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中国佛教的每一步发展都与中国禅学的发展紧密关联。而且，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发生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几个发展阶段，又无不以禅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而得到具体反映。
很难用一句或几句话来概括我们所要探讨的“禅”的内容、性质和特点。因为这里所谓的“禅”，不是单指本义上的“禅那”，或者某个时期的禅系、禅法，或者以禅命宗的禅宗，而是包含了以上的全部内容。因此，我们又统称之为禅学思想。而中国禅学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规定及其内容，所藉以表现思想的形式也是多样性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佛教自身理论的不断发展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但其中始终受到一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之一的老庄学说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老庄学说之所以称得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就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其强大和广泛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换句话说，由于老庄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且多呈多样性和矛盾性，所以它就为所有欲与之并谈且构成特定关系的对象提供了多层次选择的可能，以及广阔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其自身思想的发展是这样，在与外来思想的结合中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老庄”，并非仅指老庄本人的思想，而是涵盖着曾与它发生过这样或那样关系的有关思想。而事实上，禅与老庄的关系，有不少就是通过改造和发展老庄思想而得到反映的。以上所有情况表明，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发展中去探讨和把握禅与老庄的关系问题。
佛教传入中土初期，老庄思想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早期中国佛教的每一步发展，都与这种正处于发展变化的老庄思想息息相关。例如，东汉人就是以那种老庄思想之变形的“黄老道”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的。结果把佛教视为黄老道术的一种。
降至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的盛隆，老庄学说也抹去了汉代涂在其脸上的道术油彩，重新穿上自然主义的外衣而走向前台。而与此结合的中国禅学，也随着般若学的兴盛而改换了新装。于是，老庄与禅的关系，通过玄学与般若学的中介和桥梁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和新的发展时期。
在整体上展开禅与老庄相互融通关系的，那是由作为宗门禅的禅宗来实现的。无论是达摩系的楞伽禅，还是慧能禅宗，以及在慧能禅的基础上演化出的后期禅宗，他们都把心性的问题作为其宗门之根本法要。并且以此去会通老庄的天人之学。更为重要的是，当中国禅学进入了禅宗发展时期，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大乘佛教空有二宗的思想已日臻完善。这就为禅宗首先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去会通老庄思想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为，没有佛教禅学真义的揭示，就不可能完成禅学老庄化的任务。在此以前，老庄或是在完全改变了性质的宗教层面上与禅发生着关系，或只在部分问题上与禅发生着关系。其主要原因，盖出于禅本身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因而不足以在整体上承担起会通老庄思想的任务。
当然，禅宗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其发展的不同时期，与老庄的天人之学的展开程度当然是有区别的。具体言之，达摩系禅学思想，更多地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去融合老庄的天人之学。慧能禅学思想，更多地注重在思想内容上自然地透露出老庄天人之学的精义。因此说，在深层结构上，在本来面目的意味上去积极做着融会贯通禅与老庄的工作，进而使禅中国化的，当推慧能禅。至于慧能禅的后期禅宗更是在本来具有的意义上体现出禅与老庄的契合。并且在“自然”范畴的统摄下，终于把老庄的天人之学与禅宗的心性之学聚会到“自然”这面旗帜下。然而，无论是慧能禅宗，还是后期禅宗，都是在扬弃的意义上去实现禅与老庄结合的目标。这种结合不是完全的冥合。在一定程度上说，禅学的老庄化进程，是随着后期禅宗对老庄思想的升华而宣告最后完成的。在佛教中国化的漫长岁月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之一的老庄思想自始至终在起着助化和推动作用。本书以禅与老庄关系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 系统地探讨了禅与老庄在本体论、 思维方法、 民族心理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具体考察了老庄与禅宗渊源、 互补及互用诸重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佛教禅学的思想特质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足以体现禅与老庄思维模式、 思想特色的“我佛一体”之禅境与“天人合一”之道境，始终是本书阐释的重点。对楞伽禅、丰盛能禅及后期禅宗与老庄思想之不同关系，作者亦有精当论述与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