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兴里是一条短短的、毫不起眼的小街，甚至没有出现在广州城坊志中。向北走上几十米，就是热闹非凡的惠爱街，总督府、城隍庙、巡抚衙门、学宫沿街而立，撑起“广府第一街”的名号。
邱氏书屋是长兴里上的一座三进的院落，中院种有两棵玉兰树，邱家的祖宗牌位位于里院。书屋建于嘉庆年间，像广州城内很多宗祠学堂一样，专为本姓家族士子应试而建。当他们从广东各地赶来省城，参加府试与乡试时，可以落脚于此。[118]
这里也是对外出租的商业空间。1891年初，康有为租下其中的一间，开设了自己的学馆。这个决定与陈千秋、梁启超相关。在醍醐灌顶式的相遇后，两人决定执弟子礼，请康有为开馆教学。三水人徐勤的到来加速了这个进程，他忠厚慷慨，家道殷实，愿以家财支持。这家书馆空间窄小，生徒寥寥，名字也平淡无奇——长兴学舍——不要说学海堂、广雅、粤秀、粤华书院，就连那些专授科举的“小馆”也比不上。这个小小的院落与朴素的名字之下，却有一颗辽阔（或许过分辽阔）的雄心，要“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119]
对于康有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仅仅一年前，他还处于壮志未酬的愤懑中。顺天乡试落榜，上书又未达天听，他把北京描述成典型的衰世，“人才之凡下，气节之萎靡，学术之荒芜，人情之媮惰，为自古衰世之所无”。他不满于学术界的风气，认为“朱学穷物理，而问学太多，流为记诵；王学指本心，而节行易耸，流于独狂”；[120]他向往的人物是东汉的陈蕃、李膺，宋代的司马光、苏东坡，明末的东林党人，这些人都以道德理想主义对抗时代的堕落，可惜如今再难出现了。
他感到前途迷惘，对朋友感慨地说，自己“无土地，无人民，无统绪，无事权”，只能以教书为业，又觉得“为文词则巧言以夺志，为考据则琐碎而破道”。想教授天文，“无三十五万金所筑之高台，二十五万金所购之千里镜”；考察舆地，“则足迹不能遍行地球以测绘之，财力不能遍购地图以参核之”。[121]
回广州后，他试图开馆授徒，却因无举人、进士功名，招来嘲笑，好事者甚至在告示旁边用淡墨写上：“监生亦居然出而教馆乎？”[122]如今有了独立言说的空间，还有了虔诚的追随者，他受此鼓舞，洋洋洒洒地写就《长兴学记》，陈述自己的教育主张。他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项为教学纲领。纲领之下是具体规范，比如“志于道”分为“格物”“克己”“励节”“慎独”，分别代表着对知识的追求、对气节的塑造、是非之判断、内在道德要求。“据于德”则分为“主静出倪”，取自陈白沙的“于静中养出端倪”，从个人心中看到这个世界；“养心不动”是要养成从容、浩然之气；“变化气质”是培养一种高度的教养；“检摄威仪”则是对外在仪态的重视，也是内在的延伸。“依于仁”包括“敦行孝弟”“崇尚任恤”等，皆为对他人之同情与爱；“游于艺”分为“礼”“乐”“书”“数”“图”“枪”，是古代六艺之学对智力与体格的要求。
课程分类同样新颖，分别是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课。义理之学含有孔学、佛学、先秦诸子学、宋明理学、西方哲学，考据之学有中国的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有政治学、中国政治史、万国政治史、政治应用与群学，文字之学中既有中国辞章学，又有外国语言文字学。在校内，康有为要求他们每月初一教授演讲课，每天交日记，涉及养心、修身、接人、执事、读书、时务六项；在校外则每隔日就要有体操，并鼓励学生外出游历。
这个教学纲领延续着礼山草堂的风格，追求对人格的塑造，强调知识传统的兼容。康有为也添加了新内容，要求学生学习外国政治、风俗、科学，以便理解正在变化的世界。他尤其重视德育，因为这正是君子理想的延续，而且实践仁慈与宽恕的精神，在艺术中寻找欢乐，磨砺气节，会赋予人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些纲领、课程及书院与学馆都不大相同，既不专注于八股应试，亦非考据功夫。梁启超日后将这套方法理解成现代意义上的德育、智育与体育。但康有为尚未骄傲到忽视八股训练，在学记中，他特辟一小节论“科举之学”，就经义、策问、诗赋、楷法四项作出论述。他的制艺文章颇见功力，私下里或许还在为自己的屡试不售愤愤不平。
