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榆
1990年，当时的东德人满怀幸福地拆除柏林墙，他们拿着铁锤、钢钎，拿着铁锹和绳索，成群结队的人站在那面巨墙下，有的人骑在墙头上，他们用各种工具对付这面矗立在他们生活中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隔离墙。在这些人里边有中年人，也有孩子。有人在拆除的过程中流下了热泪。那些激动的人都感觉到随着这面巨大的隔离墙的倒塌他们获得了新生。有很多世界著名的歌星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办了场面浩大的摇滚音乐会，在那个时刻，只有摇滚才能表达他们获得自由以后的狂欢和幸福。一面巨大的模拟柏林墙在燃烧起来的摇滚激情中崩塌，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时刻，看到了这个场景。
——夏榆《目击世界100年》
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办法获得世界的这个信息。那时候我被隔离在世界之外，隔离我的不是具体的墙，而是一种生活。这是一种被屏蔽的生活。我尝试过打破这种屏蔽，但是很难。那年的夏天，在一个黄昏到来的时刻，我看到母亲在流泪。母亲是睡着的，但是我看到从她闭着的眼角渗出来的泪水。那时候我站在床前，看着母亲，我告诉她，我要离开她。泪水沿着母亲的额角流动，最后落到枕头上。母亲没有动，因为她已经知道无法改变。也因为我并不是在征求她的同意，而是宣布一个结果。
母亲一直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爱我的女人，她可能以为，我有了女人就会停止我的想法。女人会让男人变得现实。女人会让男人关注他脚下的道路和明天的生活，会让男人放弃梦想。我估计母亲会这样想。她实在是畏惧了我的梦想。因为她亲眼看到我在成年之后被梦想引领着在现实世界穿行而四处碰壁。我的梦想使我和我的现实格格不入，母亲不能明白我的头脑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念头，她无法知道我会被我的梦想带到哪里。在我为她描述的梦想的指引中，她看到一个巨大的虚空。而她是那样地爱我。在家里的五个孩子中只有我是能跟她交流的孩子，我的离去会把她抛掷到一个无处倾诉无法言说的寂寞中。
母亲是一个热爱词语的人，7岁的时候经常到村里一个私塾先生的窗外偷听先生念书。私塾是在村里一个油坊的附近，母亲经常借口打油而到那里，母亲喜欢听那些念书的声音就像喜欢闻麻油的香气。她近于贪婪地摄取和吸纳那些飘在空气中的物质。在听课的孩子里有舅舅，姥爷把舅舅送到私塾而让母亲放羊。姥爷说：女娃念甚书呢？识的字再多也是别家的人。姥爷反对母亲想要念书的要求，相反却鼓动舅舅去私塾，但是舅舅并不喜欢读书，他经常在姥爷不知道的时候逃课。母亲一直对姥爷的那个说法和随后的做法耿耿于怀。但她太热爱那些词语了，私塾就成了她最想去的地方。她把在私塾窗外偷听到的词语记在心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肚皮上画。
我告诉母亲我想当一个作家，母亲很高兴，但是不相信。作家就是写书的人。母亲不相信我能当一个写书的人，因为她能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沉默的影子。我不在她眼前的时候，我就在黑暗中；我在黑暗中的时候，她也在黑暗中。我的黑暗是物质的，她的黑暗是内心的。母亲不能把写作的行为跟我联系起来，在她看来两者之间距离遥远。成年之后母亲对她能见到的任何文字之书都怀有敬畏，她会抚摸那些形状不同的书籍，玩赏那些排列有序的汉字，那些书籍她能够打开，但是难以进入。母亲虽然热爱词语，但她和词语之间始终有隔膜。
我也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那时候我理解的作家是一个充满神圣感的职业，写作是能唤起我崇敬感的行为。我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但是我喜欢写作这样的行为。托尔斯泰、雨果、杰克·伦敦、海明威和卡夫卡，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些令我尊敬的名字，我也看到过他们的书的汉译本，把他们引为我的榜样成为我内心的秘密。我把自己写出来的文字给母亲看的时候，她的表情欢乐。母亲一直对我沉默而孤僻的性格感觉不安。虽然她并不明白我写出的那些文字所代表的确切意义，但是她能明白那些文字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她很骄傲我有当作家的梦想，但她又很担心我有这个梦想。她跟我说那是很难的事情，你祖坟上还没长出你当作家的宰宰苗。宰宰苗是传说中能预测未知事物的神草。母亲说只怕你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命。
