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是一部诗人肝胆相照、倾诉情怀的书，是一部议论诗学、评论诗作的书。它有文学价值、史料价值，还有探讨文人道德观念的价值。
将三位诗人的书简编纂成书，并用按语衔接起来——编者倾注的心血不可低估。书简——字字句句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按语——多方串联，交待人物关系，写得自然流畅。全书读起来有滋有味，令人激动，引人遐想，使人向往阅读更多更深邃更好的诗。
关于此书的内容、每位诗人的感情嬗变，甚至写信人的未尽之言，译者刘文飞在序言中都做了明晰而适度的介绍，再重复就是画蛇添足了。
我国广大读者对这三位诗人——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流亡国外的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既知晓又不熟悉。这本是他们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但由于三方都以真相见、以爱相待，使这段插曲奏出了动人心弦的乐章。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真诚地向师长里尔克献出一片爱慕之心，里尔克同样真诚地向两位俄罗斯青年诗人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里尔克是三人中间年龄最大的一位。他们通信时他只不过五十有一，但已是生命的最后一年了。他疾病缠身，离群索居，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杜伊诺哀歌》和组诗《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他已别无所求。想当年，世纪末的情绪、一战的凄惨、社会的动荡、新旧观念的撞击、文艺思想的格斗、婚姻爱情的挫折，俱往矣。他一再回避现实，但他的诗却捧出他心中掩饰不住的不安与焦虑，处处渗透着对爱与憎、生与死的思考。他是欧洲新诗的先驱，有众多的追随者与崇拜者，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便是其中的两位。
帕斯捷尔纳克那一年三十六岁，正艰难地向诗的高峰攀登。他早在大学读书时就爱上了里尔克的诗，并试图从德文译成俄文。当他进一步寻找自我时，阅读了里尔克赠给他父亲的几本诗集，得到启发，确定了自己应走的路——放弃音乐，转向诗歌。他父亲写给里尔克的信中提到帕斯捷尔纳克对他的仰慕：“您应当知道我的孩子们是何其酷爱您的每一首每一行诗啊！尤其是我的长子鲍里斯，——他是个青年诗人，现在在俄国已颇有名气，颇受重视——他是您的最热烈的崇拜者，最认真最虔诚的敬仰者，他是您的学生，大概也是您的作品的最早的宣传者之一，那时俄国还不知道您。”（摘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信）
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在致里尔克的唯一的一封信中，对这位先辈的爱表白得更为明确。里尔克写给他的回信，帕斯捷尔纳克一直珍藏在胸前，说明他的爱何等诚挚和亲切。里尔克去世后，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第一部散文体自传献给里尔克，并专门写了一封信作为该书的跋。
许多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在临终前一年还念念不忘里尔克对他的影响，他写道：“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我的习作还是我的全部创作，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转译和改编他的曲调而已，对于他的世界我无所补益，而且我总是在他的水域中游泳。”（摘自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致法国斯拉夫学专家欧库丘里耶的信）
茨维塔耶娃那一年三十四岁。她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也对德国文化、德语文学怀有特殊感情。她把里尔克视为德语和德语文学的象征、诗的象征。她经常诵读里尔克的诗篇，甚至她的女儿在年幼时就熟悉里尔克的名字了。
在里尔克的影响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创作极其重视文字的准确、韵律的严谨、比喻的奇特、格调的高雅。这样的诗在当时无疑属于阳春白雪之作，在高层次知识界反应强烈。随着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他们的作品日益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所赏识所喜爱。
诗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诗有超意志的魅力，诗是心灵感情的流泻——这或许是他们相似的认识。这些认识使他们相近相亲。当他们单独存在时，各自像星辰一样熠熠闪光。当他们接触到一起时，便会爆发出强烈的电光。那是感情的电光，是爱的电光。
我们阅读他们的书简，字里行间无处不闪烁着爱的光辉。这里有同性相互敬重的爱，也有两性相互吸引的爱。痴迷的爱有时是难以用语言说清楚的，更何况他们是诗人。也许我们不用一般的眼光去审视他们的爱会更好一些。他们的爱是梦幻中的爱，是超乎现实的爱，是诗化的爱，是爱上之爱。正是这种不寻常的爱，使他们能够那么坦然、那么大胆、那么陶醉地向对方吐露心曲。他们既把对方看成是亲人，又把对方看成是诗的化身，大自然的化身。他们追求的是心身的合一，精神的一致。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女士与里尔克的通信还不足一年，那么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的通信则持续了十三年之久。我们可以想象信中火辣辣的语言，可惜二十世纪内我们不可能读到它的全部。茨维塔耶娃的女儿看过母亲遗留下来的大量信稿与笔记后，要求下一世纪初再公开某些资料。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她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提到茨维塔耶娃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感情时说：“我给你抄录几段，很多内容你大概都不知道。她是多么爱你，而且爱得多么长久——她爱了你整整一生！她只爱过我的父亲和你，一直没有爱够。”为什么没有提到里尔克？是疏忽？是有意不提？或者别有考虑？像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那样动情的信是不多的啊！
