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小姐问要什么饮料。查先生要北京二锅头。我怕他平时不大喝白酒，能喝下二锅头？他说到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我问要不要来点啤酒？他说太洋。
我随身带了一包消毒湿纸巾，给每人一片。大家用来擦手擦碗筷。查先生不用，直到吃完饭也没用，真正的要土个彻底。
小姐很快端来了生葱和酱。查先生用手拿起一根葱很标准地蘸了酱吃。又上麻豆腐，浅绿的一摊，我稍尝一口，再吃不下。查先生胃口很好地吃下他那一份。想起1993年在港和他一起吃法国菜，每一道他总吃得干净。小姐端来一盆油炸知了，查太太不敢吃，我也有点怕怕的。一位朋友用筷子夹起一只知了，往嘴里一扔，几口嚼了下去。查先生用孩童的眼神看着他，又像孩童学大人那样，用筷子夹起一只知了，快速夸张地往嘴里一扔，几口嚼了下去。连节奏、连韵律都一样。我说照一张查先生吃知了的照片。他用筷子举起一只知了。我这边照相机还没调好，他不能长时间在那里浪费表情，他把知了塞进了嘴里，我说照不上了，而他并没有真吃进去，只是咬住半截知了，定格，让照相。
像一个聪明机灵的调皮孩子。内心又很为别人着想，很仁义。
查先生又夹起一只知了给他太太，说闭起眼睛吃，有点冒险精神。
查太太吃了，没有闭起眼睛，而是睁大了眼睛直点头，说好吃好吃，说着又去夹。
就好像大侠要经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更大的难关来了：一人一碗豆汁。我喝一小口，赶紧把碗推远。查先生正把头埋在豆汁碗里极认真地喝着，很规范地再夹口咸菜再喝豆汁。朋友说这豆汁不合格，上面漂水不匀和。大家听了也就听了。惟查先生立即用筷子把剩下那一点豆汁搅匀了再喝。就是只剩一点点，他也要喝个正宗，喝个地道。
有这份精神，武侠也能写好，社评也能写好，老板也能做好。
一桌子的菜查先生全吃了过来。好像他笔下酒量也大饭量也大的侠客。他又把窝头、菜团子、贴饼子一样样拿过来吃，此时方见大侠本色。
席间北京朋友您您您的，查先生下意识地也把你改说您。看来查大侠任何方面的消化能力都过人。不管是文史哲，是英文法文，是政治，是经济，还是佛经。3月在港时，他问起我贾平凹，又问起《白鹿原》，问起王朔。像文学青年一样熟知热点作品和作者。好青春的心境。
查先生走路快而有派，有大侠气势。他是真大，大得哪儿有中国人哪儿就有他的小说。他平素寡言，不说话的时候像雾中雕像，有一种神秘感和莫测感，叫人肃然。他一笑，眼睛里流动着幽默和自信，流动着活泼泼的生命。他的眼睛笑得弯弯的，笑意顺着笑纹扩散开来，笑皱一池春水。笑没了眼睛，或者说除了眼睛，人笑没了。
能这么笑的人，才能有一种不竭的浪漫的想象力，才能产生那些常人的想象力够不着的武侠世界。
他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迎面走来一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化系的教授。他一看到查先生，说你的十五部小说每一部我都读过五遍，说他这次回国有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要买一套完整的金庸小说。
北大的学生读金庸，这些学生的父母也会有很多人读金庸，这些学生的孩子也会有很多人读金庸。本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读者。金庸的读者一代传一代，没有代沟。
他给一个寂寞的世界带来多少力和美，多少仁和义，多少热闹，多少缤纷。当他把这一切给了世界的同时，留给自己的是淡泊，甚至是寂寞。
他25日第一次在北大演讲时，大家都知道他讲武侠小说。但是他不讲武侠，也不讲小说，只讲历史、经济、民族、社会、国家。我看到他快步从历史深处走来。
26日午饭后，查先生和查太太走到“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门前，我为他们照了张相。人生就是辛苦，苦的间隙是甜。
永远的金庸