对梁启超这样的少年，长兴学舍的学纲与课程固然富有新意，但康有为的个人魅力才是关键所在——除去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他更有一种演讲天才。当时的山长、馆主可能不缺乏轻狂的名士派头，却很少善于演说，只习惯在纸面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康有为恰好相反，当面对人群时，他尤其激情四溢。有一次在翰墨书馆代课时，他“悬河不竭之口，旁征博引，独出新解。一席既终，学生咸互相骇愕，以为闻所未闻”。据说因为那次代课，“渐有至其处执经问难者”。[123]
“学术源流”这门课完美地展现了康有为的魅力。从儒、墨、法、道等到宋代的理学、清代的考据学，从王羲之书法到唐诗中的李白、杜甫，康有为试图将这些思想与人物都纳入一个历史框架，给予历史性的解释。他的眼界也经常跨出边界，把自己一知半解的西方知识讲述给学生。他提到《圣经》中的大洪水，人类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地球是圆的，“凡圆转于空中者，无不圆”；如果换算成中国的纪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明朝嘉靖五年的发现；地下五十里煤之下，有大兽骨；墨西哥挖掘古城，其中有文字；苔又为生物之始；落基山有天文镜甚大；印度没有冬天，伊斯兰教则没有闰月……
他用新视角来解释中国历史，尧舜就像今天的土司头人，各大土司变成了诸侯国。除去江南制造局的西学译书，佛学也是重要的参照体系，他说地球是从太阳产生，月球又是从地球产生，昆仑山则是地球之顶，上面有四大金龙池，一条流入俄国，一条流入波斯、印度，还有一条黄河流入中国……[124]
对于长期被禁锢于八股、辞章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知识的迪士尼乐园，它把你头脑中支离破碎的知识置于一个脉络中，还提供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图景。没人有能力深究这些过分混杂的知识正确与否，首先会沉醉于快感中。“讲者忘倦，听者也忘倦”，梁启超回忆说，“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康有为更有一种忧患意识，每谈及国事危难、民生憔悴、外侮到来，“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这给年轻人带来使命感，“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125]
这是梁启超大开眼界的一年，自称“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并迫不及待地要将新体验分享出去。在长兴学舍度过几个月后，他与陈千秋回到学海堂，几乎每天都“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126]
辩论不仅是自我炫耀，更可以招朋引伴。在陈千秋、梁启超与徐勤之后，韩文举、梁朝杰、曹泰、麦孟华、王觉任先后加入长兴学舍。这缘于康有为的吸引力，也是梁启超、陈千秋的劝说。麦孟华来自顺德，样貌俊美，善于诗词，风格“婉约深秀”，他只比梁启超小一岁，两人尤为亲近，以梁麦并称，“相将顾盼惜毛羽，睹者辄比双凤鸣”。[127]番禺人韩文举是明末烈士韩上桂的后代，一位商人之子，他心仪东晋时扪虱而谈的王猛，自命为“扪虱谈虎客”。林奎是新会人，性格颇为仗义，尤善臧否历史人物。陈和泽是康有为的远亲，喜欢追问各种问题。东莞人王觉任是最年长的一位，生于1860年，仅比康有为年轻两岁，他心思细腻，自尊自爱。最年轻的梁朝杰来自新宁，加入长兴学舍时只有十四岁，以过目不忘、沉迷佛学著称。
南海人曹泰再好不过地表现了学舍弟子的特性。梁启超与陈千秋在广州街头闲逛时，看到一家翰墨池馆，从门缝中看到一副对联：“我辈耐十年寒，供斯民衽席；朝廷具一付泪，闻天下笑声。”他们被对联的气魄感到惊异。曹泰正是对联的作者，随后也进入长兴学舍。[128]
这些年龄相仿、个性不同的少年，是一个微缩版的珠三角精英群体。他们头脑敏锐，脾性怪异，彼此找到了共鸣，都能体会到被康先生当头棒喝的震惊感，成为最初也最忠诚的追随者，被外人称为“长兴里十大弟子”。
康有为是父、兄的混合体。他鼓励学舍的自治与参与性，学舍每年设立一名学长，挑选秀异与负有威望的学生，督促其他人的学业，也在老师缺席时讲学。尽管梁启超日后最有成就，在当时却并非最受青睐的学生。陈千秋成为第一任学长，一直到他离世都最得欣赏与信任。曹泰以天资著称，他与陈千秋最能领会康有为，并称为学舍的龙与象。每当康有为讨论新理念，陈千秋是最理想的讨论对象，二人“辨析入微”，梁启超则只能“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对于康钟爱的佛学，他插不上话，遗憾自己“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129]
