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超女》的魅力更在于它契合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心理。传统电视节目大都属于完美主义观念下的产物，观众看到的是精耕细作的产品（效果如何另当别论）。《超女》并非浑然天成，它呈现出的粗糙原始的面貌显然只是“精心设计的原生态”，例如，灯光、舞美等等都做了简单化处理，强化“简陋、平实”的观感。海选文本的“以拙取巧”手法的运用，把原来的以电视媒体为中心的传播模式转变为“去中心”的互动模式，强调了参与性而不是教育性。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社会里，电视不再是宣教的工具，而是社会生活的自我观照；民众不再渴望自上而下的“给予”快乐，而是要“自娱自乐”。事实上，“直播海选”重新定义了主办者和观众的相互关系，削弱了主办者规劝和通告的权力，替代以观众的文化选择权。
《超女》的热播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产学界人士从传播学、叙事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营销商业运作等方面探讨“超女现象”。
研究发现，12～15岁的青少年人群对“超级女声”的忠诚度最高。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处于“角色混知”状态，极其容易产生偶像崇拜的现象，何况《超女》创造出的明星又都具有“平民化”色彩。狂热的“粉丝”们以特有标识来称呼所属的群体，体现了他们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李宇春的“粉丝”自称“玉米”、张靓颖的自称“凉粉”、何洁的自称“盒饭”……他们在较为固定的交往场所（大多是网络空间的虚拟场所），对共同关注的娱乐事件进行交流和互动。简言之，正是这些“交流和互动”加上大众直选，使得“超女”由一档电视娱乐节目扩散为“社会文化事件”。
有论者认为，随着《超女》的出现，传媒文化的形式正在发生一场“质变”：原本是零敲碎打、愉悦身心的娱乐产品，在大众传媒及消费者的互动作用下，被整合为具有“公共意义”的媒介事件而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逐渐转向“娱乐”之外急剧膨胀的意义空间。事实上，“超女”更多地呈现为文化现象，锁定《超女》节目的热心观众，似乎不仅仅是为了耳目声色之娱，他们俨然正在参与一个社会公共事件；另一方面，围绕着“超女”话题展开的观点交锋非常激烈，早已经超出了“电视娱乐”的范畴，例如：延伸到对民众娱乐需求的反思、对媒体职能的追问、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怀和批判，等等。
也许，《超级女声》只是一个“让观众们乐了、让主办方赚了”的电视娱乐节目，然而，为什么竟然“火到无法控制”，最后变成了一个不堪重负的社会话题，乃至升级为一种社会现象呢？——与其说，这是一个电视节目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还不如说“当一个新鲜的纯粹的电视娱乐样式出现时，观众、媒体、学者、领导……都猝不及防”。
作为难以忽略的社会文化事件，《超女》遭受了民粹主义色彩的解读（尤其在网络讨论中），这引人深思。例如：它的走红被称为是“挑战了央视的文化强权”，“试图修改中国电视业的游戏规则——在单一的宣教之外加入市场营销策略”；有关方面的剧烈反应，也同样被冠以“打压”、“霸道”等名称，甚至说“央视扮演了‘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气人有、笑人无’的不光彩的角色。”另一方面，对《超女》的“拨乱反正”也相当耐人寻味。实际上，“三甲”总决赛俨然“春晚”，套用了陈旧的煽情模式，镶嵌上耀眼的道德花边——“一场青春女孩张扬个性的赛跑，无可奈何地瘫痪于‘乖孩子’的底线上。”
二、秀场遍地，放任嬉戏
照例的克隆成风（导致活动和节目的同质化）之后，“全民作秀运动”充分显示出当前电视娱乐文化的两大缺陷：节目内容日益低俗、恶意炒作甚嚣尘上。
1.内容低俗
内容肤浅、思想空洞，格调庸俗、品位低下，已经成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名片”。有论者概述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七大表现”：
以“性”为看点，狂打擦边球；
以残忍为噱头，发掘人性之恶；
极尽窥探之能事；
以恶搞、整人娱乐观众；
颠覆传统，挑战道德，发掘“丑闻”、“丑态”；
以奇装怪行、言语无忌吸引眼球；
以高额大奖刺激收看。
这样看来，低俗性似乎是选秀活动的必然属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电视选秀活动为了招徕选手，通常必须以出名、得利为诱饵；另一方面，为了刺激观众，主办方将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设计、制造卖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感官刺激，其中自然免不了“以选手为手段”来追求收视率（选秀节目中的几位评委被称为“毒舌”）。游戏本来是无功利性的，然而，名利色彩浓重的电视选秀使游戏变成了“游戏秀”，电视文化、电视艺术的低俗化和劣质化因此在所难免。
