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郑板桥行书三段手卷而作
章诒和
郑板桥喜用“丙辰进士”印章，这表明他的学历，也说明他还是在意功名。不奇怪，毕竟是清王朝的读书人。四十六岁初授范县知县，而区区七品官，远不是终极目的。很多记载都说他做官不像官，处处以“俗”为荣，鄙薄权贵，勘破世情，还刻了一枚“俗吏”印章，做自我标榜。他的理想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仕途既不得意，遂决心“一官归去来”。从此卖画为生，终老扬州。得官不足喜，去官不觉悲，思想不合于世，则以傲骨狂形来掩饰内心的愤懑与反抗。“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俺唱这道情儿归山去了。”——郑板桥谱“道情”十首，充满着爱憎和民间生活的样态。因是至性至情之流露，故本人亦是格外看重，反复更改长达十四载。他的诗、书、画，无不是随意挥洒，任性纵横，非凡手所能。
以字而论，传统有“八分书”之说，即字势左右分布相背。但郑板桥以隶、楷、行、草相参，加入兰、竹笔意，自谓“六分半书”。令人称绝的是他笔下的每个字，似乎都是魂不守舍的新寡，或是一心要往外跑的疯丫头，一会儿伸出长腿，一会儿探出舌头，完全坏了规矩，再往下简直就是男男女女的勾肩搭背了，一个字居然能贴到另一行去。满纸歪歪扭扭，难怪有人说他写字是“乱石铺街”，尽呈飞舞之态，又含金石味道。如此书法，真有点惨不忍睹。乍看，几近“乱码”，但统观全篇或仔细品味，浑然天成，人间气息扑面而来。
郑板桥困顿的仕途生涯和矛盾的世界观，很能引起像父亲（章伯钧）这样一些颇有些政治阅历，也颇有些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怜惜与共鸣。父亲一生喜收藏，以古籍为主，兼及其他。在字画上，极留意郑板桥。画兰、画竹、画石的作品，藏了不少。要说最看重的，当是“行书三段”手卷。我印象中，旧时文人反复把玩且乐此不疲的物件首推手卷，册页次之。在书房里，写字台后面是一个长长的条案，上面堆着无数手卷。每晚公务归来，和家人闲聊几句，便一头钻进书房。夜深人静，在橙黄的灯光下，手卷寸寸展开，缓缓移动，白日的疲惫与胸中烦闷，如云烟般消散……
以文物的聚散看政权之更迭，既是有趣的故事，也是惨淡的历史。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曾对我说：自留学德国，一次次买书、藏书，又一次次丢弃，前后共有八次。战乱时期，性命要紧，版本再好也得忍痛丢下。托朋友代管，也大多再无下文。1948年8月20日，父亲等几十个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香港北上抵达东北。由于江山尚未坐稳，也因权力分配尚未搞定，他们一行拖到1949年2月25日才入关，进京。半年滞留，父亲无事可做，遂与章乃器天天古玩店进，旧书铺出，日日满载而归。恰逢满洲国败亡、溥仪和王公贵族们破产之际，到处都是“好玩意”啊！父亲随即开始了第九次收藏，其规模、质量超过前八次。越是有文化深度的物件，越有可能被“闯入者”把握。直到1966年，父亲藏书二十万卷，字画近七千。“文革”爆发，新的“闯入者”以抄没、毁损方式重新闯入。到了八十年代，经过“落实政策”，经过母亲无数次交涉，又经过邓颖超（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出面，极少的藏品才返还旧主。
当下，继钱财分割人之后，开始了以文化分割人的时代。这是又一轮的“闯入”。通过诸如拍卖、艺术品交易等带有审美性质的商业活动，在中国被长期压抑的个性终于可以用丰厚的物质达到自我的内心满足和精神释放。但我不知它是否属于传统的重构，其间的文化得失，也难以揣度。而我，则从心底淡化了对文化的眷恋，只渴望在生命之尾做最后的逍遥游。
“吐尽平生冰雪肠”——这是曹寅给查士标梅花册题诗中的一句。读来，清新又悲戚。上一辈人都“吐尽”了，我这一辈也行将“吐尽”。
庚寅岁末写于北京守愚斋
（《南方周末》2011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