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说说society。尽管中文的“社会”一词在英文中的对应词是society，但society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中文中的“社会”这个概念。在拉丁语中，"societas"一词是协会、结社、联盟、社团的意思，从哲学上来看这一点，这种“社团实体”是可以经验到的“实体性”的；这也不完全等同于近代的"society"，因为近代的"society"不仅可以指认协会、结社、联盟、社团，而且还可以指认由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所型构的现代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它不是可以直观的实体，而只能通过抽象的思维来把握，因此现代的“社会”这个概念一直困惑于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社会”这一概念在20世纪被引入中国，今天的人们广泛地使用社会这一概念，但却很少意识到西方的“社会”——society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不同，所以严复在翻译西方社会学时将之称为“群学”，这应该是社会学研究中需要自觉和思考的一个前提。
与"civilis"一样，"society"也是负载了许多西方的文化政治内涵。首先，它是指西方所特有的共同体的含义，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欧洲的自然法传统中有深厚的“共同体观念”，在马克思那里被指认为“公社”（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设想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与这一古老共同体观念具有亲属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毛主席所倡导的人民公社与共同体这一观念是否有关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是society的原意，也是它最关键的内涵。除此之外，由于这个词语的广泛应用，它还有其他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也指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所塑造的、异质于共同体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一种抽象的、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作为抽象的大规模社会，则一直困惑于社会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即总体性层面上的“社会”是否存在成为一个问题。），如腾尼斯所说的“共同体与社会”中的社会则是一种与共同体相异质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其宏观层面上的内涵。二是在微观上，它也可以指具体而微的社会构成要素，如社团、社群，这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体，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构成公共领域的各种微观组织，以及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中的行业协会就包含这些内涵。这在中国人的眼里往往等同于派系、小集体、各种组织等，所以当中国人诉诸市民社会时，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各种组织、派系之间的斗争与联合的问题。
总而言之，英语世界中的“civil”表征了启蒙主义精神所内含的现代社会化进程所造就的文明，而在society所指认的共同体观念中，包含了对现代社会建构的一种期许，它们共同构成了启蒙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因此在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civilis societas这个拉丁文语境中的内涵成了自然法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社会”，并为近代政治哲学家们所援引，成为构建资产阶级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自利的“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市民社会在德语中写作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德语语境中，这个单词既有“市民社会”又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意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者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与市民社会思潮的复杂历史关系，大多数地方是译成了“资产阶级社会”，无意识中导致了对经典作家文本真实语境的重大遮蔽。如果说civilis societas是源自古代希腊文化的影响，表征了启蒙精神对文明社会的诉求的话，那么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则指认了其资产阶级经济社会的本质，表征了浪漫主义思想家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正是这一指认，导引出市民社会思潮从建构（启蒙主义）到批判（浪漫主义、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根本性历史断裂。本书的基本逻辑正是从这一向度上展开。（本书对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等概念的分析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之指认，而不是从目前国内学界所普遍使用的civilis societas这个范畴出发。）在“市民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逻辑转换中，“市民”和“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市民从"citoyen"变成了"bourgeois"，从而把“公民”变成“布尔乔亚”式的小市民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经过中世纪的漫长发育，市民社会的真实存在形态实际上已不是希腊的城市共同体，而是指城市居民所组成的反抗封建领主和教会的一种独立性社会组织形态。自从罗马皇帝安东尼颁布了《万民法》，规定可以把公民权授予异乡人之后，经过长达1000多年发展，到17、18世纪，古代的市民(公民)范围已大大拓宽，其主力军则是由中世纪城市里形成的市民等级即bourgeoisie 阶层演化来的。法语中的词根 bourg 同德语 Bürg，均指城堡、要塞或城镇，而法语中的 bourgeois（其复数为 bourgeoisie ，过去中文一般是笼统地译为“资产阶级”，实际上遮蔽了从市民等级到资产阶级这一历史变迁。）和德语中的Bürger(复数为Bürgertum)均指生活在解放了的城市或城镇上的市民，即商人、自由民等。这些城市的市民大部分是由各封建庄园逃亡的农奴构成，彼此之间没有关系，是独立的个人，完全没有古代市民社会的那种群体认同感。
