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老师为了提高升学率，不顾学生的感受，强压于学生头上各种资料，让学生节假日补课，不是采取积极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是制定出各种“残忍”的规章制度而迫使学生学习。如贵州省电建二公司子弟学校一英语老师考试前要求全班38个学生写保证，保证书上写清期中考试考多少分，如成绩达不到自己规定的标准，每差一分处以十元罚款。考试成绩出来后，李东方，桂猛，甘星江三个同学的考分分别是50.5分，36分，40分，距自己预定的分数分别差14.5分，24分，25分。按保证三人分别交罚款145元，240元，250元，但因交不出罚款又不敢对父亲说，三人一起外出打工途中，李东风发生车祸，造成全身多处骨折。
多么惨痛的教训！难道分数竟真的那么重要吗？分数能衡量一个人的一切吗？
上大学，如今已基本成为父母、教师及学生们全力以赴奋斗的目标。在这种一味强调学习好比什么都重要的环境中，孩子们在师长的重重“关爱“下，大多成了学习的“巨人“，生活的“矮子“。不少学生由于缺少锻炼加劳动能力的培养，近视眼的多，失眠的多，肥胖的多。
学生在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旦他们离开师长的保护进入大学独立生活时，对生活、交往等方面涌现的新问题往往不知所措，并由此引发出心理疾病。
北京、江苏、江西、山东、广东、上海等省市的一些高校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状况跟踪调查表明，大学生中有抑郁、焦虑、社会恐惧、自卑、过分依赖、神经衰弱等心理疾病的人数要高于一般的社会青年，这说明大学生是心理障碍高发人群。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对清华毕业班学生所做的研究表明，约有60%的学生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而且大部分学生对压力的处理没有信心。江西省仅2003年1月至10月，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导致的恶性事件是2000年的3倍。这些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形势是严峻的，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他们学业的顺利完成。
只重视传授应试的书本知识、应试的技能、应试的能力，无视学生的个性特点、个别差异和身心发展的内在要求。应试教育造成的后果是：应试教育强化训练强度，强迫学生读死书，造成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导致学生学习水平严重分化，差生面扩大；引发学生恐学、厌学、逃学、辍学；造成师生关系紧张。应试教育用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大容量、高密度地向学生灌输知识，教师苦教，学生苦学，阻碍教学方法的改革；影响教师素质的提高。
四、教育目标不是以就业为取向，而是以获取知识和文凭为取向。
中国的教育不给孩子非常明确的就业目标取向，而扯什么知识、理想、文凭。知识、理想、文凭都是宝贵的文明价值，但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学生在现实社会中获得就业能力，取得谋生手段。就业是生存之本。一个学生如果在社会上无法谋生，即使拥有高学历又有什么用？相反，如果他生存得很好，文凭又有什么用？
在瑞士这个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百分之七十的初中生毕业以后不上高中再上大学，而是直接进入职业高中，学习做手表、做军刀、做皮鞋。瑞士是一个以技术为最高价值的国家，职业高中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就能享受美好的生活，不需要再去上大学。
与中国的教育目标以获取知识和文凭为取向相反，美国的教育目标是以就业为取向。在未来职业的选择上，美国的一些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美国很多学校都要经常举办“择业日”，请各界人士（包括一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到学校里来，给学生介绍自己的职业，如律师、拍卖师、汽车推销员、警察、消防员、运动员、新闻记者、作家、企业家、技术员、会计师、药剂师等等。“择业日”给孩子带来的并不是了解各行各业的工作能有多少收入，而是每一个职业的特点，以及大人们是怎样通过自己的职业在社会上立足的。这样一来，孩子们的眼界就绝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文科”、“理科”两个截然分开的社会，而是更为丰富多彩；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也更为理性，更为多元化。你可以选择当总统、当老板，也可以选择当饲养员，当然也可以考虑开货车，打球，当推销员，当美发师，甚至去当家庭妇女。没有人会讥笑你“胸无大志”，更没有学校会有意去把各个职业分出高低优劣，他们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的自主选择。
而与之相应的，是学校里的“职业兴趣分析”。在进高中之前，学校为学生进行“职业兴趣分析”，帮助学生在“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之间进行评估，将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建造一座稳固的桥梁。此外，把每年的4月22日设立为“带孩子上班日”，员工们可以在这一天将自己6岁到16岁的孩子带到单位上班，以便让孩子知道自己父母是如何工作的，是如何以自己的工作在社会上生存的。
