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土耳其共和国与人民更加世俗化、民族化、现代化，在国家日常社会生活中减少宗教色彩和伊斯兰教性质，凯末尔不断遵循以世俗化为核心的改革原则，在土耳其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凯末尔十分清楚，一个国家仅仅具有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外表是毫无价值的，如果土耳其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来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构。凯末尔曾经对他的亲朋好友多次推心置腹地谈到：“土耳其民族是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取得伟大成就的民族，只不过是由于他们中间的某些分子和力量的坏影响，以致走错了发展道路他们必须被重新引回到进步的发展道路上来，重新找到他们在文明国家大家庭中的地位。”在凯末尔的一生中所具有的两个最主要的信念便是：“土耳其民族和社会进步”，这二者的未来又都有赖于社会文明，而对于他来说，这种社会文明又只能是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此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从奥斯曼帝国百年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中，使得凯末尔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光注意学习西方的工业文明，而对西方的社会文明不屑一顾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这完全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世界性所决定的。
在凯末尔的整个革命生涯中，他极力倡导世俗化社会改革的历史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瓜分而产生的危机感；另外一个是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传统，也就是每当忧患的时刻就要进行社会改革。世俗化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到了凯末尔革命时期则把它变成了一个重要原则。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一向鄙视劳动和商业，一向把发明才能视为异教者的幻术，一向唯武功是从的社会。当凯末尔成为一位文职总统后，却毅然脱去了军装，戴上大礼帽，穿着晚礼服，出现在国人中间。作为社会象征大师的凯末尔，便是想通过自己这一新的社会形象清楚地告诫国人，过去那种在圣战中崇尚英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在促进国家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艰苦、平常而紧迫的任务中，发扬勤劳、技能和节俭等实实在在的文明时代已经到来。
土耳其在实行世俗化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与伊斯兰教传统势力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代表着伊斯兰教传统势力的宗教上层人物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民众伊斯兰教传统心理的冲突。土耳其世俗化的改革，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表现得相当广泛，废除男子的费兹帽（一种红色毡帽，帽上通常缀有流苏），而代之以哈特帽（欧洲的一种高顶硬礼帽）。有一次凯末尔在土耳其境内的一些地方视察，当看到有些地方的老百姓仍然戴着土耳其传统的费兹帽，穿着旧式的长袍，感到很不好看，很不文明所以他在此后一系列的演讲中讥讽这样的服装是一种浪费，穿起来很不舒服，是一种野蛮的表现，不配文明人使用。他气愤地说道：“我看到在我面前有一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费兹帽，帽子上又盖了一块绿头巾，身上穿着一件长罩衫，外头又穿了一件像我这样的上衣，我看不见他的下半截。”凯末尔喝了一口水后，对此解释道：“文明人不可不采用文明社会的服饰，并且费兹帽也根本不是我们所固有的，而是从希腊人那里传来的。现在我们不再戴它了，而要改戴世界通行的哈特帽。”凯末尔并以质问的口气大声地说道：“请问，这是一种什么装束？难道一个文明人会穿上这种荒唐的服装，跑到外面去使自己成为天下的笑料吗？”凯末尔的话音刚落，会场上便响起了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不久，土耳其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遵照凯末尔的指令，颁布了有关服饰改革的法律，结束了土耳其穆斯林以传统头饰为象征、表明自己忠于伊斯兰社会、拒不承认任何其他社会的可以看得见的外部标志。这种在服装方面的关门主义，凯末尔认为它影响了土耳其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得土耳其人民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完全不能采取像当代文明社会所要求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应该彻底地改变土耳其人那种原始的东方式外观。
在改变传统服饰的同时，凯末尔还果断地改变了一些其他旧世界的传统象征物。在历史上，土耳其的日历是结合了希腊式的月份与伊斯兰教教历的年份来制定的。虽然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末期改用了西方历法中的月份，但其年份仍然依照经过修订的伊斯兰教教历。1925年12月26日，土耳其政府根据凯末尔的建议废除了传统旧历，正式采用西方的历法和纪元。同时，还确定了以全世界通行的24小时国际时钟作为土耳其国家惟一合法有效的计时方法。在像土耳其这样一个文化传统负担过于沉重的国家里，社会改革大师凯末尔也时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棘手、难以处理的社会问题，例如妇女的服饰。凯末尔多次发表精彩演说，以他特有的俏皮语言对土耳其传统男人服饰给予抨击时，也一并对妇女戴面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言简意赅地说道：“在有些地方，我看到有些妇女用一块布或一块毛巾，或类似的东西盖在头上来遮住她们的面部，还看到她们在遇到过路男人的时候，便转过身去或者在地上缩成一团。这种做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何种道理？”一些群众大声喊道：“愚昧！落后！”“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凯末尔继续演讲道：“各位先生，难道一个文明国家的母亲和女儿能够采取这种奇怪野蛮的姿势吗？这样丢丑的事情，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了大家的笑料，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得到纠正。”虽然在对待妇女面纱的问题上，凯末尔一直大声疾呼，严肃地进行批评，但在世俗化的社会改革实践中，凯末尔却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勇气去通过国家立法来禁止妇女戴面纱。因为不让妇女戴面纱，这在土耳其的大城市里，在有文化的各个社会阶层中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但是在大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地区，则会遇到极为强大的社会阻力。
