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的感知器官受到了损伤，那后果呢？目不辨山川星辰日月，耳塞听自然籁声，人沉入万古如长夜的沉渊，张炜在这里有个表达和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的结尾用了同样的令人震惊和沉思的文字“他们在苦熬”。是的，在二十世纪，人的所谓的理想乌托邦、理性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无边的谎言、大饥荒、大清洗、奥斯维辛击得粉碎。
人们像陷在黑暗的冰窟，失去了护持，人们第一次感到了生存的恐惧。
苦熬是一种受难，但没有放弃生存的状态，还存在着一种面对绝望的希望。
张炜在故地重新缝合上被剪断的肚脐，肚脐是一输送养料的管道，他用了一个词“融入”。“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儿，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故地连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长出第一缕根须。在故地就像在母亲的怀抱，你可以诉说昨日的流浪，你的感知变得敏锐，只轻轻一瞥就看透世俗，在这里你可以寻求和你一样朴素、安静、纯真的同类，因为你可以凭着饮用同样的乳汁散发的奶腥识别。这里就像童年的暖炕，“在这里我弄懂一个切近的事实，对于我们而言，山脉土地，是千万年不曾更移的背景；我们正被一种永恒所衬托。与之相依，尽可以沉入梦呓，黎明时总会被久长悠远的呼鸣给唤醒。”
这是一种诗意，对世界悲观并非意味着绝望，正视生命的悲怆和人生的无意义也非意味着逃避人生，悲观不等于厌世，真正的悲观是视苦难为生命的应有之义，把苦难转为生命振作之力。
张炜的寻找是沉入底层，他寻找的慰藉也非虚幻。从写作的层面，张炜的小说创作使他的生命紧张，而他把一部分精力转向散文，有他内在的必然。小说文体的限制，使作者在文本中虚化，而散文在最终的意义上，是和作者等一的。散文的高度，就是作者精神的高度，张炜说散文非作文，“一个人只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都应该能够写出一手好散文。它可以是言论、书信、日记、回忆，也可以是一个人在特定时刻里的自吟自语。后者之所以也可以是好的散文，就因为它所具有的‘实用性’：安顿自己的灵魂。这时，它产生的过程也是自然而然的。”
张炜的散文观念不是把散文当成寻章嚼句的美文，他强调的是实用，是安顿人的灵魂。散文的写作，就是慰藉的发生。在散文中他获得了宁定。虽然他走在寻找的路上，但他的心已经沉实，路上的野花草不会转移他，他走，只有走，在《融入野地》的末尾，就是这最好的注脚：
就因为那个瞬间的吸引，我出发了。我的希求简明而又模糊：寻找野地。我首先踏上故地，并在那里迈出了一步。我试图抚摸它的边缘，望穿雾幔；我舍弃所有奔向它，为了融入其间。跋涉、追赶、寻问——野地到底是什么？它在何方？
野地是否也包括了我浑然苍茫的感觉世界？
无法停止寻求……
三
张炜的散文非美文，他的散文有内在的力和质地，他虽然退守在平原的一角，但不是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他坚守的是以“野地”为伦理的修身型的知识分子类型，“我曾询问：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源自何方？它的本源？很久以来，一层层纸页将这个本来浅显的问题给覆盖了。当然，我不会否认渍透了心汁的书林也孕育了某种精神。可我还是发现了那种悲天的情怀来自大自然，来自一个广漠的世界。也许在任何一个时世里都有这样的哀叹——我们缺少知识分子。它的标志不仅是学历和行当上的造就，因为最重要的依据是一个灵魂的性质。
