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皇帝说亲，一说就成。打一人名”——王成喜。
二
“你是王成喜吗？”
“你怎么知道我是王成喜？”
“人家告诉我，四十好几五十来岁老实巴交像农民的，就是。”
“你没看我还穿着西装呢。”
“你这西装还真不错，是——你的吗？”
好像好西装和王成喜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去。他的眼眉鼻一切，没有哪个部件足以使我笔下生辉的。我和他在一个小组开会，前后十多天也一直没有看见他。其实他一直在会上，就是他像泥土块似的不招人不吭声，叫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和他说话，他就笑。笑起来好像土块在河水里撞击，厚厚实实带着水声带着土味。你说一句，他厚厚实实笑一阵，笑得像梅开五福怎么看怎么喜兴。
1995年他在日本，电影演员高仓健和他一见面就说：你有一种天然的、发自内心的亲和力，你很自然地就吸引人。一看就愿意和你接近，愿意和你交朋友。我再去中国一定去看你。
面对这样一个王成喜，九十三岁的张学良好像感染了泥土的清香沁人和梅花的春色涌动。他像一株老梅，干曲如龙，新枝似箭，不尽的话语如繁茂的梅花朵朵。他说人家说他好，他也没这么好；人家说他坏，他也没这么坏。他只是成了这个时代的话题人物。
今年是西安事变六十周年。三年前张学良在家里和王成喜谈了一小时，论道义谈品行讲交流，实在是少帅张学良这部长篇历史连续剧的又一部续篇。也是1993年3月，蒋纬国先生和王成喜并肩站在电视镜头前，蒋纬国用右手捂胸说：我，纬国，站在这一个北市（台北），向那一个北市（北京）热情招手。在此地，我们正在欢迎王大师夫妇二位。其热闹状况，真希望你们来看一下。我这个阿兵哥出身的，是没有资格评画的。但是这种美，叫不懂艺术的看了也不由不动心。这次梅展，真可以把海峡两岸的梅花精神发扬起来，给全世界人看一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三
走进王成喜家。这是过厅？是储藏室？是走道？厅里只剩下能走一人的窄道。四周的书柜前，层层堆放着纸箱、宣纸、线装书、旅行箱。空中有两根绳子，上边搭着毛巾、短裤、衣架、西装。这里还有一袋米！我说。王成喜呵呵笑着，用手结结实实地拍打一下米袋，好像拍打一位被冷落的老朋友。宣纸、报纸里，塞着一些镜框，大都是和各国元首的合影。我抽出最上面一个镜框，是和新加坡总统黄金辉的合影。又抽出一个镜框，是和中曾根的合影。再抽出一个镜框，是和内阁大臣——他夫人的合影。背景是天安门城楼上那幅四米长一米八宽的梅花。我想起人民大会堂的巨幅《红梅图》、中南海勤政殿的巨幅《报春图》和北京市政府会议大厅的巨幅《竞艳图》。
画这些巨画的人，就睡在过厅旁一张叫人看不明白究竟的床上。堆着衣服、画册、书籍，扔着两只从沙发上拿来的方形坐垫当枕头。床头有一根绳，一头系在电灯开关上。70年代的家庭，很多是这样用绳拉开关的。90年代的家庭装修，早就进入“无绳论”了。
床头有一块中曾根为他题的斋名：“香子斋”。
这一切的不协调，如同西装穿在他身上。王成喜还得其所哉地说，他这家不怕小偷，小偷进得来就出不去。因为地上全是书本、木块、瓶罐，他自己走路都常常磕磕绊绊。
其实两年前王成喜就有了宽大的新房。过厅里堆着的东西往车上一搬不就可以搬进新房了？不！没有时间搬，或者说舍不得花时间搬。或者说一想起要搬家就头痛。尽管他这家已经乱得找什么都不好找了。有一回他在香港跟朋友Z君借钱买一块表，说回家就还钱。这天约了Z君夫妇来家，王成喜拿出一本书翻寻，里边的港币呢？明明是夹这本书里的嘛。要不在那一本？还是那一本？Z君夫妇直劝他没关系，我们来聊聊就好。
儿子回家了，从书柜中准确地抽出一本书，说爸爸你一定是想找这本书吧？
四
王成喜家的柜子，是上一个世纪的。不不，准确地说，是70年代的。不过那个年代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如隔世！其中两只柜子，日后或是文物。一只衣柜的两扇门是纸板上抹上棕色漆，再在棕色上抹上褐色的纹，作木板状。还有一只书柜，他用一分钱两斤的劈柴做的。小块小块的木头，就粘成了一只书柜。这样的柜子不会有二，在我看来，日后或比他的一幅梅花更无价。
