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豫东农村，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会养三五只草鸡，那时候很多家庭没有多少收入，依靠种地吃饭，花钱基本上靠鸡下蛋。城里人拿粮票换鸡蛋，而乡下人就是拿鸡蛋换粮票、换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妈妈经常对我说，鸡鸭鹅养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其时我不知道，是家里的粮食不宽裕，没有多余的粮食喂更多的鸡。
那时候我理解的“资本主义”都是万恶的、黑暗的。村西头的高土堆上住着个姓孔的孤寡老头，排行老二，因为偷偷地卖过几次炒花生，被生产队揪住了“资本主义尾巴”，正巧赶上举国上下“批林批孔”，老头因此倒了霉，经常挨批斗。不明就里的我也跟着小伙伴捋着袖子挥着手臂喊“打倒孔老二”，喊得老头躲在小黑屋里浑身发抖。
除了过年和重大的节日，家里一般是不买肉的，炒鸡蛋、煮鸡蛋、荷包蛋就是饭桌上的上等佳肴。就着馒头吃一个腌得流油的咸鸭蛋都要端着汤碗蹲到外面的饭场里，当着邻居的面，吃很长的时间，吃得津津有味。
每学期开学报名，很多同学缴的学费都是卖鸡蛋的钱。在农村，上班领工资的人少之又少，妈妈是民办教师，每个月虽然只有十几块钱的工资，但已经很不错的了，爸爸说当年生产队每个月三十个工，也只有三块钱。
那时候虽然经济窘迫，农村人还是很要面子的，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鸡蛋不够，宁可去邻居家借鸡蛋，也要招待好客人，一顿饭借三五家的鸡蛋也不是稀罕事。
家里做饭烧柴火，厨屋里经常烟熏火燎的。每次家里炒鸡蛋，我都会凑在案板边，收集妈妈磕两半扔掉的蛋壳，小心翼翼地将剩余的蛋清积聚到半个蛋壳里，放在铁锅沿边烤熟了吃，撒上几粒粗盐，烧熟的白鸡蛋清感觉特别香，总是吃不过瘾。
有一回家里做饭，小姨烧锅，熬的稀米汤，地锅上面馏了十几个馒头，还奢侈地在铁篦子上放了几个鸡蛋。我自告奋勇地跟小姨商量要拉风箱、添柴火、烧地锅，小姨正好有事，就把烧锅的木板凳让给了我。
我偷偷地拿着盛饭的大铁勺子，从箩筐里摸出来一个鸡蛋，加了半勺水，把鸡蛋放进勺子里，然后把盛着鸡蛋的大铁勺放进了地锅下面熊熊燃烧的火堆里，脑洞大开的我想尝尝地锅烧鸡蛋是啥滋味。
风箱助力下的柴火很旺，借着火光我看到铁勺里的水很快就沸腾了，估计鸡蛋也熟了，我咽了一下口水，想象着自己发明创造的烧鸡蛋是何等美味，握着铁勺的木柄从火堆里取出了大铁勺，似乎已经闻到烧鸡蛋的味道了。
当我闭着眼睛把鼻子凑到铁勺边闻香味的时候，鸡蛋竟然炸裂了，蛋清还是半液体状态，滚烫的蛋清一下子溅到了我的脸上，别提有多疼了。最后我还是咬牙切齿地把没烧熟的鸡蛋吃光了，那一个滚烫的烧鸡蛋的味道，至今我记忆犹新。
到了春天，村里就会有外地人过来卖一筐筐毛茸茸的小鸡，可以赊账的，到了秋天再付钱，或者直接拿粮食换。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院子里有一个柴火垛，老母鸡经常在柴火垛的麦秸里下蛋，鸡蛋需要及时收到箩筐里，不然的话鸡窝里的鸡蛋多了，母鸡就会停止下蛋开始孵窝。
有一次，家里的老母鸡又孵窝了，听妈妈说大概三个星期时间，小鸡就会从鸡蛋壳里自己出来了，那段时间不要打扰它。
从小我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叛逆心理在我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往往家里人不让做的事偏偏要去做。
一直好奇小鸡们是怎样破壳而出的，母鸡孵窝的一段时间，我经常蹑手蹑脚地到鸡窝里瞅几眼观察动静。
有一天早上，爸妈一块去集上买菜了，我又去了鸡窝，突然听到蛋壳里小鸡轻微的叫声，拿了一把扫帚就把母鸡从鸡窝里赶走了，顺手拿起一个鸡蛋，捧在手心里轻轻抚摸了一会儿，鸡窝旁边有块青砖，我毫不犹豫地捏着鸡蛋照着青砖磕了一下，然后很快剥开了一个鸡蛋，一只带有余热、未睁开眼睛的小鸡“出生”了，紧接着我又剥开了第二个。当我剥到第五个的时候，一直在外面徘徊的老母鸡忍无可忍了，挥着翅膀杀气腾腾地吼叫着冲过来照着我的手就猛啄了一口，顿时鲜血流了出来。老母鸡不肯善罢甘休地在我身边扑腾着，惊慌失措的我捂着手在院子里被愤怒的老母鸡撵了好几圈。家里的大公鸡可恨地站在墙头上领着另外三只母鸡喔喔咯咯地乱叫着，大黄狗也跟着凑热闹摇着尾巴汪汪叫，那一会儿，家里真的是鸡飞狗跳、鸡犬不宁、鸡飞蛋打了……
后来，妈妈买菜回家带我去集上的诊所给我包扎挨了鸡啄的手，后来老母鸡离家出走了几天，那几只被我剥出来的奄奄一息小鸡们都活了下来，再后来，小鸡们都慢慢长大了，其中两只，在当年的八月十五晚上，成了家里饭桌上的一顿美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