真正的知应该达于灵。那些弄科技艺术以期成功者，同时要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知识分子。”
张炜拒绝的是“恶俗”的知识分子，面对逍遥的骗子、昏聩的学人、卖了良心的艺术家，面对那些极度害怕贫困，注重自己的仪表，却没有内在的严整性，善于尾随时风，在势与利面前一个比一个更乖的所谓知识分子，张炜把自己和他们划开，“我宁可一生泡在汗尘中，也要远离它们”。
张炜的散文不是闲适的，他的散文是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文学意义的追问和思考，他沉静地读先秦诸子、读画家的画幅、读天地岁月，但他却有一颗拳拳的不忘世的心、忧世的心。他本色是书生，但有时却像斗士，这并不隔膜，他有这样的定力，澄静时在深山面壁数载，沉婉如处子，但一旦发现目标，又如鹰隼腾越，“草枯鹰眼疾”。这种姿态是属于张炜的独特的姿态，有点像鲁迅，鲁迅在绍兴会馆终夜临习古碑、整理文献，好像与世隔绝，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前言部分说“瓦釜已久，虽延年命，已复悲凉”，好像鲁迅忘世了，但疑古玄同的造访后，鲁迅马上拿出爆炸似的撕裂黑暗的《狂人日记》。而张炜说过“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差不多超过了所有中国作家。他永不妥协，永不屈服。他使我懂得：一个真正的作家必定是战士，一切闲适的超然的作家，都有可能变成酸腐的文人，而不是作家”。
张炜在鲁迅那里获得了心灵的支持，并且在这个物欲的时代，用自己生存的姿态和良知勇气，对知识分子和社会的种种不义卑污进行攒击。这需要一个人不仅需要学会爱，更需要学会“恨”——这个挚爱的最好的表达。张炜在散文中不乡愿、不中庸，张炜有许多夜读鲁迅的文字，鲁迅的文字是需要在深夜读的，鲁迅文字的浓黑只有在夜间才能理解，那种绝望式的挣扎的文字不可能在正午写下。张炜随读随写，“读了伟大的心灵，自己感动，就记下来。我今天把当时潦草的字迹抄正、充实，心中生出了阵阵温热，鲁迅先生当年对一些微不足道的叽叽喳喳者也给予了认真驳辩，说明他当时的心情激愤而朴素，更有一份为真理献身的勇气。”鲁迅的写作的方向修正着张炜散文的方向，在恶俗的世界里，张炜的文字风雅不起来。他没有寻求所谓的生存智慧，也没有浅薄的幽默，他要求的不是世俗的名利，他攀行的是精神的阶梯，现在的知识分子多世故，开始用掌握的话语进行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欺骗，张炜对此不是隐忍不言，他要学鲁迅指出恶俗的荒唐。他提倡的“恨”是令许多人心灵不舒服的，张炜有一篇谈论鲁迅的文字叫《再谈学习鲁迅》：“‘会恨’包括了恨的方向和深度——特别是深度。
这不是一般的恨，不是一般的冲动，而是深深的、永久的，永远也不会遗亡，永远也不会转移，恨得结实，恨得无私。一般的人会这样恨吗？
一般的人只会自己恨，鲁迅正因为会仇恨，所以人们才时常能感觉到他的大爱，这种爱是那么深，不会仇恨的人永远也没有这种爱。仇恨是人性的力度，是做人的原则，是一种道德的召唤，真正的艺术家、有力量的艺术家，要学会仇恨，这也等于说，要学会挚爱。”
恨使张炜的散文增加了力度，没有爱，人将不人；没有恨，也就没有了谴责，也没有了抚慰。学会恨是张炜的选择。恨是一种血性批判，其强大的内驱力正是由于写作者有所至爱，有所守持。我们也会看到张炜对阳光和花朵的呢喃、对远方的期盼。爱与恨实际是统一的，最愤激的批判，实际是张炜放不下多灾多难的土地和民族，他是爱这个民族悲悯这个民族的。但是这是一种理性的恨与爱。
张炜指出智识阶级身上和内心的虱子，张爱玲说人生就像华美的袍子，里面布满了虱子，这是一句机智的话，而张炜就像《皇帝的新衣》
里的孩子，他指证了真实，中国人是常瞒和骗的。鲁迅先生指证了这种瞒和骗，这需要在世间立身的大勇。张炜在现实面前不是一个被现实奴役的人，他表现出抗争。在当代散文写作的过程中，很多的人采取的是一种人格虚化，他们和现实不发生冲突，而是闲适、游戏，与现实讲和。
