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说法不知是否可信，萧红写《呼兰河传》是受了端木的启发，从时间上看，确实是《科尔沁旗草原》在先的。也许端木常跟萧红聊起，关于这篇小说的构思、风格，关于他的家乡，他的童年，他对这一切的思念……无论如何，萧红又开始写了，这已是1940年了。
1940年1月，劫后余生的端木夫妇来到了香港。此时，张爱玲已在香港待了两年，是港大英文系一名品学兼优的二年级学生，照样很沉默的，对这世界采取一种局外人的冷眼旁现的态度。这是中国两位天才文学女性的第二次交接：在同一个时间段，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
萧红在香港住了将近两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这两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可以说，没有《呼兰河传》，萧红将不成为萧红；有了《呼兰河传》，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就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最闪亮的地方之一。
也可以说，萧红从十九岁离家出走，漂泊十年，逛遍大半个中国，中间历经饥寒、战争、逃难、逃婚、生育、和男人的伤心事，身体的衰败、内心的动荡……为的就是写这样一部小说，写这一部安稳的、平静的、温暖的、跟她的传奇经历绝无关系、事实上又有绝大关系的小说。
我的意思是，萧红若没有离开故乡——故乡本来就是用来离开的——她就不会去写《呼兰河传》；她若没有后来的坎坷和不幸，《呼兰河传》就不会写得这样有感情，虽然她并不愿为了写得有感情而去经历那些坎坷和不幸。
总而言之，1940年赴港后的萧红，借得短暂安宁——日本人还未打进来——她开始了《呼兰河传》的创作。我能够想象，写这部作品时，她一定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她抬眼看向窗外的时候，不知她是否意识到，她是来到几千里外的香港，才想起自己也有故乡；身患重病（她得了肺结核，也许常担心自己就要死了），才跟童年有了亲近；回望自己这一生，她所受到的伤害，才知道祖父是这世上唯一对她好的人……她这个时候，整个就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某种意义上，她终生都活在童年里，从来就不曾离开过。
我揣摩萧红的写作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她差不多是一气呵成式的写作，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就是心中有的，她就写出来，心中没有，她就不写了。她的语言虽好，却很少讲究，一看便知是喷薄而出的——喷薄而出的作品，大多气血充足，气脉贯通，语言上却粗鄙简陋，不忍卒读。
萧红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她的文字，细观没一字是出彩的，她不肯在字句上做任何的推敲停留，但几段读下来，那个意思便有了，她想表达的便呼之欲出了，甚至超过了她能表达的……这个人对语言的运用是天生的，她的文字是有魔力的。
她写文章就像说话，很口语化的，非常自由，有她自己的调门，颠来倒去，叽叽呱呱，却是怎么说都成文章；她大概有些古典文学的素养，但未必太多，而且看不出师承，却创造了今天“口语化”写作的先例——不知可否这样说？
而张爱玲正好相反，她自己也承认，她写文章慢而吃力；她熟读诗书，有深厚的中外文学的基底，她是在做足了童子功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的，有太多的约束，一落笔就想到了前人的影子，然而她却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因为讲究，就整体的作品而论，她的成品率大于萧红，少数篇目甚至是字字珠玑，有些字词的应用简直是神来之笔；她也是自由的，只是在百般约束之下获得了自由；她的写作有点像跳芭蕾，捆着，绑着，脚尖踮起来，一圈，二圈，十圈，二十圈……就这么一直跳下去，达到了她这一行的极限。她和萧红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跳芭蕾的，一个是跳自由舞的。
