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有一个说法，意思是“各就其位”；任何人要理解日本人的努力都必须从这个说法开始。他们依赖于秩序和等级制，而我们信赖的是自由和平等。两者南辕北辙，所以我们很难把等级制看作一种可行的社会机制，而赋予它正当的权力。在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整个观念中，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是一种基本的信赖。只有通过描述他们民族的一些组织（如家庭和国家等）以及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我们才能了解他们的人生观。
日本人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国际关系问题和国内关系问题，即等级制的眼光。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把自己描写成已经到达金字塔顶端的人，而现在，这一位置却被西方国家给占了；他们接受现在的格局，但前提当然是他们的等级制观念。他们的外交文件总是表明他们很重视这一观念。1940年，日本签署了与德国和意大利的三方条约，其前言说：“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使世界各国各就其位，乃长久和平之先决条件。”在签署此条约时所颁布的天皇诏书再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弘扬大义于全球，缔造世界为一家，实乃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心日夜之所系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热盼者，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再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
唯万邦各就其位，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遥……
在攻击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考德尔·赫尔递交了一份声明，对于这一点，有极为清晰的表述：
俾使各国各就其位于兹世……乃大日本帝国不可移易之国策……目前世局一成不变，大日本帝国难以容忍，因其与大日本帝国之国策背道而驰。此国策即俾使各国各享其所。
日本的这一备忘录是对赫尔国务卿几天前所发表的备忘录的一个回应；赫尔在备忘录中调用了一些美国的原则，那些原则在美国是基本的、受尊重的，正如等级制之于日本。国务卿赫尔列举了四条基本原则：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依靠国际合作与和解；平等原则。所有这几点都关乎美国人对平等权利和不可侵犯权利的信奉，而且，我们相信，它们是日常生活和国际关系都应该遵循的准则。平等是最高的准则，是美国人祈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道义基础。对我们而言，平等意味着摆脱暴政和干涉，不被强迫接受不愿接受的东西，也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平等是人权的基础，而我们正在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上争取人权。哪怕在我们自己违犯平等原则时，我们也举手赞成平等的好处，我们怀着正义的愤慨，与等级制展开斗争。
自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杰弗逊把它写进了《独立宣言》，而《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是以此为基础。这些都是一个新国家的公开文件中的正式词句，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那种方式是在这个大陆上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型的，对欧洲人而言，却是陌生的。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是一名法国年轻人，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曾访问美国，之后就“平等”这个话题写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后来成了最重要的国际报道文献之一。他是一个聪明而又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在这个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的美洲世界，他能看到许多好的地方。年轻的托克维尔生长于法国的贵族社会，在仍然活跃而且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记忆中，那个社会先是被法国大革命所动摇，随后又被拿破仑所颁布的猛烈的新法典所打击。在他看来，美国的生活秩序新奇而陌生，他是以一名法国贵族的眼光看待那种秩序，不过，他慷慨地表示欣赏，他的书则向旧世界报道了一些即将来临的事物。他相信，美国在某些方面处在了发展的前哨，尽管欧洲与美国有种种不同，但那些发展也会在欧洲发生。
因此，他对这个新世界作了详细的报道。这儿的人们真正认为自己与他人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交建立在一个新的、简易的基础上。他们谈起话来，展现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平等姿态。美国人不关心等级制礼仪的繁文缛节，他们不要求别人遵从那些礼节，自己也不会那么做。他们喜欢说，他们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那儿没有旧贵族式的或罗马式的家族，那曾经主导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消失了。除了平等，美国人什么都不信，连自由都不信；他说，他们在生活中常常任凭自由从窗户飞出去，他们却扭头看着别处。但是，平等是他们的命根子。