以《超女》为例，由于“门槛”很低，参与者就“充满个性”地来解读娱乐精神，低俗化表现为选手的自发行动。参赛者的着装五花八门，有礼服、有旗袍、有露背装，甚至还有穿一套睡衣大大咧咧地站在评委跟前的。唱起歌来更是千奇百怪，有唱一半就没声的，有跑调十万八千里还摇头晃脑的，还有的手舞足蹈、连唱带跳，动情之处忽然下跪，让人摸不着头脑。
当然，如果因为追逐名利而导致内容低俗，主办者难辞其咎。参加“红楼选秀”的选手，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来看，这场选秀很可能是亵渎了经典，刺鼻的商业味道是对《红楼梦》的大不敬”；“这是一锅商业选秀与经典文化的夹生饭，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实在让人啼笑皆非”；“选来选去，大家都不高兴，表面上还得硬撑着，冠名商没捞到好，活动又背着玷污经典的骂名，还有那么多是是非非，这不是一锅夹生饭是什么？”
为了争夺收视率使出浑身解数“娱乐”观众，好像无可厚非。但电视毕竟是大众传媒，它对受众的影响和作用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娱乐范畴，所以，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而不是频频冲击道德底线。以重庆台的《第一次心动》为例。节目开播之初，它是这样给自己定义的：“健康而不糟糠，快乐而不瞎乐，通俗而不庸俗。”令人遗憾的是，随着赛程的推进，该节目背离初衷越来越远。2007年8月10日，在“15进10”的比赛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选手失控事件”。主要“故事情节”是：选手跪地向柯评委索求戒指，得到戒指后转送给另一评委杨；杨挑唆选手“搧”柯。杨暴怒，柯大哭。
2.恶意炒作
为了引发漫天口水，选秀节目往往制造无数离奇的话题：选手怀孕、评委索贿、短信欺诈……在“红楼海选”中，一选手为晋级，甚至抄起大刀威胁评委。以死相逼，可谓惊心动魄，不过，有可能这只是选手和剧组在演双簧。网络上这样的质问比比皆是：“难道你们没有看出来这是一出事先导演好的戏么？‘炒作’一词在娱乐圈这么泛滥，难道你没有看出这也是其中的一幕么？”同样，上述的“选手失控事件”被批斥为“一次颇为拙劣的表演——内容自相矛盾，表情忐忑虚假，技巧不堪一击”选秀节目大多伴随着恶意的炒作。
三、选秀风潮之后的思考
在电视文化与商业利益合谋的娱乐语境中，参与选秀的方方面面似乎都收获颇丰：选手敲开了娱乐圈的大门，“粉丝”潇洒地挥霍了一把金子般珍贵的青春，评委、媒体名扬四海、日进斗金，文化批评者尽到了为社会擦镜子的责任，文化产业欣欣向荣……观众也得到了满足——各取所需，各有所得：“掌声、笑声、博彩声，声声入耳；私事、家事、无聊事，事事开涮”，勾勒出一幅现代娱乐狂欢的图景。然而，处处“PK式混战”的局面恰恰说明中国式选秀已经失去了理性。
针对选秀文化的堕落，专家学者们提出尖锐的批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认为，电视选秀节目是一种粗鄙化文化，是虚拟世界的骗局，是一场游戏，不但没有提升电视文化的品位，而且降低了品位，撕裂了电视媒体的文化底线；然而“大满贯”式的经济收益让业界蠢蠢欲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主流媒体于是集体“堕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认为，一个看似自然生成的大众文化现象，背后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市场和金钱的力量，而作为选秀本身所具有的所谓草根文化价值早已泡沫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统宇强调说：规范选秀活动议程、重建选秀活动的文化价值尤其重要。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甚至说：“我们不能把这些没有判别能力的孩子都强行推到商业的极端，如果这样，或许再一次的‘矫枉过正’的确有必要可谈”。此外，因为选秀类节目直接面向青少年观众，所以，它的负面影响尤其深远。仲呈祥先生认为：它所鼓吹和倡导的一夜成名的价值观显得过于单一，媒体的过度渲染是对青少年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无形戕害，但最可怕的是目前社会上对此视而不见甚至推波助澜。
当今中国为什么会“秀场”遍地，而且几乎所有大型活动的核心都是“选秀”呢？汪文斌先生认为，这是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也跟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普遍心态有关。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庞大的市民阶层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加剧，因此必然出现“秀场”遍地的现象。即使媒体不去“选秀”，社会上总会有人去做，况且电视在这方面的优势又是明显的。就《超女》而言，与其说它是一个电视赛事，不如说更像一个电视行为艺术（喻国明语）。它预示着一种即将到来的社会主张——平民崛起的主张。在这个意义上看，近年来的选秀热潮是国外娱乐节目本土化过程中值得瞩目的大事件，它是中国民众某种社会参与激情的转移性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