学舍是一个亲密的共同体，弟子们隔三岔五就一起游逛，足迹遍至越秀山上的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他们赏月、闲谈，讨论白天的所学所感，彼此热烈争论。如果康先生同往，野外就变成了课堂，众人“拱默以听”；倘若先生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中栖鸦拍拍起”。[130]夏日时分，他们租船出游珠江，游到江中饮酒、吃夜宵、畅谈。珠江游船如织，最豪华的紫洞艇只要一元，更有无数小艇穿梭其中，兜售食物，“艇仔粥”尤受欢迎。[131]
二
与其他学馆更为不同的是，长兴学舍弟子还有机会参与编纂书籍。朱次琦述而不作，康有为却是一个狂热的书写者，他邀请弟子成为合作者，收集资料、校对文稿，或许还参与初稿写作。
对于康有为，这是个高产的年份。在完成了《长兴学记》五个月后，《新学伪经考》付诸刻印。全书规模惊人，共十四个章节，超过二十万字。陈千秋、梁启超是编检，或许还撰写了一些章节，韩文举与林奎校对史料。出于对陈千秋的显著偏爱，康有为邀请他撰写后记。
这是梁启超首次参与一本书的创作，或许就像初逢康有为那样，满是颠覆式的震惊。“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新学伪经考》以这样大胆的判断开篇。[132]
这判断背后是学术界正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今文经学迅速兴起，挑战既有的学术秩序。这一切源头要回到六经，也就是传说中孔子整理的六本典籍，即《诗》《书》《礼》《易》《乐》与《春秋》。因《乐》经佚失，六经后来变成了五经。自汉代以来，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它们都被视作一切智慧的源泉，从安邦定国到个人规范，皆能提供指导。对它们的研究、注释则被称作经学，比如围绕《春秋》，就产生了《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这三种诠释性的著作。
历代统治者依赖教化来控制社会，经学成为“为国家特权合法性辩护的具有意识形态封闭性、排他性的系统”，而“皇帝、朝臣、军官、士绅都借经典为他们对公共及私人事务的垄断辩护”。[133]同时，经书语言模糊，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诠释者，按照自己所处环境重新理解。南宋时，大儒朱熹从《礼记》一书中取《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为之作注，成《四书章句集注》。元以后，四书成为学校制定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占据着读书人知识生活的中心。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端要回到秦汉之际。秦始皇焚书，将民间所藏《诗》《书》等典籍烧毁；项羽火烧咸阳，秦官方藏书也付之一炬，先秦典籍损失严重。汉初，一些学者靠口耳相传讲述儒家经典，当时的人用通行的隶书将之记载下来，故被称作今文经。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毁坏了孔子家宅，在旧宅墙壁内发现《尚书》《礼记》《孝经》等经书，是用战国时的篆文写成的，因此被称为古文经。
今文学重“微言大义”，讲求在经文中发现现实政治意义，曾长期被立于学官，占据优势地位。汉哀帝时，刘歆奏请将《左传》《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也立于学官。当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时，刘歆的期望成为现实。新朝只持续了十五年，刘秀恢复的汉室重新将今文经尊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此后，今古文经陷入长久的争论，且与政治权力纠缠一起，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
