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淳
一、所谓家园
在一棵大树下，有一个蚁巢。
稚童无知，捧来溪水灌入巢穴。像一个遭遇外敌突袭的国度，顷刻间，蚁群陷入动乱。在被淹的出口处，蚂蚁呈难民状四处流散。骚乱过后，地上凋零着一些断肢残腿——那些痉挛的细长触角，扩大着灾难的倍率——蚂蚁部落似乎经历着行将毁灭的历史。
即使如此，在逃难的队伍里，有几只反常的蚂蚁。它们缓缓爬行，一步一回首，最后折返身体，伏在水淹的家门边，不像告别，倒像是默哀和检讨。从簇拥在一起的情形看起来，中间腹部肥大、触角粗短的那只，大抵是蚁后；而相随在它身前身后的另外几只，身形小巧而头部较大、上颚发达，是那种卫兵模样的身份。这种蚂蚁，书上说是“兵蚁”。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工蚁”，形体同样瘦小，善奔走，日常职责是建造和扩大巢穴、采集食物、饲喂幼蚁及蚁后等。当一场灾难降临头上时，我们看到“兵蚁”的忠诚，而那些夺路而逃的，无疑就是数量众多的“工蚁”了，是蚂蚁部落的老百姓。
时间过去很久，“蚁后”和“工蚁”一直守在被毁坏的巢穴外。我们无法获知其中隐藏的秘密，或许，它们像废墟上的国王和将领，正在作出种种复兴和重建的打算吧。那些原本逃窜出去的蚂蚁，此刻开始顺原路返回，慢慢集结在“蚁后”周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拆散不了的部落。
事实上，在孤独的环境里，蚂蚁根本不能存活。命运一旦孤苦伶仃，它们就会不吃不喝，很快死亡。依靠群体的力量生存下去，是蚂蚁自身的本能，一套神秘的信息沟通系统，将部落成员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所以，尽管渺小，它们的群聚方式和坚韧的性格，总能让蚂蚁们在灾难中克服困境，重新在废墟上建造一座家园，并采集食物、生儿育女。
第二天，就像根本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在头天被水淹过的洞穴一侧，一个新的蚁穴已然建好，洞口，几只小蚂蚁正在贼头贼脑地探身出来。撒下几粒饼干屑，只见它用“爪子”推推食物，又趴在上面嗅嗅，待确定清楚了，便飞快地往洞内跑。不一会儿，一队蚂蚁蜂拥而出，将食物团团围住，它们抬着那些食物，迈着款款碎步，收工回营了。
——一场盛宴，正在它们眼前铺开。
不知蚂蚁们是否需要睡眠，按理说，万物同源。它既要吃东西，其他的需要和欲望自是免不了的，比如做爱、喝水、打架、争地盘、唱歌或者叹息。我怀疑蚂蚁们没有时间概念，活着的过程就是它们的时间履历。什么白天和晚上，或者刮风下雨出太阳，什么树木发芽落叶飘零，甚至人类的诸多新闻事件，它们都是无暇关注的。生存下去，这是蚂蚁们唯一但是永恒的主题。
小时候在老家，常见这些小蚂蚁们列队穿过阶沿，往泥巢潜行；有时候，在某片沙地上，看见它们笨拙地攀爬向上，野风一起，沙粒一卷，霎时，便踪影全无。“红蚂蚁”，我们惊呼一声，像呼喊溺水者。几只小手，本来还在捏沙土做小房子玩，那一刻都为蚂蚁的去向而牵挂。“看，红蚂蚁！”又是一声惊呼，声音是喜悦的——那小东西竟然很快从沙土中拱出身体，摇摇晃晃地顺着原来的方向蠕动着。