这个外国人写出了我们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生活方式，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了自己祖先的状况。美国人深受鼓舞。我们国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主要的轮廓没有变。在读这篇报道时，我们认识到，1830年的美国已经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美国。杰弗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拥护贵族式的社会秩序，在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现在也依然有那样的人。不过，哪怕是那样的人也承认，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贵族式的。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我们向日本宣告了最高等级的道义基础，那些基础是美国的太平洋政策的基础，实际上我们是在宣告我们最信赖的一些原则。根据我们所深信的这些原则，在我们所指出的方向上，每一步都会改善这个仍然不完美的世界。当日本人摆出他们的“各就其位”的信条时，也是求助于某种生活准则，那种生活准则经由他们自身的社会经验早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内心。数百年来，不平等一直是他们有组织的生活的准则；就在那些方面，这一准则是最容易被预见并被接受的。认可等级制的习惯思维对他们而言像呼吸一样自然。然而，这不是简单的西方权威主义。控制别人的人和被他人控制的人都按照某种传统行事，那种传统与我们的不同。如今，既然日本人已经承认，在他们国家，美国权力机关处于等级制的高端，我们就更需要尽可能清楚地去把握他们的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心里明白，他们在目前的处境下，可能会如何行事。
尽管日本最近兴起了西化运动，但它仍然是一个贵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存在着差距，每一个招呼、每一次接触都必须表示这种差距的种类和程度。对不同的人，或熟悉，或低等，或高等，他们每次在说“吃”或“坐下”时，用的词语都不一样。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一个不同的“你”，动词则有不同的词干。换句话说，日语中有所谓的“敬语”，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其他民族也用“敬语”，在使用时还伴随着恰如其分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习惯都受到细微的规则和习惯的制约。人们不仅需要知道向谁鞠躬，还必须知道鞠躬到什么程度。某个鞠躬对这个主人是正确的、合适的，对另一个主人可能是一种冒犯，从而会引起怨恨，因为那个主人与鞠躬者的关系跟这一个的有所不同。鞠躬有多种鞠法，从低头跪下、双手平放在地板上，到只需微微低一下头、动一下肩。日本人必须学会，而且要尽早学会，如何在每一种特定的情况下恰当地鞠躬。
尽管阶级差异是重要的，必须经常以适当的行为来确认，但还不仅仅是阶级差异问题。性别、年龄、家庭关系和双方之间以前的交往情况都必须考虑在内。哪怕是在同样两个人之间，在不同的场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尊敬程度也会不一样。相互熟悉的平民之间可能根本不需要鞠躬，但是，当其中一人穿上了军装，他的穿便衣的朋友就得向他鞠躬。对等级制的遵守是一门艺术，需要平衡难以计数的各种因素，在某个特定情况下，有些因素可能会相互完全抵消，而另一些则可能需要添加进来。
当然，在有些人之间，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任何礼仪。在美国，这些人都生活在自己家圈子里的。当我们回到家庭的怀抱里时，我们可以不顾任何礼仪形式。在日本，恰恰是在家庭里，人们得学习并细致地观察相互尊重的规则。母亲用带子把婴孩捆在自己背上时，要用手把婴孩的小脑袋按下去，教其懂礼节；孩子学步时所学的第一堂课是观摩着学习如何向父亲或兄长表示尊敬。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亲鞠躬，弟弟向哥哥鞠躬，女孩子要向所有的哥哥弟弟们鞠躬。这不是空洞的姿态，这意味着，鞠躬者承认，有些事情他可能宁愿自己去处理，但别人有权来干预他的所作所为；受礼者则承认，他负有某些与他的地位相称的责任。基于性别、辈分和长子继承权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孝道是一种崇高的伦理法则，中国和日本都有；早在公元六七世纪，日本在采纳中国的佛教、儒家伦理和世俗文化时，就接受了中国关于孝道的种种说法。然而在日本，孝道的特征不可避免地被修改了，以适应与中国不一样的家庭结构。在中国，哪怕在今天，一个人要忠诚于他那已经扩大了的整个家族，在他所要尽忠的范围里可能有数万人，他也能从这么多人那儿得到支持。在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情况，但是，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一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家族。中国有4.5亿居民，但只有470个姓氏，所有同姓的人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家子。在某一个地区，所有人可能无一例外属于同一个宗族；另外，那些在远方城市里的家庭则是他们的本家。在像广东那样人口稠密的地区，所有宗族成员都联合起来，共同管理庞大的宗族祠堂；在祭奠的日子里，他们向数以千计已经死去的祖先的牌位致敬；那些祖先源于同一个远祖。每个宗族都拥有财产、土地和庙宇，还有宗族基金，用来为任何一个有前途的子弟付教育费。他们与那些散居在各地的宗族成员保持联系，刊印精美的族谱，每十年左右，族谱内容都要更新一次，把那些有权分享宗族特权的人的名字写进去。他们有家法，假如有宗族成员犯了国法，而宗族与官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家法甚至可能禁止大家把罪犯交给衙门。在帝制时代，这些半自治的宗族大社区只是在名义上由朝廷治理；朝廷委任的官员走马灯似地更换，他们在这一地区永远是外人；在宗族的领导下，那些乐得逍遥的官吏尽可能少地去参加宗族事务的治理。
