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言播报引发的争议
近年来，方言节目的走俏成为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方言播报新闻也是争议的焦点。有论者认为，《阿六头》的成功也是因为“天时、地利”。——世界成了地球村、共性文化泛滥，这时候，个性化的地域文化方式反而显露出良好的生存空间。《阿六头》以地域性资源为创新突破口，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方式，让受众逐渐麻木的审美感觉受到刺激。毋庸讳言，这个节目能在短时间被受众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和受众有着共同的文化、语言、情感背景，两者处在同一个生存空间之中。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方言新闻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有论者以《阿六头》节目为例，分析了方言播报的几处缺陷。其一，排斥受众。“语言是桥也是墙”，同乡人用方言交流倍感亲切，而对外乡人来讲，就格外别扭。人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在公众场合少数人用方言交流，对多数听不懂的人来说就是一种不尊重，会造成交流困难，甚至是隔阂，是比较忌讳的。而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用方言讲新闻（虽然它们大多加上了字幕），肯定会排斥相当一部分人。一位观众在《钱江晚报》上发表文章质疑：“杭州人有多少？听得懂杭州方言的本地人有多少？”按照他的统计分析，会说地地道道杭州话的人相当有限。其二，题材局限。由于方言说新闻形式活泼，有一定调侃成分，题材自然就受到局限——只适合做一些轻松活泼或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题材，对一些重大题材就显得欠严肃。方言本来就是全方位表达信息的工具，在平时的人际传播中，方言一点都不妨碍重大新闻事件的传播，为什么到了电视上就感觉别扭呢？王志敏认为：那是因为观众已经约定俗成，用于大众媒介的正式语言只应该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于是，反而不习惯用“不正规、不官方”的方言来传播、接受重要的信息。这大概就是这类栏目都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拿《阿六头》来说，大多数是软绵绵的社会新闻，重大性略显不足。
《阿六头说新闻》剧照
2004年10月，《广电总局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出台，这份文件明确规定：“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一律不得播出用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发文依据是《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电台、电视台应当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应当推广普通话”的规定——“用地方方言译制境外的广播电视节目，有违广播电视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一时间，有关“方言能不能、该不该挤上电视传播的快车道”的争议，迅速延伸到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
赞成使用方言的意见是：方言也是一种语言，和普通话在本质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影视作品固然有推广普通话的使命，但也有维护全民族文化的责任，因而，对方言节目没有必要“赶尽杀绝”。他们常常引用教育部语言文学应用管理司司长杨光2004年7月在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所说的一段话：“中国推广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有论者指出，像《阿六头》这样的方言新闻栏目，不失为保护杭州话的一种形式，因为在一定人群中、一定场合下使用杭州话，和国家整体上推广普通话的大趋势并不矛盾。
反对方则认为：用方言土语播新闻是对发扬地域特色和本土化的“误读”，其危害不仅在于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消解了大众媒体的语言示范功能，而且对“分众化”的褊狭理解容易造成族群歧视和族群撕裂，狭隘的地域文化观也会排拒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邵培仁撰文说，方言播报新闻对“外地人”的排斥和屏蔽本质上是一种族群歧视。外地人在方言上的劣势，意味着他们不能与本地人一起平等分享公共信息资源和其他资源，这种语言上的劣势又将导致他们在文化上与社会竞争上的劣势。外地人的劣势感容易使他们有种挫伤与失落感，族群撕裂由此而起。“保护方言和地方文化有很多方式方法，但不宜使用作为大众性文化载体和社会公器的广播电视来保护方言”。有论者尖锐地声言：“一些方言节目所欲回复的正是早已为先进国家所抛弃的陈旧观念和行为”，“强化原来身上具有的不一定符合文明发展大势的地方‘胎记’，为本地走向全国、为本地走向世界，从而更具有开放大气的精神文化建设人为地设置阻碍”。
上述的争议促使我们进一步地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方言节目是否昭示着本土文化的觉醒？但这种觉醒如何才能不违背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不损害大众媒体的公共性呢？
