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于漪对这种现象深感忧虑。她说：“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一步步进入怪圈：照理应该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本末倒置，变成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抽去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完全不承认生活的真实，拎出个句子硬要选择，学生当然无所适从。”她指出现在语文教学中的四大弊病：第一，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认识不清楚；第二，烦琐哲学在语文教学中泛滥；第三，严重地脱离实际；第四，语文教学中形而上学盛行。
事实上，中国现在的语文教学较之以历史，是一种退步。朱自清先生在回忆起春晖中学的任教生涯时这样说：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治会而没有自治会。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
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而现在则是：师者，一群技术工人争达标也。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爱学习和会学习。但在高考指挥棒下，语文教师想不功利也难。
20年前成为教师的那天起，山东青岛市一位高中语文教师王泽钊就嫌语文统编教材“课文没几篇有人文价值的”，而有的“简直就是在说谎”！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自编教材给学生授课。他自编的150万字的高中语文教材后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王泽钊的这套教材，出版者最初命名为《新语文——决胜高考》。王泽钊很不满意，要求把“决胜高考”4个字给去掉：“决胜高考，太狭隘了！”他反对把高考当做学习的惟一目标，认为“高考不过是雕虫小技”。
他教的学生高考语文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很多学生视他为“最难忘的老师和最知心的朋友”，甚至有学生说“跟王老师的一年改变了我的一生”。但他从教18年换了4所公办学校，在最后一所公办学校组织的考核中因得票太低险些下岗，最后被领导“出于保护”降格使用。
王泽钊的学生、青岛早报记者刘承智回忆说，高三时，王老师曾用两个晚上的时间给他们讲弗洛伊德：“你们如果要问我，高考考不考这方面内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不会考。你们如果要问我有没有用，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没用，将来可能会有用。”
王泽钊的《新语文》拿在手上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打开来看，有相当多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鲁迅、茅盾、巴金、海明威、罗素、加缪、卡夫卡等现代中外文学大家也都一一在座，许多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也都能从中找到，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小波的《智慧与国学》、梁小斌的《中国，我把你的钥匙丢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雨夜》等。此外，还有往届学生的优秀作文，甚至还有崔健的摇滚歌词《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因为学生喜欢”。
“学生需要有生命的文章，需要高品位的文章，需要有情趣的文章。”王泽钊说，“有报道说我是挑战现行教材，其实我没有挑战它的意思，我只是让它成为我的教材中的一部分。统编教材20多篇课文，很多学生拿到新书一个星期就翻完了，却要用一个学期来学，不是很可笑吗？”
王泽钊上课不拘一格。他带着学生去崂山风景区的水库上过课，暴风雨来临时他招呼学生站到窗户边看乌云怎样翻滚，“看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有没有胡说”。
2000年7月，王泽钊供职的最后一所公办学校实行竞争上岗，由老师之间相互投票，王泽钊得票很低。虽仍然担任高三的语文教师，但降格使用，每月扣奖金20元。“为了人的尊严”，王泽钊愤然辞职。
王泽钊辞职后，他所带的高二学生和家长多次找到学校，要求把王老师请回来。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有32个学生每逢星期天下午，就背着书包到王泽钊兼职的私立学校去补课，追随他整整一年。
王泽钊的“另类”和成都乡村女教师郭莎莎有几分相似。但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王泽钊和郭莎莎只是一两粒发光的金砂，虽让人惊艳，但凭一己之力，最终难撼功利主义之洪流。
