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收视率的积极意义
收视率的积极作用，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视业在竞争中的迅猛发展得到证明。无论是电视台的数量规模的壮大，还是电视节目的质量提升，收视率所发挥的作用都是有目共睹的。
不妨这样说，“收视率”一方面是束缚文化理性翅膀展翅高飞的商业铁链，同时也是推动着整个电视业前进的市场动力。尧风等指出，首先，收视率标志着中国电视“量化考核时代”的来临，具有“第一次用量化指标来测量精神产品”的历史地位。它是电视播出机构、节目制作机构和广告商互相交流的“语言”，是一个贯穿电视运作各个环节的数据指标。收视率的恰当运用，有助于电视业的精细管理，也可以促进整个行业内良性产业链的形成。其次，收视率促进了电视媒体与市场的接轨。作为受众收视状态的反映，收视率直接将媒体与受众市场联系在一起，使电视媒体逐步地从以前的“媒体主观”向“市场客观”、从片面的“以传播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化。最后，收视率也促进了大众商业文化的繁荣。作为广告投放的依据，收视率不仅反映了商业意志对电视媒体控制权的确立；而且，作为自下而上的声音，它代表观众的角色从信息接受者转变为消费者的主权确立，加速了大众商业文化在电视领域的发展和扩张。
2.“收视率至上”加剧了电视文化庸俗化
2002年9月，央视推出“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机制，收视率高低成为重要的评价标准。不久以后，依据这一机制淘汰了十个栏目，引起新一轮的收视率批评。有论者指出：现在发展电视产业，电视台成为生产单位，但它的产品竟然不是节目，而是收视率；它的用户竟然不是观众而是广告商。
片面追求收视率导致诸多负面影响：误导社会舆论，恶化媒体环境，降低文化认知，导致资源浪费……这些问题直接阻碍了我国电视业的健康发展，并对整个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收视率是一个“隐匿的上帝”，它统治着这个圈子……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
实际上，收视率从来就不是一个清白无瑕的天使，它代表的是具有巨大力量的统治社会生活的市场法则，以及淹没我们每个人的商业社会意识形态。收视率是商业电视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带有某种商业社会的“原罪”。如果“收视率至上”，听任电视文化（娱乐）异化，事实上是消解了电视作为一种严肃的公共话语形式的存在，放弃了对文化理性的追求，放弃了对人文艺术价值的追求。收视率导向之意不在受众，在于广告利润。就其本质而言，收视率导向是电视节目乃至电视文化的商品化。也就是说，在收视率导向中运行的是赤裸裸的“成本—收益”的经济逻辑，一旦这一逻辑遭受到了收视率的些许“耽误”，立刻就被弃之如敝屣。
不仅如此，作为市场指标，收视率和电视观众的真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尧风等人指出，收视率仅仅是反映了市场的虚假需求，并非受众真正的个性化需求。电视媒体在文化工业条件下，以媒体的集体意志的形式，对受众意识进行控制，使被动的受众处于追风跟潮的感官娱乐状态中。例如，现在电视上风行的各种娱乐题材，大多数是媒体出于商业功利目的虚拟出的一种娱乐境界，强制性制造出一种全民娱乐的盛宴，形成了一种新的媒体话语霸权。
3.亟须建立多元化的绩效评价机制
“收视率至上”的弊端日益显现，如何建立一个相对科学的电视节目评估系统已经是当务之急。“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布尔迪厄语）。
显然，盲目追求收视率引发的问题，不应该简单地归咎于收视率。收视率评价指标，原本只是西方成熟的电视产业运作机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拿来”之后发生了问题，也许是因为操作水平低下，而且其他运作方式尚未形成配套。
重新构建中国的电视文化价值体系，并不意味着抛弃收视率这样的实用指标，而要把它纳入到多元化的电视文化评价机制当中，使之在合理范围内发挥应有的作用。也许更重要的是，还要防备数据统计方面的“有意出错”：
据央视网消息，CTR市场研究公司通过随机抽样，电话调查了2290个收看家庭，结果显示，96.1%的用户收看了虎年春晚，其中81.6%认为它办得好。而某大型门户网站的“央视春晚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却有45.5%的观众认为不好，38.9%认为一般，认为好的只占15.6%。在5分制的“春晚打分”中，认为1分的占29.6%，2分的占21.3%，3分的占30.5%，4分的占12.4%，5分的占6.2%，也就是说，1分、2分加在一起竟占50.9%。对于大相径庭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有网友撰文称“不知该信谁的”。而且呼吁：拿出实实在在的满意度数据，包括不满意数据。实在不好意思往外拿就别拿，你“自欺”可以，千万不要“欺人”。事件的后续发展富有戏剧性，央视官网被黑两小时，主页变成性感美女图片。
2006年，“绿色收视率”的概念适时而生。绿色收视率不是对常规收视率的否定与颠覆，而是对各种收视数据进行更科学、更严密的统计学处理，从而掌握更明晰、更精确的收视效果。在绿色收视率概念提出后，央视的“节目综合评估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在这个体系中，要对收视率、观众满意度、节目形态、播出时段、领导评价、专家打分、制作成本、广告回报等几十项数据进行分析，力求得出一个科学的、公平的测评指数。乐观地看，多元化的电视文化评价机制正在建立之中。2009年6月，《中国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发布。其中，对于“收视指标方面的定义”、“样本抽取”、“数据的采集、处理、使用”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第三节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的电视文化从1990年代开始娱乐化转型并非偶然。