我并没有顾虑母亲的担忧。我想我可以不当做家，但我还是要写作。
写作就像我在黑暗中穿行时候头顶的一盏灯，它照亮了我的道路。我那时还热爱萨特，萨特说：词语高于一切。当人看见一棵梧桐树的时候，其实是在等待着关于这棵梧桐树的形容词。只有这个形容词，有关对于梧桐树的表达才使得这种凝视具有了意义。他说，人的一切生活经历都凝聚在对“说出的存在”即对一切的审查之中。萨特的这个想法帮助了我，他使我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我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命名，试图说出我的生活的存在。那是我写作行为的开始。
我在一个精神近于荒漠的地方开始自己对写作的梦想，由我的幻想赋予写作行为的神圣感和崇高感那时候被我深深地迷恋。我把那种书写的姿态看成是我每天的仪式，我工作完毕走出矿井洗过澡之后回家，我必要先把我脑子里涌动的想法用词语呈现出来。
我经常跟母亲交谈，告诉她我的理想。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获得母亲的理解和支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抵抗父亲对我的生活的控制和操纵。父亲想让我找女人，想让我结婚，延嗣后代。在父亲看来那是真实的生活，他想象不出我还应该有什么别样的生活。我每天往矿井走的时候，同时带走了母亲的心。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觉得男人就不能婆婆妈妈，不能怯懦不能软骨头，男人骨头软就没法儿在世上活。
父亲认为我每天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纸上纯粹是瞎扯淡。他看到我彻夜亮着灯在纸上写着那些始终没有名堂的字就愤怒，他觉得我是中了邪。父亲在北山上开垦了两亩地，他在那里种植了玉米、粟子、莜麦和马铃薯。父亲出了窑以后就上山照看他的田地。父亲不满意我的时候就会让我往山上的庄稼地送粪。那是我绝望的时刻。我无法反抗父亲，挑着装满粪肥的箩筐穿过巷口往后山走，很快我就感到肩头被挑着箩筐的扁担磨压着的疼痛，我的双腿发软，脚步踉跄，虚汗直流，但我除了咬紧牙关挺着往前走没有别的办法。那时候那山路和箩筐里的粪肥一样令我厌恶和仇恨。父亲并不怜悯我，他要看着我把那些箩筐里的粪肥挑到山上，倒在他的面前为止。
父亲不喜欢他儿子身上出现的书卷气息，他觉得那不像个男人。
父亲一直畏惧我如果喜欢了那些字和纸就不能喜欢女人了。我把心思和精力放进那些字和纸上，就不会搞女人。那是父亲真正的恐惧。
不能搞女人的男人就是一个废物。父亲说。
父亲的话就像一个谶言。
我爱的女人拒绝了我的爱情。另一个爱着我的女人也嫁给了他人。但是我没有像母亲那样伤感，相反我感觉到解脱的轻松。因为那个时候我并不想要一个女人。我想我有了女人，就会被女人拴牢在这个我厌恶和仇恨的地方。
那段时间我想得最多的是出走而不是女人。女人是男人身体的一根肋骨。我想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是这样，我认为在现实中也应该是这样。男人只有找到自己，才能找到他的女人。出走在那个时候成为我内心的一个强烈的情结。在真正迈出离家的脚步之前，我一直在内心在精神里经历着出走和漫游。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雨夜，我和一个爱着我的女孩子躲在附近的石崖下。我们互相拥抱着，我们的衣服湿透了，浑身冰凉，只有用相互间的拥抱彼此温暖。我们的家就在山下，但我们都不愿意回家。她把跟我在一起的这一天看成是她活在人世的最后一天，到了夜晚她就看成是她此生最后的一个夜晚，到了黎明她就看成是最后一个黎明。她不愿意跟我分开，分开她就再也触摸不到我了。在那个雷电交加的雨夜，她一直抱着我，她甚至抱着我站着就睡着了。东方的天色泛青的时候雨停了。她从睡梦中醒来，更紧地搂住我，她所用的力气好像是要把我砌到她的身体里。她说：我给你吧。她腾出一只手解自己的裤带。我把自己都交给你，你要我一次。她说。我闭着眼睛制止了她的手，重新抱住她。我没有要她，就那样站在石崖下。我那时没有欲望，没有冲动，也没有爱。即使是在她绝望，为爱而心碎弃生的时候我也没有。出走的愿望使我成了一个没有激情没有爱也没有怜悯的铁石心肠的人。我想我不能要她，我要了她就会依恋她或被她依恋，就会瓦解我出走的决心和意志，会动摇我对我所在的生活的仇恨。我要保持这种仇恨。这是我跟我的生活作战的武器。