清初，学者治学偏重考证、训诂，考据学成为主流，乾嘉时达到顶峰，而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很多学问过于琐碎而远离现实。在此背景下，借助“公羊学”讲求“微言大义”的常州学派在18世纪末开始崛起。这一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就是庄存与。
庄存与对和珅时代的腐败充满愤怒，借由重新诠释经书，表达自己的政治不满，其中《公羊传》是他依赖的主要典籍。信奉《公羊传》的今文学派认为经典中蕴含着道德褒贬，将之视作某种政治哲学，何休的《公羊解诂》正是这种论点的代表作。
庄存与试图在《春秋》中找到着力点，在严酷的文化环境中发挥自己的理念：上天制定了世界的秩序，圣人则将它表述出来，人有义务参与治乱，儒生要用行动纠正危机。他看重《公羊传》中的微言大义。庄存与还有一位才智非凡的外孙刘逢禄，用一种严格的考据法将学说发扬光大，在他的几本著作中，都将何休公羊论中“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议，次第发明”。[134]
“张三世”表明历史的进化，从“乱世”转向“升平世”，最终通往“太平世”。何休相信，孔子在《春秋》中藏有对产生“大一统”的升平世的叙述。[135]“通三统”则代表着三种制度形式，以红、白、黄三色代表，例如夏代是“黑统”，商代“白统”，周为“赤统”。朝代更迭意味着承天命、改正朔、易服饰、定国色，也意味着任何朝代都不会长盛不衰，上承天命的新王朝会取代失去天命的旧王朝。
刘逢禄有位著名的外甥龚自珍，天才般地将公羊学精神带入时事评论中，那些尖锐言辞是对沉闷时代的最佳反抗。公羊学形成一个若隐若现的传统，它言辞模糊，足以接纳不同的解释方式，尤其吸引那些心灵敏感之人。由它生发出的意义世界，则可能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时代环境。
康有为属于这个传统，却比任何人都走得远。《新学伪经考》宣称凡是汉代刘歆力争为之设立博士的经书——《周礼》《仪礼》《左传》《毛诗》——都是伪造的。刘歆为了取悦王莽，伪造经书确认篡位者的合法性。“新学”得名于王莽篡位后设立的“新朝”。两千年来的经学家都错了，他们不该奉“伪经”为真旨。孔子真正的精神被埋没，藏于烟雾中，以至于“天地反常，日月变色”。[136]
康有为的“宣言”无疑具有颠覆性。但这套惊世骇俗的学说未必是康的原创，他似乎刻意忽略了四川人廖平的影响。作为王闿运的高足，廖平孜孜于今古文之争，他的《知圣篇》与《辟刘篇》早已做出相似的判断。很有可能，康有为1888年在北京读到了这些作品。一年前，廖平途经广州，与康有为相互拜访，后者还写了一封不客气的长信，斥责他“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137]但仅仅一年之后，这本新著大量沿袭了廖平的思考。“倚马成书，真绝伦矣”，廖平日后讥讽说。[138]梁启超以后倒是大方地承认了廖平对自己的影响。
在梁启超看来，《新学伪经考》不啻“思想界的大飓风”，“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否定带来解放，规范被打破带来自由。他了解这种论调，长兴学舍弟子入门的第一本书就是《公羊传》，康有为更是着力把孔子描绘为另一个形象：他不是一个历史记述者与教育者，本身就是一位制度设计者、伟大革新者、一个无冕的“素王”；他洞悉一切，有扭转乾坤的行动能力，借《春秋》描绘了一整套政治制度。
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写作风格略感不安，曾对陈千秋私下抱怨老师的武断，“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从我”。但这种“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的风格，其实正是康式魅力的核心。[139]
在1891年的广州，一些读者觉得这些不过是狂生之言。“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表达了这种不安。这位浙江义乌人求学于诂经精社，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也是清流派一员，因弹劾李莲英被降职，被张之洞聘为广雅书院的山长。朱一新意识到时代之困境，却笃信应靠“正人心，端学术，济时艰”来应对。他将自己的讲义命名为《无邪堂答问》，他觉得康有为不无“邪”之可疑，是在以“伪经”的名义摧毁经学传统。