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奔。哦不，是我疾走着穿越整个世界。刚才在香港中文大学等校车就等了好长时间，还要坐火车乘地铁上地面入闹市坐车上山。还要碰到木令耆——谁能想到去看查良镛先生的路上，会神话般地遇到这位从波士顿飞来的作家？一年未见查先生，竟如隔世！1995年3月22日傍晚，他突然心痛大作昏倒在浴室地上。他妻子林乐怡正代他做东在宴请友人。大侠不愿失约于人，而友人在席间哪里会想到此时金大侠一人在浴室地上人事不知生死难卜！两小时后，乐怡代大侠完成了使命回到家里，天哪！
查先生笔下多有英雄大难不死。金大侠自己大难时，有人为他日日焚香恭书般若心经一篇，有人双目失明还摸索到他的病房看他。“居然有这许多人关怀我，真心地爱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讨厌，还可暂时不要死，不妨再多活几年，瞧他以后还做些什么。”查先生在11月底的一封信上说。
乙亥年是查先生本命年。是不是本命年容易有病？还是乙亥年文化人容易有难？12月初：他就好关切地问起钱钟书先生的病。我一想到钱先生在经受那样的病痛，心往下沉：难道大智慧者就得这样承担起人类的苦难吗？我继而讲起乙亥年我们失去了夏衍、牟宗三、张爱玲等等多少文学家、艺术家，好像上帝在这年收文化人。不过查先生有大侠之真精神，自能绝处逢生。他已做好血管绕道手术，简称“搭桥”。生命之桥已经搭好，渡到丙子1996年，自然就顺遂了。
查先生讲起中国古代的月旦人物的传统，相信人心的邪正有时可以从形貌上反射出来。当然要看得准也难。否则就不需要那么多武侠了。武侠小说无论怎样浪漫怎样超乎想象，甚或怎样现代，有一点是不变的：惩恶扬善。查先生把武侠小说写到极致，当然有他对世道人心的省察。
窗外，一轮明月挂在暗蓝的天空中，一行鸟飞在墨绿的树丛上。
我们开始用点心和菜包。查先生拿起一大盘菜包让我夹。这么重的大盘要是我拿，一定抖动的，一定要用两只手来端。但是他很平常地一手拿着，一动不动。他的体力在毋庸置疑地恢复。
我想起前年在港，又是查先生把一盘上海生煎馒头推到我这个上海人面前，用上海话说：“生煎馒头。”又把一碟醋推过来，用上海话说：“醋。”声音轻轻的，不会干扰不懂上海话的人，而懂上海话的人又能听个真真切切亲亲切切。
查先生在生活里不是大侠，是亲亲切切真真切切的一个人。就是场很大，大得世界上哪里有炎黄子孙哪里就有金庸。前不久我在台湾一家卖电脑书的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叫《金庸快打》。郭靖、张无忌或令狐冲，不会想到他们有一天会打到电脑屏幕上来，再顺着信息高速公路大展中国人的功夫。前年10月查先生接受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荣衔，在北大礼堂作演讲。学生们听讲时的神情，比看武侠片更投入。我就想，一代人有一代人心仪的作家，而金庸是永远的，永远的金庸。
我从查先生家出来、去看他的新办公室。办公室因为主人没来，所有的桌椅书棋全部静静地一言不发。写字桌上放着很大的一个看书用的木制斜坡。是不是查先生老是写书下棋颈部有不适？记得有一位北大学生问他，说读他的小说觉得他精通好多事情。他说他精通的只有一件事：围棋。等查先生来这儿上班了，笔就会快活地从笔筒里一跃而出，说：用我来写字吧。围棋子就会从棋盒里蹦蹦跳跳出来说：写书累了休息会儿下盘棋吧。只要查先生一来，这儿一切都活了。
有统计说，全世界住得最高的人是香港人。查先生的办公室虽然不是香港最高处，但望出去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壮阔感。阔大又阔大的窗外，是维多利亚海港，对面老有飞机从机场起飞。终于查先生今年又飞到了北京。我想，他办公室的桌椅书棋一定又趴在大玻璃窗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乘坐的飞机起飞。
金庸的997房间和1997年