张炜有大爱，面对底层劳动者的赤贫、无奈，面对恶俗世间的残忍和掠夺，张炜发出的是抵抗者的声音，他有一种道德的神性光辉。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有一首诗：“如果我能让一颗心不再疼痛／我就没有白活这一生／如果我能把一个生命的忧烦减轻／或让悲哀者变镇静／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返回它的巢中／我就没有白活这一生”，弱者，张炜是站在弱者一边的。在《有一个梦想》里，张炜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给世纪末廉价欢快的人一点不和谐，他提到鲁迅先生“睁了眼看”就是不回避，有真心，能牵挂。千年过去，但有千年不变的风景，“我看过不少富庶之地，那里伟大的‘开拓’真是空前绝后，已经学得很像欧美。我也看过更多的边地远野，那里的贫寒之相让人目不忍睹。无论在这一极还是那一端，到处都有食不果腹者，有在雨水和寒风中哆嗦打抖者，还有，伴随这些的，到处都有成行的进口车，成排的盛宴和欢庆，一掷千金不眨眼的官场。”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周作人、林语堂们提倡性灵小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人世，去除自我的偏狭愤激，稀释自我的感情浓度，获得平和，以“雅、拙、朴、温、重厚、通达、中庸”为趣味，鲁迅却说现在是“泰山崩，黄河溢”。这种选择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世界的残酷依然在身边上演，这种选择的闲适也是充满危殆的。鲁迅说选择者恰恰是忘记了自己抱住的仅是一枝树梢头，但对于“泰山崩，黄河溢”，“目不见，耳不闻”，这使得自救者连这种危险性都没有省察，转而认为是获得洒脱。这无疑是一种自欺和盲视，但身边的洪水哪天也会把树梢淹没。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在小平原读书写作的张炜也非抱住树梢头的闲适派的缘由，鲁迅先生曾这样说过“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不相同，这里连摆‘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也正因此，当周作人提倡晚明小品时，鲁迅说枕上厕上，车里舟中，也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但鲁迅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不要忘记了历史的整体性，晚明的性灵只是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对人的残酷虐待是历史的整体的特征。鲁迅引述了同样是明代历史的惨绝人寰的画面：
《明末记事本末》载明成祖将旧臣景清“剥其皮，草犊之，械系长安门，磔其骨肉。”……
《蜀龟鉴》载张献忠剥皮法，“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卒逾日始绝。”……
《安龙逸史》载孙可望剥李如月，“剖脊，及臀，……及断至手足，转前胸……至致颈绝而死。随以灰责之，纫以结，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明朝是以剥皮始，也以剥皮终的，在这强大而震惊的历史面前，也可以说在古代的一次次的奥斯维辛面前，一切的和谐优美的诗都是可疑的。把残酷划为有趣，不为世界所动的幽默也是可疑的，为何在面临世界狂欢的时候，张炜在《有一个梦想》的声音是那样的豁人了。
