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包括“文革”以来的中国历史，是80年代以来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80年代初期，构成思潮的“历史反思”文学主要是指小说创作，作者则主要以“复出”作家和有过“知青”经历的青年作家为主。“反思小说”在文体上突出虚构性和典型性，由于当时特定的文学语境，对历史反思的深度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与此稍有不同的倒是散文的创作。这一时期散文的“真实性”和“个人性”得到强调。一些老年作家，写作了一批回忆往事的散文。或者追悼、怀念亲友，或者提供个人亲身经历的琐碎、片断的回忆，或者针对一些发生于身边的事件，不拘形式地传递深沉而凝重的切身感受。因此，在文坛，也有将这些散文称为“老年散文”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样的文体，对直接表达作家的情感、体验、思索，自有其便利之处。这些作品主要有巴金的《随想录》、《再思录》，杨绛的《干校六纪》、《将饮茶》，孙犁的《晚华集》、《秀露集》、《无为集》，丁玲的《“牛棚”小品》，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梅志的《往事如烟》等。90年代又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一些写于五六十年代而在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作品，如《傅雷家书》，“火凤凰丛书”中的《沈从文家书》、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
散文界一直努力在规范散文体的宽泛性，但都因对散文的本质做出界定而难以描述。比较有影响的提法有“艺术散文”“美文”。类似的看法也主要将散文的本质放在“自我”的表现和“抒情性”上。这当然与80年代文学创作“主体性”的强调有密切关系。因此，一种可以称为“抒情散文”的文体得到了较多的发展。
周涛、贾平凹、刘烨园、周佩红等是在“抒情散文”创作中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作家。周涛的散文作品以描述西部边陲的自然人文景观为主要内容，语句密集（也时有芜杂），情感充沛。往往借对博大而广漠的边疆自然山水的描述，赞美勇猛、强健、充满阳刚之气的野性生命力。他的长篇散文《游牧长城》、《蠕动的屋脊》、《伊犁秋天札记》等，由一些松散的短章构成，但都统一在奇诡的想象和流泻的情感之中，往往融议论、抒情和叙事于一体，思路开阔，笔触自由。
一些女作家的散文也常常表现了“抒情性”的特征。她们善于从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并在对自我情绪的敏感表达中，营造一种细腻而多情的情调。女作家群中较为突出的有王英琦、唐敏、叶梦、苏叶、斯好等。王英琦散文创作的不同阶段，都以自己对生活体验的感受为创作的基本素材，成名作是《有一个小镇》。唐敏较有影响的作品是《女孩子的花》。在90年代的“散文热”中，许多女作家的散文都被结集出版。在市场消费的影响下，女作家散文创作在情感表达、题材选择以及作品风格上都有被简化和同一化的倾向。由此出现了由出版商和杂志共同操作而推出的“小女人散文”。
80年代以来小说家和诗人中的许多人也写散文。他们将这看作是一种“业余”写作，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功”，但散文也可以承载他们在诗、小说中受到限制的体验表达。小说家张洁在发表《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小说的同时，她的散文《挖荠菜》、《拣麦穗》、《盯梢》等，也予以发表。贾平凹在散文领域也很有建树。早期的《月迹》、《一棵桃树》等。80年代中期，在命名为《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作品中，转向写风土人情，展示了乡村的风景、文化和生活情态。其后，又潜心建构一种类似30年代林语堂、梁实秋等的“闲适”风格，描述当代世俗生活中的世态人情。贾平凹的散文无论在思想意蕴、文化趣味，还是在语言表达上，都倾向于吸取中国文学传统因素，一种“虚”“静”的境界与简洁古朴的文风互为表里。在小说家之中，写出一些较为优秀的散文的，还有汪曾祺的《蒲桥集》，张承志的《绿风土》、《荒芜英雄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张伟的《融入野地》，王安忆的《漂泊的语言》等。王安忆认为散文是小说家“放下虚构的武器”之后的“创作者对自身的纪实”，张伟也认为散文“可以直抒胸臆”，大体都是将散文看成是比小说创作更接近于作家本人情感的一种创作方式。因此，小说家写作的散文，都有较强的抒情性，并在文字表述上较为着意。
80年代后期以来，诗人写散文随笔，也有很多。较有影响的，有于坚《棕皮手记》，西川《让蒙面人说话》，翟永明《纸上建筑》，王小妮《手执一枝黄花》，以及王家新，臧棣、海男、陈东东等的作品。这些诗人的散文和随笔，往往在文字上讲究意象表达的精确性、思维的绵密性，并擅长于记述和讨论深刻的精神问题和内心体验。
学者散文