昆虫学家计算过，如果没有外力侵害，蚁巢可在一个地方生长一年。那么，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第二年见到的蚂蚁，或许不是前一年的蚂蚁了。先前的已经搬迁，或者已经是蚂蚁的下一代子民。谁知道呢，它们体若尘泥，形貌相似，人的肉眼辨认不了。顶多在搬家时，会惊动左邻右舍，过后去向如何，视乎它们自己的命运。
爬上海拔800米的迈田迳时，我已经浑身透汗，脚底酥软如踩了棉絮。我空手而行，身上不带一物，在狭窄的山路上走得气喘吁吁，这使我暗暗地佩服挑着重物走在前头的迈田迳人。他们世代住在山上，男人负责开荒种地、伐薪烧炭，女人采摘山货、编织扫帚和操持家务，唯一目的就是繁衍生息。
从我所居住的小松街北行三十里，先是乡道，再是田间小路。然后，路面变得崎岖不平，行走速度慢了下来——连绵起伏的山峦在云雾中隐现，空气新鲜和湿润，冷清和孤寂逐渐袭来。当爬完五道山岭之后，在密林里，山路遽然下转，像一条带子往谷底弯曲延伸。青苔覆盖在石阶上。蜥蜴和千脚虫横卧在路中间。偶尔会有一条小蛇从草丛里窜出，又迅疾隐没。无名鸟发出几声怪叫，树林里传来秋蝉嘶哑的嗓音。远处的涧底有“沙沙”之声响起，正在凝神，山里人说是有野猪出没。估摸着快要转入天荒地老的时候，几间木头和泥巴垒成的屋子隐在树林深处。房子依山傍溪，随地势局促倚立。屋瓦黑亮如烧炭人的脸，黄泥的墙身几经风蚀，像一个老者的暮年。屋檐下堆放着劈柴、农具，牛圈在住屋的西侧。屋内光线较暗，所有的家具都是竹木制成的，山墙被煤油灯的烟火熏得漆黑。除了一头牛，看不到任何家养的禽畜。
“黄鼠狼和野猪半夜都来，养不了。”瞎了一只左眼的贤明对我说。他的眼睛是被铳打伤的——那时候他还是二十来岁，常常结伴去后山打猎，结果晚上被邻村人当成了野猪。他在黑夜中忍住剧痛，挣扎着爬回家里。“啊啊啊”，他干号着躺在担架上，那眼里没有泪水，只有血水冒出。等送到山下的卫生院时，他差点死在血泊中。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一个多月，“哼哼哼”，他每天呻吟着。身上痛，心里更痛——住院费花了两年的收入，比剜肉还难受。从此，他睁着一只眼睛看世界——世界在他那里原本就很狭窄，现在更是残缺不全了。
“山里人最大的享受就是去街上赶集，累是累点，卖了东西可以吃餐好的，手头也宽裕些。”他说起去小松街赶集时的情形，半只眼睛闭了起来，像麻醉了一样。我卷了一筒山里的烟丝，吸进嘴里又苦又涩。
每逢赶集，山里人总要挑了东西下山来。男人肩头不是驮着毛竹，就是挑着木炭，衣服上满是烟火色，落满炭屑，那脸也是黑黑的，只露出两只白眼仁；个别后生却和老一辈的不同，他们会趴在溪边将脸面洗干净，摸出随身带的木梳子，将长头发梳出漂亮的分头，三七开。他们担子上挂着的黑皮革背包内，还装了一身干净衣服，快到街上时，便躲到僻静处，换下那身脏衣服，像模像样地穿过街上琳琅满目的摊子，往竹木市场走去。因为日照少，喝的水质也好，女人脸子很白，透出红色，衣服也光鲜。惹得街上的浮皮浪子死命地追着看，挑了扫帚的女子于是脸红得更加厉害，低了脑袋从人群里挣脱出去。集市是下午开始散去的，卖完山货，这些人肩上都不空着，化肥、农具、日用品，担子不比来时轻。等到他们翻上山岭，转回家里时，天色已经擦黑了。“没人空着手回家，只有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才会那样。”他们说。