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就埋着矿区一对殉情的恋人。那两个年轻人，因为父母的反对不能成婚就双双喝了敌敌畏。他们在死去之后，双方的父母才为他们阴配成婚。
“我不如海桃呢，海桃死也是为爱情死，我就是死了也没有名堂。我不死了。”
她说。我们就往山下走，各回各家。
柏林墙倒塌的消息我是在L的家里获得的。
我去找L，到了他建在矿区北山的石头屋里，我看到他在桌前收听半导体，他戴着耳机，他的神情很诡异。我站在他身边，但是什么都听不到。L经常会做一些神秘的事情，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疯狂地学习英语，疯狂地踢足球，也疯狂地练习拳击。L是被城里一所会计学校开除回家的。那所学校是他好不容易考进去的，因为他和同学去电影院看电影跟负责治安的警察发生冲突被拘留，然后被送到劳改地。在劳改地他度过了十五天黑暗的时光。他是被他的姐姐用三千块钱赎出来的，但他获得自由的时刻也是他被学校开除的时刻。
L从城里又回到矿区。他成了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鸟。
L以前的梦想是做一个肯尼迪那样的政治家。这个想法对一个生活在矿区的孩子来说当然很幼稚，因为肯尼迪显赫的家族、财富和能量，不是他能想象的，他和肯尼迪生存在两个不同的国度和环境。但是他说他想做肯尼迪那样的政治家。
亲爱的公民们，在你们的手中有比我更多的东西，将决定我们方针的最终的成功与失败。现在号角又向我们召唤，去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虐、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自己应该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1961年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在一个深秋的黄昏L面对着我念诵肯尼迪著名的演讲。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念诵的时候声情并茂。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当时我们在矿区一所中学的操场上，我们分别站在一副双杠的两边，脚下是丛生的枯草。天气很凉但是我感觉有一种热力在身体内部游动。这种热力和肯尼迪有关，也和L有关。在我看来肯尼迪是一个杰出的人，而L是一个神奇的人，他的头脑是一个奇妙而深奥的库藏，那里储存着很多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东西。包括肯尼迪，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作为一个人，我那时候是混沌未开。我不知道那些奇异的想法是如何在L的头脑里诞生的，那时候我很佩服他。
那时候，一个用拳头开创霸主地位的男生正命令一些屈服于他的淫威的男女生在操场绕圈爬着给他当马骑。这个男生智力平庸，但是性情凶恶。他大概是尝到了用拳头征服他人所获得的快意，所以动辄就挥拳相向，只要他看着不高兴的事情，他都靠拳头解决。学校里很多人看到他就恐惧，老远就要避开他，避不开的就要尝一下他的老拳。因为功课比较糟糕，他经常会受到老师的训斥和羞辱。他在看着那些怀有优越感的成绩出色的同学时就像看到了仇人，那是他打击的对象。他经常会叫一些见了他因害怕而颤抖的同学伏在地上给他当马骑，学狗叫，直到他满意为止。这个人滥施淫威却缺乏创意，但是很多人就是畏惧他这种缺乏想象力的行为。
我和L都没有服从，我们拒绝在他的拳头的挟持下做出屈辱行为。我们的不服从让那个男生很愤怒，他捡起地上的一块砖头朝我们砸来，我和L，我们躲过了砖头，但同时抽出藏在裤腰间的榔头。L出手的速度凶猛快捷，他把手中的榔头准确地砸到了那个男生的头上。我的速度慢，跟我内心的犹豫怯懦有关。我从家里的工具箱里抽出父亲那把生锈的榔头，用砂布摩擦的时候，难以想象我挥舞着它砸到一个人的头上的情形。榔头小巧，是一个只有一寸大小的尖锥体铁器，一尺长的木柄，木柄上边有凹槽，很适合手握，握在手里有精巧的感觉。这样一个东西成为我们的武器。我知道如果它被加力落到一个人的头顶，肯定会击破一个人的头颅。我对击破一个人的头颅这个可能的现实感觉不安。如果力度失衡，那个被击破的头颅会碎裂，一个人的生命会受到伤害。我们为什么要使一个人的生命受到伤害？
但是我的质疑很快就被在强暴统治之下所产生的屈辱和反抗之心所覆盖。因为那个男生经常找我们的麻烦，无故寻衅。他让你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一个被奴役的事实。这个现实如果不改变，会让我们丧失生活的快乐和幸福。因为只要想到那个人，就会感觉到笼罩到头上的阴影。有很长的时间那个阴影一直跟随着我。我跟L决定反抗那个人的暴力侵犯，我们秘密制订反抗的计划。在那个男生向我们施暴的时候共同出击，我们分别把榔头砸到他的肩头、后背。砸到他头顶的那一击是由L施行的，他说对一个暴力的人只能以暴易暴。结果是那个男生吓傻了，他的脑袋鲜血直涌。