他也吃惊康有为竟然为秦始皇辩护，在康有为眼中，秦始皇不再是个焚书坑儒的暴君，而是孔子的支持者。当康有为送他《旧约》时，疑虑更是大为增强。康有为将今文学、古文学的争论类比为《新约》与《旧约》之分，西方富强全因《新约》取代了《旧约》，今文学是中国急需的《新约》。这个类比还暗示，康有为自己正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朱一新说康有为神化了刘歆的作用，“仰尊孔子，阴祖耶稣”，劝他不要“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因为很可能“惑经之风于是乎炽”。康有为辩解说，自己的教学是“求义理于宋、明之儒，以得其贯通，兼涉外国政俗教治，讲求时务，以待措施，而皆本之孔子之大义以为断”，还寄了弟子们的十二册札记给朱一新，以表明自己“不敢以考据浮夸领率后生。……盖皆宋儒之遗法，非敢薄之”。他对自己的教育实践也颇有自得：“门人兴起者，亦颇有人（虽未能大治身心，亦颇淡荣利）。”[140]
这场充满破绽的论证颇能展现当时的思想气氛。朱一新代表严肃学者，忧虑“异教入侵，圣学衰微”，康有为则是为“以夷变夏”开启了大门。朱一新高估了康有为的西化程度，在给另一位学者洪右臣的信中，康有为承认“泰西之政，比于三代，犹不及也”。[141]
三
初冬，梁启超前往北京，履行两年前的婚约。长兴学舍满是分离的感伤。师徒都有一种自我赋予的救世情结。“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詄荡上天门。”在临行赠诗中，康有为把梁启超比作天才政论家贾谊，期望他在京师广结豪杰，以天下为己任。陈千秋的语句更是悲壮：“岂无江海志，詄荡恣游遣，苍生惨流血，敝席安得暖。”[142]
“十月入京师，结婚李氏”，梁启超对这一重大人生事件，只有寥寥一笔提及，没留下任何细节。婚房是新会会馆的三间北房，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李蕙仙。蕙仙父母早逝，全赖堂兄李端棻抚养成人，她样貌不算出众，但性格尚称得上贤良，只是据说尤嗜槟榔。[143]这是一桩不对等的婚姻，对于来自官宦之家也更年长的妻子，梁启超总有种特别的敬意。这段婚姻把梁启超带到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他从此以李端棻内弟的身份出现在京官与文士当中。
婚后不久，梁启超返回广州，为来年的春闱做准备。茶坑梁家的悲伤紧接喜事而来，梁维清在第二年正月去世。这是母亲离世后，梁启超又一位至亲离去。不过梁维清应该是带着满足离去的，毕竟他最疼爱的长孙已经高中举人，还迎娶了高官显宦之女，这些都足令一名乡村秀才感到骄傲。
祖父葬礼后不久，梁启超再度前往北京参加考试。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户部尚书翁同龢，李端棻则是三位副主考官之一。据说，李端棻曾试图为这位内弟疏通关节。直接舞弊当然是科场大忌，但考官们仍想方设法拔擢自己信赖的考生——翁同龢就一心期望提携自己欣赏的张謇——通过猜测考卷的文风之类，这些考官常常能从中辨认出自己心仪的学生。这在当时是颇为普遍的做法，不过，梁启超婉拒了李端棻的好意。
他再度体验到名落孙山的苦涩。这一年的进士榜上有张元济、蔡元培（补练楷书后，顺利高中）。一位名叫曾朴的举人也金榜题名，他日后将以小说家闻名。汪康年也榜上有名，对于三十岁的他来说，这总算是一份迟来的奖赏。借由汪康年，梁启超还结识了汪的表弟夏曾佑，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之子，两年前高中会元，殿试中获得二甲第八十七名，这一年被授予礼部主事。夏曾佑见识广阔，不仅游历过广东、香港与武昌，拜会过傅兰雅（John Fryer），也对今文学深感兴趣，被同代人夸赞为黄宗羲、龚自珍的传人。这是梁启超第一个非广东籍的密友，他们相差十岁，但这显然并未阻碍他们的交流热情。
家庭与友情，都给予落榜的梁启超某种慰藉。这些人微言轻却胸怀高远的青年，定会感到京城中的不祥气氛。同治中兴的气象早已衰退，清流派代表的锐气（尽管经常是幼稚的）全然落败，一种贪腐、纵乐的风气肆无忌惮地四处弥漫。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唯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趁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一位京官曾这样描述北京。在这样的贿赂等级中，军机大臣孙毓汶因与慈禧、李莲英关系密切而权势熏天，排名第一，绰号“大圣”，见他一面需要六百金，亲贵礼亲王世铎要三百，许庚身要两百，张之万是一百。[144]