在山里，时间过得极慢，却有清晰的走向。每一天，每一季，每一年，从树叶、草色、动物们那里，可以获得时间的信息，生活框定了它固有的节奏。种着极少的薄地，靠山吃山。乐趣并不缺乏，在新鲜的气息中上山、入涧、下地、回屋，和野兽斗法，也被蛇虫所伤。日子简单、粗糙，有一丝土腥味、汗味。晚饭都是天黑后摆上木桌的，男人喝自己酿的谷烧酒，喝到半酣，哼一下野曲子，哥啊妹的。唱歌的哥哥看自家女人掩嘴窃笑，便扳过那软软的身子，“呜呜呜”，灶鸡被惊吓，一律噤声，只剩下山野的静谧了。天亮时干活，天黑时睡觉或者做一场山里人自己的“爱”，他们说“那事”。一代代，没有什么改变。有时赶集，男女结伴奢侈地看场电影，便从那好看的画面里学习些普通话，回来学舌一通，惹得听者“咯咯咯”地笑。在山里，读书走进城市的人凤毛麟角。到贤明这一代，迈田迳也有上百年历史了，1983年出了一个军校生，小村并没有更多的激动。那后生拣了几件粗布衣，平静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的岳母是那一带的接生员。山里人生孩子，和山里那些动物相差不大。怀孕十月，一旦要生了，男人便下山，恭敬地请岳母去接生。有时没有算好日子，来不及请了，男人自己充当接生婆，把脐带随意地剪断，用热水清洗一下婴儿，女人喝杯红糖水，躺几天，就又下地干活。一天半夜，山里某男子敲岳母家门，说自己老婆要生了，躺在床上几天，疼得半死。岳母惊醒中责怪他来得太迟，两人打着电筒和火把匆匆上路。到那家里一看，羊水早就破了，只是胎儿没有出来，母亲已经气息奄奄。幸好岳母经验老到，下半夜时生了，却是个“葡萄胎”（怪胎），那男人蹲在屋里，很气馁的样子，女人则虚弱地趴在被窝里流泪。岳母收拾了一下，动身下山。电筒在半道上没了电池，结果，一条眼镜蛇在岳母小腿上咬了一口。要不是临镇老蛇医的草药好，岳母的命也赔了进去。事后，山里人说那家生怪胎是不吉利的事，难怪半夜路上有蛇咬人。山里人信命信神，把自己的一生交给神去差遣——往往是一棵树或者一块石头，成为他们的精神归属，为此甘愿俯身膜拜。“我们的命贱得很，和山上那些鸟兽树木没有什么两样的，有时候比几只蚂蚁还贱。”1983年9月的那个夜晚，喝过谷烧酒的贤明说。他的一只眼睛露出白眼仁，另一只眼睛在煤油灯下浑浊不清。
2007年12月，我刚从外地回小松街，贤明便来看我。迈田迳人已经全部迁到了小松街，后代们几乎全部外出打工，田地荒落，山上的树木被毁得支离破碎。留下几间老房子，孩子们都不愿回去。最先的一家搬走后，第二家、第三家……全村9户都在一年内下了山。迈田迳的山道上，蒿草遮天蔽日地生长着，每到夜晚，村子陷入死一样的沉寂。“那里毕竟住了大半辈子，房子都还在，这街上住久了，闷。除了孩子打工寄回一些钱，我们做生意又外行，租点街上人的地种，不划算。我还是时常回去山里，路都快找不到了，哎，看到那些老房子没人住，心里惶惶的，他们肯定是不回去了。日子都丢光了哟！”贤明讷讷地和我絮叨着，那只眼睛茫然地注视着地面。地上，几只蚂蚁正大摇大摆地爬过他的脚背，往墙根列队而去。一种村庄史开始尘封，而另一种生活史正在重建，我们深处其中，遭逢着所有的幸福和忧伤。
二、野地上的微点
蚂蚁们驮着食物，目标清晰地走在野地上，它们是一个个微点。这样的微点在大地上随处可见。蚂蚁行走的速度缓慢、艰难而坚定，这倒是与人的处境有几分相似。
那时候，我住在一个名叫小松的临镇村落，距离细东的老家下岽村六十里路。与他家相比，我算是住在平坦地方的人，他们那里和迈田迳一样，也是山里。