很多年前，我对她们作过比较，我曾经以为，萧红的文字是可能的，张爱玲的文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张更具有天才性。然而我现在推翻了这说法，这两人的文字都是不可能的，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写作者穷一生之力也难以企及的，因为她们不是在用力，她们是在耗自己的气血和生命！
1941年10月，萧红入住玛丽医院，确诊是肺结核，一个月以后，因经济拮据返家养病。
1942年1月，香港沦陷。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临死前，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
这个别人她是看不见了：她死后不久，张爱玲即返回上海——萧红生活了两年的、发表成名作的地方；一年以后的1943年春天，张爱玲正式登上文坛，发表了以香港——萧红写出了代表作的葬身之地——为背景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从此光芒耀眼。
巧合乎？天意乎？中国文学的这一对双璧，这两个城市？
算了吧
这是卡夫卡的一篇随笔，只有几百字，我把它摘抄下来，然后说自己的话。
清晨，街道清洁而空旷，我正赶往火车站。我与塔楼上的大钟对了一下表，发现时间比我想象得要晚得多。这个发现使我惊慌，以至于我快要迷路了，因为我对这个城市还不太熟悉。幸好附近有个警察，我走近他。他微笑着说：“你想问我该怎么走？”我说：“是的，因为我找不到路了。”他说：“你还是算了吧，算了吧。”他说着一个急转身就走了，就像那些想独自发笑的人们一样。
这段文字让我着迷。就像一切好的事物，我知道它是好的，可是说不出来，也无法做具体的分析。我不是职业评论家，面对任何文字都可以滔滔不绝。
我只是一遍遍地看着，一个字也不漏过，以期从它的语感里再发现一些新东西。差不多快能背诵了，我抬起头来，静默了。
一切好的事物，都让我感到言语和解释是那样的无力。在那出其不意的一瞬间，那个警察突然一个急转身，他说：算了吧，我看还是算了吧。他差不多要捂着嘴笑了。
卡夫卡要告诉我们什么？荒凉，困境，城堡式的寓言……我不喜欢这解释。我只是看见了一幅图景：清晨，街道，人迹稀少，空气清凉得有点刺鼻，一个慌张的行人，他迷路了；警察在路边巡逻，也许他是个高大结实的中年汉子，有着欧洲人常见的啤酒肚和络腮胡，腰带上挂着手枪和警棍，那天清晨他有些无聊。
他知道通往火车站的路，可是他不想说。他说：你还是算了吧，算了吧。他转过身去，就像一个幽默。
如此简单的场景，也生动。打动我的，是在场景之外，有一种完全不合逻辑、莫名其妙的东西，让我们稍稍有些吃惊。警察一个转身，一切戛然而止。
就是我们熟悉的卡夫卡，简单的几个字，制造了一个神秘、无从解释的氛围。“现代性”这个词，在卡夫卡笔下，是如此生动、微妙，那拐弯抹角的地方，一举手，一投足，自己不能控制的莫名其妙的小动作……我们沉迷于其中，为它们所困扰，嘈杂微小的思绪和烦恼，一天天地长大，大于人。
戏剧性，大喜大悲，激烈的情感冲突，生与死……我们只会在托尔斯泰式的古典作品里才能找到。可是卡夫卡描述的是街景，片断式的、没头没尾。我读卡氏的小说，即便是长篇，也是把它分解成碎片来读；随便拈来一段，读下去，就会遇见我熟悉的场景和情绪，我完全能够懂得，那里的喜悦不成为喜悦，那里的悲哀也不是悲哀。
一切都是混沌的，不明朗，让人想起阴天，家家户户的门窗都开着。人坐在屋子里，太平地说着话，可是无端地感到紧张，受压抑，忘了自己在说些什么，可是笑着，也忘了自己是为什么笑的，有一种汗渍淋漓、气喘吁吁的感觉。
卡氏小说是恐怖的，那里头没有凶杀和碎尸，我看见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场景。人在阳光底下走着，笑着，说着话；即便在夜晚，也没有蒙面大盗出现。这是个太平的世界，我们活着，勉为其难。
卡夫卡的恐怖是骨子里的，只有现代人才能懂：那发生在人和人之间，貌似漫不经心的谈话和审问，突然间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推开一扇扇门，可是里面没有人；父亲说着话，突然跳到床上，完全是无意识的，他生气了，他对儿子说，你去死吧——轻轻地说着这话，可是很威严。
我不以为卡氏的小说是荒诞的，于我，它很真实，真实到不能解释的地步。那暧昧的父子关系，狂热的献身精神，对某种力量的绝对服从……全是在一转念之间。就像警察对问路人说：算了吧，你还是算了吧。他轻轻转过身去，想独自发笑——全是在一转念之间，它存在着，极偶然地成了现实。
波尔多开出的列车