王泽钊和郭莎莎身上都具有对于教育最原始的热爱和冲动，这是中国教育最需要传承的，也是最早被遗忘的。
是作文，还是作孽
同样自编教材的，还有“童话大王”郑渊洁。只不过，他的教材没有公开发行，因为那是给儿子的专用教材。
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是在上初中时辍学回家的。“与其让亚旗去受摧残，还不如高高兴兴地让他做点喜欢的事儿。”
郑渊洁给亚旗请了三位老师，教授数理化。郑渊洁自己捉刀上阵，客串语文老师。
在他眼里，中国教育对孩子最大的摧残就是语文教育，而其中尤甚的就是写作文。“写作文最能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可老师却不让他们在写作文时天马行空地想象，只能按照老师制定的框框行文。”
郑渊洁的儿子不愿意写作文，他让郑渊洁为他捉刀代笔写作文。一向对没完没了的家庭作业深恶痛绝的郑渊洁自然不会拒绝儿子的正当要求，于是他大笔一挥给儿子写了一篇自认为属于传世之作的作文。
没想到玩爽了电子游戏后的儿子，审完郑渊洁写的作文后说：“你这作文不行。”郑渊洁大吃一惊，问怎么不行？儿子说：“你这东西在我们老师那儿百分之百通不过。”郑渊洁说：“我不信，你们老师百分之百会说我的这篇作文好。”于是父子两个打了赌，赌注是如果儿子赢了郑渊洁必须真心实意写假条协助儿子罢课一个星期，如果郑渊洁赢了郑渊洁就获得了一年不参加儿子的家长会的权利。结果是儿子赢了，郑渊洁惨败。
老师在郑渊洁的作文上使用红笔只写了11个字：文章怎么可以这么写？重写！
郑渊洁面对自己的神来之笔被儿子的老师宣判死刑，感慨万千地说：“我今天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作家了，就因为我有幸在已经会查字典的小学四年级时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从此失学导致因祸得福没有惨遭语文教学的摧残。假设我一路上下来，多强的作家坯子也得被扼杀了，真后怕呀！ ”
1999年出版的《黄冈考王》的语文高考参考书中收录了1998年高考中打了满分的一篇作文，全文如下：
战胜脆弱
冬雨中，我的车子孤零零地静默着，前面没有车篓，后面没有座。“爸，给我的车装个篓，还有座……”一个声音，伴着风雨声，远远地传来，我的泪，又涌上来了，爸不会给我做这些事情了，我的车子，将永远地空着，空着……
心情空落落的，我吃力地蹬着车。风雨抽打着我的脸，哦，风雨声，是否淹没了父亲远离的脚步声？我追赶着…… 当我浑身冰冷地走进家门，母亲正端上热气腾腾的饭，望着母亲的泪眼，我垂下了头。“妈，我……不想上学了。”我啜泣着。“什么？”母亲吃了一惊，看着我，手举起来，又沉重地垂下。“妈，对不起，自从父亲去世，我觉得干什么都没意义，上学还有什么意思！我本来和父亲讲好了，他要送我上大学，他答应的！”我扑到母亲怀里，痛哭起来，积聚多日的沉痛、失望……都泻出来。
“孩子，我们要坚强些。”母亲抚着我的头说，“还有我呢，咱们俩要好好过，看，我给你买了车篓和车架，装好了，你好好上学，以后我送你上大学！”我点了点头。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就这么脆弱下去吗？”我在心里大声地问，“不！”回答我的是父亲的声音。我眼前又浮现出父亲送我上学、在我灰心的时候给我鼓励的情景：“别着急，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他的话还在我耳畔，我怎么可以这么软弱地放弃？！
生活中的苦难是灾难，也是财富，要想把它变为财富，你必须战胜脆弱！我深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时时鞭策那个脆弱的我，我必须战胜脆弱，勇敢地面对生活。
于是，我赶走所有的失意与彷徨，沿着自己的路，坚定地走下去，我又开始继续写作，又开始赶不及格的数学……
当我告诉母亲我的《守卫母亲》发表了，我的数学进步了，我要报考大学……我看见她开心地笑了，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已成了支撑生活的另一棵大树，坚韧而又坚强。
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一题目，当年参加高考的众多考生不约而同地编出了“父母双亡”的故事，而实际的一项调查表明，那一年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考生父母遭遇不幸。这一值得庆幸的调查结果却暗示了另一个不幸：为了写出符合考官标准的“美文”，拿到高分考上大学，众多学生不惜编造了父母的死亡。不知那些盼儿盼女上大学的为人父母者，闻此事有何感想？
历年来，中国的学生在作文前要做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猜主考意图以便“扣题”，而“跑题”是肯定不及格的，哪怕你的文字再好也无济于事。
一个中学生说，学校的老师是这样教他们的：以后再遇到像“责任”之类的作文，就按照“谈谈孔繁森，批判王宝森，想到钱学森，联系中学生”的程式来写。
而阅卷老师给这样的作文打满分，也仅仅是因为它符合预先设好的意向或套路。
《成都日报》载，第二届“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写作征文大赛”暴露了一箩筐少年作家的问题：错别字连篇，文风华而不实，模仿韩寒……
评委余秋雨说，一些“少年作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自大、自傲、自负令人惊讶，与社会的格格不入，对人际关系的淡漠刻薄与这些娃娃们年纪不相符。此次大赛大多数学生作文感慨多于叙述，文风华而不实。