细东说：“从和尚田到下岽有十余里，隔着几个山峰。下岽村有一间碾米房和瓦、梁、檩子、禾桶，可我不能回去。从走出下岽那天起，我就晓得，不能回去，累死都要在和尚田扎根。”1981年4月，因为一起别人作案的偷盗事件，县中保卫人员把他从被窝里揪起来，当夜驱逐出校门。那天后半夜，他既不能回家，也没地方可去，只身背着一个木箱子，在漆黑中来到了学校围墙外的赣背村，被好心人收留在一间废弃的仓库内。从那天开始，一直到1983年6月结束，寄身在这间堆放稻草的黑暗仓库里，他被世界遗忘。
现在的学校生活早就面目一新，而在那种年头，细东的经历和《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何其相似？细节上，甚至曲折和艰辛得多。1980年7月之前，他在县高中就读，结果高考时落榜。按理，他可以复读。可是，他的老家下岽村，恰恰是全县最为闭塞、偏僻和贫穷的地方，一个依靠人挑肩背的山窝子，即使在县域版图上，你也找不出它的痕迹。要是抬腿走小半天，翻过一道关隘便是邻省，而到本县县城却要翻山越岭走上大半天。那里山高水冷，土地贫瘠，生活的困窘无法想象得出。这样的出生地，注定了他的父辈们日子不好过。供完高中已属不易，何况复读？偏偏细东的父亲是个暴躁、冷酷的人。从小起，细东和他的兄弟们就活在父亲这个“活阎罗”的噩梦当中，战战兢兢地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
“我全部的渴望就是逃离下岽，逃离父亲的阴影，没想到要走过濒临死亡的道路。”他这样叙说自己落榜后的经历。落榜以后，他没有回去，辗转央求亲戚去了乡里的高中补习。因为学校不开文科补习班，自学一年后，他再次落榜。一边是觉得尽了义务，既然考不上，巴不得多出一个劳力，另一边是只想逃离，事情变得诡异和危险了。
1982年9月，为了躲避家里的追问，他跑到县中弄了一份考卷，自己做题自己打分，骗取了家里的信任，得以继续“去县中补习”。事实上，去县中补习，是需要一个分数档次的，他的第二次高考成绩并没有达到补习分数线。幸好那一年，他的弟弟考入了县中。自1982年9月开始，家里以为他名正言顺地在县中补习，学校却多了个“黑名单”。他寄住在弟弟铺位，每天依靠自学和旁听，试图再次参加高考。这样偷偷摸摸的学校生活自然无法长久。有人举报，学校保卫处把他当做小偷驱逐出校外。他的突然失踪，被懵懂的弟弟告给家里，于是在赣北那间仓库里，家里赶来的长兄们终于看见了真相。
“好吃懒做的角色！父亲最终下了这个定义并断绝了一切生活来源。”他说。那一年，我也在县中读书，后来才认识了这个独自流荡在校外的“同学”。在赣北村，他像个游魂，每天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吃的，活下去是最大希望。在此之前的高中生活阶段，因为家里规定每周只有五斤大米，他不仅跑到食堂的水沟里捡过剩饭，也向路边摆摊的老婆婆讨要过米馃，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几年内，欠了同学几十斤饭票，身体本来就单薄，且患了尿遗症。物质的一贫如洗和精神上的自感耻辱折磨着每一个日夜。到1983年6月，再次熬了一年多，预考中他还是以低分失去了高考资格。
“那几年，我饿得半死。没地方读书，我徒步去电影院、图书馆，有一次饿得把书也撕得粉碎……”说完这段经历后，他舒了口气，继续讲述着后面的事，“后来，实在走投无路，我跑去柳家庄挖锡矿，钻矿洞。几个月下来，一分钱也没赚到，命倒是差点丢在矿洞里。就在绝望时，山下传来了乡里招聘民办教师的消息。我想，先做教师，再图谋跳出那个山旮旯。最后，我考了全乡第一名，被分配到和尚田村小。一个猪栏改建的教室，学生不到三十人，但是，和尚田距离县城更近，地方也更敞亮、平缓了，比下岽好了许多。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离开下岽，所以，为了在和尚田扎根，我决定盖房子，当然就得从老山窝子里往外搬木料和家什了。”