70年代的王成喜，做成这样的柜子也一定做个厚厚实实密密实实，像秋风吹过成熟的高粱地。1940年，河南洧川县高粱地边一个农民家里，又多了一个男孩。旧志载“洧川乃古黄帝之墟”。民风厚厚，文化悠悠。洧川人过年节、办喜事，门上挂对联。祖宗牌位后挂字画，松龄鹤寿，梅兰竹菊。从大年三十开始，一家家串门品评字画。成喜的妈妈总说：墙上光光的什么也不挂明年要倒霉的，家里还有筐萝卜，去卖了换副对子吧。少吃点饿不死，不贴对子咋过年？
妈妈领着小成喜到一家家牌位前磕头。小成喜磕下头去，抬起头来，就见牌位后边的梅兰竹菊，就觉着一种神圣感。
就淡化了压迫下来的贫穷，升腾起徐徐的美感。
小成喜用牌位前烧剩的香头，在用剩的毛边纸上画画。再把蒸得的白薯抹在纸背，吧唧一张贴墙上，又吧唧一张贴墙上。农人们来看了夸：这家娃儿真能！成喜后来才明白，自己打小就喜爱画大家喜闻乐见的。只是他小时只想画得像，他后来总想有创意。
月亮地里，妈妈纺棉花，小成喜站在妈妈身边借着月光读课本。他后来觉得城里人怕是没有见过月亮的。庄稼地上的月亮，雪亮荧荧的，能飘洒出庄稼的泥土香，能散发出庄稼的哗哗响声。
小成喜的家里，用砖码起来抹上泥，算桌。用砖圈起来中间铺上草，做床。他上小学时天天带一破篮，中午放学回家时，好拾一路柴火帮妈妈做饭。他初中时饿急了，妈叫他卸下门板去换胡萝卜。有的孩子觉得读书苦。小成喜又要帮小脚的妈妈干农活又要读书，觉得能坐在课堂里上学真是享受呢。老师讲课时每一个表情他都记个清清楚楚。一堂课下来，老师念过的课文全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吞吃了进去。从小学到中学，他门门功课一百，总是甲等生，总是甲等生中的第一名。
在许昌中学毕业前，成喜听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招生。他从家乡去郑州再去北京考试的话，来回路费要十二元，还要一元报名费。他要报考。他没有一分钱。他就知道自己要报考。他割草晒干了卖。他捡破烂儿卖。他捡塑料布捡肉骨头捡碎玻璃。他有了四元五角钱了。同学们这个拿一角那个拿五角的，给他凑够了路费。妈用榆树叶和着面做成够他吃一周的菜团子。妈，你吃一个。妈不吃。考工艺美院还要自带画具。他到学校捡破碗，把碗在水泥地上磕剩一个碗圈，这就可以调色了。把一堆菜团子和一堆碗圈装进一只纸箱，再用草绳一捆，扛上就走。
很自豪地走进工艺美院，草绳断了，撒一地的碗圈和菜团子。立刻围上了人：这人是干啥的？要饭？
王成喜依然很自豪地说：我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是的是的，很自豪。他本来连郑州都没去过，现在一下来了北京，来考中央的学院，还了得？考上考不上也是考过了。
要交报名费了，妈给他把钱缝在衣服里层了。他赶紧把一针一针线脚拆开，取出一元钱交上。还要交伙食费。他说没有了，他不吃伙食，他自己捎来吃的了。老师说那你可以喝米汤，不要钱的。王成喜终究也没去喝米汤：万一人家要钱了怎么办？
正是初夏。菜团子馊了，黏了，苦了，霉烂了。这菜团子，是妈妈推磨做的，是妈妈没舍得吃的。吃！从此他就得了胃病。
1961年王成喜考上中央工艺美院。当晚在男生宿舍，他脱下外裤就要进被窝儿，男生们全傻了——他外裤里边不再有内裤，赤条条地就要上床。同学说你怎么不穿内裤？王成喜不明白了，噏噏地说：有衣服白天不穿放晚上穿呀？
五
小成喜到洧川一家药铺抓药，忽然看到药铺后院有一株初放的腊梅。他好像被梅花仙子发了功似的定在腊梅前了。他看干看枝看萼看瓣看蕊，他似梦似痴似幻般的腾云驾雾。忽然，有什么声音，在喊他？他脚蹬祥云落到地面上，哦，药铺要关门了。他才明白他定在那儿一个下午了。他走他走。怎么走不动了？他的脚，和冰雪冻在一起了。
后来，他这人，和梅花长在了一起。
前年他画一张大梅，仰着身子画，一个姿势画，一个劲儿画，伤了腰。出院后还只能仰着身子坐，好像从此永远在那儿画大梅似的。妻要他别这么不心疼自己了。王成喜说北京这么大，人家大老远来找他，他能不见？外地来人，他能不见？他1979年创办燕京书画社。现在长城、十三陵、琉璃厂等，有二十八个分店了。好似一株粗大的枝干上，有二十八朵梅了。
实在觉得，王成喜给世界带来吉祥带来喜兴带来生机勃勃，一如他的枝繁花茂的《百梅图》。