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很小就对各种行业有所了解，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规划，在进入社会后不至于无所适从，而是胸有成竹地“各就各位”。
再看看中国的教育，孩子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的知识，大多是在真实生活中用不着的，而生活中真正需要学习的，却没有人教给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得到好的教育和好的成绩并不能确保成功。实际上有许多成功人士在获得大学学位前就离开了学校，这些人中有通用电气公司的创始人托马斯·爱迪生、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CNN的创始人泰德·特纳、戴尔计算机公司的创始人米歇尔·戴尔、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斯蒂夹·吉布斯等。
2001年美国耶鲁大学300周年校庆。这所在美国独立前已开办的世界顶级名校，在校庆典礼上请一位极端反对派作演讲。他就是当年被耶鲁大学开除、现在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的行政总裁、世界第四富人艾里森。
艾里森说：“……所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师生都自以为是成功者，其实你们全是失败者。因为你们自以为是在有过比尔·盖茨等优秀学生的大学读书为荣，但比尔·盖茨本人却并不以在哈佛读过书为荣。当今世界众多最优秀的人才不但不以哈佛、耶鲁为荣，而且坚决地舍弃这种荣耀。世界第一富比尔·盖茨中途在哈佛退学；世界第二富保尔·艾伦，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世界第四富，就是我本人，艾里森，当年被耶鲁开除；世界第八富戴尔，只读过一年大学。微软总裁斯蒂夫·鲍尔默在财富榜上大概排十名左右。他与比尔·盖茨是同学，为什么两人的成就差那么一点呢？因为他读了一年研究生才恋恋不舍地退学。不过，在座的各位也不要太难过，你们还是很有希望的。你们的希望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你们终于赢得了为我们这些人——退学者、未读大学者、被开除者——打工的机会“
听了艾里森的演讲，你有何感想？当一个社会只把学习成绩和学历来作为“成功”的标准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一定是被颠覆的。因为学习本身只是为今后的成功打下某种基础而已，但与成功本身毫无关系。一个在高考中数学考了144分的人并不能证明他今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数学家；同时，一个在高考中语文考了130分的人同时证明不了他今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与此同时，即便是以各省市状元身份考入北大、清华的又能证明什么呢？大家想想看，被我们媒体一直猛炒的北大、清华的历届状元们，有几个日后成为大科学家、大作家以及大发明家抑或是大企业家的？
社会给了我们文凭的势利眼，我们就用这个文凭的势利眼来看待自己的前途。文凭诚可贵，能力更来钱。李嘉诚好像只有小学文凭。毛主席也没有上过大学哩。钻进文凭这个牛角尖里的人，只会死在文凭的死角里。
看一看知名财经杂志《福布斯》颁布的2003世界富豪排行榜，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是哈佛大学的辍学生，拥有资产407亿美元；第四富豪保罗·艾伦是华盛顿大学的辍学生，个人资产201亿美元；第六富豪拉瑞·艾里森是伊利诺伊大学辍学生，个人资产166亿美元。
再看看《福布斯》2003中国大陆100富豪中的几位：排名第五的陈丽华个人资产5.6亿美元，高中学历；排名第六的叶立培资产达5.4亿美元，学历中专；排名第十一的周正毅，资产3.2亿美元，小学毕业；排名第十二的左宗申初中毕业，资产3亿美元……
看看中国当前的现象，博士硕士给中小学学历毕业的人当高级打工仔比比皆是。在浙江，很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学历都不高，甚至是小学毕业文化，但他们的企业依然蒸蒸日上。有时候他们的创业故事会引起人们对教育的怀疑。家财6亿人民币的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沈爱琴，初中学历；身价5.5亿人民币的宁波金轮集团总裁陆汉振，高中毕业；赫赫有名的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与德力西董事局主席胡成中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这些人手下不乏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
假如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传授书本知识这样一个浅层次上，假如我们还沦陷在一种对考试状元的顶礼膜拜中，那实在是太可悲了！当一个民族都来哄抢一本文凭并视其为成功的时候，我们所丢失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应有的道德感和教养，更是失去了人之为本的东西。