我没有去过下岽村，但是细东住过的那些地方我是清楚的。山虽然高，草木却稀疏。多年的砍伐毁坏了山地资源，变成一方穷山恶水。为了建房，他把一块石头、一片瓦、一根檩条慢慢累积着。几年时间，从下岽村到和尚田这十几里山路上，他一趟趟地驮着那些重物，硬是踩出了一条山间小路。因为户口等诸多原因，房子最后没有建起来，那些辛苦驮来的木料，二年后又被他用身体移到了另一个村庄，他并没有在和尚田扎下根来，而是被命运拖拽到了另一个名叫吉东井的小村。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女子，两人在一贫如洗时结为夫妻。
“等到我在吉东井村盖起三间瓦房时，我的债务已经上升到五位数。那是1988年冬天。当然，没想到最后真的逃到了广东厚街，从此，老家的一切都变成记忆，我把仅有的一处巢穴也丢掉了。”坐在电脑前的细东像是不关自己的事情一样，暂时结束了这次叙述。
我无权指责他一再落榜的不该，苦难年代的记忆是惨白的。在他面前，我看到的只是一只卑贱的“蚂蚁”如何含辛茹苦地挨过白天黑夜，用坚韧抵御住四面八方的侵害，逃脱一次又一次的覆灭之灾。
一根檩条就是某种生活的重量，它压在一个人的脊梁上，喘息和汗水、泪水凝聚成一条河流。我们裹在这条河水中，湿淋淋地向前爬行，爬成了一个俯伏的姿势。站在尘世的远处观察，这些背负了重物的影子，是活在野地上无人垂顾和搭救的微粒，如果地皮上传来一阵阵战栗的旋律，那是他们在用力呼吸，像昆虫微弱而清晰的叫声。
三、多么脆弱，多么坚硬
我听到张捷群的名字时，就像遇见一枚草叶那样寻常。他自杀的消息，是细东在讲述自身经历时，偶然提到的一个事件。然而，我还是被这个人所震撼。
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约略看出张捷群的样子：中等身材，体格单薄。鲁迅式的短发，粗硬地竖起在那张皱纹纵横的瘦脸上方。颧骨高凸，牙齿发黄，目光坚定有神。上身的老式中山装已经磨损得呈现淡白色底纹。他右手端着酒杯，左手平伸，以一种谦恭的姿势站在桌边。一间黄土斑驳的厅堂里，摆放着几桌乡间的酒宴，挤挤挨挨的乡邻们围拢在一起。只有张捷群站立着——某年春节一个小山村里的那次欢宴，张捷群成为一张照片中的特写镜头，他被永远定格在人间。
在细东的故乡下岽村，大多数男子都属于“倒插门”女婿，张捷群也不例外。从更高更远更为闭塞的山坳里来到下岽时，张大约是二十来岁的年纪。因为自尊，他发誓要自立门庭，不再俯首帖耳地寄人篱下。誓言好立，做起来却难。下岽村的半坡上，陡峭突兀，茅草、灌木丛生，乱石遍布，稀稀落落的杉树、松树散生在山坡上。1980年代，在这样的地形上，要盖起三间明亮宽敞、外墙抹上石灰的瓦房，仅凭张捷群一人之力，比“愚公移山”还不易。尤其小村远离县城，许多物料依靠人扛肩挑，只是一个来回，一天就过去了。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张捷群除去耕种，便把全部精力放到了筹建瓦屋的事情上。
