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rre Bardin，约1595—1635）：
为救学生而溺死的不朽者
最初的占有者在那把椅子上没有坐多久。他1634年3月入选，十四个月后溺死在塞纳河中，这让他得到一个悲惨的美名：第一位死亡的“不朽者”。
皮埃尔·巴尔丹今日已经被遗忘了。就像他那一代的法国作家，几乎无一不是如此。在他们之前几十年，有龙沙、杜·贝莱、拉伯雷或蒙田，这些人的著作我们继续阅读；在他们之后若干年，有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或拉封丹，这些人的著作同样证明是与世长存的。在这两座文学高峰之间，则是一个低谷。
说到最早的四十位院士，他们的书籍没有一部当前还在再版的。有些名字若还叫人想起来，也记不真切。巴尔丹的名字，不管怎样，今日知晓的人也仅是研究17世纪的少数专家而已。他生前享有一定的名声，但是也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位重要作家。虽则他是他那把椅子的第一位座上客，也很难把他算作是这个文社的奠基人。
完全配得上奠基人称号的仅有十二三位，其中第一位是瓦朗坦·孔拉尔。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加尔文教派家庭，作品并无特色，却是个细致的读书人和出众的语法学家。他在1629年想到跟几位朋友在巴黎创立一个文学社团，定期进行聚会。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岁，孔拉尔本人只有二十六岁，最年轻的热尔曼·阿贝尔刚到十九岁，不过他是跟着哥哥才来参加聚会的。
他们个个都很高兴聚集一起，由于住在不同的街区，要找到大家必须满城子去跑，会很辛苦。在那个时代，当然没有法子远距离通知，不是亲自跑腿，就要差人代劳，要相会很不容易。他们商量下来，还不是每周定期定时约在一个预定的地方见面更方便？
就这样，选择了孔拉尔的家作为聚会地点。孔拉尔尚未成家，住在首都中心圣马丁路，跟各家的距离相当。据第一部《法兰西学院史》作者保尔·佩利松的叙述，他们就像平时访友一样海阔天空闲聊：商务、新闻、文艺，等等。“文社里有谁写出一部作品，非常乐意给其他人传阅，其他人又毫不拘束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在讲座后接着就是散步或吃点心……他们至今还谈到学院的初期，犹如一个黄金时代，这时候交往不声不响，不虚张声势，除友谊之外没有其他法则约束，他们共同享受精神社会和理智生活中最温馨与最令人陶醉的部分。”
他们相互承诺，对谁都不提起他们的文艺小圈子，这份协定保持了三四年。可是有一天，其中一位诗人克洛德·德·马勒维尔一时大意了——要说是幸还是不幸，那要看各人立场。当他与一位名叫尼古拉·法雷的作家一起时，有一句话提到了这些聚会。法雷爱热闹，甚至可以说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他那个世纪的许多文人——其中有尼古拉·布瓦洛——写了几篇讽刺诗，就把他的姓“法雷”（Faret）跟酒馆“卡巴莱”（cabaret）押韵；他出入这些场所在当时无人不晓。这两位诗人是不是在这一类地方相遇的呢？他们两人是不是还有点喝醉了呢？历史上没有记载。总之那一天，两人的舌头都守不住了，马勒维尔向对方透露他们有个小圈子，谈论些什么，平时做些什么。
法雷不久前出版了一部书，书名叫《正派人》，愿意参加他们的聚会，向他们介绍这部书。孔拉尔与他的一伙觉得有义务邀请他。他们听完他的叙述，提出几条看法，法雷觉得很有道理。他对这次相见很高兴，轮到他对他的一位朋友说起这事。而他的朋友德·布瓦罗贝尔神父，也表示出想受到邀请的意向。
神父交游广阔，在巴黎沙龙里是个大红人，好像还拥有巨大家财。大多数“密谋者”都认识他，对他有好感；他们直到那时不愿意他来入会，只因为他是红衣主教黎塞留身边的熟人，如果他们邀请他参加聚会，他们就进入了统治法国那个人的视野。现在布瓦罗贝尔既然知道他们这个圈子的存在，那就再也不可能把他拒之门外了。