归根到底，可否存在和发展方言节目、如何运用方言播报（新闻），关键在于“度”的把握。对于媒体的“社会公共空间”功能的开发，方言新闻功莫大焉，可谓独辟蹊径。然而，这个空间也是相对封闭的、狭窄的，假如听任它“以偏概全”，不利于整体社会的协调发展。怎样把握“度”，力求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呢？笔者认同这种观点，“我们需要大力推广普通话，也不压制各种方言，必须处理好语言的规范化与多样化的关系。可以结合媒体的语言使用和受众的收视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做计量研究，看看哪些节目可以使用方言，哪些节目必须使用普通话”。
具体到“用方言说新闻”，必须协调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首先，形式服务于内容，新闻是内容、是主体，“用方言说”是形式、是手段，不能喧宾夺主、形式大于内容。《阿六头》的主持人安峰就认为：“单纯用方言不能提高新闻节目的水平……节目的卖点还在于新闻的选择上。”反过来看，内容也要贴合形式。“用方言说”，本身“说”就对新闻进行了口语化的处理，再加上用方言“说”，就更是口语加上俗语了。为了契合这种表达特点，方言播报节目在题材选择上应该倾向于社会新闻，重大的时政新闻不是不能选，而是不适宜选用。“方言栏目干脆就办成社会新闻栏目，让其具有独特的魅力，成为新闻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不也独具风采吗？”
小结：新闻娱乐化的意义与问题
电视诞生之初，就被当做文化娱乐的工具，电视业也被认为是娱乐业的一个分支。电视新闻是随着电视的发展而产生的，而随着电视新闻的发展，它成了“立台之本”，代表电视台的身份和地位——标示出“新闻事业”的属性。就美国而言，如果没有新闻，电视可能已经被归类于娱乐事业了——那时候，联邦通讯委员会审批电视频道的依据和标准是：能否提供新闻节目。换一个角度看，电视新闻和娱乐在理念、性质、特色、风貌等等层面虽然判然有别，然而，二者的渊源关系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所以，新闻娱乐化风潮的（屡次）来临也在“情理之中”。
如前文所述，娱乐化的新闻在内容题材上偏向软新闻或者尽力使硬性新闻软化，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情节化、戏剧性，走新闻故事化之路。无论如何，这种“软新闻”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其意义在于：坚持（回归）电视新闻的本性、超越“传统”的传播观念。
如何理解呢？首先，既然电视是一种“娱乐媒体”——具有娱乐功能，电视新闻也就具有娱乐职能，为什么它必须一本正经，或者说必须和娱乐绝缘呢？反过来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如果新闻节目不受欢迎，它的“效能”自然大打折扣。电视作为声情并茂、形象生动的视听媒介，为什么一定要硬邦邦、冷冰冰、沉甸甸，拒人于千里之外？难道它不应该直观感性、活泼可爱一点吗？无疑，软硬适中才是中庸之道。其次，在“资讯、教育、服务、娱乐（审美）”等等功能的背后，电视还有不常被人提起的“深度社会功能”，例如电视新闻节目就可能起到社会整合、族群纽带、情绪抚慰的作用。相对于硬新闻来说，娱乐性的软新闻显然更有人情味，更加人性化，它把观众当做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非面无表情的机械装置。软新闻进一步开发了电视的深度功能，使它不再只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而成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沟通、联系的中介，成为形成共同认知体验、促进社会心理融合的平台，成为组织社会舆论、进行社会协商对话的有效载体。
但是，新闻的软化（娱乐化）必须适度，如果“过”或者“不及”，类似的层面或者向度上的“意义”就会蜕变为“问题”。显然，当前的问题主要是“过度娱乐”。当严肃新闻被包装成为一种娱乐形式时，它提供给观众的恐怕更多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如果新闻的形式和内容都成了娱乐，“软着陆”就会导致伪新闻。
当前，中国电视新闻娱乐化的意义与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对范畴之中。
一、娱乐为辅还是娱乐为主？
新闻娱乐化对新闻观念的影响十分强大：“无虚饰、不空谈”这些重要的新闻观念，被扔进市场的熔炉，重铸出来的是经过媒体精心策划的、有可能畅销的新闻商品意识。这意味着孤傲、脱俗的新闻文化将被哗众取宠的公司文化体制所取代。先前，编辑部争论的焦点在于“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而现在，最关心的是“观众想要什么”。新闻娱乐化显示出新闻和娱乐融合的趋向，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的另类。看惯了具有较多意识形态话语的严肃新闻，日趋多元的受众群体难免会产生收视上的审美疲劳，转而追逐能够给自己带来快感和愉悦的媒介文本。文化研究学者费斯克认为：一旦信息的生产者放弃了“上帝的腔调”，就会鼓励受众更加积极地去理解世界的意义，所以，为了使新闻更加通俗，它需要有能力娱乐受众。
首先，电视新闻娱乐化具有文化上的进步意义，有其积极的影响。实际上，新闻娱乐化正是新闻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属于“前进中的问题”。一个我们耳闻目睹的事实是：（正统）电视新闻的观众大幅度递减。什么原因呢？这当然和频道增多——各类节目的观众分流不无关系，也和资讯和娱乐途径的日益多样化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央视以下，新闻节目表达方式的大同小异，导致观众的收视疲劳。这就要求各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立足于自身优势、立足于本地特色，“以改革的思路去审视弊端，以创新的姿态去颠覆一些传统观念和固有模式，以贴近性的视角去作取舍”，勇于创造更新的样式、更活的手段，闯出一条个性化的突围之路，打造精彩纷呈的全新模式。湖南台的《晚间新闻》、江苏台的《南京零距离》、北京台的《第七日》、青岛台的《生活在线》、绍兴台的《师爷说新闻》、杭州台的《阿六头说新闻》、苏州台的《苏阿姨说新闻》等等，就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