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从操作难度上看，上网的操作难度高于收看电视节目，这使相当数量的人群，如某些老人、孩子和低文化水平者被排除在外。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指出，年青一代对于资讯越来越倚重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传统媒体受众呈现明显的老龄化趋势。
第五，从使用性质上看，电视到现在还是沿袭着公共媒体的身份，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的人际媒体倾向则明显大于其大众媒体的性质——通常情况下，除非是能唤起大众集体兴趣的事件引发的舆论共振，大多数意见还只是以微型个案的状态自生自灭于那些零碎而狭小的虚拟社区板块中。这种态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
公共新闻媒体是社会规制的产物，从一开始纳入国家管理框架，就肩负着梳理社会信息，指导社会实践的重托，所以要强调给公众以“知情权”，强调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平衡”之类的基本原则。
作为社会的全景坐标，当然不能随意偏斜。而个人人际媒体则完全不同——个人媒体的语境中带有先天的自由精神和娱乐色彩，自由到放荡不羁，娱乐到欲仙欲死都不会被人诟病太多。
我们从“艳照门事件”来看一下政治语境和新媒体语境中电视新闻媒体的表现：
2008年1～9月，公安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产业部等13部委联合打击整治网络淫秽色情有害信息，推行论坛版主、吧主和聊天室主持人的实名制，并要求网络运营商限期封堵过滤有害信息。
1～9月这一时间区间正是奥运前后，以上行动源自政治生态要求。偏偏1月27日，“艳照门”事件开始发酵。这是突发事件。尽管香港警方先后逮捕、调查多名嫌疑人，并抓紧删除网络上的“艳照”，广东数千名网警也配合香港警方夜以继日地查删相关图片，但匿名肇事者仍不断挑衅似的上传图片。内地的某网上社区，一个与“艳照门”相关的热帖（包含图片）一度被删除，而版主则逆向操作保护帖子。一些网友也把以前下载的“艳照”不断上传，在某些讨论区，甚至出现了版主不断删图，网友同时不断上传的媒介奇观。这正是网络管理者利用权限以及用户个人掌握终端参与互动所带来的失控。据称，“艳照门事件”中，香港有四成中小学生看过“艳照”，可见网络的自由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从多家网站的表现上看，姿态多为炒作，用煽动性的观点来建构耸动的新闻，以新闻自由的名义，消费和剥削容易吸引眼球的公众人物资源。在市场利益驱动和网络传播特点的合力下，缺乏理性的评判和克制的举动。相比较来看，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周期与网络接近，但出镜照片皆经过技术处理，剪除色情成分，在报道取向上以隐私权保护、偶像崇拜、未成年人教育、互联网监管和传媒操守等道德伦理视点居多，公共媒体“把关人”的职业规范基本保证了节目内容播出时有所顾忌，负面影响较弱。但公共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使这一网络事件为更多观众知晓，并不断上网查询。就这样，各方看客和说客一拨拨卷入，使这一新闻热潮居高不下。
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现时的网络等新媒体，电视新闻媒体的传统优势不会再次鲜明起来。其作为主流公共媒体的功能自当强化而非削弱，要坚持做君子，自强不息。
二、电视新闻媒介与新媒体亲密接触
“当一种新技术铺天盖地而来时，如果你不能成为压路机的一部分，就只能做路基的一部分了。”从电子媒介技术史来看，这个比喻似乎屡屡应验。
新媒体使传统大众传播的生态和业态发生了并且还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新媒体的空降，电视新闻媒体在惊诧之余也很快找到了应对举措。
（一）信息共享