于是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神父很欣赏他刚听说的这些人交流切磋的雅事，忙不迭地把这一切告诉了红衣主教。红衣主教立刻派他去问——佩利松对我们说——这些人是否愿意成立一个团体，在官方的名义下定期集会。布瓦罗贝尔先生回答说，他认为这项建议会被欣然接受。红衣主教命令他去办，也向这些先生提出将把他们的文社置于他的保护之下，还颁给他们正式证书；对他们每个人在任何场合都予以格外的眷顾。
然而出乎黎塞留信使的预料，孔拉尔和他的朋友们对这条建议并不起劲。他们一个接一个轮流发言，说他们宁可像从前那样，在朋友之间非正式聚会。
他们正在讨论怎样采取最适当的方式回绝，而又不得罪这位大人物，这时候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人物、文学评论家让·沙普兰，凭其权威插进来发言，说他们没有走对方向。他向他们保证说，他跟大家一样，对参加目前的聚会感到莫大的快乐，他也宁可这些聚会依然静悄悄地继续举行，红衣主教对他们不闻不问；但是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坚持无疑是发疯；“我们要与之打交道的那个大人物，不是个会随便放弃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听到“不”以后会让人任意脱身的人；我们如果拒绝他的建议，他发起脾气来绝不会放过我们，直到我们屈服为止。他还向他们提到，法律规定没有君王的批准禁止一切集会；“只要他想干”，红衣主教可以轻易让他们的集会永远禁绝。
这个现实主义的看法最终被大家接受，据佩利松说，“决定请布瓦罗贝尔先生去向红衣主教大人谦逊道谢，感谢他对他们的宠幸，向他保证说，他们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的奢望，红衣主教阁下的计划令他们受宠若惊，他们大家坚决完成他的愿望。红衣主教得到这样的回答也心满意足，命令布瓦罗贝尔先生对他们说，他们依然像以往那样集会，根据他们的判断适当增加文社人员，也由他们内部讨论会提出在未来的发展中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与制定什么样的章程。”这一切发生在1634年年初。
“这个学院最初是这样成立的，”过了一个世纪，伏尔泰在他那次庄严的入院仪式中这样说，“它的初心要比黎塞留主教所确立的更加高贵。它是在友谊中间成长的。几个人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热爱艺术而联系在一起，不为沽名钓誉；他们没有他们的继承者那样有才华，然而并不因此而缺少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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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圈子正在脱胎换骨变成官方机构时，瓦朗坦·孔拉尔年纪已三十开外，决定要娶亲了。他的朋友在此时机被他请到府上，并不仅仅是贺喜，他们还花费许多时间讨论今后的处境。他们必须毫不迟疑埋头工作，完成创办学院的任务：建立章程；起个名称；充实组织，把原来小集团的人员增加到四十名；商讨一个新的集会地点，既然孔拉尔不再是单身汉，大家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继续在他家里聚会。
那时起，这些成员很长一段时间过着“游牧生活”，一会儿在这家，一会儿在那家。接待他们最多的是诗人让·德马雷，他在巴黎中心地区拥有一幢豪宅，在西西里国王路，人称佩尔韦公馆。文社是在那里开始成形的，也是在那里任命第一任终身秘书——孔拉尔，那是当然的；1634年3月27日，还是在那里，皮埃尔·巴尔丹受邀与“学院的诸位先生”见面。