“智识阶级讲体面，讲风度，下笔之前只是惦记三坟五典，西洋拉美，已经厌恶人间烟火。这是可悲的，这种悲其实也连着当年杜甫之悲的源头。智识阶级的背叛与另一些人的背叛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背叛的智识阶级眼里没有焦灼，没有激愤，也没有什么真正紧迫的问题。
他们正忙于无耻的拜金时代所交给的一切。”张炜的写作不是回到内心，虽然人们常把散文当作最贴近内心的文体，他回到的是心灵的细节，是事物存在的现场，是底层的广大的空间，是吃饭穿衣这基本的人间的常识。他是具体的、生动的，他与底层的关系不是超越，而是血水相依，面对黑暗，他承受、抵抗，并心怀悲悯和拯救！这种内在的质地规定，使他的散文挣脱了甜媚，走向厚重，挣脱了起承转合，走向了内容，覆盖了形式。
“宏论已经太多，先是应该打住，然后去大街上，去寒风里，扶起垃圾堆旁摇摇晃晃的饥汉，给无衣无被漏屋破锅的贫民想个办法。今冬也寒，江南落雪，中原悬冰，瑟瑟抖抖的打工者于路上挣挤，好端端的客轮在近海沉没。仅是这一幅图景就让人在大节里高兴不起来。”
张炜的梦想是中国出现大悲悯，除掉杜甫的当年悲，这是最古老的牵挂，而今还牵挂在张炜的心里这是一种良知。他有种焦灼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张炜的许多小说其实是应该作为散文读的，就如鲁迅的小说、汪曾祺和孙犁的小说，人们常分不清文体的界限，张炜的《致不孝之子》、《梦中苦辩》、《远行之嘱》，我亦是当散文看待。特别是《致不孝之子》，这是一篇愤书，也是一篇批判与揭露智识阶级的檄文，这是一个步入老境的老人对儿子的自语和独语，他戳穿了知识者身上的伪装，或者就如朱学勤说的文人雅士内心的虱子，“一般而言，文人雅士的内心虱子要比老百姓多那么一点，因为他们离不开‘瞒’与‘骗’。比如潇洒、超脱、闲适，这类美丽符号就是为文人雅士内心准备的虱种。文人雅士经常舔惜内心那张华美皮袍，把他弄得又暖又湿，故而那些虱种特别喜欢爬上那张皮袍，并以惊人的速度在那上面迅速繁衍开来。”
这是一个在底层平民之下者的儿子，磨难甚多，为了喘息、活，手足并用，挣扎流血。在父亲来看底层的规定：儿子应该远离恶行邪念，这是本能；然而儿子太精明，人海中避害趋利，游刃有余，宦路仕途，文墨生涯，学术人生，陷坑累累，儿子小小年纪，懂得太多，就为一个好处，可以对导师落井下石。
这是张炜借助老人之口，对智识阶级的讨伐：胆怯心虚的知识者，拉帮结伙，寻找安全，假设道德支持。老人说这是群蝇而非群鹰。
世界太恶俗，儿子的磨损使父亲胆寒，他要告诫天下的儿子，世界有第三只手，那是公正，不要做有知识的蠢人，葬送了自己也污浊了世界。“我儿勿躁。笃定沉思。要朴素真实地做人。要有耿直之美。我要告诉你的是：真理这东西还是有的。你活着感激谁？谁给了你生命并使之延长？追根究底，也不得不认定：真与善使人生，假与恶使人灭。孝，就是感念回报。古往今来，一切背弃真善的行为，都是不孝的行为。”
我们在张炜的笔下注意到，他常用智识阶级来表达对一类人的愤怒，张炜说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恶俗化有伤人心。确实知识分子身份的确定，是因为他是批判的，不批判无以言称知识分子。从左拉“德雷福斯案”中，现代知识分子才诞生，面对已经尘埃落定的“德雷福斯案”，左拉以书信的形式向全国揭露体制制造的这起冤狱，左拉写下《知识分子宣言》（又译《我控诉》）。
鲁迅喜欢的一个动物就是“猫头鹰”，而左拉就像会发出“恶声”
的猫头鹰无情地把黑暗展示出来。猫头鹰是鸟中的异类，白天没有它的踪迹，它属于黑夜，它在黑夜守望，它知道黑夜的秘密，它要向人们说出黑夜的制造者。张炜说自己是大地守夜人，我想枭叫的猫头鹰可能更适合些，这代表了异类，像远离喧嚣，躲在小平原，猫头鹰躲在暗夜里。这是一种古怪的鸟，不与喜鹊同类，明察夜间的一切，这是为黑夜而生的鸟。
如果谁说有人把张炜逼成了古怪和孤愤，我说没人；如果谁说没人把张炜逼成了古怪和孤愤，我说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