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阵既甜美又哀伤的杂乱无章的合唱声中，雪橇犬也伴着这首偈颂一起哼吟起来。
我们走过去拜见了接待我们的两位老师——鲍勃和科拉·麦克奎尔。他们的小屋位于峭壁之下，冻结的科伯克河岸边。虽然温度肯定是在零度左右，麦克奎尔的两个女孩，詹妮弗和艾琳娜却还在淡淡的阳光下玩耍。
①阿拉斯加的“艾迪塔罗德雪橇比赛”（Iditarod）是人类及动物对抗大自然的终极测试，被称为“世上最后的伟大竞赛”，参赛队伍由十二至十六只狗拉雪橇队组成，负责驾驶雪橇的人叫作“驾驶者”
（musher）。比赛于每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开跑，赛程起自南部的安克拉治，终达西部临白令海的诺姆。——译者注房间里，烧油的多眼炉灶火开得很小，烧柴的炉一直燃着火。我们穿着较长的内衣，又在毛衣上套着比目鱼式的羊绒衬衫，所以，每个人待在那里都觉得很暖和。装满红色塑料桶的水是从学校所在的山上挑下来的。水存放在厨房里，所以才没有冻结。喝咖啡时，大家聊了起来。鲍勃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不久以前，他离开了北部，花了一年时间去研究世界各地偏远地区的学校教育。科拉也是一名老师，她是阿萨巴斯卡人。鲍勃和科拉是在大学期间认识的。
“如果我们真的尝试讲授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我们就只是在灌输这样的思想观念：个人主义、人类的独特性、人类的特殊尊严、人类的无限潜能以及取得成功时的荣耀。”我这样说道，希望给出另一种观点。这最终不成了输油管式的哲学吗？（“犹太人的灵性——希腊人的自恋——基督教的统治”，道格·皮科克这位研究灰熊的学者如是描述。）在经历新教教义的革新、资本主义的传播以及对世界的征服后，也许这仍然是西方文化所追寻的。
但这不是希腊学识回归历史的方式。从十五至十六世纪意大利人活跃的思想来看，希腊原文的寓意是要人类自由思索、想象丰富、体魄健壮、勇敢无畏、外表英俊。“异教徒的”、“诗意的（狂放无羁的）”，这些说法也许并没有达到人类自我膨胀的地步（除了在教会的眼中），而只是对世俗文化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生物的重新认识。无论如何，怀着痴迷的热情对古代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像西方思想家几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研究一样，都类似于给传统长者当学徒。文艺复兴给欧洲中产阶级乏味的拉丁文、语言文字和文化课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独特的个性和潜在的价值所具有的魅力却迷失在专制主义的体制和自以为是的心态之中。
对教孩子的老师来说——无论是本地人还是白人——且不论所教的知识来自何种文化，他们都希望有机会教点历史、哲学和文学。我在北部遇到的乡村老师，都乐意安排部落的长老来上课，大力支持讲授传统文化。有些村落的头儿们说，他们已经意识到我们都同在一艘西方文化的船上。这艘船载着间歇式前进的资本主义和运作不畅的社会主义，还有他们自己破旧的遗产——伟大的旧石器时代以来捕获猎物及采集浆果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尊严感。
欧洲的人道主义者大概并不真的站在有权势的精英一边。表面上，他们是为城市里的权贵服务，但他们的“计划”，无论其是否了解清楚，实际上都是为了维护本地的利益。为了弄明白这些，我们必须避免目光短浅或固执己见，因为村落的价值观是绝对有悖于企业、大都市、商人、宗教集权机构或其他类似机构的特殊利益的。作为特定的地区，由于其所处的位置，都会有某种偏见。但是，这种偏见怎么也不过分，因为它植根于自然界神圣不可侵犯的进程之中。
因此，哲学是基于地域的（思想）训练。哲学来自于人的身心，并在人们共有的体验中得到审视。（祖母的智慧是不会信任这些人的，因为他们在应该修补渔网或干别的活的时候，待在长屋①里闲聊得太久。他们深陷麻烦之中——很可能是为了创立国家。）我们整整兜了一个圈子，才确认有必要重视村里的长者，重视西方过去的智者，因为他们在图书馆这种有点脆弱的机构中很神奇地被保存了下来。
①长屋（longhouse）：一种公共住宅，尤指易洛魁人的住宅，其典型特点表现为：住宅是用高架木桩和树干建成的，中间有一条走廊，两侧有各家的房间。——译者注一天晚上，我在科伯克学校上诗歌阅读课。这是约翰·库珀第一次来听课，他驾着狗拉雪橇来听几首诗。这儿往南离他在安布勒河上的小屋有四十英里。讲课是由双声道广播传出来的。约翰和他的雪橇狗抵达时，几乎弄得天下所有的狗儿都叫了起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在科罗拉多州遇见过约翰，那时他正在学牧场管理，准备成为荒野的守护者。听众是当地的土著人和几位白人教师，他们之前从未听过大声朗读诗歌。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们谈论起给舞蹈演员伴奏伴唱的鼓手，还讨论了他们扮演的这种角色与诗人的类似点。一对夫妇，是伊努皮克人，从村落外别的地方来到这里，听有评说古老神话的阅读课。他们说，我们的祖先，像古希腊人、印度人和美洲其他土著人一样，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我们都有自己的古典文化。