八九十年代还出现了一种称作“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的形态。散文的作者多是一些从事人文或社科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了一些融会学者的理性思考和个人的感性的文章。“学者散文”的出现，显示了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和参与文化交流的趋向。在我国古代，“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的区分并不清晰。随着社会的发展，“学者”与“作家”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明晰了。文学普遍被看成是表达感性体验的“形象思维”，而与学术研究的“抽象思维”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过，过于清楚的分界，实际上对文学创作与人文学科两方面的发展有害的。因此，学者“越界”参与创作，是值得注意的现象。80年代，较早进入散文创作的是金克木、张中行等老资格的学者。90年代初期的余秋雨出版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些重要的刊物和出版社，也有意识地举荐这一体式的创作，从而推动“学者散文”的兴盛。
“学者散文”的作者大都学术修养丰富，往往会在散文中融入自己的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由此，他们不会特别注意散文的文体“规范”，而视其为专业研究之外的自我表述形式。例如余秋雨称自己为“票友”，陈平原则把短评当成自己与人间的联络途径。这些散文，引人注意的首先并不是叙述形式，而是所述的内容。但由于这些内容结合了作者的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文字表达上的生动个性也就显露出来。因此，这些学者写作比较自由的特点，反而为散文创作融进了一些新的因素。“学者散文”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智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理性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这些散文随笔与“杂文”的不同之处是，它更关注的往往不是“知识”，而是“情理”。因而，被称为“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散文创作上的“理论干预”。
张中行80年代初期出版《负暄琐话》，引起了注意。后又陆续出版以同类文章组成的《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以及《流年碎影》等随笔集，张中行借古语“负暄”（一边晒太阳一边闲聊）做自己的书名，概括了他所追求的写作风格：以“诗”与“史”的笔法，传达一种闲散温情。张中行主要从事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他兴趣广泛，经史子集古今中外的知识都有所涉猎，被人称为“杂家”。体现在他的随笔中，则不仅是对人与事的各种知识和“掌故”的熟知，而且评点人事，都透出理趣和淡雅的文化品位。他的这些随笔，在一个时期声名大噪，有“现代的《世说新语》”之喻。
金克本是梵文研究专家和翻译家，对印度宗教、哲学、文学和语言有深入研究。其80年代以来的散文，多是思想随笔，涉及读书札记、文化漫谈、甚至文献考订等宽泛内容。散文内容多是针对某一议题生发开来，而后融入丰富的知识，表现出思维活跃，充满智慧而又诙谐从容的文风。他所谈论的问题，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针对性，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以及东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的学识，信笔展开，但所引证的材料和所得到的结论，却颇严谨。这一特点被人称为“散文小品的学术化”。他的散文语言朴素，近乎口语，但又自然地加入了文言语汇和句式，读来却不拗口。不轻易表露情感，但总是在看似散漫的笔法中，透出世事洞明者的豁达和通透。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大都以记游的方式进行文化思考。他在记述自己对某一名胜古迹的游历和感受的同时，加入了文化历史知识，并传达出对民族文化的思考。余秋雨的散文有很强的文化反省意识，或者在历史时间回溯中感叹文化和山水的兴衰，或者在对古代文化踪迹的探询中思考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余秋雨的散文语言追求文雅，正如篇名“风雨天一阁”、“寂寞天柱山”、“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所显示的。其行文常常直抒胸臆，情感表达也时有夸张，在篇章结构上，也有雷同的现象。
其他主要的学者散文，还有陈平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书生意气》，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赵园的《窗下》，耿占春的《观察者的幻象》，陆建德的《麻雀啁啾》，周国平的《人与永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