凯末尔在进行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中所采取的另外一个步骤是文字改革。土耳其人原居住在阿尔泰山时，使用的是卢尼克文，8～10世纪土耳其人在中亚接受伊斯兰教信仰之后，改用阿拉伯字母。但用阿拉伯字母对于土耳其语来说，既不完备也不适用，难以掌握，因此造成土耳其人文盲众多。所以，土耳其的文字改革主要是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因为阿拉伯字母不适应土耳其语元音丰富而辅音相对不够发达的特点，给广大民众学习和书写本民族的语言带来了巨大困难。土耳其著名的讽刺诗人杰马丁·纳迪尔就曾经说道：“向毛拉学习的学生问哥哥、父亲、祖父某个字的读法，结果都不一样；问经师，读法又不相同。一位阿拉伯语教师说，不认识的字很难读出，要靠狡猾来区分ha和hi。”文字改革在土耳其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从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时代以来，便曾经有人多次建议对传统使用的阿拉伯字体进行改进，然而雷声大雨点小，很少有所成就。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又有一些专家学者向凯末尔提出关于在土耳其完全抛弃阿拉伯字体而代之以拉丁字母的主张。但经过酝酿讨论之后，这个主张被一些比较保守的权威人士断然拒绝了。随着凯末尔世俗化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此时的凯末尔政权已经稳如泰山，以宗教界为首的保守派势力经过一系列的猛烈打击后，变得俯首帖耳，毫无生气。尤其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几个中亚突厥语系的加盟共和国成功地进行了文字改革，完全实现了字母拉丁化，为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树立了光辉榜样，起到了一种积极的鼓励作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土耳其的改革者们改革突厥语中阿拉伯文字的决心。
1928年1月，凯末尔正式任命曾经在废除伊斯兰教神圣法典时担任主要角色的激进改革家、司法部部长埃萨德为土耳其国家文字改革特别委员会主席，让他着手负责研究关于采用拉丁字母的可能性及其方式。特别委员会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是由凯末尔亲自主持召开并指导讨论的，因此，这个文字改革特别委员会能够迅速高效地开展工作，无疑是同凯末尔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六周以后，新字母完成了。1928年11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议案，法定从新的一年起采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一律禁用阿拉伯字母印刷书籍，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停止再教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一个月后，商店的招牌、广告以及报刊开始广泛使用拉丁字母。在以后全国的新拉丁字母普及过程中，身为共和国总统的凯末尔，又以学校教师这个新身份动身前往全国各地，出现在乡村的广场、学校的教室、市镇的大厅和咖啡馆里，教人民群众识字，并对他们进行测验。凯末尔每到一处都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动员号召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到新文字的学习热潮中去。“诸位朋友，我们丰富而和谐的语言，如今能够借用新的土耳其字母得到表达了。我们必须让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我们民族将以她的文字和她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凯末尔激动人心的号召，通过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介传遍了祖国大地。在凯末尔的带动影响下，土耳其政府的其他高级工作人员也都群起而效之，不久，整个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大教室，国内的知识分子都带着黑板和报架，教人们阅览和书写新文字，将学习、推广新字看作是一种爱国的行为和国民的义务。采用拉丁字母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毁灭了土耳其的民族文化遗产。首先，所谓的奥斯曼语不是地道的民族语言，而是突厥语同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混合物，只是在知识分子中间通行。文字改革前，土耳其的民众平均识字率不足10%，文字改革后，两年内就有大约150多万民众进入国民学校学习新字母，其中有一半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在此后的短短10年间，土耳其民众的识字率提高了一倍多。其次，奥斯曼帝国迟至1727年才采用印刷术，两百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大约3万种书籍，使得历史上留下来的书稿有限。而文字改革既极大地方便了广大民众学习与掌握本民族的语言，同时也为保存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在此后的几年里，土耳其出版发行了用新字母撰写的各类书籍1.5万余种，并开始有计划地用新字母出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优秀著作，那些暂时无力或没有必要用新文字出版的古籍书，在各类图书馆中也得到了妥善保管。最后，使用拉丁字母，符合国际通用文字自左至右的书写习惯，与书写数字一致，有利于国际商贸的交往与文化的交流。为了表彰凯末尔在文字改革中的巨大贡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决议，赠送给凯末尔一块刻有新字母的金匾，并授予他“国民学校总教师”的光荣称号。
凯末尔倡导的一系列关于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体现了破除迷信与陋习、提倡科学的现代文明精神，是土耳其从神权政治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体转变中的重大步骤。在凯末尔的晚年，他主要关注的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但仍然非常关心深入的社会改革问题。一是要求所有的土耳其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姓；二是所有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机关均一律实行由星期六下午起到星期一早晨为止的每周休假制。这两项改革措施，尽管不如其他已经完成的世俗化社会改革那样重要，但也都是针对那些根本不合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伊斯兰教传统习惯的。例如周末休息的方式，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生活习惯，而不是穆斯林的习惯。穆斯林的星期五是一个公共祈祷日，而不是一个安息日，并且在传统上又是清真寺周围的市场最活跃的一天。凯末尔倡导由原穆斯林的星期五到以基督教的星期日作为每周休息日这一转变的社会改革，主要是考虑到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行政上的管理，而且这也是土耳其采用了西方时钟和西方历法之后的必然结果。
此外，土耳其人长期以来也像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一样，一直都没有采用家姓的习惯，每个人只有他个人在出生时所取的名字，另外再加上一个幼年时取的第二个名字，或者加上他父亲的名字。随着土耳其现代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家姓制度变成了一种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土耳其采用新的民法之后，家姓制度便立刻成为社会交往中必不可缺少的内容。根据凯末尔的要求，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1934年6月28日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自1935年1月1日起，每一位土耳其公民都必须有自己的姓，并同时规定废除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一切非军事官衔和爵位，而代之以先生、小姐和夫人等新名词。凯末尔首先带头放弃了过去奥斯曼帝国授予他的贵族头衔，并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他阿塔图克作为姓，意思是土耳其共和国之父。总之，凯末尔所倡导的世俗化社会改革，使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伦理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引发了人们在观念上和行为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从而为土耳其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