长期以来，由于摄录设备的昂贵和稀缺，以前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只有职业记者才能占据第一线，公共媒介上播出的“第一现场”才算公认的第一现场。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手机、网络这些数字化进程的代表媒介不断在民间普及，平民的身影和视点开始在各种“第一现场”频频亮相——在印度洋海啸、伦敦地铁爆炸、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事件等重大新闻事件中，都有非职业记者身份的民众用手机拍摄的现场画面，然后经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传播。
甫遇重大、突发新闻事件，个人在新媒体上发布信源，或经传统媒体的初步报道后，BBS、播客、手机短信等就热闹起来，在互动中迅速聚合意见，形成舆论。拥有无限互动传播空间和全天候发布、接收特性的网络等新媒体是每个拥有终端的个体意见自由生发、碰撞的开放场所。这些来自新媒体的素材和舆论被电视移进屏幕，将零碎的声音整合、简化、放大成相对集中的舆论，再通过电视新闻的公共播出平台向全民展映。电视新闻里的讨论空间和时间是很有限的，不会允许太多的人在其中发言，作为主流公共媒体，也需要对舆情进行必要的控制和引导。
目前的电视新闻报道中，主流的电视媒体主动采纳新媒体的信息已是常见的做法。记者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搜索信息、整合资源，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今天，在节目中已经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素材来自网络、手机等媒体，某些一线现场画面就是记者或当事人用手机拍摄视频或图片后传回本部播出的。2007年3月4日，沈阳遭遇历史罕见雪灾。3月12日晚22∶40播出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节目，用视频回顾了这次历史罕见雪灾。令电视观众新奇的是，该节目大多数素材来自某视频分享网站。此次沈阳雪灾，做第一手视频报道的不是电视台记者，而是沈阳的居民。因交通停滞，专业的电视台记者无法取得第一手素材，当地的居民利用手中的手机、DV等摄影设备，通过拍摄暴雪现场视频，上传到网站，以几乎直播的方式“报道”了沈阳雪灾现场。《社会记录》栏目组对提供视频的网站表示感谢。在该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评述：“2007年的3月12日，应该成为网站用户以及所有网络视频作者们的纪念日，在这一天，他们以自己拍摄的记录影像，成为在主流媒体中绝对的主角。”凭借与新媒体共享信息，今天的电视新闻媒介能够更快速地作出反应，进行全新的传播决策。
（二）并行传播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为了应和使用者的个人化互动需求，电视新闻媒介对自身的传播模式要重新组织和调整。其中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主动建立相匹配的新媒体，和原有电视新闻媒体形成优势互补，它们相互打配合战，通过用户和新闻资源共享以及电视人与网民的新型互动来倍增优势。
首先，将电视新闻节目平移进网站或手机电视等新媒体，以IPTV等形式由网民随时点看，弥补了电视节目定时播出的缺陷。通过节目互动区的评论、留言、投票等，也能及时了解观众、网民的意见和需要。
其次，电视人进入网站BBS讨论区或在网上开设个人博客与观众进行人际互动。央视和凤凰卫视的名记者、名主持人在其所属电视台的网站上都建有自己的站内博客和论坛平台。
2008年，CCTV通过手机电视直播春节联欢晚会；2008年3月，央视手机网特色栏目《手机记者跑两会》积极参与“两会”报道；北京2008年奥运会期间，央视国际倾力打造“奥运网络电视”和“奥运手机电视”，利用最新的互联网、无线及移动技术，在互联网和手机等多媒体终端，为用户提供数十路奥运赛事直播和精彩赛事轮播节目，提供赛事集锦、赛事新闻、冠军访谈等数十档点播节目。用户可选择在线直播、轮播、自主点播等偏好方式，无一遗漏地观看北京奥运全部28个大项3800小时赛程，并能和朋友分享参与奥运的激情与梦想。
（三）技术融合
电视新闻媒介借助新媒介技术对自身改造升级，可以不断提升节目的创新潜力和传播效力。