那几年，每一天的清早和黄昏，人们都能见到他躬身在山路上，肩背上扛着木头，挑着砖块、石头、水泥等建筑材料。一趟又一趟，一步又一步，行走在几十里的山道上。挖土方、垒石基、筑墙、架梁、盖瓦，四间瓦屋终于矗立在下岽的高坡上，坐南朝北，红瓦白墙，把幽暗的山地照亮了几分。现在，张捷群有理由抬起头来了，他觉得尊严正在回到脸上。除了几间大屋，他还有两个儿子，这也是一种资本。若干个年头里，在下岽，张捷群活得辛苦而又骄傲。家门对面，有一根冲天而起的石柱（当地人称其为“石笋干宵”），屹立在一个石寨边，它高达百米，雄奇险峻。站在自家门前，张捷群是否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山地男人，是伟岸、挺拔的，像石笋一般英武？没有人探询过他的内心，流淌在他血脉里的坚硬，却让许多人钦佩了多年。
都说硬物易折，琉璃易碎。张捷群活到四十多岁时，山地上开始瓦解。儿子们相继外出务工，一走就是多年。张捷群总是坐在屋檐下，茫然地注视着对面的石寨。身后是寂寞的瓦屋，几只蜘蛛挂在瓦檐上，蚂蚁排成一条线沿着墙根攀爬而去。秋天的风吹过屋顶，发出“沙沙”的微音。通往山外的那条土路上，整天没有一个人影，被风卷起阵阵尘泥。他困顿不已，内心装满落寞和迷惑。累了半辈子，偌大的房子里，开始被老鼠和蚂蚁们占据，他的地盘逐日撂荒下去，他在无奈中抵抗着王国的衰颓。没过多久，儿子们在县城新购了房子，里面的装潢和家具的华丽，非是下岽老屋可以相比。儿子要他放弃老屋，搬到县城居住，顺便帮忙照看孙子，这是多么幸福的荣耀呀。尽管心里别扭，他还是欢喜地听从了儿子们的安排——儿子能耐，他没理由躲在自己的私念下过日子。儿子们把新房和孩子丢给了他，转身去了沿海——在遥远的那个城市里，儿子们已经开了工厂，做起了老板，没有心情和他品味从前的“辉煌”往昔。他们的新生活，是陌生的细节和令人眩晕的滋味，剩下的事情，只是让他照料新房和孙子。张捷群住进了县城的新居，心里的傲气开始一点点溃败，旧生活也在慢慢地消解下去，恐慌感裹住了他——躲在县城鳞次栉比的高楼群里，他感到自己是一只没有生气的虫子，譬如蚂蚁，渺小、无助和无所皈依。
转年后，某天黄昏，孙子误喝了农药，送到医院便断了气。儿子当然无法原谅负有照看责任的父亲，他在自责和惶恐不安中泪水覆面。这时候的张捷群再也不是那个豪情万丈的下岽男人，他萎靡不振地跟随儿子去了沿海城市的工厂，像迷失了家门的老人，被人丢在陌生的大街上，他的精神已经迷路。事实上，城市的生活明朗似日，在他眼里却是阴沉沉了无生机。百般无聊，他走进了儿子工厂的车间，看着那些物料堆放在地面，被工人们随意地浪费着，他心疼；看着饭堂里的伙食不好，他又心疼这些做工的外地人。于是，他像当年住在下岽一样，身板挺直地指挥着工人。一会儿说这样不对，过一会儿又说那样不合适，慢慢地，工人厌烦了他，儿子知道后又骂他添乱，顺带扯出了丧子之痛的怨恨……
在距离下岽老屋三十华里的县城，一天清早，琴江桥的桥洞里，有人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身边丢着一个农药瓶子，药剂一滴不剩。尸体已经僵硬了，嘴角满是白沫，河岸边，整齐地放着一双皮鞋、一部手机。认识的人说：“这不是下岽的张捷群么？”
一个忙活了大半辈子的山地男人，被儿子从工厂送回来后，终于选择了自己的去向——他没有死在新居里，也许觉得不能玷污了儿子的豪华房子吧，他也没有死在下岽的老屋里，因为下岽村早就人影无踪，村子坍塌多时，只有动物穿行了。那些过去的村民们，许多人下落不明，下落不清。这个桥洞，成为他最后的归宿。
现在，如果你去下岽，在漫天野草丛中，张捷群家四间白墙黑瓦的房子格外显眼。