两年后的慈禧六旬万寿庆典逐渐成了中心话题。重修三海和颐和园催生了越发臃肿的官僚机构，工程尚未开始，工部已经派遣司员六十名，接着增加到八十人。御史李慈铭在奏折中称官员的品级赏赐得太过随意，连一个主事都会加上四品衔，他担心“宵人窃位，则志士伤心；倖者冒功，则劳臣夺气”。[145]
梁启超携新婚妻子返回家乡，在茶坑村举办婚礼，洞房就是狭小的怡堂书室。“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嫔炎乡以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梁启超对于妻子的包容深为感激，这个官宦之女还颇会处理婆媳冲突。梁宝瑛的新妻子只比李大两岁，但“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146]。这位夫人也闹了笑话，她的家乡贵州为鸦片出产地，男女老幼皆吸鸦片，所以常问别人吸不吸烟。
整整一年，梁启超在茶坑过着家居生活。梁家充满了死亡与新生，继母所生的五弟数日后就夭折了，庶母则生下了六弟。第二年，长女梁思顺在二月出生，梁启超也成了父亲。
茶坑生活平静，梁启超却变了模样。他大量阅读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既有来自瑞士学者马尔顿（Charles de Martens）撰写的外交指南，也有中国出访者的日记，以及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他如今有了新朋友可以抒发志向。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无力感，“周览天人，知天下之事无可为”，与两三个同志一起著书似乎变成唯一的选择。[147]他希望汪能给他提一些人生建议：“足下爱我，其何以教之哉？”[148]他还把正在浙江担任小官吏的康广仁介绍给汪康年，希望他能帮助此人结识更多的浙江名士，销售《新学伪经考》。
在另一封信中，梁启超展现出对铁路的迷信。他觉得“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以守残，数百年如坐暗室，一无知觉”，而铁路能够打破封闭、守旧的习俗，令人“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他感慨，有权势与威望的老一代“因循观望”，年轻一代有志向却无权力，“坐论莫展一筹”。他对张之洞寄予厚望，盼着作为幕僚的汪康年能劝说这位回任武昌的总督行动起来，推动铁路的修建：“诚能于南北衢途成一大陆，而令商民于各省直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他还在计划一次旅行，腊月时先前往贵州，然后再去北京，途中路过湖北。他很想去拜会汪康年，如果汪那时恰好在武汉的话。[149]
四
这趟旅程终于还是未能成行，梁启超1893年回到广州。一年多来，长兴学舍不断扩张，先从长兴里搬到卫边街邝氏祠堂，又搬迁到广府学宫，更名为万木草堂。在此过程中，徐勤与梁启超出力最多，他们笃信草堂的远大前程，捐款签下了十年租约。这一年，梁启超接替陈千秋成为学长，弟弟启勋也随他进入草堂。[150]
这是万木草堂富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康有为在乡试中高中第八名，麦孟华也同样上榜，使得草堂在怪异名声之外又增加了新的维度：原来他们也善于写制艺文章。康有为保持着他的狂傲，没有依照惯例去拜访座师，这令主考官徐桐颇为不悦，多少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朱一新“新奇颠倒”的忧虑成了现实，康有为的才华与个性引来新的追随者，长兴学舍人数不比大馆，弟子资质却令人称奇。新会人陈子褒名列此次乡试第五名，自己设馆于六榕寺塔后，学生有六七十名，比万木草堂还多。他曾听梁启超讲述康有为的学识与风采，中举后对康“一见倾倒”，并对朋友卢湘父说：“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康先生尽之矣。”[151]陈子褒也领教了康式魅力，“善能震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152]一年后，卢湘父也加入万木草堂。广西临桂人龙泽厚已被签发为四川某知县，路过广州时被康有为的学识、风采折服，拜入门下。[153]梁鼎芬送来赠诗，其中有“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的句子，暗示草堂的远大前程。[154]梁鼎芬是当世名士、学海堂学长张维屏的曾外孙，他的舅父则是对康有为大加赏识的张鼎华。他是张之洞最器重的幕僚之一，以美髯著称，与文廷式私交甚笃。这种同代名流的赞赏，最令康有为感到自得，然而谁也预料不到，不久之后他们将势同水火。