早在1988年，美国广播公司就为当年的大选专门开发了信息系统软件MAGNA，这一软件系统创建了一个超文本的数据库，内有所有的总统候选人信息，例如选举记录、演说和对重要问题的立场，等等。MAGNA取代了先前的老卡式文件系统，使彼德·詹宁斯（ABC《今日世界新闻》头号主持人）只需轻点笔记本电脑上的电子搜索，即可在一个几乎毫无遗漏的数据库里调出有关选举辩论或其他新闻事件的信息。而在过去，人们要立刻核实候选人的陈述或声明是不可能的。MAGNA的出现最终导致ABC设立一个被称为“交互式ABC”的新部门，该部门创造出基于MAGNA系统的超文本框架，并将之与ABC新闻的视频资料相链接。在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中，杨锦麟电脑中预先存储了节目中所涉报纸扫描后的电子版，再通过安装一个专门的软件实现个性化操作，让他在屏幕上可以圈圈点点。事实上，杨锦麟圈点的报纸已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报纸，而是一种数字改造过的平面影像。
此外，影像经过数字化处理能转换为计算机数据库里的数据，由相应软件运算、操控，可以建立完全虚拟的影像现实。这种虚拟的影像现实，完全颠覆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的“再现”传统。当代新闻节目中，这种计算机合成影像在虚拟演播室、节目包装、特效转场的无缝接合中都已习见。
新媒体技术在电视新闻中的融合使节目越来越表现出基于计算机、非线性（超文本等）、多媒体（文本、数据、视频和音频的综合等）和用户控制（包括产品的形式、功能和时间）的特性，越来越多的产品通过在线、远程通信和卫星技术实现区域内实时共享。这些都优化着各部门的工作流程，从而改善工作效率、提高反应速度、消灭信息壁垒。
怀特·米尔斯认为，在大众社会里：表达意见的人要比倾听意见的人少得多，因为公众共同体变为从大众媒介接受印象的个体的抽象集合；流行的传播的组织形式使个体立刻回击或使其奏效很难、也不可能；意见的付诸实施与掌握这类行动渠道被官方控制；大众没有任何权威，相反，权威机构渗入到大众中去，并尽量减少任何可能因讨论过程而形成的自治。
公众与大众最容易的区分在于主要的传播方式。在大众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方式是正式媒介，公众仅仅是媒介市场：所有这些都暴露在特定的大众媒介的内容上。大众在关键时刻变成受到操纵的群氓，在群氓经历了乌合之众的狂欢之后，又再度分散为原子化生存的个人和恭顺的大众。
由于新媒体的勃兴，公众获得了开放互动的话语平台，以往传统大众传媒规制的传播时空被打破。尤其在虚拟交往中，交谈的双方无须考虑年龄、学历、知识、社会地位、财富、外貌、健康状况等，也无从知道各自的真实社会身份，从而可以真正平等地进行任何问题的探讨。
这使得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介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遭遇挑战。由此，我们生存的时代可能正经历一场从大众社会向公众社会的转化，而这一转化不是由新媒体单方主导的，而是在新旧媒体的互动、融合中共同推进的。如前所述，数字化的共同路基让二者的对接成为可行。
物种多样是生态系统健全、完善的重要特征，新闻媒介的行业生态系统也是如此，因为不同的媒介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生态条件不同，所生产的信息产品属性也各异。基于现时技术革新的内在驱动，新媒体的生命力格外旺盛。在这种情况下，电视新闻媒介从技术统合、信息多元、资源多维几方面进行调整定位，和新媒体分工互助，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交换和共享，形成优化组合、合理配置，从而与新媒体形成互惠互利的新型“竞合关系”。
网络等新媒体任意发布、匿名发布的特点和那些狂放、无节制的感性行为使其传播的信息鱼龙混杂，的确经常为人诟病，但其技术上先天的开放、公开和自由潜质，保证了它对社会推动的积极意义大于这些负面意义——就像追求自由、游戏人间、有正义感和平民意识的混世浪子，多情好色，但也不是坏人。比较当下的网络新闻和电视新闻，从某种意义上让人想到美国西部片里的警长和牛仔。前者是公理的化身，但也可能有疏漏；后者放荡不羁，但不乏正义。如果二者结友，一个自上而下维持正义，另一个自下而上协助治安，互通有无、互补遗缺，那么无论将来谁的风头更劲，整个媒介生态系统都会和谐太平。