有些听众对于远东文明表示质疑，于是我借给一位善于思考的女负责人一本老子的《道德经》，她在本地文化和教会活动中非常活跃。
两天后，在喝咖啡时，她把书还给我，说道：“很古老。这本书确实有哲理，也很古老。我不知道中国文化那么悠远。”我问了她在教会工作的事，因为我知道她非常支持伊努皮克精神复兴运动。“参与一些国际化的活动也不错。”她说，“过去，我并不知道有关中国或印度的事情以及他们的思想。但是由于我在教会里工作，我到处都有朋友，我去西雅图时，就见到了不少人。”
一天清晨，我和史蒂夫离开了申纳克。我们乘坐两辆机动雪橇去简易机场，两只乌鸦围绕着一条在雪地上睡觉的狗跳来跳去。寒风往回刮到了老人山，甚至更远，刮到了山谷；山谷中的那条路是通向伯尼特的。前一天晚上，学校曾举行过一场篮球赛，这会儿村子里的姑娘们正在为外地球队送行。在安布勒航空公司的飞机旁，有两位姑娘抓住机翼，为她们刚结识的男朋友的离开而哭泣，几个年龄稍大的女孩责备她们太感情用事。在飞机上还有另一支球队飞往费尔班克斯参加比赛，都是女孩子——她们是“安布勒雌灰熊”队。只要阿拉斯加的油价不上涨，乡村航班就会满载他们的球迷去观看中学篮球比赛。
“普拉德霍湾，”约翰·库珀说，“夏季我常常在那里工作。在普拉德霍湾工作的人的作息时间是‘7-12’模式，即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见鬼！做的事与可卡因有关。”
自然的书写
评定人文学科学术水平的标准之一就是对文本的审议。文本就是储存多年的信息。岩石的地层，沼泽中花粉的分层，树干向外扩展的年轮，这些都可以看作文本。河流的印迹是文本，因为河流在地上来来往往地迂回，留下了以前河床的一层层痕迹。语言的历史一层一层积淀就变成了语言自身的文本。在《原始印欧语图谱》一书中，保罗·弗里德里希通过一组词检测印欧语系的义素，这些词在一万两千年中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它们是桦树、柳树、桤木、榆树、岑树、苹果树、山毛榉（bher，wyt，alysos，ulmo，os，abul，bhago）（弗里德里希，1970）。这些音节可称得上西方文明的种子——比亚（bija，种子，梵语）。
在中国古代，占卦的人把龟壳放到火焰上烧，直到龟壳开裂，然后根据裂开的图案进行占卦，感知天意。中国人认为书写是从临摹龟壳上的裂纹开始的。每一种书写方式都与自然的材料有关。现在的汉字带着小钩和直角的笔画产生于汉代，当时中国人开始从用铁笔在削好的竹简上刻字改为用兔毛笔蘸上松烟墨在吸水的桑树纤维纸上写字。中国汉字形态的构成完全是由笔尖从纸页上提起时转动的方式所决定的。提起一支毛笔、一把刻刀、一支钢笔或铁笔，就像准备去咬一口东西或是提起一只爪子。
轻型飞机像风筝一样，在风中摇晃。北极的春天白昼很长，人们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驾机飞行。飞机穿过贝特尔斯南部，然后慢慢地降落到地面，继续在雪地里滑行。在费尔班克斯，我拜访了埃里克·格兰奎斯特，一位芬兰标本剥制师。我去看他一件已经完工了的早期野牛的标本，这头牛死于三万六千年前。当时，标本仍在大学的实验室里。这是一只短小结实，圆鼓鼓的动物，它的皮现在是浅蓝色的。埃里克早前的项目是剥制一头在盐层里发现的波兰长毛猛犸象。
埃里克向我演示如何解读这头更新世时期野牛的情况：“野牛四腿支撑，突然垂直塌倒在地。因为野牛被杀死时，不会像驼鹿那样往一边倒下，而是直立倒下。野牛皮上的抓痕是狮子从后面袭击所造成的。那只狮子与现在的非洲狮差不多。你可以看到狮子的爪痕和尖牙痕。这些牙痕与现代狮子的牙齿大小一样。野牛的鼻子上还有伤痕，颌下和颈上都有爪痕，这说明另有一只狮子咬住了野牛的鼻子，并将其头按到地上。接下来，从野牛的皮被撕开的方式可知，狮子先从野牛的臀部咬起，沿着尾部到背部撕下牛板筋，然后丢掉。狮子并没有吃野牛的头和脖子，所以，野牛保持倒地的样子，只是牛皮正好沿背脊成线状撕开。狮子吃完之后不久，天气变冷，野牛的尸体就冻结了，下沉了。来年春天（野牛在斜坡的北边），斜坡顶部融化了的泥土像雪崩似的滑落下来，覆盖住冰冻的野牛。这头野牛仍然是四肢趴着，被埋入了永冻层，密封在无氧的环境中。它一直冻结在那里，直到几年前，才因水力采矿的缘故被冲刷出来。”
埃里克还告诉我，在他生日那天，也就是在标本制作完工的当天，他像接受圣餐似的吃到了一小片野牛肉，这肉已冰冻了几千年，现在被直升机空运至冷冻柜内保存着。这只野牛的躯体就像是从古老的手稿中竭力复原出的一首抒情诗，现在已在阿拉斯加大学博物馆里展出，在那儿它被称作“小宝宝”。