市民社会这一历史现实的具体内涵，为黑格尔所把握。黑格尔与古希腊的先辈们不同，也与英法的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同，他不再简单地从资产阶级启蒙立场出发（有学者研究指出，黑格尔试图把启蒙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参见刘森林：《启蒙主义、浪漫主义与唯物史观》，《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把市民社会看做是一个文明社会或者政治共同体，而是透过深厚的历史哲学思索，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区别开来，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社会”（这一思想更早可以追溯到康德与费希特，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它的成员也不是“国家公民”(以区别古代和启蒙时期的公民概念——civilis )，而是单个的私人或个人，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不再是古代共同体式的共同情感，而是外在的利益关系。于是，古代希腊的政治伦理意义上的"citoyen"——公民，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bourgeois"——布尔乔亚——式的自私自利的小市民，这个社会阶层在法律上与贵族、僧侣相对，成为第三等级，即资产者或市民等级。由于黑格尔在学理上赋予了市民社会一个明确的内涵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因此被认为是提出市民社会概念的第一人。
市民社会的这种转变实际上反映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大历史转型。古代的市民社会(即城邦共同体)中的原初市民，主要是由氏族成员组成，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这是共同体的古代内涵。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市民脱离了城邦共同体的宗法关系，成为“市民社会之子”（黑格尔语），这就是从"citoyen"（公民）变成了"bourgeois"（自私自利的小市民)的历史过程。马克思称之为是“一个产生孤立的个人”的时代。因此在近代市民社会中，只有市场体系中的利益关系而没有古代的共同体的关系。尽管这种市场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比古代共同体要广泛与复杂得多，但它毕竟只是一种外在利益关系的关联、是一种机械的联合，而不是一种具有内在情感的有机联系（现代社会的这一弊端使得社会学家们一直困扰于社会“唯名论”与“唯实论”。“唯名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没有内在的联系，所以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社会”这样一个实体，“社会”只是人们的一种想象。）。基于此种历史状况，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市民社会这个没有内在联系的组织形态将要被国家这个更高的共同体所取代，国家代表了市民社会与家庭的统一，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家庭（古代共同体）——市民社会（近代机械的联合）——国家（将来的共同体）”历史哲学意蕴之所在。
由于德国的思想家从历史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的“现代性”本质，因此，德语中的市民（Bürger）就没有了civil所特有的文明内涵和温情脉脉的面纱，而是指认自私自利的“资产者”。按布罗代尔的考证，“资产者”这一范畴在欧洲近代的历史上“声名狼藉”（请参见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关于“资产者”这一节的论述。），因为它暴露出现代人“自私自利”与“孤立”的特点，这构成了浪漫主义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的历史条件。
2.社会从"society"变成了"Gesellschaft"，使得传统“共同体”解体，现代抽象和疏离的“社会”形成
在德语中，与society所指认的共同体观念相对应的是Gemeinschaft，这个词，它既可译为公社，也可译为共同体。（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赞许与这种政治共同体的思想传统是有密切关联的。）腾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也有人把它译为《公社与社会》）这本德国社会学的代表作中清楚地指出了二者的区别，这种区别实际上就是Gesellschaf与Gemeinschaft（在英文中对应词是society）的区别。
Gemeinschaft指的是有机的组织形式，如家庭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其本质特征是指在传统的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础上紧密联系起来的社会有机体；而Gesellschaft指的是建立在外在和利益同谋基础上的机械结合。德语市民社会中的“社会”对应的正是这个建立在外在和利益同谋基础上的机械结合的Gesellschaft，而不是Gemeinschaft，因此它没有英语中的society所特有的那种社团、社群、协会之意，而是指认一个抽象的社会场域，即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所塑造的、异质于古代共同体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功利主义者如边泌认为，“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组成”（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它只是人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建构起来的一种互利合作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中，维系的纽带不是内在的共同的情感，而是外在的利益关系。
舍勒在《价值的颠覆》中认为，传统社会具有群体的归属，“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处于群体这一整体内部”（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3页。），而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共同体解体了，“一切‘社会’多半只是群体内在的分解过程之后的残余和遗迹”（同上书，第154页。）舍勒所说的“价值的颠覆”，实际上是道出了现代市民社会与古代市民社会的异质性，也表征了Gemeinschaft与Gesellschaft的区别。现代社会“通过政治解放，伴随着从氏族群体过渡到社会，个人的核心地位得到确认。与此同时，政治也实现了自治，个人从社会团体中凸现出来……‘国家已不再是从像上帝所期望的协调整体中派生出来的一部分’。国家的起源来自自身，它的基础只能是通过自然法集聚、协调起来的一个个人群体，他们组成了掌握自身全部权力的共同体。这是所有自然法学派阐释的观念，他们把人看做自给自足的个人，而不再是类似大积木堆中一块木头的社会动物……‘在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公众就是一切，个人一文不值；对于现代人来说，个人是一切，而公众则一文不值了’。”（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由于这种“价值的颠覆”与现代转型，有机联系的“共同体”被机械结合的“社会”所取代，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也因此由整体主义向个体主义转化（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功利主义者认为，社会并非一个实体，因此不存在一个整体的利益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为作为整体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便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社会的整体福利由最大多数人的福利构成，这成为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后来在经济学中进一步发展成了求解帕累托最优的数学游戏。从哲学的视角来看这一点，则是个人本体取代了中世纪封建的神学本体和公社本体；作为一种理论的反向运动，黑格尔以绝对理性（并非个人理性）、马克思以阶级（而不是个人）作为社会运动的主体，卢卡奇则又提出“社会存在本体论”等，正是对资产阶级方法论之个人主义的理论反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