巴尔丹1595年左右诞生于鲁昂一个普通家庭，在耶稣会修士那里接受教育，然后上京城当了于米埃尔小侯爵的家庭教师。他出版过一部书，书名《伦理思想》，在文学界小有名气，其实只是《圣经·传道书》的注释作品，但是这类书在那个时代甚受欢迎。
学院的创建人很早想到了他，其中有人跟他提起他们的计划。他的反应很冷淡，几乎还带点敌意，他这人谁都知道一向和和气气、温文尔雅的，如今这么做有点出人意料。他为什么这个态度我们是知道了，因为他同时代的许多纪年史作者提到这件事，用词都大同小异。
巴尔丹好几年来在写一部书，这应该是他一生的扛鼎之作。他在书中提出他的看法，贡献给要达到时代理想的人，也就是做个热心肠、有骑士风度、思想开明、彬彬有礼的人。有一天，他与尼古拉·法雷一起，跟他详细谈到他的写作计划——是的，之前马勒维尔正是向这位法雷透露了在孔拉尔家聚会一事。巴尔丹还不由自主跟他说出了知心话，并粗心大意提到他正在创作的这部作品的书名《正派人》。法雷则不顾脸面把这句话剽窃了去，风光了很久，他还用这个书名写了一部书，并以自己的名义介绍给未来的学院院士。
这样大家不难理解，有人向他建议加入这个团体时，巴尔丹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因为他的剽窃者也是其中的成员。但是他们执意劝他，最后他也就去了佩尔韦公馆。
会议过程可以说一波三折。候选者对法雷先生进行指责，后者则反击说对于把他接纳进文社是否合适表示怀疑。但是事情最后还是妥善解决。巴尔丹鲁莽冲动，但并不是个耿耿于怀的人。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以后，也就克服情绪，不再纠结，跟大家同心协力。至于正在撰写的那部作品，他选择另一个新书名代替被偷走的老书名。原来书名是《正派人》，而今叫《雅典学园》，封面上有个副标题：“边走边谈待人接物的道理，快快活活做个正派人。”
这把椅子的第一位座上客，在他来日无多的余生中，热切地参加会议，协同工作。诞生不久的学院要求每个成员做一篇“演说”，题材由自己选择，标志学院工作的开始，他发表了一篇，好像很受大家的赞赏，他给予的题目是《论哲学风格》。
他在文中强调，哲学毫无必要在教学中使用暧昧不明的词汇，因为哲学针对的问题涉及每个希望认识世界与理解世界的人，从而也只要用最自然的语言来谈论它就可以了。
这篇演说的文本从未出版过，但是有一份手稿，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凝视这些纸页，想象念稿人的声音热情澎湃，浑然不知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对着公众说话，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他的精神遗嘱时，这事说来让人心碎！
“如果说演说开始时，主讲人必须慷慨陈词，借以引起台下听众的好感，这是一条金科玉律的话，先生们，我承认我是他们这条规则的破坏者。我相信我不需要提出要求就已经得到这份赦免权了。不论在道义上或习惯上是不是这样做，我认为我的演说内容给了我特许证。因为我不是为自己而说，而是为哲学而说。亲爱的同仁们，哲学对你们说……”
他于是长篇大论侃侃而谈，赞扬现代性和知识传播，尤其为法语请命，今后应该能够用法语表述从前用拉丁语或希腊语表述的一切思想。根据他的意见，这是新学院今后要担负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虽然我不爱说好听的话，可是在我心灵深处还是要自我赞扬一番，如果我这篇演说能够说服你们去从事这份工作——这将是你们姓氏的荣誉，你们世纪的幸运，你们祖国的光荣。”
这位院士在作完这篇演讲后一周，溺死在塞纳河中，才四十岁。
