连撞在几个比较大的突出在路面上的石头上，终于将我从车后座上撞掉了下来。他知道我掉下来后，便将自行车猛地扳着向左边的山壁撞去……
我从车子上栽到地上，头撞在石头上，起了几个血包，破处钻心地痛。好害怕呵！我躺在马路中间，手抱着头破的地方吓得大哭，泪水遮住了视线。
蒙眬中，我被人抱起架到肩上。原来在我和父亲上这个山岭之前，看到两个手艺人，一个是做山芋粉丝的，肩上扛着一个圆形的大筛箩；一个是个篾匠，手上拎着几样手艺工具。我们与他们擦肩而过时，父亲还匆忙地与他们打了招呼，有些相熟（他们与我们同向，因为我们骑车，比他们走得快些，因此赶超过了他们）。我们倒下后不久，他们便赶上来了，看到这种情形，一个人将我抱起，另一个人奔向父亲。父亲是摔在一个大青石上，四脚朝天，自行车压在他身上，人昏迷了过去。当那个叔叔将他扶起时，他已是血肉模糊。
我们向前走了大约三百米远，路边有一个稻场，稻场上搭了两小间草屋，屋里住着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他们是看护稻场的，同时顺带卖点烟酒百货给过路人。一个人将我父亲扶进屋，靠着床坐下，另一个人将我也在屋内放下。屋里很暗，大爷大娘很惊慌，嘴里惊呼着什么，不知怎样处理，最后用香油沾布条将我的头包了起来。父亲从床上爬起来，坚决要立即动身赶到刘家铺去。于是一个人架着我走，父亲未要人扶地在后走着，头向上仰起。
半路上，一个叔叔走了，另一个叔叔接着架着我，又走了三四里路，将我们送进了刘家铺医院。
医院的房子很长，很气派，门开在房子中间，房前栽着一排修剪过的小冬青树丛。
进了医院的一间房子，那位叔叔将我放下。我看见父亲面向窗户站着，伸着头，两三个人站在父亲的面前望着父亲，一个穿白衣服的医生在为父亲处理伤口。他先在父亲的嘴唇上方打了针，然后和另一个人配合着，用线将父亲的上嘴唇缝了起来。我看见父亲的上嘴唇从中间断裂开，肿胀起来，嘴唇的皮肤呈淡黑色（胡子的毛碴），有凝固的血迹和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