我国老一辈文学界人士早在二十年代就注意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后来由于他们在苏联文坛上的活动逐渐减少或其他原因，有关他们的报道就中断了。五十年代后半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世界范围引起风波。我国文学界尾随苏联，在没有读到小说全文的情况下，也向这位诗人泼溅污水。这是盲从的教训，并为此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三十来年后，我国在苏联之前，西方之后，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甚至有两种译本，对他又产生了兴趣。近些年，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些诗与散文，包括他的两部著名的自传《安全保护证》和《人与事》，频频在我国面世。《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为研究这位复杂的诗人提供了新的资料。
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到目前为止介绍得相对少一些，翻译她的作品如同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一样，难度较大，但毕竟已经开始，还有待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努力。
如果说当年里尔克的诗曾引起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那一辈欧洲高文化青年人的迷恋，那么它同样也吸引过中国青年，只是不像欧洲青年诗人表现得那么狂热而已。我国最早注意到里尔克的是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德语文学权威和翻译家的冯至先生。
一九二五年暑假，冯至在他叔叔冯文潜那里看到了里尔克的诗集。冯文潜是研究哲学与美学的，他向冯至介绍了里尔克。那时里尔克对于冯至来说还是一个生疏的名字。曾几何时，冯至在钻研德语文学时开始研究与翻译里尔克的诗和散文。里尔克的诗对冯至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他的十四行诗。抗战期间冯至完成了他的重要诗作《十四行诗集》，这也是我国诗人借鉴外国诗歌形式写成的第一本十四行诗集，是我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曲新声。冯至认为里尔克关于诗和生活的言论对他很有启发，想到自己进入中年，过着艰苦穷困的生活，但思想活跃，精力旺盛，缅怀所崇敬的人物，“观察草木的成长、鸟兽的活动，从书本里接受智慧，从现实中体会人生，致使往日的经验和眼前的感受常常融合在一起，交错在自己的头脑里”，于是他的感情经过提炼化成了诗，中国化的十四行诗。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要求，另一方面受到里尔克《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的启迪。”可见这位奥地利诗人的德文诗作的生命力与影响之强大与深远。这一点恐怕连里尔克本人也未必能预见到。冯至毕竟是中国人，他没有像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那样不顾一切地表达自己的爱，但他的实践说明他对里尔克的感情绝非一般。
冯至从未放弃对里尔克的研究与翻译。年逾古稀时他还孜孜不倦地推敲修改早年翻译的里尔克诗歌。冯至先生在弥留之际讲了一句话：我现在更理解里尔克了。是对诗的深邃的内涵？是对人生的认识？不管怎样说，里尔克对我国诗人和新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他的生平与创作应当作更深入的研究。近些年，我国报刊不时刊出里尔克作品的新译文。《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为我们提供了他离世前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和在爱的支配下写成的最后一首《哀歌》。
翻译《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需要对欧洲文化、诗歌艺术、诗人生活有较深的修养与知识。我很高兴刘文飞发现了这部书，认识到它的价值与意义，并不畏惧翻译的艰难，毅然把它奉献给我国读者。
刘文飞是一位有才华的学者。他曾留学苏联，专攻诗歌，在国内获博士学位，其论文是《布罗茨基：诗与传统》。十年来，他相继翻译了不少诗作与散文，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他撰写了一些论文，包括对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的评论；他还编选了数部文集，如《世界青年抒情诗选》等。一九九〇年苏联举行帕斯捷尔纳克诞辰一百周年国际性纪念大会时，他在大会上发了言，会后又参观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故居，凭吊了他的坟墓。
刘文飞具有诗人的感觉与灵性，热爱诗歌又热心于翻译。他是向我国读者介绍三诗人书简理想的人选。我相信，三位大诗人的《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的中译本会充实我国外国文学的研究，并能受到我国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欢迎。
乌兰汗
注释：
[1]此序原题《爱的寄语》，系乌兰汗先生为《三诗人书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一书所作，此次收入该书时个别地方略有改动。——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