这是我们一直在温习的人生功课。以暴易暴，那时候被我们这些生长在矿区的野孩子看成是世间普遍的真理。我们成为这个真理朴素的实践者。很长时间，我们的书包里都藏着那把榔头，我们随时提防被报复。手中的榔头就是我们反击强暴、捍卫和保护自己的武器。那时候我看到一个人对恶和暴力的不服从产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让我们赢得一种有尊严的自主和自由的生活。反抗的经历让我们获得了生而为人所应该有的尊严和信心。
柏林墙倒塌了。L摘下耳机对我说。
他把插在半导体上的耳机插头拔下来，把半导体的音频旋钮调大，我听到一阵急骤的音乐，然后有一个男人说出了东德人拆除柏林墙的消息。同时还有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获释、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还有捷克荒诞派剧作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的消息。
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为什么L知道很多事情而我不知道？为什么L可以知道世界的很多信息，而我无从获悉？我看着他的那个普通的袖珍型半导体。只要把调频调到某一个波段就能获悉那些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声音。那些声音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听到的声音。
我在历史课本中看到过柏林墙。历史教科书里说：柏林墙是一堵伟大的墙，它的修建使一个国家抵御着另一个国家的影响和侵蚀。
L给我看他收藏的当年东德人建筑柏林墙的图片，当年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的英文报道。我不懂，L念给我听：
1961年8月31日，柏林墙这个东西方不可调和的冷战时代的产物，像一把利剑把柏林的心脏一分为二。这堵墙是用预制混凝土块以惊人的速度快速筑成的，要通过这堵墙是很困难的，东柏林人想通过时要有特殊的通行证，而东德士兵对任何人绝不徇情。用机枪武装的东德士兵架起刺铁丝做成的界线把东西柏林分开。这是封锁边界的第一步。往西柏林迁移成为十分麻烦的事。每天约有两千个难民离开这里。边境的守卫者加固了勃兰登堡门附近的边界，因该处成为逃跑的出口。守卫者每周要阻止五万东德人前往西柏林。
我看到几张照片：守卫边界的卫兵和警察铺设构成围墙基础的带刺铁丝网和预制混凝土块，夜间偷越柏林墙被捕的人，在柏林墙边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以及挥舞着自制武器玩冲锋游戏的儿童。
这些声音，这些影像，还有这些文字是我闻所未闻的。那时候我很茫然。这样的信息超越我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是更多的是悲伤。我看到我是被隔绝和屏蔽的，我的所知，我的所见，我的所感都是被限制的。我发现我的生活并不真实。我们被切断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切断了和这个世界更广大人群的沟通。我们被屏蔽在时间、语言和声音之外，我的眼睛、耳朵、大脑因为被屏蔽而显示出某种迟钝和麻木。
但是当时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令我不安。
这些声音被看成是对我们生活的颠覆。那些声音被严厉禁止。那时候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感觉惊慌、我甚至害怕被什么人听到。以前在矿区有人因为收听这些电台而被判刑，被游街示众。我看到过那个被押着示众的人。公审的告示在大街小巷张贴着，一些将要被处决的人的名字上打着火红色的叉。我看到那个人的名字，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犯罪事实是收听敌台广播。我得到公审的信息以后步行一个小时去赶往行刑的山头。很多人都去看，人潮壮观如同赶集。一列卡车在盘旋的山路上逶迤而行，走到近前的时候我看到卡车的车顶上架着机枪，后边是戒备状态中的军人，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脖颈后插着亡命牌，五花大绑地被押着。我看到那个因为收听敌台而被拘禁的人，那是一个年轻人，他和因为杀人放火、因为打架斗殴流氓成性而被捕的人一起站到同一辆卡车上，他们胸前挂着纸牌子，被人五花大绑地押解着。警察设立了警戒线，观看行刑的人群被阻挡在警戒线之外。我在那些蜂拥的人群中精神紧张身体颤抖，我看着那些犯人被押到刑场，他们背对一个山崖，一字站开，有的人已经无法站立，被警察提着。所有的警察都戴着墨镜口罩。