新弟子马上就领略了万木草堂的魅力。与寻常学馆击梆开课不同，万木草堂以击鼓为开始。三通鼓后，弟子们分列东西，鹄形站立在课堂前。接着，康有为走进来，左右点头致意后落座，众人也坐下。
强烈的仪式感也表现在身体姿态上。康有为正襟危坐，八字脚着地，从不交足叠股。弟子们坐在硬凳上，身体挺立。不过当他一开口，学生们就把这身体的束缚遗忘了。讲台上没有书本与讲义，只有茶壶与茶杯。一堂课持续三四个小时，“由甲起乙，由乙起丙，以至国际形势，国内变化，几至无所不言”。他的气势更是摄人，“气壮如少年，每发一词，则滔滔不休”。[155]
讲到一半，小童会端上茶点，康有为稍作休息，接着讲下半场。弟子们对学术源流尤为兴奋，热衷于听到康有为“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又如文学中的书、画、诗、词等亦然。书法如晋之羲、献：羲、献以前如何成立，羲、献以后如何变化……皆源源本本、列举其纲要”。[156]每当草堂贴出“今日讲学术源流考”，大家都欢呼雀跃。
康有为也着迷于这种兴奋，听众愈多，他的表现也会愈佳。
“（同学们）都是二十左右岁的人，正是求知欲最发达的时候。脑海中本来空空洞洞，一张白纸，什么东西都可以收纳”，梁启勋日后回忆说，“又值方面复杂、材料丰富的学术源流讲义以诱导之，所以同学们的思想尽情奔放，各随其意志之所接近，冲动之所趋向，如万壑分流，各归一方。”[157]
其中常有虚妄的评论。康有为从乐器中发现“笛管甚长，手指不能远压，不能成声。乃悟古人身体甚长，故尚有长狄，去巨兽之期不远，地热力甚大故也。今隔两千余年，地绕日渐远，热力渐小，人身渐短，因推再过两千余年，今笛亦不合后人之用，后万年小人极多”。[158]
康有为还自创了一套尊孔礼仪，草堂中有一个礼乐库，包括钟、鼓、磬、铎、干、戚、羽、旌等乐器，并引用西人礼拜堂的琴弦乐歌、舞蹈，还有投壶所用的竹箭。每月一次的习礼时，“钟磬齐奏，干戚杂陈，礼容甚盛”[159]。康多少相信，这种礼乐精神正是时代所稀缺的。
康先生令人折服的不仅是学识、想象力，还有过人的精力。在硬板凳上坐了几个小时，弟子们下堂后，立刻躺在了床上，康有为却继续批阅功课。每个弟子都有一本功课簿，写下读书时的疑问或心得，每半月上交一次。即使是一个简短的疑问，康有为也常常作出长篇批答。批作业时，他还会传唤弟子来面谈。这是令人惴惴不安的一刻，他们刚躺上床、摊开手脚休息，却要被叫起来接受询问。
草堂内像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书籍、用具、衣着不分彼此，有时连康有为都忍不住提醒他们，外面的世界断不会这样良善。草堂的图书馆在不断扩充，除去康有为的捐赠，弟子们也捐出自己的图书。草堂藏书共七千余卷，派弟子负责管理，以省去众人分别购买的麻烦，也让好学的贫寒学生得以阅读。草堂中有一本《蓄德录》，每天顺着宿舍依次传递，每个人随自己的喜好在上面录入格言，写满后储存于图书馆内，新同学可借阅。
编书则是另一项集体行为，在编辑《孔子改制考》时，康有为“指定一二十个同学，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各学者的著述，从头检阅。凡是关于孔子改制的言论，都简单录出，注明见于某书之第几卷、第几篇”。[160]
随着学生的增加，以及康有为日益频繁的外出讲学，学长制变得日益重要。草堂变成了一个自治组织，可以让一群特立独行的青年自由切磋。陈千秋学习勤奋，做事富有条理，对书籍有一种特别虔诚的态度，倘若在房中踱步看书，必用长袖托书，若在桌前则一定要把桌面擦干净，才把书放在上面。这里没有其他教师，都用学生来教：博文科学长负责助理教授及分校功课，约礼科学长负责督率体操、书器。康有为最重要的助手也从中脱颖而出。梁启超是第二任学长。来自三水的徐勤则以慷慨、忠诚、勤力著称，他家资丰厚，不仅主动承担贫困同学的学费，还是草堂各项事业最重要的赞助人。他经常和同学们讨论大同理想，陈和泽有一次笑着问他，可否把自己的绸缎裤子让同门兄弟穿，他听完之后立刻就脱了下来。如果说陈千秋是最受康有为青睐的学生，徐勤则是最忠诚的一位，甚至时常督促偷懒的同学们编书。麦孟华聪颖异常，他的弟弟麦仲华日后娶了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曹泰喜欢躺着读书，床上堆满了书，夜晚索性就睡在其中。他习惯晚起，不无诙谐地写了一张客约贴在卧室里：“五更未睡不能起，木虱咬伤不能起。”[161]他还着迷于求仙问道，颇有些虚无倾向。这与陈千秋恰成对比，陈推崇行动精神，感慨“吾穷天下之理已至矣，已无书可读矣，惟未尝试于事”。[162]作为草堂的龙与象，二人的辩论经常引发所有同学的兴趣。每当其中一人发言时，众人觉得对方肯定无法回应，然而另一人不仅成功回应，而且同样令人觉得无法辩驳。两人常能这样交锋甚久，令同学们惊叹不已。他们常说，陈千秋像是永嘉学派，曹泰似乎更近于王阳明。少年们常熬夜读书，每当悟出一些新道理，便相视大笑。