假若用时间来衡量，相比一具超越时代的野牛尸体，或沿育空平原蜿蜒流淌的河流所留下的痕迹，或古代北极地区与库范缪特人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大同主义，西方文化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欧美人文主义就是一群作家和学者的故事，他们沉浸在早期的历史和文学中，深受启迪，故而改变了观念。在关于人类处境的问题上，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有益的文化见解，而非神学或生物学上的阐释。伯里克利时期的希腊人吸收了荷马的学识，这种学识可追溯到青铜器时代，甚至更远。罗马人通过向希腊学习，扩大了自己的视野。文艺复兴的探求者也加深了自己对希腊和罗马的认识。今天，一种新的后人文主义者，正在考察地球上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少数民族，体验其生活，并开始欣赏“原始的东西”。他们发现史前史是一个不断扩大、丰富多彩的研究领域。我们隐约知道了人作为最终个体时其本质的深奥之处。大自然与自我以及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术语“posthumanism”（后人文主义）中的“post”（后）是用以解释“human”（人类）一词的，旨在探讨万物生灵之间存在的生态关系。这并非要摈弃人文主义观点，因为“正确地研究人类”本身就意味着以人为本。然而，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并没有充分显示我们是其他物种的亲族——我们应始终如一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样，我们才可以说是一群没有特权意识的独特“人类”。道元禅师说过：水是水的公案，人是人的公案。灰熊、鲸鱼、猕猴或黑鼠极其希望人类（尤其是欧裔美国人）能在彻底了解他们自己之后，再对熊类或鲸类进行研究。
人类了解自己，就会了解自然界其他生物。这就是佛教徒称为“达摩”（Dharma，佛法）的一部分。
母豹
“语法”这个词被研究语言的学者用来描述语言结构以及支配语言结构的规则系统。语法就像一个篮子，能够存放语言中各种能起作用的句子。在较早的时期，语言学家混淆了书面语与口头语。这从语法这个词本身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希腊语gramma的意思是“字母”，词根gerebh或grebh意指“刻划”（因此有“切口、图表、雕刻”之意）。
语法来源于grammatechne，意思是“井然有序的刻划”。但非常清楚的是，语言（“口语”）首先存在于人际交往的言谈中，即话语中。
语言不是雕琢之物，而是一丝气息，一缕松林中的微风。
“把自然当作书籍”这个隐喻不仅不准确，而且也是有害的。世界上充满了各种标记，但这并不是一个带有版本档案的固定文本。过于依赖书籍这一范式是与一种假设并肩同行的，这种假设认为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不存在很有价值的东西。书写体系确实被赋予了一定的优势。那些能写作的人认为自己比不能写作的人要优越，那些信仰圣经的人认为自己比信仰本地宗教的人要高贵，而无视内容如此丰富的神话和宗教礼仪。
我从费尔班克斯往南走，回到了安克雷奇市。一天晚上，我和罗恩·斯科隆去了先锋酒吧。我谈到了我们跨过科伯克河的旅行，而他则向我展示了最近在语言学领域取得的新进展。罗恩和苏珊妮·斯科隆都是专业的语言学家，已经研究阿萨巴斯卡语系多年，并发表了一些论文。这些论文调查了生活在亚北极村落的阿萨巴斯卡族和高加索族幼儿的语言学习能力。因此，我与他一起讨论了我的观点——语言属于我们的生物特性，而写作就像是驼鹿在雪中留下的足迹。“罗恩，”
我说道，“难道语言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生物学吗？”
罗恩的回答基本如下：“威廉·冯·洪堡特①，也许曾受到他弟弟亚历山大的某种影响，对有机现象和语言都先以‘物种形成’的隐喻来说明。从此，语言的每一个分支都被认为好像是一种不同的种类。
早期的历史语言学家常常谈论，语言之间存在着的达尔文式竞争。但是，在生物学上物种从来不会聚合，他们只会分离。而所有的语言都属于同一种类，可以相互杂交，因此它们是可以聚合的。语言发展变化不只是语言之间的竞争，还有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生态学因素。
从语言史来看，语言并没有所谓的演化进步：所有的语言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并且各有所长。语言中没有哪一种是‘最合适的’。英语①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vonHumboldt）：德国著名的教育改革者，语言学家及外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