到了中午的时刻，行刑的命令下达，行刑的警察坐着三轮摩托车，摩托车开动，在摩托车行驶之中，警察伸展握着手枪的手臂，手起枪响，那些犯人就扑倒在地。那个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牌子的人是陪刑的人，我看到在身边的犯人扑倒在地的时候，他又被提起来重新押到车上。我的身体颤抖。这样的场景让我感觉恐惧。直到那些行刑的车队开走，观看的人群散去，我在下山回家的时候依然内心战栗。回到家吃饭的时候，手捧饭碗，脑子里就是那些犯人扑倒在地的情景。
L让我听到的声音同样使我的心头战栗。尽管时间已经是1990年，但是我依然感觉到余悸在心。但是我又无法抵御那些声音的吸引。那么声音对我的耳朵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同时也是新奇的。它们不同于我熟悉的那种话语形态。我承认我更喜欢那种陌生而新奇的话语形态。我觉得这是一些不同的信息，它们为我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它们可能帮助我更全面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生活，了解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当然也在帮助我更为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
那时候我感觉到真实的悲伤。那些声音让我看到我和一个真实的世界有多远。
我认为我的耳朵是为真实的声音准备的，就像我的眼睛是为世间的真相准备的。我的耳朵跟真实的声音相遇的时候，我既悲伤又幸福；我的眼睛跟世间的真相相识的时候我同样是悲伤而且幸福。我的悲伤是因为我竟然长久地跟那些真实的声音相互隔绝，幸福是因为我还能找到那些真实的声音，还能遇到世间的那些真相。
我用积攒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从这个机子里传来各种不同的声音，我的耳朵第一次享受到声音的盛宴。我贪婪地吸纳那些声音。我甚至觉得我的耳朵是为那些信息准备的。我很快乐，我感觉到隐秘的快乐和幸福。
我依靠这些不同的声音来获取外面世界真实的消息。尽管这种真实只是相对的真实，但至少它可以帮我们甄别谎言。这些声音让我感觉自己被屏蔽的生活受到瓦解，我看到自己已经由那些声音和这个世界产生了某种联结。
柏林墙倒塌的消息让我看到人为改变自己命运和境遇时奋斗的可能性。尽管东德人对获得自由生活所感受的快乐和幸福离我非常遥远，但我还是感受到了真实的慰藉。我自己跟他们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他人来说完全不可思议。他们的行动和行动所获得的结果会让我受到鼓舞和激励。
父亲托人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子。
那是爱我的那个女孩子出嫁以后。那个女孩子跨过河流，远嫁他乡。出嫁的那天她的哭泣使送亲的人心生畏惧。她把我的照片撕碎扔到河水里。她对她的母亲说：你就当我是死去了。
父亲不满意我的生活，也不满意我的行为。他很愤怒。父亲跟母亲说：这小子成天胡思乱想，得给他个女人，找个女人结婚生上个娃儿他就老实了。父亲想用一个女人拴住我。母亲也想让我找一个女人，但母亲希望我能被一个女人照顾和爱。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我全部反对。我不领他们任何人的情面。说好的媒人带女孩子到我家相亲的时间，我带着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外边游荡，知道他们离开了我才回家。父亲很愤怒，父亲在家门前截住我。他看着我戴着耳机摇头晃脑的样子，劈头盖脸就给我一个耳光，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把我的收音机夺去。父亲愤怒已极，他把我的半导体扔到脚下，眼里冒着火，用脚来回踩，我的收音机，我亲爱的收音机就那样成了父亲愤怒的牺牲品。
我重新成了一个被屏蔽的人。
一个与世隔绝的人。
（夏榆著：《黑暗的声音》，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