夺去他生命的这件惨祸，发生在巴黎附近的夏朗东，时间是1635年5月29日星期六。巴尔丹那天的行为非常冲动，有欠考虑，但是仗义，甚至可以说带一种英雄色彩。不管怎样，在他那个时代是这样评论他的，那时有一部作品就记载了这件事，作者无从查考，书名是《论生命的谨慎或良好准则》。“若是说到有人在非战斗时期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他们所爱者的生命，我认为没有比巴尔丹先生的例子更为动人了，他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位学者。他是于米埃尔侯爵年轻时的家庭教师，对他的人身安全一直关心备至，任何时刻都不会放任不管。有一天侯爵一时兴起要到夏朗东附近的塞纳河河段游泳，巴尔丹也在一起，但是侯爵冒险往深处游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巴尔丹下水救他，他们的船往前划，船夫跟着跳进水里朝他们游去。”教师与学生立即抱住他；但是船夫没有力气驮着他们两人，对他们说必须有一个人放手，不然三人都要淹死。“这时候巴尔丹宁可牺牲自己，让侯爵得救。他一松手就被水冲走，溺死在河中，因为他水性不好，无法自救。”
文社的第一名成员死亡，促使他的同仁考虑怎样纪念那些作古的人。大家决定在玛莱区比耶特的加尔默罗会教堂举行弥撒悼念亡者；悼词内没有任何夸张之词，“只是他的生平简历”；另有一首诗体和一篇散文写成的题词；此后也就按照这个格式给每位院士送终。
这些做法显然不失尊严与适当。可惜的是诗体题词不符合大家要求。这篇墓志铭还是委托沙普兰起草的，就是那个不让朋友冒大不韪去跟黎塞留主教吃力不讨好争论的明白人。那个时代很少人像他那么受到尊敬。可以说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欧洲最有才智的人也都跟他有书信往来。但是他纪念亡友所写的几句诗却引起众人的嘲讽。
巴尔丹静静地躺在这口墓穴内；
早逝使他归于尘土。
流动的元素向他宣战，
英年时浇灭他手中的火炬。
但他的精神排斥波涛的侵害，
摆脱尘世的苦难，直飞云霄，
光荣进入不朽的欢乐天堂。
他一生追求荣誉，与人共享知识，
当他沉入水底，
美德也随之湮没。
最后这两句为世人诟病，“流动的元素”更传为笑柄。“沙普兰讲究押韵，这是他的疯狂”，布瓦洛在《讽刺诗》一书中这样说，既中肯又刻薄。
由于这次失着，后来也就不再用诗体墓志铭纪念离世的院士。不久代之以另一个仪式，此举倒长盛不衰：那就是由逝者的继任院士宣读对他们的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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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巴尔丹有多大的文学创造力，还真不容易。让他在同时代人中间声名鹊起、因而进入法兰西学院的那部书，其实只是一部《传道书》的注释读物而已；他留下的那些作品同样都是讲伦理道德的励志书。不过，他至少直言不讳说这是他的选择。依据他的观点，最有价值的书籍是直接诉之于读者价值判断的作品，而不是触发想象力或回忆的作品。他对诗人和小说家的评价不高，“小说家只是用散文来模仿他们而已，”他说，“不过它们至少还为他们在女士的小房间里找到一席之地。”他排斥作家的“胡言乱语”与矫揉造作，但是同样反对“学究的刻板”，后者只是在古书中寻找根据来显示自己的博学。就像他在《雅典学园》一书中开头说的，他喜欢正派人在散步时刻随心所欲，用明白易懂的词句讨论主要问题。
从逻辑上来说，“明白易懂的词句”必须用日常的俗语来表达，而不是拉丁语。这是巴尔丹在最后那篇“演讲”中强调的话，认为学院的首先任务是在一切知识领域普及法语的应用。
在今天，拉丁语是一门死亡的语言，也愈来愈少教授；法语爱好者有意愿要保护这位尊贵的老祖宗。而在17世纪，大家更有意愿限制它的影响——趁此机会也限制教会传播精神知识。瓦朗坦·孔拉尔还标榜说自己拉丁语很差。
这场争吵经常不动声色，在暗中进行，但有一天它还是会浮出水面的。不久我们看到巴尔丹的继任者一经选入学院，就被当作靶子，成为刻薄批评和嘲笑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