比赛评委之一、《美文》杂志少年版编辑部负责人王朝阳介绍，从征文的情况看，当代中学生知识结构片面，对知识掌握得残缺不全。
这种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来源比较少，主要的获取方式是看卡通片；看国外的童话和科幻片，这些作品还是多年以前的，接受知识明显滞后；另外有一些知识来自零星的报刊报道。
第二，引用名人名言非常单调，如《敬畏自然》一文，不少学生引用的都是康德的同一句话，似乎没有读过康德的原文，都是转引的。
第三，当代中学生中基本没有“四大名著”的概念，其中有一篇《敬畏自然》，讲的是花果山恶性开发之后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故事，是本次大奖赛8万件作品中唯一涉及《西游记》的作品。
第四，在8万件作品中，学生的引用以古典诗词、外国童话、鲁迅作品居多，居然找不到一句引用了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中学生对当代作家作品的阅读是脱节的，而不是同步；当代作家的作品似乎无法引起当代中学生的关注。这是当代中学生出了问题，还是当代的作家出了问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直言不讳：“我们做过调查，全国因为喜欢读书而上学的中小学生只占极少数。现在的学校教育中有不少东西是很毁人的，孩子疲倦而去，疲倦而归。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的学习理念，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韩寒宣称，他的辍学著书，是因他反感大多数教师，反感他们动辄请家长，“请家长无异揍人”，与其压抑在“揍人”的环境中，不如早早离开。
成都，辍学在家的古立坤，每天都从早上８点工作到晚上８点，不断地写作。而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则是作品的“第一读者”。
古隆媛，古立坤的母亲，现年48岁，某新闻单位记者，与女儿相依为命，互相影响甚深。
古隆媛说：“我没那么高的愿望。生古立坤时，我36岁了，只盼着孩子健康就行。古立坤原来集体荣誉感很强，三年级时还参加了班长竞选。可后来她慢慢变得不合群了，不喜欢上学，不喜欢每篇课文都要背诵默写，甚至连标点也不能错。我当时准备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可走到半路上，我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充分尊重女儿的感觉。后来孩子不想背课文时，我就以家长的身份给她签字，拿到学校交给老师。因为我认为应试教育扼杀儿童的天性和个性，没有必要墨守成规。”
刚满13岁的邹琳虽不如韩寒、郭敬明一般星光耀目，但也是一个足以令人瞠目的文学怪才了。10岁时邹琳在江苏《少年文艺》发表童话小说《露茜梦游奇遇记》；11岁时，她获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其间，她又连获由《中华读书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学生性情作文（网络）大赛”二等奖，“中国少年作家杯”作文比赛二等奖。2002年11月、12月，邹琳创作的两部长篇武侠小说《踏莎行》和《少年英侠》又先后由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明窗出版社出版，而这两部作品分别创作于邹琳11岁的寒假和12岁的暑假。
尽管个人的成长道路和生活环境不同，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在年纪轻轻时，就开始在文字写作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
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感叹：“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在接受刻板的语文教育，分析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把本该生动活泼的语文课搞得索然无味。”严家炎认为，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注意了如何生动活泼，如何引人入胜，那就会有更多的学生在文学写作上露出惊人的才华。
背景提示
2003年4月17日的《南方周末》报道，由于不适应海外留学生和职业经理人严格的财务制度、与当地文化较量失败、志愿者畏难和内耗、内斗等原因，历时近4年的由志愿者组成的旨在为农村教育发展探索一种新模式的安徽省利辛县复兴学校归于失败，最后一批志愿者在黯然中离开。
但这所慈善学校的第一个志愿者也是创办者之一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殷永纯，至今仍在安徽农村，和复兴学校第一批的另外5名志愿者一道，继续他们所钟爱的农村教育事业。
“记住我们的教训，留给后来人。”这是复兴学校也是今天的复新学校第一批志愿者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