1996年12月15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文代会作代会的代表，排成长长的半圆，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有人告诉我，金庸来了。那不，在第一排就坐的那一位。好一段时间了，我常在外地的电视里看到他，高兴随着“九七”的到来，他来来往往于大陆香港之间。一个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人，还如梭般地奔忙！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可怕的外科学上的名词。只是在他做了手术后，才知道什么叫心脏搭桥。后来，一次次报道叶利钦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想起的总是查良镛先生。
与查先生好久没见面了，突然就近在眼前。我跑过去，跑过罗湖桥，过了这边的海关，过了那边的海关，跑进港岛，跑上山顶道，喊一声查先生好！当然，那是在查先生做手术不久，我去香港他家看望他的那一次，他瘦了，弱了。离开他的时候，我笨笨的，重重的——他减去的体重，就压我的心上了。
没有想到，后来他就为“九七”回归搭桥了。
我在宴会厅几步跑到他跟前：“查先生！”这一次他的体重明显恢复了一些。他说他住王府饭店。我问房间号。他说：“997，迎接1997年。”他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像智慧的星空。
他听大报告开小组会被朋友记者崇拜者追星族包围。作家们开会之余，招呼朋友开怀大笑，享受一份自由的、自己的空间。然而查先生是没有自己的。他早就被他创造的大侠们带到了世界各地。他一出现就永远有人在夺走他的自由，包括我。我真觉得，一个人，当他把自己最多地分给了世人之后，世人往往还要他更多地付出。
他18日就要回香港。17日晚在王府饭店大厅的一角，他又在对一圈记者付出。我想抓拍几张照片，匆忙间就见他身后怎么一派星光？哦不，是灯光。他身后不远处正好是一棵挂满彩灯的大圣诞树。一树灯光反映在光洁的大理石地上，就是一地星光。他前边大玻璃窗外，是一排排挂满彩灯的小圣诞树。他上下前后灿烂着。然而看到这灿烂的大概只有我。记者们大概只看到那最璀璨的——金庸。
有记者问他很浅近的问题，他总是笑笑地、平和地、诚心诚意地道来。以前，有的记者发问不讲道理，他偶也不客气地讥讽几句。然后就要反省自己，觉得可以驳斥人家，但是不应该对年轻记者不客气。像查先生这样的人望，还在不断修正自己，包括他的小说。他后期的小说明显地比前期的小说更有包容性。
他平和地说着平实的话，平等地看待世界。这种心性的平和，如同作家的文风，平实是一种最高的境界。
当然，如果倒回三十年，金庸先生更加激越。1966年有人下手破坏中国文化，他就是要承续中国文化。那年底他创办《明报》月刊，发一些学者的文章。月刊一期期出来，炸弹一颗颗寄来——货真价实的炸弹，交香港警方引爆了。当时在港的极端分子扬言要谋杀香港三个人，查先生“排行”第二。排第一的开车在街上驶过时，被化装成修马路的人拦住汽车，然后往他身上浇汽油，点火烧死了。查先生是大侠。大侠历千惊万险而不死，才是顺乎天意民愿。
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才更加珍爱今天。查先生参加了三天作代会，很感叹今天有一个好的文艺创作的环境。他说三十年前是绝对不想来北京的。现在他在长安街上买了一套住房。
浙江人查先生原来要在杭州西湖边上安个家。杭州在宋代曾是首都。查先生的房屋、花园和家具，一切按南宋的设计，成为和西湖相谐相彰的一景。查先生本说好这房屋和里边的藏书，将来一应捐给政府。房屋建成后查先生去看了，说这么好的房子自己不配住，自己也是个老百姓，干脆现在就把新的房子捐给政府，爽爽快快送政府。
在查先生平和的语言下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大侠。他有一度下围棋下得一个月都想不起来回复重要的信件，又无法叫自己不下棋。他只好把围棋重重锁起来，如果想取出棋盘棋子，那可困难重重了。
查先生做了四十年的报纸，对历史一直有兴趣，又在写一部历史小说。“不满意就不发表。”他说。像一个第一次写小说的年轻人那样真率。
告别王府饭店的997房间，再有十多天就是1997年了。我叫上出租车在长安街上驶过。街边楼群里，每一个灯光下都有一个故事。忽然想到，长安街上又要亮起一盏灯了，查先生北京家里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