他的梅也开在东京一位叫柳邦男先生的家里。1985年中曾根的秘书去柳邦男家，就停在了这幅画前：这位画家一定了不起！柳邦男说正巧王成喜先生在东京。秘书说能不能把王先生请到京都，我们筹备一个三百人的欢迎会。王成喜一听说这么多人不敢承受，顶多三十人吧。这三十人里，就有京都府知事和财政界要人。会上就要成立“支持王成喜委员会”。王成喜说不不，还是成立“支持燕京书画社委员会”。
中曾根的秘书又建议王成喜作一大梅由日方买下挂国会议事厅——相当于我们中南海的勤政殿，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地方。日本画界自然就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国会议事厅有史以来从没挂过外国人的画。中曾根说要把王成喜的画挂到议事厅最显眼处，还要举行悬挂仪式，要把王先生请来参加。
1987年，日本众议院为是否悬挂此画进行表决，然后发下众议院第二十一号决议：决定悬挂，永远悬挂。
2月5日，日本国会议事厅第一次挂上外国人的画。6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访日，在王成喜的大画《香远》前受到接见。她的访日会谈中，就有相当的话语在赞叹中国画家的梅。又过一天，《香远》前站着驻日美国大使，大使的会谈中也有很动感情的话在赞美中国画家的梅。
之后日本法务大臣的秘书陪同王成喜参观国会。解说员小姐介绍国会所有的东西都是日本设计、日本生产，除了圆顶玻璃是英国的，投递装置是美国的。大臣秘书说不对，还有一幅梅花是中国的，前两天刚挂上。小姐说对不起她还不知道，说以后国会里有三样东西是外国的了。
柳邦男先生对王成喜说：过去日本的****侵略中国，真对不起！不过现在你们占领我们国会了。
而京都，成立了“王成喜画伯香远会”。
1995年9月，东京举行由中曾根、竹下登、原健三郎（原议长）、平岩外四（经财联主席）、后藤田正晴、四元义隆（自民党元老）六人发起举办的王成喜书画展。中曾根在开幕式上讲话，讲到王成喜的画打动人们的心灵，讲他是王成喜的崇拜者。竹下登说王成喜的梅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这位“世界的王成喜”，从小到大的外号都是“木头疙瘩”。考上中央工艺美院在北京站下了火车，他背一布包，里边是他姐姐出嫁时的褥子；他挎一布包，里边是妈给他做的一双布鞋和一手绢包的白薯干。他看到学院来接新生的大轿车和一位年轻女教师。他远远看那女教师：人家穿那么好长那么好，能理我吗？接新生的车这么好，能让我上吗？他一扭头问路人：天安门在哪儿？倒好像他背一布包挎一布包来投奔的不是工艺美院，而是在天安门。他往天安门广场地上一坐，心想这一辈子也没想到自个儿能到天安门来啊！这么宽的马路，在农村可以种多少地啊？天安门这么高怎么上得去啊？一个电线杆上就有这么多的灯，一、二、三……一个灯杆上就有十三盏灯啊！不远又有一个灯杆，又有一个！我妈妈一块儿来多好哇！我一个人享受太亏了！
王成喜当然不会想到，他到了天安门后又十几次到欧洲、美国、北美、日本、新加坡、韩国、港台等等国家和地区举办画展。今年初春在韩国举办六天画展，展出了他的新作：《蛙》。有一位怕蛙的韩国人站在画前就爱上了蛙，几次找他要求买下一幅蛙。更有人在一幅蛙前站定四小时后，跪下恳求买下此画。六天的画展，本以为有三五千人就不错，竟是来了两三万人。他的画已挂上或挂过多国的总统府、皇宫、市政大厅。中国的梅，世界的梅。我又想起许昌中学灯谜会上的那条灯谜：“皇帝说亲，一说就成。打一人名”——王成喜。台湾更有永久的“王成喜书画作品陈列室”。1993年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举办他的画展时，陈立夫、郝柏村、李焕等等国民党元老都出席了开幕式。蒋纬国称誉王成喜为炎黄子孙争光，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以王成喜为荣。
我在王成喜家里从报纸、宣纸堆里又抽出一个镜框，又是他和一位前总理的合影，洋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记不住了，名字太长。”他说，噏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