没人比梁启超更善于写文章。因为有膏火可领，草堂弟子也在其他书院注册，参与考试，一般是前往粤秀、粤华、羊城书院，梁启超则多去应元、菊坡精舍——只有举人才有资格进入应元，而菊坡所考经史辞章难度太大。一位同学记得，每次应课，别人都埋头伏案、夜以继日地写作，梁启超却总是悠然自得、无所事事，同别人一起说笑，直到夜深才开始动笔，从不打草稿，直接答毕交卷。[163]
他们也在古代智者中寻找自我认同。在梁启勋心目中，陈千秋是追求经世的法家，曹泰是向往个体自由的道家，梁启超有一种“无我博爱”的精神，可被称作墨家。他作为一个性格温和的沟通者和敏锐的阐述者的特性已显露出来。在这种类比背后，是诸子学说在清末的兴起。与今文学说一样，对于墨子、韩非子、孟子、荀子等的研究象征了裂变的学术世界：既然要越过历代注经者直接向孔子寻求智慧，那与孔子同时代的思想者、他的门徒当然应该更接近经典的智识。
草堂弟子有强烈的身份意识。他们都穿蓝夏布长衫、束脚裤（这也是仪容端庄的一部分），一看就知道是康有为的门生。他们普遍健谈，在一些考场与聚会上，只听到他们在高谈阔论，其他学馆的弟子只能旁听。他们努力扩散草堂的影响力，推广康有为的学说，不管是“公羊三世”“大同学说”，还是《万国公报》上的言论，都让他们亢奋不已，认定自己掌握了时代的脉搏，体会到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梁启超与徐勤等同学曾成立“辅仁精舍”，租借西湖街的一间书室，邀人开会聚谈，想仿效康式讲学，拓展风气。不过，猛然涌来的一百多位学子弄得他们手忙脚乱，“八面周旋，唇焦舌敝，其结果命题会文而已”。[164]辅仁精舍是年轻人众多短命的尝试之一，也可以看成未来行动的某种预演。草堂将成为新的变革中心，每个学生都是组织者与行动者。“康党”的称呼将很快随他们而来，这种充满戏谑的名头蕴含着某种叛逆，因为孔子教诲人“君子群而不党”。他们也的确有种强烈的道德感。广府学宫仰高祠奉祀广东历代著名官员，讲堂中的神龛供奉这些人的木牌位，梁启超有天发现了崖山之战时元军汉将张弘范的牌位，众人大怒，在公布他的罪行后，梁启勋辟开木牌，将之投入厨火之中。
梁启超频繁造访双门底的圣教书楼。这是广州唯一一家贩卖西学书籍的书店，由一位基督教徒开办，离万木草堂几步之遥，康有为也是这里的常客。书楼前厅摆放着广学会的西文书籍，《万国公报》尤为显著，后厅是礼拜堂，似乎暗示着新知识总是伴随信仰而来。书楼司事王质甫是兼职牧师，每逢星期天在此布道。
梁启超也日益以独立学者的姿态出现。1893年冬天，他与韩文举一同前往东莞开馆，学馆就设在城内墩头街的周氏宗祠内。除去教授应试技巧，这里也是康有为思想的讲台。“先生命治公羊学，每发大同义理，余思想为之一变，始知所谓世界公理，国家思想”，时年十七岁的东莞少年张伯桢在日记里回忆说。[165]
面对这些听众，梁启超还编纂了人生中第一部著作《读书分月课程》。“四库之书，浩如烟海，从何处读起耶？”梁启超劈头问道。他把学问分为五类——经学、史学、子学、理学、西学，并提供了一份六个月的速成书单，几乎是康有为教学的翻版。他强调了对墨子与孟子的兴趣，最不喜欢荀子。他要求学生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其次读《瀛寰志略》，“以审其形势”，随后读《列国岁计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读《西国近事汇编》“以知其近日之局”。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天文学著作《谈天》，一本地质学的《地学浅识》。[166]
他显得过于乐观，认为传统的知识经过一年半载便可全盘掌握，西学也“不出三年”，然后便可以成为一代通儒。这种语气带有一个二十岁青年重构知识世界的鲜明痕迹。他强调笔记的重要性，“当如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在结尾处，他鼓励读者“稍一优游，则此三年已成白驹过隙，亦何苦而不激其志气以务求成就乎？朱子曰：‘惟志不立，天下无可为之事，是在学者。’”[167]这种激励式的语气是他日后写作的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