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直到19世纪中期，只有贵族家庭和武士家庭被准许使用姓氏。在中国的宗族体系中，姓氏是最基本的要素；没有姓氏或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宗族组织就无从发展。在某些宗族里，族谱就是相当于姓氏的一种东西。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社会才保有族谱，而且他们做记录的方式像“美国革命妇女会”一样，是从目前活着的人往前推，而不是往后推，往后推就可以包括源于某个始祖的所有当代人。这两种记录法很不一样。另外，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忠诚的对象不是一大帮亲戚，而是某个封建领主。那个封建领主是常住当地的主君，这与中国那些短暂派驻的官员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他们的派驻地永远是外人，他不可能有更好的形象。在日本，重要的是这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属于肥前藩。一个人的联系纽带是他所属的藩。
还有一种使宗族制度化的方式，即在神社或圣地，对远祖或族神表示崇拜。对日本老百姓来说，哪怕没有姓氏和族谱，他们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日本，不存在对远祖的祭拜；神社是老百姓朝拜的地方，在那里，所有村民聚集在一起，而不必证明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他们被称为社神的“孩子”，但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神祇的领地上。这样的乡村朝拜者当然相互有联系，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村民都是世代定居，但他们不是由同一个祖先传承下来的内部关系紧密的宗族集团。
对祖先的崇拜是在家里进行的，那是设置于客厅的一个与神社截然不同的神龛，只有六七个刚刚去世的先人受到祭拜。日本各个阶层的人每天都要在神龛前进行祭拜活动。神龛上还供上一些食物，是为新近去世的父母、祖父母和一些近亲准备的，他们依然活在亲属们的记忆里，代替他们的是摆放在神龛里的刻着他们的小像的墓碑。在公墓里，纵然是曾祖父母坟墓上作为标志的文字，也不会重新刻写，甚至是第三代先人的身份状况也会迅速被遗忘。日本的家族联系被削减到几乎与西方一样了，也许与法国的家庭最为接近。
因此，在日本，“孝道”局限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家庭成员之间。“孝道”的含义是：在一个几乎只包括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以及后裔的团体里，一个人要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大户人家可能包括较大的团体，纵然是那样的家族也会分成几条独立的分支，长子以外的儿子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庭。在这种小范围的直系亲属团中，用以规定“各就其位”的规则非常细致。对长者要严格服从，直到他们自行决定隐退。直到今天，某个人哪怕自己的儿子们都成年了，但如果他的父亲还没有隐退，那么，在没有得到他年迈的父亲同意之前，他对任何事情的处理意见都不会得到通过。孩子们哪怕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们都会安排或破坏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吃饭时要首先让他吃，洗澡时要首先让他洗，全家人向他深鞠躬时，他只需点头受礼。在日本，有一则人所皆知的谜语，可以翻译成我们的谜语形式：“为何儿子想要给父母提建议，就如同佛徒想要头顶长头发？”（佛徒的头顶一般都没有头发）答案是：“不管他有多想这么做，门儿都没有。”
“各就其位”不仅意味着辈分的差异，也意味着年龄的不同。当日本人想要表达绝对混乱的局面时，就说那局面“非兄非弟”，就像我们说“非鱼非鸟”；因为对日本人来说，作为兄长的男人应该保持他的个性，就像鱼要待在水里。长子是继承人。旅行家们说过“在日本，长子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获取了负责任的气质。”长子能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父亲的特权。在过去，他的弟弟迟早会成为他的附庸；现在，尤其是在乡镇里，长子往往一如往常地待在家里，而他的弟弟们也许勇往向前，受到更多的教育，有了更高的收入。等级制的老习惯是强大的。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争论中，在关于“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对这种传统的长子特权也有生动的表述。1942年春，关于“共荣圈”这个话题，一个中佐为陆军省辩护说：“日本是它们的大哥，它们都是日本的弟弟。被占领土的居民应该牢记这一事实。如果我们对这些居民表现出过多的关心，那么他们心里会产生滥用日本的好意的倾向，同时对日本的统治产生有害影响。”换句话说，哪些东西对弟弟好，由大哥说了算，他不应该在强制执行时表现出“过多的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