杜拉斯写过一篇散文，叫《波尔多开出的列车》，很短，大约两千字不到。讲的是在1930年，她和母亲、两个哥哥，从西贡乘夜车回法国，列车是从波尔多开出的。那一年，杜拉斯十六岁，和她的中国情人已经分手了。他们一家人坐在三等车的一个包厢里，包厢里可以坐八个人，除了杜拉斯一家，还坐了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大约三十岁。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起先他们是在聊天，那个男人问起她的家庭情况，于是杜拉斯就跟他讲起殖民地的生活——下雨，炎热，游廊，与法国的不同之处，去森林远足，甚至她还要通过一年的学士考试……无非是火车上成了惯例的那种谈话。
后来，他们发现所有人都睡了，她的母亲、哥哥，以及车厢里的另外两三个人。所有人都睡着了，这时候，就只剩下了那个男人，和杜拉斯自己，他们在谈话。
“就这样，突然一下，开始了，就在同一时刻，转眼之间，千真万确，而且方式很粗野。在这个时候，这类事是决不说的，特别是在那种场合，这一来我们就不可能再谈话了。彼此也不可能再看谁。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被击倒了。”
这是典型的杜拉斯式的语言，很简约，又很女性，字与字之间有着无限的张力，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一个初读杜拉斯的读者，大抵是要迷惑的。其实杜拉斯说的是性，或者说，是一次偶然的性经历。很简单，她和这个萍水相逢的男人，用中国古代色情小说里的话来说，已经“入港”了。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这件事对于杜拉斯来说，算不得一件大事情，因为她已经十六岁了。在十六岁以前，她遇见了她的中国情人，瘦削、富有、黄皮肤，一个优雅得有点病态的青年，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的老家在抚顺，他的钱多得即使是白种人也瞠目结舌。
那几乎是经典的一幕，所有读过杜拉斯小说的读者，都能记得那一幕：在湄公河边，一个白人少女，才十五岁，她站在轮渡上，她穿着高跟鞋，她母亲改制的旧衣裳，也许她还擦了胭脂和口红。总之，她是那样的一个女孩子，身体已经发育好了，她常往街上跑，希望引起所有人，尤其是男人的注意。
那个中国男人呢，当时也经过轮渡边，他开着车，也许是白色的，他穿着白色的西服，打着领带，他站在阳光底下，眯缝着眼睛，样子有些迷茫。那天他刚好经过湄公河边，因为无聊，他是那样一个无所事事的阔公子。他再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出现，造就了一篇能够进入法国文学史的小说。
我们说，杜拉斯的生活是从这一天才开始的，这一天，她遇见了那个中国男人。在遇到他以前，她还是个处女，遇见他以后，她成了女人。她和他在夏日的中午做爱，关于做爱的过程，杜拉斯有过相当冗长的描述，她用她那支离破碎的语言，把一个纯粹肉欲的故事，说得那样有感情，美丽，催人泪下。
性在杜拉斯的小说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几乎成了她的母题，和死亡、绝望一起，构成了扑朔迷离的小说元素。杜拉斯的小说，我承认是好的；即便撇开文学性，她的小说也是独特的，引人入胜的。读她的文字，我常常爱不释卷。那流淌的、散发着芳香的语言，短句子，一波三折，带我们进入小说曲径通幽的深处。（某种程度上，这也许应归功译者王道乾）
应该说，她是个很优秀的作家，什么都具备了，感觉、才华、语言、小说的品质……没什么可挑剔的。较之于其他优秀作家本色、朴素的叙述，她丰华的文字外壳也很容易让人眩目、喜爱。
我不知道症结到底出在哪里。撇开个人情感来谈杜拉斯的小说，我承认它好，但我不热爱。那里头没有我敏感的东西。有一次和朋友讨论着，她也说：是的，不敏感；好是好，但它与我没有关系。
我笑了起来，完全能够明白。这就好比爱情和男女，我们所遇到的某些异性，好是好的，具有华美的外表和内壳，优雅、风趣、富有，可注定是要失之交臂的，也从不觉得惋惜，因为不爱。我们会说，没有道理可解释的，只是不敏感，注定是没有关系的。
又像是一个女人，质地优良，可是因为长得美，也稍稍让人感到怀疑，无缘故地心生不满和遗憾。我们会想，她完全可以低调平淡一些的，那样的美质，用朴素无为表达就足够了。
我喜欢美，但讨厌唯美。杜拉斯于我，症结是否就在这里呢？再者，小说是叙述的艺术，它是接近日常生活的，平视的，反“诗化”的；小说语言需要精简，修饰，但不可以拔高。也许小说并没有太多的规则，许多小说的叙述基调也不一致，然而我喜欢的作家，尽管他们风格各异，我还是能从他们的叙述里找到相通的地方，比如海明威、卡夫卡、福楼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