这是一个追求曝光、知名度和讲究推销的时代，主流社会推崇资讯、知识的力量，倡导重视消费、休闲和愉悦的文化潮流。这样的时代，娱乐化成为主旋律。
媒介是现实的镜子，也是观察世界的窗口。电视娱乐化既是整体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生动形象的写照；电视娱乐化既显示出整体社会文化生活已经初步繁荣，也说明它仍然有待丰富。
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因为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复合作用，娱乐化的电视文化进一步异化。“于丹事件”就是一例。“《论语》心得”的是与非，依据文化常识、学术常识就能判断，本来是很清楚的，并不需要繁琐的考察、论辩。然而，当前中国文化状态就将这个是非清晰的文化事件，变成了令人有口莫辩的文化现象。在当前中国的文化场中，由于权力和资本的畸形交织，对于这个被强势媒体定义为“奇迹”的文化现象，不仅普通民众的判断力失效，而且学术界的思想被集体中止了，偶有例外而坚持思考质疑者，则被超强的集体钳制力量强行“去势”。
一、比较消极的社会心理
其一，1990年代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话语支配了社会生活及其发展方向。在这一大背景下，娱乐性文化一跃而起，一时间，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俨然铺天盖地。当前的消费文化已经“后现代”、“无厘头”到了何种境地，一曲《猪之歌》的流行堪称风向标。歌词如下：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感冒时的你还挂着鼻涕牛牛。猪！你有着黑漆漆的眼，望呀望呀望也看不到边。……猪！你的肚子是那么鼓，一看就知道受不了生活的苦。猪！你的皮肤是那么白，上辈子一定投在了富贵人家。哦——传说你的祖先有八钉耙，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犯桃花，见到漂亮姑娘就嘻嘻哈哈。
——用传统的标准评价，可谓无聊、鄙俗至极，无异于装疯卖傻。消费文化在为电视文化发展提供特定的氛围和土壤的同时，也必然要促使电视文化的功能发生转变——娱乐转型。“大众（消费）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麦克唐纳语）。可以说，娱乐文化是现代文化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逻辑结果。
其二，1990年代开始的“政治责任感冷漠综合症”，造成的从理性沉思到感性愉悦的文化趣味转向，促使社会文化走向娱乐化、欲望化和享乐化。此外，物质生活水平的较大改善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再延宕，使得普通民众更加专注于“向钱看”和生活享受，使得各种社会精英在避免与现行政治体制再次直接冲突的同时别无选择地暂时媾和，甚至沉醉于各种声色享乐和感性体验之中。在政治高压时代或遭受不公正的政治打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从“大济苍生”大步后撤为“独善其身”，以便将其强烈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能的“国家理想”（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开始管的就是“恺撒的事”）隐忍不发，并试图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活命哲学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壮士情怀之间取得一种精神平衡，因此，他们常常将其政治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寄托在游山玩水、纵情声色或者古籍整理之中，譬如魏晋之际的阮籍与嵇康的纵情声色、文学大师鲁迅的抄写古碑等等。
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上的一大症状是：知识阶层的沉默或媚俗，精英们无所作为，回避或放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以及在重大问题面前集体性失语。“政治上冷漠，思想上被动，对社会事务毫不在意，更关心经济保障，全部精力都放在个人生活上”，这段针对1950年代西方所谓的“沉默的一代”的描述，不正是今天我们自己的写照吗？论者并且指出：今天的知识日益成为工具和产品，服务于经济目的，从而模糊了知识与真理的联系。一个自我封闭、自给自足、高度职业化和圈子化，有一套运转良好的体制供养，并维持着庸人主义的知识阶层，难免令人失望。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只有这样才可能发挥作用，使整个社会在转型期尽可能地少生产一点文化泡沫。仲呈祥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用他们的知识去对历史的、特别是现实的不合理现象，忠诚地提出他们的见地，希望得到求得发展的一种匡正；而不是挖空心思地论证这些已经看见的不合理现象是如何合理，和造成这种现象的人是如何的英明。如果这样做，知识分子就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自己的人格，丧失了自己的学术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