阳光教授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刘金华告诉我们，一位女大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是学习尖子，大学毕业后又被保送读研，老师和家长都对她寄予了厚望。即将毕业时，开始找工作的她却几次碰壁，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变得不愿意与同学交流。后来，她竟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巧克力之父弗斯·贝里一生几乎没进学校读过书，然而凭着灵活的头脑，他经营的乔治王巧克力公司，资产达98亿美元，在同行业名列世界第一。
2003年，乔治王公司获准登陆中国。消息一经发布，该公司在美国的总部信箱，就收到来自中国的400多份自荐信，它们大多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发去的，他们要求进入中国分公司工作。
弗斯·贝里获知此事，非常高兴，可是在他阅读了这些信件后，却犹豫起来，因为在这400多份自荐信中，有300多人的学习成绩每科都在90分以上，并且有80%以上的学生曾担任过学生干部，从老师给他们写的评语看，每个学生的在校表现也都是尽善尽美的。
弗斯·贝里读完自荐信，没有对自荐者的诚信产生怀疑，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中国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中国学生无论在哪个国家读书，成绩好都是出了名的。不过，他觉得仅凭这些还不能确定谁有资格进入他的公司。他想，要在这些好学生中选一位适合自己公司的人，还必须测试点其他的东西，于是一份别具一格的问卷，被以回执的形式发回自荐者的信箱。
回执是这样写的：请你用一句最简洁的话，回答下面四位著名人士到底在说些什么？
1、1954年4月2日，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建校100周年，邀请爱因斯坦回母校演讲，爱因斯坦在演讲中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学习成绩中等，按学校的标准，我算不上是个好学生，不过后来我发现，能忘掉在学校的东西，剩下的才是教育。
2、1984年10月6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回母校清华大学演讲，在接受学生的提问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据我所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90多位物理学家中，还没有一位在学校里经常考第一，经常考倒数第一的，倒有几位。
3、1999年3月21日，比尔·盖茨应邀回母校哈佛大学参加募捐会，在记者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学习、拿到哈佛的毕业证书时，盖茨向那位记者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4、2001年5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返回母校耶鲁大学，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由于当年他成绩平平，在被问到现在接受这项荣誉作何感想时，他说，对那些取得优异成绩的毕业生，我说“干得好“；对那些成绩较差的毕业生，我说“你可以去当总统“。
接到回执的400多名同学，均发回自己的答案。2003年3月10日，乔治王巧克力公司中国分公司在北京开业，有一位学生被通知参加开业庆典，他是这么回答的：学校里有高分低分之分，但校门外没有，校门外总是把校门里的一切打乱重排。
《北京文学》2002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我读了好几遍，为这位母亲的独特教育方法和执着的信念所感动。这篇报告文学说的是：北京一家杂志的资深记者曲兰由于非常热爱本职工作，以致忽视了对儿子的关心和教育，后来因儿子令人头痛的学习成绩而导致离婚，离婚的痛楚促使她转而全身心投向儿子的学习，母子俩疲惫不堪痛苦不堪但得不偿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儿子最终却只考上了中专。万般无奈的母亲只得教儿子学电脑，不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化教育却让原本顽劣的儿子插上腾飞的翅膀：儿子不但因不屑于中专文凭毅然中途退学，有一天竟然还走上大学讲台给学历和年龄都高于自己的大学生讲课。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年仅18岁的儿子因闯过了微软认证考试中难度最高的两项国际性考试而一跃成为令人羡慕的“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
黎巴嫩诗人纪伯仑曾说：“如父母是张弓，孩子就是搭在弓上的箭”我认为这句话说得非常形象生动，诚然，孩子将来的成就如何，“射”向哪里，毫无疑问取决于父母这张“弓”的影响。愿我们的家长向曲兰学习，做一张合格的“弓”，把你们的孩子从分数重压下解救出来，让你们的孩子从文凭的死胡同里走出来，培养他们独立生存与竞争的能力，使他们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上立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