四、天黑以后
放在枕边的手机突然响起，铃声把黑夜搅动，安静的空气被拂乱，隐约传递出一丝不安。懒得开灯，我在朦胧中爬起，一边搔着臂膀一边接电话——那里有一块被蚂蚁咬过的地方，痒痛不已。
这栋高达七层的宿舍楼，因了它的住客稀少，总是被一种空洞的冷静罩住，况且这是半夜。我的房间在三楼，10余平方米的空间，陈设简单：一桌、一床、一椅、一灯，家具都是旧货市场买来的。除了这些硬物，还有就是我的身体，在这间居室里日复一日寄存着，独自散发出人间温度。下班后的空闲里，便有一本书，被懒懒地翻开，静静地平伏在桌面。我的头顶落下一圈光晕——日光灯总是晃晃悠悠的，射出苍白的光亮，像我某一段时期的生活状况。
读书累了，我喜欢用眼睛打量室内。从桌子边缘开始，目光掠过稿纸、书籍和几页信笺，最后落到地面——几只小蚂蚁在无声无息中缓慢地爬行。蚂蚁极小，若非外表颜色暗红，灯光里几乎会忽略掉它们。红蚂蚁从阳台门进来，顺着墙根走，爬上桌子、书本，又溜到我的身上。我把它们小心地捏住，放到一张白纸上。几只暗红色的小精灵先是茫然地伏着，继而挥动触角，舞蹈般地挪移着身体。白纸悬在手上，蚂蚁们笨笨地爬到了纸缘，再次俯伏下来，一动不动，半边身子正处于“凌空蹈虚”的境地。一到此时，它们的记忆力便失去了作用，只能凭借视角去观察自己的道路了。我多次尝试着把白纸上的蚂蚁放回阳台上，可是，在做短暂停留后，这些小东西总是沿着老路，再次开始了缓慢的旅程。最后，在桌子边缘，它们顽劣地翘起屁股，似乎在对我发出抗议呢。某种角度上，我和几只蚂蚁有相似的阅历——天黑了，就想寻求一间房子，躲在里面，免去了诸多不确定的伤害。也罢，冷清的室内，多出几只会动的朋友，总比面对冰冷的墙壁略胜一筹吧，我姑且容纳了它们的存在，并在半夜被动地受到它们的打扰，比如被强吻肌肤。
天快亮时，室外总会传来“叽叽喳喳”的鸟声，很琐碎，也很细碎，像乡下大姐早起时的低语。我揉着被蚂蚁叮咬过的手臂，醒卧在床上，侧耳听着鸟的“叙鸣”。就在几天前，夜读苇岸的《大地上的事物》，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鸟儿的叫声是分类型的。大体为两种，鸟类学家分别将它们称作‘鸣啭’和‘叙鸣’。鸣啭是歌唱，主要为雄鸟在春天对爱情的抒发。叙鸣是言说，是鸟儿之间日常信息的沟通。鸣啭是优美的、抒情的，表达的，渴求的，炫示的；叙鸣则是平实的，叙事的，告诉的，光流的，琐屑的。”读到这里时，我像是周身涌过一股电流。另一个小节里写道：“麻雀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叫声不同，日出前它们发出‘鸟、鸟、鸟’的声音，日出后便改成‘喳、喳、喳’的声音。”那个时刻，我忘记了翻书，陷入莫可名状的沉思之中。室外，常年住着几只麻雀，它们要么躲在老榕树枝上，要么胆怯地蹦跳在空地上，于晨昏之间发出鸣音。
无疑，麻雀和蚂蚁都是平民性质的动物，它们的声音属于“叙鸣”（蚂蚁无声，只是缘由我们听不见罢了），属于“言说”。麻雀说些什么，我猜想不出，就像麻雀不可能清楚室内这个家伙的内心秘密。但是，麻雀、蚂蚁和我都是卑微的动物，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种，那就是活着，尽可能地活下去。
我们用一种低微和谦卑的姿态“叙鸣”，只在很短暂的时刻“鸣啭”，比如想起亲人、故乡和土地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